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发展的基础 五彩人生的底色——论孔子对古代作家主体人格形成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底色论文,人格论文,主体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孔子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治中国美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已多有涉及，如关于“美”与“善”、“文”与“质”、“言”与“文”以及“兴、观、群、怨”说等，都有不少论述。但这仅属于一些具体的、表层的东西，孔子之给予中国文学的更根本、更深刻的影响，在于他开创的思想理论及他的人格表现、人格精神对中国作家及其创作的导向作用。本文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的探讨，只就孔子对中国作家主体人格形成之影响，谈点鄙陋之见
一 孔子之思想和人格的基本特点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其人应当比孔子早，但其生平事迹已无可确考，而一般认为《道德经》的产生比孔子的时代要晚）。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种超政权超个人意志的、具有集约性质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即他所谓的“道”。他曾经高度概括自己一生的活动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以后引用《论语》只注明篇目）并且表明自己的态度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孔子所谓的“道”，可以说是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总概括。其内涵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在社会结构上它肯定和维护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如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当齐景公问政时，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其次，它不但维护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而且还主张各等级层次之间有一种互相信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即君对臣、父对子、官对民，不只是有统治和支配的权利，反过来说，他们还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它不只是主张有“臣道”“子道”为民之“道”，还主张有“君道”“父道”为官之“道”，它不只是反对“乱臣贼子”而且反对“无道”之君、之父、之官。再次，在以上基础之上，它还倡导一种在各等级层次之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普遍具有的道德精神，即“仁”或“忠恕”。孔子曾经说“吾道一以贯之。”对此曾子的理解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孔子还曾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而据一般的理解，仁，就是“爱人”，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他所谓的“道”在性质上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主张、伦理观念、道德学说，而是具有完整性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它不是为了那一个具体的政权或社会结构中的那一个具体的阶层设计的，而具有超政权、超时代、超个人意志的意义。它虽然从根本上维护宗法制度及这种制度中统治者的利益，却不但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统治政权和统治者都有所束缚，而且给任何一个维护这种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人提供了一种批判的武器，使他们可以据此批评、反对任何（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违背这种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人、事和行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门的思想家，孔子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格精神。孔子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表现是复杂的，具有多侧面性，但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
首先是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思想家是统治阶级中思想文化上的代表，与统治阶级中执掌政权的政治上的代表（帝王卿相等）相比，虽没有其地位和权势，没有其支配和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权力和权威，但是，他们的智慧水平、文化素养、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视野和深刻程度、从社会历史发展中抽象概括出普遍的社会原则和理想原则之能力，比起那些政治上的实践家却不知高出多少倍。对这一点清醒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就形成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自然地转化成自信、自豪、自尊、自重的人格精神。孔子作为第一个专门的思想家，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种人格精神的体现者，其所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天生德于予”（《述而》），就是这种自我价值判断和人格精神的突出表现。
其次是关心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本来，一般的思想家的使命就是为其阶级和时代编造“幻想和思想”，当然要积极地关心他所面对的现实，而孔子所面临的又恰恰是为历史寻求出路、为社会设计未来的重大课题，这样，对社会现实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热心参与，就成为他思想性格的突出特色。他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他周游列国以求推行自己原则与理想，其热心与执着以至于达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程度。
再次是以原则和理想作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编造“思想和幻想”作为“谋生的主要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2页），这话用到孔子身上并不合适，在他看来，“道”的价值远高于生命的价值，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所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成为他人生的信条。有人说，孔子的思想中心是“尊君”，这也不对。在孔子所设计的社会结构中，“君”是居于最高的地位，但是，在其思想的整体原则上，他却认为“道”不但高于“君”，而且高于“国”，他说过：“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道之不行，他宁愿“乘桴桴于海。”（《公冶长》）他还表示：“邦无道，谷，耻也。”（《宪问》）也就是说，所在的国家如果处于无道的状态，仍然为其官，食其禄，是可耻的。这种原则至上的精神，乃是一种极其崇高的品格。
再其次是追求超生命的永恒价值。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超生命的价值追求。春秋时期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说，明确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如何才能不朽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孔子强烈的对超生命的永恒价值的追求。他强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这表现了他希望把生命的价值转化为历史的价值，在历史的永恒中求得生命的永恒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最后，也是更根本的一点，是在他的人格中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悲剧二重性。一方面，作为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和理想原则的概括者、设计者、创造者，出于自我价值判断的自觉，形成了他的自信、自豪、自尊和执着的以身殉道的坚定意志。这是相当鲜明的独立人格精神，使他以不凋的松柏自比，使他敢于批评天下之“无道”，人君之“无道”。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他自己所设计的最理想的社会原则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组织模式，乃是君主至上的宗法等级制度，在这种社会结构模式中，他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了君主乃至卿相的统辖与支配之下。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把自己设计的超时代、超政权、超君主的“道”的实现，寄托在现实中某个哪怕并不理想的具体君主身上。这样，在现实中的社会地位上，就又造成了他的依附性，使其人格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呈现出相当浓厚的奴化色彩。我们看《乡党》对孔子在朝时种种表现的记载，不仅感到其迂腐，而且感到其可悲可悯。不仅如此，这种由历史的必然造成的、体现在孔子人格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还注定了孔子的一生始终处于坎坷不遇的状态并且在其不屈不挠的奋斗中始终伴随着失意、怅惘与愤懑。
二 古代作家主体人格承受孔子影响之具体表现
孔子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思想家群体，他们曾各自提出自己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人格精神和人格特点，它们作为思想文化上的源头之水，皆曾对后代作家人格的形成与塑造起过膏沐润泽的作用，但它们的影响力与孔子比起来，皆不可同日而语。综观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从战国时期至近代以前，可以说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流派，什么人生取向、创作倾向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曾濡染和浸润过孔子的薰陶与影响，只不过深浅的程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为了说明这种影响，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作家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人格特点和人格精神作一番考察。这些特点，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忧世精神和参与意识
所谓“忧世”，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心而产生的忧虑感，它以社会的治乱为中心，包括统治者的政治表现，人民群众的处境与状况，国家民族的安危与命运。中国古代的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着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因而，不但在乱世——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变革时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即使是在历史上处于相对稳定的文明盛世，也往往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出背后潜藏的危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意向。西汉前期是封建制度的第一个上升期，经济的发达、国势的强盛自不待言，但包括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在内的作家群，在感受到那种宏伟博大的时代精神的同时，无不关注着当时存在的即使当权的统治者也未清醒地认识到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从他们作品中正面的揭示、侧面的讽谏、客观的反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由初唐到盛唐，是封建制度的第二个上升期，自四杰、陈子昂，到王、孟、高、岑、李白、杜甫，也表现着同样的情形。
这种忧世精神，也存在于社会动乱时代、那些深受儒家以外其他思想观念影响的作家们的深层意识之中。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社会思潮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强烈的冲击而处于衰落状态，而作家们仍然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忧世精神。如建安作家正以哀世乱离而慷慨多气为突出特色，曹操是“尚刑名”的人物，而他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慨叹，“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抱负，远不是法家名家的意识所能包容。正始是玄风大畅的时期，阮籍和嵇康都以反名教著称，可是看阮籍之《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如说其大旨不出忧生与忧世两端，不能算错。嵇康在思想倾向上更注重自我，由“愤世”而转向“避世”的态度更为明显，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高唱“齐物养生，与道逍遥”（《四言诗》其十），向往“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境界，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写出了咏唱理想治世的诗篇：“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尔时可喜。”（《六言诗》其一、其二）写了暗刺时事的《管蔡论》，甚至还写了与时政直接相关的《太师箴》。显然，这些也不是道家的思想影响所能包容。东晋的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其生活与创作的主导倾向是厌恶世俗，逃避尘网，甘贫守贱，陶醉于宁静怡悦的田园生活，然而，《述酒》诗所透露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心，“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中反映的宽广胸怀，则显示了他思想中另一侧面的基底。
参与意识是忧世精神的深化和发展。参与意识表现在作家们的立志上。“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作家所追求的共同道路，而他们的热衷求仕，固然也是为了求得富贵利达，但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救世济民的抱负与愿望，是出于一种历史使命感。查中国作家的传记，不管他们后来所走的生活道路有何不同，其最初的志愿大体不出曹植的两句话：“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像贾谊、司马迁、杜甫、白居易、韩、柳、欧、苏、陆游、辛弃疾等自不必说，即以阮籍看，《晋书》本传上就记载他“本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陶渊明也是如此，他也曾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情（《杂诗》之五）并对自己的“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深感愧疚。其余，如著名的布衣诗人孟浩然、以“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自居的柳永，都曾热衷于仕进，只是由于遭遇的坎坷，才一个走向田园，一个混迹于青楼。
参与意识又表现在创作上。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散文作品。中国文学所以被一些人目为杂文学，就是因为散文作品一直占很大比重，而众所周知，这些作品多数被作家用来作为参与时政、干预现实的实用性工具。至于诗歌，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强调其“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作用，批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为？”就把它与现实的效用直接联系起来。《诗大序》进一步强化了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意义与作用。此后，以诗言志，以诗辅政济时，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导传统。后来虽然随着对诗歌抒情本质的认识，有了“言志”“缘情”的分野，但在作家的头脑中传统的观念仍很强固。这种观念体现在创作实践上，除大量的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外，有著名的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体现在人们的意识上，如词本来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轻灵细腻的抒情小品，起初并不被视为文学的正宗，只有到了苏轼、辛弃疾手里，放进了家国之思、救世之志，才被认为扩大了词境，确立了在文坛上的地位。直至清代，郑板桥是个很有个性的作家，还尖锐地提出：“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虽圣帝明王在上，无所可忧，而往古来今，何一不在胸次？”（《板桥自序》）并批评王维“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至于小说、戏剧，从作家的创作动机上看，同样是被作为参与现实、辅时济世的工具，冯梦龙的《三言》以“醒世”“喻世”“警世”自命，《儒林外史》直接抨击科举制度。《红楼梦》有所不同，作者以“无材可去补苍天”自贬，声言书中“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所写只是“身前身后事”，但自贬之中，不正包涵着有“补天”的愿望而不能的激愤，而倾尽血泪所写的“身前身后事”，不也有着以一个典型的环境暴露现实世态的意义吗？
（二）注重精神追求的人生价值取向
相对于宇宙自然、人类的历史发展，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有限存在。如何对待这有限的人生，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抉择，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人生遭遇的不同，便有了五花八门的处世态度，上升到理论上来说，这是每个哲学家、思想家都要严肃思考的人生价值取向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倾向：一是对人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摒弃一切现世的功名利禄，主张完全复归于自然，求得精神上的怡然自适，这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观点。一是主张在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并由此把个人的价值转化为历史的价值，注重现世的功业，更重视身后的名声，重视现实的物化的成就，更重视超现实超功利的精神上的不朽。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后代作家，由于所走生活道路不同，又承受多种思想渊源的影响，形成多种多样的人生价值观，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心理结构。但在这纷纭多状的价值观和复杂的心理结构中，后一种倾向所占比重极大。
一种情况是基本上以孔子所倡导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自己的取向。最突出的是司马迁，对待人生，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命题，强调“古者富贵而名灭者不可胜数，唯非常倜傥之人称焉。”认为“立名者，行之极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持之下，使他忍辱含愤，写作“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并且表示“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其次是陆游、辛弃疾，前者如其“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后者如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皆集中地表明了他们生平和创作的抱负。又如文天祥，他除了震撼千古，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外，还有大量表明同样为人态度的诗文，如“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指南后录》）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古代作家求取“功名”，大多是把利禄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但即使如此，精神的追求仍在其理想中占很大的比重。最有趣的是曹氏父子，他们是地道的权势者阶层，但曹操在《自明本志令》中讲到其早年的抱负时曾谓：“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表明他对精神追求的重视。曹丕则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乘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曹植虽然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然而，其所谓“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在注重精神追求上，与乃父乃兄则是一致的。这些，既不是法家的东西，也不是道家的东西。
另一种情况是，出于对官场黑暗、仕途险恶、人情虚伪、世态浇薄的反感、憎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往往把现实的功名利禄视之为“浮名”“虚利”，标榜道家的“纵躯委命”“安时适顺”，主张远离世俗，遁世隐居。但是，这类作家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道家的信徒，在他们那里，“不仕”“离俗”、蔑视“浮名虚利”，并没有导向对“名”“节”的彻底否定，反而成为“固穷守节”的道德情操，成为一种更高尚的精神追求。在这方面，陶渊明是个典型，他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之十一）可谓彻底勘破了社会和人生，可是当他在饥寒潦倒之中饱尝到人生的苦味时，用以支撑自己理想的仍是从儒家那里获得的信念，如在《饮酒》之二中所谓“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在《咏贫士七首》中以原宪、黔娄等为榜样，谓：“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一旦寿命尽，蔽覆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后世这一类作家的情况，多与陶渊明大同小异。
（三）自信，自豪，自尊
曹植在评论建安作家时，曾经形容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这是仅仅就他们对文学成就的自我估价而言。其实，不只是建安作家，不只是在文学方面，中国古代所有的作家，几乎无一不曾对自己治国安邦的才能怀有强烈的信心，无一不曾有过经时济世、建功立业的豪迈的抱负，无一不曾存在过人格上的自尊，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下，表现形式和表现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仅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而言，如：贾谊在其文章中纵论天下大势，指陈时弊，谋画方略，挺身自荐。司马迁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俨然以第二个孔子自居。阮籍虽以慎言著名，而其登广武山时的感喟：“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则透露出他不平凡的自信与自负。陶渊明傲骨凌霜，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李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以大鹏自譬，以奇才自居，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虽不如李白那么锋芒毕露，但也曾“窃比契与稷”，相信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亦有“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独耻事干谒”的傲骨。韩愈自视“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应科目与时人书》），其《进学解》中所谓“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闳其中而肆其外”“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皆是夫子自道。苏轼中年自我回顾时，亦曾有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辛弃疾“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表达的不只是自己的抱负，同时是自己的信心。至于小说、戏剧作家，如关汉卿所谓：“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碗豆”（《不伏老·南吕一枝花》），表现了何等的豪迈；有材料载，罗贯中乃是“有志图王者”，亦见其抱负不凡。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作家普遍地存在着能力的自信、才情的自豪、人格的自尊。这种人格特点，使他们对人生、对事业大多采取积极的态度，只是在遇到挫折以后，才走上非狂即狷的道路。
（四）人格的悲剧二重性所造成的愤懑与不平
读中国古代作家的作品，我们会感到，在这个林林总总、难以数计的庞大作家队伍中，尽管每个作家生活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际不同，所取生活态度不同，尽管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但除了少数的特例，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主体感情，却有一个共同的主旋律：人生不遇的感喟、叹惋、痛苦、悲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皆从文学创作的发生论上触及了这一问题。所谓“愤”“不平”皆由“穷”而生。穷，即欧阳修所说的：“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梅圣俞诗集序》）。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作家几乎都曾有过济世之志和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另一方面，不管所面对的具体时代、具体环境、具体对象是什么，在客观现实面前，他们一无例外的总是遭到碰壁的命运，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总是不得伸展，他们总是要受到压抑和摧折，这就是所谓的“不遇”。这种不遇，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新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有的九死不悔，继续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有的独善其身，固穷守节；有的知足保和，乐天知命；有的遁迹山水；有的退隐田园；有的消极颓唐“忍把浮名，换了低斟浅唱。”这样，立志——碰壁——转换生活态度，就成了中国古代作家的人生三部曲。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这三部曲为主轴生发出来的。但是，不管每个作家的三部曲的具体走法有何不同，“不遇”在他们思想和心理上留下的创伤是永远难以平复的。因此，在中国作家的作品所抒发的主体感情中普遍地回荡着一个共同旋律，体现出一个基本主调，这就是因不遇而产生的忧怨、叹惋、感伤、痛苦和悲愤。自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迁作《悲士不遇赋》，陶渊明又作《感士不遇赋》，皆以不遇为题。其实，不只以此为题的作品，从屈原的《离骚》、贾谊的《吊屈原文》、《鵩鸟赋》、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而下，大量文人的诗、词、曲、文，以至小说，皆可以说是“士不遇”的变奏。现在有人从事主题学的研究，从中国文学中归纳了许多主题，应该说，“士不遇”乃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基本的主题。
中国古代作家何以会“不遇”？他们本人有的归罪于奸佞小人，有的归罪于豪门权贵，有的归罪于君主的不明贤愚，有的归之于不可知的命运；现代的研究者大多归罪于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摧残与压抑。其实，从其主体人格的形成上看，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孔子所确立的人格模式，承继了孔子身上最早体现出来的人格二重性。正是二重人格间的尖锐冲突，就造成了他们和孔子同样的悲剧命运，同样的失意、伤感和悲愤。
三 孔子对中国作家人格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及意义
中国古代作家的人格像他们的作品一样是异彩纷呈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群体，他们又有着上述种种共同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当然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拿它们和孔子的人格表现和人格精神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重合性和前后相继的承传关系，这说明孔子对古代作家人格的形成起了多么深刻和巨大的影响。孔子何以会对古代作家人格的形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这是由孔子思想和人格固有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命运和地位所决定的。
首先，如前所述，孔子是从统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第一位思想家，而从他作为思想家的地位确立以后，就形成了相应的人格特点，这特点作为历史性的产物，对后代类似的人物也就必然地具有了奠基、范式、标志性的意义。事实证明，孔子以后出现的思想家们，虽然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人格表现上的个性特征，但在人格精神的基本点上，大体不出孔子为代表的范型，如建基于自我价值判断上的自信自尊，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因人生失意而产生的愤世、嫉世情绪等，可以说儒、墨、道、法、名各家皆然。而文学家，实际上是思想家阶层的一个别支，而且，由于他们的天性，对自我和现实的感受又特别敏锐，因而，他们人格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也不出孔子所奠定的基础，所划定的轨迹。在前面阐述古代作家的人格特征时，我们没有涉及到屈原，因为他产生在儒家独尊的地位确定之前，并且从传记材料中找不到他与儒家之间的承传关系。但是从屈原的作品看，他对“内美”与“修能”的自负，他“恐修名之不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志愿，他对乡国、人民的关切，对楚怀王执着的眷恋，他“吾独穷困乎此时”的嗟叹，“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忧其相接”的郁愤，无不与孔子基本的人格精神相契合。从这个角度说，他不但是承受了孔子人格精神的影响，而且是这种影响力的典型代表。
其次，孔子所倡导的“道”，由于它本身固有的特性，使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主导与支配的地位。这表现为：第一，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完整的社会原则与社会理想，而且这种原则和理想是在总结了前此所有的思想文化遗产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它就成了此后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的基础。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许多学派都曾以反儒的面目出现，但它们思想体系的某些侧面，明显的与孔子或原始的儒家有着渊源关系。除了众所公认的法家与儒家的沿传关系外，不是有的学者就曾认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源出于儒家的颜渊一派吗？第二，在战国以前的诸家诸派中，唯独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最适合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因而经历史的筛选，在西汉前期最终被确定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拿儒、道、法三家来说，孔子所倡导的“道”，不仅维护宗法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确立了各等级层次间互相制约的社会原则，而且还倡导一种处理社会群体关系时有普遍适应性的道德精神，因而最有利于封建制度的运转和封建社会秩序的协调。而道家，它所主张的无为而治，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有利于社会关系的调和，它偏重于保全个体的倾向，虽然受到身处乱世的士人阶层的欢迎，但只具有局部的适应性。至于法家，它所崇尚的强力之治，虽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必要手段，它所倡导的以“法、术、势”为核心的帝王统治术，虽然深受历代君主内心的喜爱，但由于它过于赤裸裸地偏向统治者的一边，很容易使社会关系失去平衡。所以它们与孔子的思想体系比较起来都具有其狭隘性。因此，以儒为主，外儒内法，王霸杂用，儒道互补，就成为几千年来封建时代社会思想的主要特色，自从汉武帝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以来，即使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最为衰落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统治者也没放弃对孔子和儒家的尊崇。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的氛围中，作家文人作为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代表人物，自然无不受到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培育和薰陶，这一点，我们查阅每一个有案可考的作家的传记资料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在这些作家人生观世界观的基底上濡染上儒家的特色，在他们的人格形成上打上孔子人格特点的烙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这里应分析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儒道两家对作家不同影响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对人生，儒家主张“入世”，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出世”（后起的佛教禅宗趋向上基本与之相同），似乎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但是，在许多作家身上二者往往同时并存或者是交互出现。早期的贾谊，后期的李白、苏轼就是突出的代表。这是“儒道互补”的表现之一。然而，儒道所以能够互补，互相对立的倾向所以能够统一，必定有它的基础。这个基础，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仍然在孔子那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道”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他的进退行藏，皆以道为准则。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赞扬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他之所谓“行”“见”“仕”，就是“入世”，“藏”“隐”“卷而怀之”，用孔子的话说，是一种“避世”态度。他对子路所说的“乘桴浮于海”，在《侍坐》章中对曾皙所表述的生活情调（“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赞赏，就是其“避世”态度的注脚。因此，孔子对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等“避世”者，并不是取完全的反对态度，而是相当的尊敬并愿意与之沟通。他还说过“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的话（《宪问》）。在评论伯夷、叔齐等七个著名的“逸民”（超脱世俗的人物）时，他把他们分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降志辱身”、“隐居放言”三种类型，表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也就是说他不像他们那样执着于某一种人格态度，而是既可进，亦可退。他的后学把这种态度归纳为一句著名的格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后代的作家，在儒家传统教育的薰陶下，本来皆有“济世”之志，但当他们看到名利场上角逐的黑暗与虚伪时，感到与最初的理想追求大相径庭，便有了一种只求“济世”不要功名的设想，如王维所谓“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李白所谓“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尉降张卿二首》之二）“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这是由“入世”转向“出世”的第一步。而当他们的志愿抱负遭到更严重挫折之后，便对“济世”失去了信心，进一步接受了道家的“出世”观念，如陶渊明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李白所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而或者归隐田园，或者遁迹山林，或者隐于市朝。但是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在其意识中，儒家的东西与道家的东西，并不像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区界得那么分明，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避世”与道家的“出世”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李白所谓“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圣贤共沦没，临歧胡咄嗟？”（《古风》之二十九）就将孔子与老子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儒家与道家之间，有一个桥梁，有一个结合点，即儒家的“独善其身”。正是由于存在这个结合点，不但使一些作家由儒入道显得极其自然，而且在他们自己和世人的眼目中，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消极堕落，反而被视为一种高风亮节。由此可见，在古代作家的人生价值取向上，儒道的互补，也是以孔子和儒家的影响为基底的。那种狂狷型人格的形成，同样与孔子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说，中国古代作家人格精神上一些共同的基本点是在孔子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不是认为中国所有作家的主体人格都是由孔子所炮制的单一模式，并不否认作家人格上的丰富性、多样性，只是想指出孔子的影响是中国作家人格多元发展的基石，多姿多彩的底色。因为这些基本点本来就是多侧面的复杂组合，再加上每个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生活遭际不同，天生气质不同，接受的其他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就使他们的个性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特色，使中国古代文学，在题材、内容、风格、特色上，呈现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景象。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也会有其总括性的共同的特色，这些特色必然地受作家共同的人格精神的制约，而作家们共同的基本的人格精神又总是脱离不开这个民族悠久深远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培养和滋育。具体到我国的古代文学，它的一些基本特色，如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矛盾和统一，强烈的参与现实政治的倾向与努力挣脱现实政治束缚的矛盾和统一，伦理教化为中心与反伦理教化的矛盾与统一，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精神的矛盾与统一，张扬主体个性与泯没压抑主体个性的矛盾和统一等等，皆与上述种种作家的基本人格精神有关，而这些人格精神的形成，起到决定影响的就是儒家及其鼻祖孔子。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对孔子及其思想体系的影响给予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