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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依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条件，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工人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民而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易于蜕化变质的问题，开创了着重从思想上开展党的建设的新道路，成功地建设了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和战斗力的工人阶级政党。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三大主题，其中思想建设居于首要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特殊的革命道路给中国共产党如何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具有坚定信仰和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新课题。
首先，在环境上，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并将长期在此种环境中开展工作，这种特定环境所积淀的平均主义思想、革命的非彻底性思想等各种小农意识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消极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
其次，在党的成分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造就了中国阶级构成的独特性，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工人阶级只有200多万人，这种阶级结构导致党内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无产阶级成分较少。
最后，在党的思想状况上，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左”倾错误思想及其表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也颇有市场，对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思想指导地位产生了严重的挑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并由此而给党的建设带来的问题严重性和复杂性，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①。为此，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而不被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党的建设中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的问题”②，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及党内的思想教育和斗争，“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③。为此，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通过艰巨的理论探索和党建实践，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具特色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这种以思想建设为主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确立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用何种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问题。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制约着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贯彻执行。为此，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④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⑤。在《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将实事求是“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⑥。陈云也强调指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课本”⑦。
其次，坚持不懈地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认为，在农村环境中，“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的很”⑧，党内存在着“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和“一部分党员富有斗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动的暴力”等错误现象，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⑨因此，“在党内，必须加紧教育”⑩，以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使党员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以此确立革命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强调，党的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11)，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再次，积极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风关系到党能否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获得深厚政治资源的重要基础。党风不正本质上是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错误现象，毛泽东认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12)，按照思想意识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思想整风的方法加以解决。1942年春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3)，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最后，高度重视组织、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共同构筑党的建设的整体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三大主题，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体系。正确的组织建设能够为思想、作风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有效的作风建设能够为思想、组织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条件。为增强思想建设的效用，提升党的建设的系统性，毛泽东指出，在组织上，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14)。在作风上，必须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15)，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此整体推进，提升思想建设的效果和党的建设的系统性。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续坚持思想建设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对党员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和加强调查研究及艰苦奋斗的教育，巩固和发展党的思想建设成果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所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在党的内部，随着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6)，我们党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易于蜕化变质，丧失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指出，虽然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在新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的包围着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很不够，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我们党的思想作风是不可调和的，因而这些东西就不会不在我们党内起一种腐蚀、瓦解和分裂的作用”(17)。在外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我国进行多次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失败后，采取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力图通过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指导地位，瓦解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实现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目的。因此，必须继续高度注重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才能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加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新的执政环境、党的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变化易于使党产生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为此，毛泽东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把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18)，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通过广泛深入的党内思想教育，在内心深处“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19)，“密切联系群众”(20)，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使我们党永远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第二，深化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教育，永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认为，随着恶劣的战争环境的消失和和平建设环境的到来，许多胜利者就骄傲起来，享乐情绪开始滋生并不断蔓延，党内“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就出来了”(21)，这种思想必将对党的先锋队性质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党的腐败，丧失党的战斗力。因此，必须继续“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教育，(22)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环境下，保持革命热情和意志，防止蜕化变质，不断彰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第三，强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教育。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的转换，使党的领导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必须加强对新事物、新问题的认识，才能担当起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任。为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加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教育，克服“由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的错误倾向。(23)在深入调查研究之中，“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24)，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提升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
第四，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教育，保持无产阶级政党不变颜色。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并企图在新的条件下运用“和平演变”的方式促使中国共产党变质。针对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提出的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的言论，(25)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在党内加强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教育，“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26)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防止党和国家“走向反面”，(27)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不蜕化变质。
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下，没有被各种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所淹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依然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28)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抵御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扰，提高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对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认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前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需要，开辟了着重从制度上推进党的建设的新途径，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建设为一支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党的建设受到极大削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党的建设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对“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在改革开放中对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在继续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着重从制度上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这种以制度建设为主题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重新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有坚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工人阶级政党实施正确领导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此，邓小平认为，将毛泽东著作教条化的“两个凡是”的存在，必将严重地制约着对党的建设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难以找出一条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新路。所以，他在1977年7月21日致信中央指出，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9)。在1978年6月他又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30)。经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工人阶级政党正确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制度建设
科学、健全的制度体系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的根本保证，只有建立健全党的各项规章和制度，才能使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反之，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必然出现偏差甚至走向歧路。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1)。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32)，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制度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党章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33)。同时，加强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使党和国家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4)。
(三)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党的组织路线的正确执行
民主集中制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组织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35)。陈云认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6)，而党风的好坏与民主集中制是否得到实行存在着密切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37)，才有了党风的好转。在上述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克服个人崇拜现象、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完善党内选举、决策和监督制度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规定，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促进党的建设健康发展
邓小平认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一些弊端，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38)。因此，只有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要解决党的领导干部“权力过分集中”，兼职过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可以集中精力管党”。(39)二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托和聘任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三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40)四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41)。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倡导下，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做出了科学的部署，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新路，那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又探索出了一条从着重制度上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新途径。这种着重从制度上进行党的建设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务实性。“制度党建”思想是为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弊端产生的，在深刻分析造成党内问题的症结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成效的解决措施。如通过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方法，逐步解决了党的干部领导终身制问题，增强了党的活力。
其二，发展性。着重从制度上建设工人阶级政党思想的发展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拓宽了党的建设领域，明确地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等是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将党的制度建设提到了首位。其次，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中的一些新命题，如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等观点。最后，深化了党建理论，如废除党的干部领导终身制，以“四化”作为在新形势下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等。
其三，战略性。“制度党建”思想虽然关注的是当时党内各种弊端的解决，但思考的重心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百年大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不断完善和健全党内制度，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为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开拓了一条着重从代表性和先进性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新路径，对21世纪党的建设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强劲推动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更加复杂多样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仅外延明显扩大，其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只有审时度势，及时地把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集聚到党内来，才能担当起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宏伟大业。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在新的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在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着重从功能上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新思想。这种以提升先进功能建设为主题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具有“三个代表”先进功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最根本的要素取决于党是否具有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先进功能。对此，江泽民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42)。“三个代表”重要理论实质上揭示了党在新的环境下，为应对新形势、新问题，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必须具备的先进功能。这种先进功能的实现，“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43)。中国共产党所要建设的党，就是一个具备“三个代表”先进功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而指出了在21世纪着重从先进功能上开展党的建设的命题。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科学、完善的措施作保证才能完成。所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紧紧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和充分发挥“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问题，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这样一个重要思想。
第二，在思想上，实现“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必须继续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44)。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大胆探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必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
第三，在组织上，实现“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必须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全党同志都要增强民主集中制的观念，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45)。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坚决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健全党委常委会的决策程序。
第四，在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上，实现“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是否先进，固然与该党的阶级成分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方面更为重要。(46)因此，在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级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47)，以此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激发党领导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劲动力。
第五，在作风上，实现“三个代表”的先进功能，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因此，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等八个坚持八个反对。(48)“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49)，以廉洁的党风取信于民。同时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使党的各级组织忠诚地为实现群众的利益服务，把党建设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
这种着重从先进功能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方式，在21世纪初期展示了鲜明的特色。
首先，理论体系性。一个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一般根据三个要素进行判断：其一，是否有一个理论内核；其二，在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是否有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三，为解决基本问题，是否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系统的思想观点。透析“三个代表”的党建思想可以发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构成了新的理论内核。围绕着这个内核，“先进功能党建思想”明确地提出了在21世纪初期，如何建设一个具有“三个代表”先进功能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基本问题。为解决该基本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从思想、组织、作风、阶级基础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共产党实际的党建理论观点。所以，“先进功能党建”思想具有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性。
其次，理论创新性。由过去从本体上定义共产党转为从功能上概述共产党。经典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指出，“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50)，党“应当只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51)，是“阶级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52)。这主要是从本体或结构上来定性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没有从“先锋队”、“代表者”等客观存在的实际本体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而是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方面来规范党的基本性质。由以往从本体静态的定性转为从功能动态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定性，显示出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品格。
再次，承前启后性。承前，是指“三个代表”的党建思想继承了经典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20世纪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建设经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党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目的的一致性。启后，是指“先进功能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它所阐述的在新时代必须实现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先进功能的思想，顺应了因客观实际变化而产生的党建新要求，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实践。
四
在中国人均GDP处于三千至五千美元的社会危机高发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考验和执政风险的形势下，党根据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特点，为更好地开发党的执政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科学党建的新命题，为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新时期，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世情、国情、党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和碰撞日益明显，这些新变化在给我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挑战。在国内，随着我国取得巨大经济绩效的同时，社会矛盾问题日渐显著。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53)。在党内，存在一些不适应新的时代和要求、与党的性质和宗旨不相符合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和诸多问题，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54)。“精神松懈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55)。“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56)“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57)。这种以提升科学化水平建设为主题的新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党的建设中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着力做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重要因素，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获取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必须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58)。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认真探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一般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深入研究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路径和体制保障，进一步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水平。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主要渠道和实现条件，加强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建构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59)，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二，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理论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党的建设成效，党建理论的科学化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前提，也是在新时期应对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考验的思想基础。为此，胡锦涛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建设”(60)，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61)。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升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的理性认识，在严峻的考验中，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二是“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62)，运用现代执政党建设的新理论、新思想，探索在一党执政和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63)。
第三，坚持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科学的方法是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工具，更是防止党的精神松懈、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危险的重要手段。必须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的变化和网络社会兴起等因素给新时期党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时改进传统的党建方法。在坚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建方式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执政党建设所创造出来的一切适合中国国情的文明成果，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一是深化党的组织工作改革，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党建工作新格局。深入探索党的基层组织结构，积极完善和推行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外出经商、务工人员集中点建立党组织的做法，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64)。二是建立健全预防与惩治腐败体系。强化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65)，以此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三是积极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手段改革和创新党建工作。针对网络社会兴起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新挑战，必须因势利导地将挑战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手段。办好党建网站，认真做好电子党务工作，“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66)。同时“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67)，争取在网络社会背景下，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积极应对四种危险，更具朝气和活力，具有坚强战斗力和先进性的工人阶级政党。
第四，坚持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的建设。制度化程度高低直接反应和体现着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也是党应对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重要屏障，必须以科学的制度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因为“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8)。“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69)，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行之有效的制度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将科学的制度与现代政治学的结构功能等理论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70)。首先，对党建实践中急需的制度，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抓紧制定，以满足客观实践需要。其次，对实践中证明非科学的制度，及时废止和创新制度内容，提高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在特定的制度环境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某些制度从个体角度审视可能是科学的，但如果缺乏单项制度有效运行的环境体系，将难以发挥应有的成效。因此，必须加强制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按照“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71)在推进实体性制度建设的同时，不断强化程序性制度的建构，在明确规定的应然基础上，积极确立违反规定的处置法则，压缩制度执行中的自由裁量空间。通过制度建设的科学化，增强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驾驭改革开放的能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及时化解精神松懈、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有效治国理政”的实现。(7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着重进行科学党建的新思路，是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在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契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与以往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比较，具有显著的特征。
首先，鲜明的主题性。科学党建所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规模不断扩大、面临严峻考验和执政风险的情况，如何保持和提升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问题。实践证明，党员规模的增长和扩大，不一定必然使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呈正向提升。因此科学党建的主题所要解决的是，使党的先进性随着党员的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强，战斗力随着党员规模的扩大呈正向倍数增加。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由初期的50余人发展到新时期8000多万人，并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的情况下，必须解决的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性。
其次，深远的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绩效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但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种矛盾，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科学党建的重要价值在于，如何在我国处于社会危机高发期这一特殊的时期，通过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党应对国内外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最后，有效的针对性。在社会、国家、政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科学的解决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对如何解决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合理解决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更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管理和建设的问题，更关联到党如何通过自身的建设，从社会中获取更为深厚的执政资源，提升党的执政形象，建立新时期党对社会领导的新模式，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获得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的重要问题。科学党建思想的深远意义在于，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党的理想信念、决策制度、廉政建设和基层组织等问题，使党更好地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73)。更好地保持和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更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刘少奇选集》，上册，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文献选读》，第1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页、第73页、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6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2)(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页、第9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2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15)(1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118～1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20)(21)(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38页、第137页、第136页、第1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3)(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110页、第1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5)(26)(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0页、第1143页、第11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9)(30)(31)(32)(33)(3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第114页、第333页、第333页、第147页、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6)(37)《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45页、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39)(40)(4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第321页、第331页、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2)《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
(4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4)(45)(46)(4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8页、第35页、第30页、第32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第6～7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3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1)《列宁全集》，第6卷，第45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4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4)(55)(5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页、第10页、第11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7)(58)(5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10页、第7页、第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0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2)(63)(64)(65)(66)(6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6页、第6页、第24页、第36页、第17页、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9)(7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1页、第17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7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2)(7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15页、第2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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