詹姆逊文化阐释理论的哲学基础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21.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10)05-0055-05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作为当代久负盛名的批评理论家，其理论构成以丰富驳杂而著称，他以自己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但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不同流派的言说，而且也吸收了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论域。随着其学术视野的日益扩展，批评理论的所指也从文学而文化，包容了现代社会文化产品的几乎所有类别。其理论资源的复杂性、批评术语的多样化、关注对象的广泛性、语言风格的不透明性，都给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带来了困难。
这些所谓“困难”的形成是和詹姆逊所依凭的理论话语的复杂性以及多样性密切相关的，其中德国和法国学术传统对他的影响最为突出。尽管詹姆逊本人称，自己与德法学术传统的不期而遇“纯属个人背景上的偶然因素”，这其中的确由于詹姆逊本人对于理论的偏爱，因而对德法传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但是，在对詹姆逊的学术道路进行仔细的观照和体认之后，不能不说他对于德法传统的偏爱，并非纯粹出于偶然的个人因素，而是存在着客观因素，即美国社会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风尚。换言之，用“融合德法传统”，甚至用“结构的历史主义”来理解詹姆逊文化阐释理论的辩证融合，都不能忽视孕育这种融合的历史土壤，那就是美国文化批评所针对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正是在这个历史境遇的催化下，德法传统的辩证融合才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新形势下的发展。
从这个总体的知识结构出发，本文试图析分出作为詹姆逊文化阐释理论基础的主导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辩证法。众所周知，詹姆逊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对马克思传统的经典阐释，认为并不存在某种写在理论教科书上的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本人曾明确地表示对任何永恒的、无时间性的东西毫无兴趣。因此，本文标题使用“哲学基础”这样的语汇就是对詹姆逊理论勘测的某种不可避免的合法“误读”，意在寻求詹姆逊历史—阐释实践中某种稳定的理论旨趣，人为地将这种一以贯之的旨趣与作为历史方法的复数“理论”形态区别开来。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萨特的历史和阶级解放理论是詹姆逊走向德法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詹姆逊踏上学术之路的时候，正值20世纪50年代早期，其时麦卡锡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消散，但是政治气候已经有所松动，美国知识界的激进人士急欲寻找一种新的思想武器和批判维度来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局面，他们将寻找的目光转向了西欧。在这种转向当中，詹姆逊首先与萨特不期而遇，正是通过对萨特的学习研究，他接触、了解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詹姆逊后来所描述的那样：
具体到我本人而言，我实际上是经由萨特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不过，这并不是出于反对萨特的目的，甚至也不是通过他日后那一类诸如《辩证理性批判》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而恰恰是通过战后时期的那些“经典的”存在主义作品……对于其他的欧洲人，……以及像我这样的美国人而言，萨特代表着政治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我们当时为数不多，但却合格的一个榜样。(Kellner，Douglas 1989：8)
除了政治气候的因素之外，詹姆逊之所以选择萨特，就是为了在学术界破除保守的“新批评”的理论范式，以对抗保守主义的霸权，而选择萨特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现象学的方法。詹姆逊批评“新批评”将文本当作一个封闭的有机体的褊狭，指出了阐释学仅仅止步于主体和意识投射的缺憾。由此可见，詹姆逊之所以选择萨特是出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原因。在萨特身上詹姆逊的政治诉求和理论冲动此二者都得到了阶段性的满足。而对萨特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将詹姆逊引向了德法学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所谓“德法传统”中的“德国传统”一般被广泛地理解为包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在内的各种大陆哲学传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詹姆逊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而批判理论的内核正是辩证思想与历史主义。同时，在对“德国传统”的理解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困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应该属于“德国传统”，但另一方面，詹姆逊在其理论构建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原则以某种历史的优先性。在奠定詹姆逊学术地位的扛鼎之作《政治无意识》序言中，詹姆逊开宗明义地讲道：“永远历史化！这口号——一个绝对的口号，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一切辩证思想‘超历史’的圭臬——将理所当然地是《政治无意识》的题旨所在”(Jameson 2002：Preface)。从詹姆逊对于“历史”的不懈强调可见，对他而言，“历史”是一切阐释的起点和前提，也是其终极视域。正是在这种被现代性历史结构所操纵的双重结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作为辩证法历史化的一个中介环节，也被更为广阔的历史结构辩证地扬弃了。
这一历史过程集中表现在詹姆逊对于文学批评活动中历史维度的强调，以及和德国的历史主义，特别是卢卡奇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紧密联系上。
所谓“历史主义”最早指研究历史的一种哲学方法，西方历史主义以维柯、卢梭、赫尔德、黑格尔、斯宾格勒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历史主义传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传统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自18世纪以降，“历史主义”思潮逐渐转化为事关现代主体存在论意义的文化范畴，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性“终极语汇”。尽管这一传统并非一个严整统一的体系，但是历史主义者都坚持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具体而言，历史面向主体的开放性和未来乌托邦指向是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悠久而丰富，黑格尔是唯心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而马克思则在扬弃黑格尔唯心历史主义的基础上，以“生产方式”的主符码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并最终超越了黑格尔，将德国历史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表。詹姆逊曾对此评论道：马克思的历史观念“要获得这种非神秘化工作的真正的、最富创造性的成果，我们就必须把它同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须把非神秘化同某种乌托邦的因素或乌托邦的冲动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驱动力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非它在进行非神秘化的同时暗中有一套半宗教的宗旨”(Jameson 2004：150)。
但是历史主义的命运在20世纪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在知识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罗素、卡尔·波普尔等代表人物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主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对历史主义的否定，就是否认存在着总体性的历史，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导言中这样写道：“我听说的‘历史主义’意味着一种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假定历史的预言是其基本目标，而且它假定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过程中的‘节奏’或‘模式’、‘规律’或‘趋势’来达到”(波普尔1985：4)。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的两个前提就是“总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并通过对这两个前提的否定彻底否定了历史主义，继而强调“我们不能预见人类历史未来的进程”(波普尔1985：4)。在文学领域，这种反历史主义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当中。
面对历史意识带来的个体与社会对抗的困境，阿多诺曾对种种惧怕历史、回避矛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称：“今天矛盾的分量比在黑格尔时代更重”，所以“把矛盾归于不可救药的思辨固执就是推脱责任”(阿多诺1993：50)。应该说，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总体性的历史视野拯救了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合理部分，在与主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传统也借助黑格尔思想的复兴，将久已名誉扫地的“群体的辩证法”①再次提上理论的议事日程。
1923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发表标志着黑格尔辩证思想在现代理论界的复活。詹姆逊也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源头与这一事件并置考量。他认为卢卡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解读是对“苏联传统”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动，在马克思美学理论与文化批评发展史上标志着辩证思维在现代的一次真正复兴，他同时克服了“新批评”和“庸俗马克思主义”两大现代批评传统的局限，为文学批评中形式与内容的证证统一提供了某种典范。
当然卢卡奇式的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化阐释范型的现代转换意义是重大的，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不受其沾溉。但詹姆逊对辩证历史视角的关注和运用绝不局限于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詹姆逊而言，理论的重点不在于结构还是解构，是总体性还是特殊性，而在于它必须是来自现实世界的，而非唯心主义的理念运转的完美形式。他要复兴的不是书本上的传统，而是历史中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詹姆逊不是一个单称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在诸种理论界限间不断转换的复数的理论家。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表达的是19世纪完整主体对于世界的筹划，绝对精神的辩证历程借助于历史得到呈现，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正是这个主体内在认知和真理可能性的对象化形式。而辩证精神在詹姆逊的笔下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观的完整图像，尽管它保持了乌托邦的内在精髓，却用碎片和矛盾策略打破了系统哲学的网罗，解构了黑格尔主体的神话。
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对注重反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否定，并开始了他在诗学领域“回归历史”的努力。由此可见，詹姆逊对于德国历史主义的吸收和借鉴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而詹姆逊“回归历史”的努力，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具有反历史主义倾向的形式主义诗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前所述，詹姆逊对形式主义诗学的否定始终坚持辩证的立场。他说：“姑且不论它们(俄国形式主义——笔者注)这一系统运思的最终价值如何，文学批评只能以它们的起点为起点，这即便是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最具逻辑性的批评，也不能否认这种基础方法的正确性”(Jameson 1972：43)。为此，詹姆逊在评价哈贝马斯和福柯所代表的“德法之争”时特别强调：“现在普遍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倡导回到历史的努力。然而返回历史并不是回到旧的历史去，而是要求创造某种新的形式的历史，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方面要求创造一种新的历史”(Jameson 2003：304)。
那么詹姆逊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创造“新的历史”呢？他将目光转向了德国学术传统。“德国理论的贡献是(为)研究文学与文化提出了某种新的历史方法。他们的理论显然是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为基础的”(Jameson 2003：205)。但是詹姆逊并未将自己的目光仅仅局限于黑格尔哲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他所理解的德国历史主义融合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布莱希特的文化理论、卢卡奇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以及以阿多诺和本雅明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评价的那样：“詹姆逊从卢卡奇那里吸取了对分期化和叙事的执迷，从布洛赫那里学会了敬重隐藏在黑暗的客观世界中的希望和梦想，从萨特那里学会了对直接经验极其流畅的表达，从列斐佛尔那里发生了对城市空间的兴趣，从马尔库塞那里学会了对高科技消费的追踪探讨，从阿尔都塞那里吸取了把意识形态作为必要的社会想象的肯定观念，从阿多诺那里则产生了把客体作为‘隐喻构造’的总体加以再现的雄心”(Perry Anderson 1998：71)。
总体而言，借助德国历史主义的思想资源，通过对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综合和重写，詹姆逊构筑自己“新的历史主义”——结构的历史主义。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中，詹姆逊列举并分析了解决历史主义悖论的四种范式，“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对于历史主义悖论的‘解决’传统上有四种观点，而且他们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联合体’(combinatoire)或者结构置换模式的样态。我称其为文物主义(antiqurianism)、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existential historicism)、结构类型学(structural typology)和尼采式的反历史主义(Nietzschean antihistoricism)，其中两种观点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是拒绝或者否认了问题本身”(Jameson 1988：152)。
在詹姆逊看来，文物主义的历史观以“过去”取代“现在”，尼采式的反历史主义用“现在”否定“过去”。这两种范式当中并没有包含詹姆逊构建自己的历史观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因此他将审视的重点集中于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和结构类型学之上。
在詹姆逊看来，存在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主观的个体审美体验，虽然丰富，但却失去了对总体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的把握。结构类型学的历史观与存在主义的历史观恰恰相反，它并不在意对于历史的主观体验，而是着力探求嵌于文本当中的深层结构或曰范式。但是这一范式缺乏的是能够反思自身历史阶段的辩证的自我意识(肖恩·霍默2004：50-51)。
既然这四种范式都不能解决历史主义的悖论，詹姆逊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它能够很好地调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消弭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对立。
读者或许已经约略得知，马克思主义对于本文所勾勒的历史主义困境的“解决方案”在于它走出了我们所考察过的那个难以走出的怪圈，在于它设定了一个兼具同一性和根本差异性的模式，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结构的历史主义，在此框架之内，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历史所作的充满活力……你也不妨可以说是力比多的——投入就来源于或者定位在这么一个体现为历史和文化形式的逻辑概念当中了，而这一概念远比结构类型学所提出的更如人意。②
这一概念就是马克思用来取代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生产方式”，现在则成为詹姆逊所构筑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符码了。正是利用这一主符码，他开始构筑詹姆逊式的结构的历史主义。最终，通过“结构的历史主义”詹姆逊将历史主义与辩证思维结合为一体，为其独具特色的辩证批评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詹姆逊在名为《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的访谈中谈及阐释理论中辩证方法运用时，他本人强调更愿意以一种乌托邦的方式把辩证法视为一种未来的思想模式，而不是一种现成品。他将辩证批评不仅落实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视野为终极视域对不同哲学传统、不同批评方法以及不同批评对象之间(理论与阐释、精英与大众、辩证综合与解构分析)的不平衡性进行了辩证的处理。就其理论抱负而言，任何非此即彼的选择都要被创造性地转换为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组成部分，(而其自身的理论成长过程亦从属于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这正是他批评理论的魅力所在。“在我谈理论问题的时候，也从不愿脱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Jameson 2004：138)。但同时詹姆逊又非常迷恋对那种长时段的基础结构性变化融会贯通式的统握。在这一点上，詹姆逊对“现在”的理解颇具深度，他认为并不能把此时此刻的当下作为考察问题的现实处境，而要将其历史地置入更长的时段中加以考虑。在这种从容的理论气度之后，詹姆逊面对后现代的挤压又充满了一种未完成的危机感，他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人们以往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进行的理论思考本身必须予以重新考虑。而这亦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工作。许多思辨性的问题还远未解决，现在还不是沉溺于‘阅读本文’的时候。理论仍在途中，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工作”(Jameson 2004：13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詹姆逊在理论身份上仍然是一个单一的现代主义者。
总之，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及其辩证法传统的吸收和领会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历史主义及其辩证法传统在詹姆逊的理论实践中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传统的新局面。詹姆逊本人并不着意强调法国传统(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批评方法的位置，而更为看重法国思潮中所蕴含的历史性形式：“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Jameson 2004：127)。法国传统并非意味着与辩证批判传统相对立的诸种“理论”，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工具之间构成了某种体用关系。对德法传统的综合并非某种折衷主义立场的借用，而应该理解为现代历史语境中对资本主义文化症状的积极回应。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为了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即使是在对待马克思传统的态度上，詹姆逊也曾反复强调：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思考所要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因此，与詹姆逊批评理论构成传承和对接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形式，而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问题性，亦即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及其批判问题成为现代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深层前提。“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种符码体系，但我觉得它更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领域”(Jameson 2004：144)。
其次，这种辩证思维的理论自觉已内化为詹姆逊著作的核心意图，在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的统摄下，充分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知识生产领域的历史性与复杂性。在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到《政治无意识》有关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构建中，总隐含着一种黑格尔式的总体性构架。无论是对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解放理论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巴尔扎克现实主义之后文学形态演进的细致剖析都充满了现代性的历史感。但这种历史诗学并不着意重建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传统的同一性系谱，而是更加注重变动和偶然中蕴含的震惊效果和辩证力量。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认识相一致，詹姆逊对辩证法的理解也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在詹姆逊看来，辩证法首先不是一种方法或哲学体系，而是批判理论战场上诸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停的战斗。对詹姆逊而言“真理从来不能以静态的体系存在，而总是更为一般的非神秘化过程的必然部分”(Jameson 1971-1986：119)。“所有对文学作品的明显的形式论述都在自身之内包含有一个隐蔽的、批评家本人常常意识不到的历史维度，因此我们应当能够把这些有关形式和美学特征的论述转换成真正的历史论述，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么做的真正优点”(Jameson 1971-1986：120)。
第三，统观詹姆逊迄今为止的整个批评理论实践历程，从他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系统阐释和重建，到晚近对后现代文化阐释批判的身体力行，辩证思想贯穿了他批评实践的整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内蕴于阐释批评理论中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互动关系成为詹姆逊理论活力的真正源泉，也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历史性的组成部分。“詹姆逊在理论上所下的赌注是想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版本，此版本既能打开新的理论风气的多样性，同时又能够维护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优先性。……詹姆逊一方面维护了他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批判了后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同时提供了一种使马克思主义解释重新焕发活力的方法”(肖恩·霍默2004：48)。至此，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多样性与全球化总体性理论态势达成了辩证统一。
注释：
①萨特认为在历史主义受到毁灭性批判之后有必要对辩证法的生存论意义做进一步的区分，他认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辩证法：个体实践的辩证法和作为实践的群体的辩证法”。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属于群体的辩证法，没有孤立纯粹的“人”，只有与社会历史处于互文关系之中的社会人。见《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李瑜青主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78页。
②F.Jameson.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Volume 2:The Syntax of 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172.此段引文中的黑体字对应原文中的大写，斜体字则与原文中的斜体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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