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世代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研究&基于湖北、河南829名农民的调查_农民论文

不同代际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研究——基于鄂豫两省829户农户的调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耕地论文,两省论文,农民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耕地质量对于以不足世界10%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高投入、高产出和高资源环境代价的农业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地区耕地存在养分贫瘠化、盐渍化、侵蚀流失和土壤板结等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和品质质量退化问题，直接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2005年以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以及施用有机肥等耕地质量提升项目连续被写入中央1号文件。截至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6亿元以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补贴项目，项目覆盖面积近8000万亩，在提升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农户作为耕地质量保护最为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及其保护行为的响应程度直接决定耕地质量改善工程能否顺利进行，进而影响中国未来口粮能否得到保障。那么，影响因素有哪些？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农户主体特征不断变化，务农劳动力代际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从长远考虑，在担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影响时，还需要把握不同代际农民对耕地保护性利用的责任意识、认知以及具体行为差异。因为本文关心的不仅是未来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还关心如何用地的问题，即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问题。新生代农民是将来我国耕地的利用主体，虽然在受教育程度，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以及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都要优于老一代农民，但其吃苦耐劳精神可能不如前辈，也不容易安于现状(陈美球等，2012)。不同代际农民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收入风险预期、消费偏好以及资源禀赋均存在差异，因而在面临耕地质量退化时所采取的行为决策也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这种代际分化对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是否产生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可以为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否影响农业生产的争论提供新依据。

      现有研究耕地质量保护的文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领域通过田间试验方法研究耕地质量改良技术对作物生长性状、产量等方面的影响(周晓舟，2008；王林学等，2009)。二是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地权稳定性与农户对耕地长期投资(如使用有机肥、农家肥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许庆等，2005；钟甫宁等，2009；黄季焜等，2012)。三是农户耕地保护投入意愿，以及典型区域农户耕地质量改良特定技术采纳行为研究。上述研究给出了一些重要启示，依靠耕地质量提升以保障粮食增产具有巨大潜力，但如果缺少农户参与，耕地质量将无从改善。影响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分析其行为决策时有必要掌握他们之间的代际差异。现有文献往往将务农群体整体化研究，较少考虑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可能存在的代际差异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代际差异视角，分析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与行为，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差异性。

      二、数据来源与概念界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分别于2013年对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仙桃、公安、松滋与石首4县市以及2014年对湖北省宜城、南漳与襄州3个区县以及河南省南召、虞城与夏邑3个县市农户抽样调查以及后期对部分信息的补充调查。问卷主要涵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情况、经营状况、作物种植情况以及耕地利用状况等内容。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经济状况、距离县城远近在每个县市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个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调查8～10户农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与访谈，两期调研样本量分别为370户与480户，共计850户农户，剔除信息不足及问题答案前后不一致问卷后，本文采用的样本为829户，其中湖北省647户，河南省182户。

      (二)概念界定

      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但户主对家庭内部的生产决策一般起决定作用，而且他们往往也是家庭内部年龄最高者，其认知水平与行为决策能够代表农户单元的整体水平，因而，本文以户主年龄为依据来划分不同农民代际。借鉴段成荣等(2011)划分农民工的方法，将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的界定为新生代农民；进一步，将户主为1980年之前出生的再细分为：1965-1979年出生的为中生代农民和1965年之前出生的为老一代农民。受访者中，户主比例为89.5%，另有10.5%的受访者主要是户主的配偶，因而本文以户主年龄来划分不同代际，具有实际意义。样本中，新生代、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分别占22.80%、37.39%以及39.81%。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土地经营规模均高于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

      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是指有利于耕地质量保持或提高的生产行为，例如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施用农家肥、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改善耕地贫瘠的措施，以及整修水渠、土地平整与深耕等提高土壤保水、保土和保肥能力的措施。其中，相较于维持基本生产的耕作管理，种植绿肥、施用农家肥、整修水渠等措施需要农民额外投工投劳，可视作劳动耗费型措施。相对而言，秸秆还田在样本地区基本是通过大型农机在收割同时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进行，农户只需要购买相应服务即可，因此属于劳动节约型措施。类似地，购买使用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土地平整以及深松耕地等都属于劳动节约型措施。

      三、不同代际样本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认知及行为分析

      影响耕地质量保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为耕地使用主体，农民行为决策是关键，而意识、认知等主观因素又是影响其参与行为的重要前提。为此，首先设计了部分问题以了解样本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意识与认知，其参与意愿，最后调查了采取的耕地质量保护具体措施。

      (一)农民耕地质量保护意识与认知的比较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制定目的不仅是为了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同时也为了提倡和鼓励农民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与改善，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由表1可知，样本中53.44%的农民并不了解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从代际差异看，新生代农民对相关条例的认知度最高，占该群体的57.32%，老一代农民中了解该条例的仅占37.84%。

      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责任意识是影响农民具体行为的关键性因素。由表1可知，受访者对耕地质量保护主要责任人的认识十分模糊，认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是耕地保护最主要责任人的占样本总体的59.45%，仅有32.88%的农民认为自己才是主要责任人。从代际差异来看，认为自己是主要责任人的农民分别占新生代、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的36.59%、34.06%与29.66%。访谈发现，这与不同代际农民对土地所有权归属认知程度存在差异有较大关系，更多的老一代农民认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理应归集体保护；对比而言，较多新生代、中生代农民潜意识里将土地视为已有，因此倾向于认为理应由自己保护耕地质量。

      

      样本地区主要为平原地形，还有少部分丘陵地带，长期过量施肥是这类地区耕地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此，本文调查了农户对过量施肥危害的认知。由表1可知，57.54%的农民表示了解过量施肥对耕地造成的影响，另外42.46%表示不了解，这说明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从代际差异来看，中生代农民对过量施肥的影响认知程度最高，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这与中生代农民兼具务农经验和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优势有关。

      (二)农民耕地质量退化感知与改良意愿比较

      在调查农民耕地质量改良意愿前，首先询问了受访者“您感觉近5年耕地质量是否下降了？”，由表2可知，只有32.33%的农民认为耕地质量存在退化现象，其余67.67%的农民表示并未察觉到耕地质量下降。新生代农民虽然务农时间短，但该群体中认为耕地质量存在退化问题的比例最大，占37.04%，中生代农民中占35.81%，老一代农民的比例最低，为26.38%。这一方面反映出长久的务农经历和惯性的土地投入使得老一代农民对耕地质量变化已经不再敏感，另一方面可能与粮食产量在近十年内未出现明显下降有关。

      

      当问及“是否愿意投入资金或劳动改良耕地质量”时，有45.72%的受访者则表示不愿意。这说明样本地区农民耕地质量保护积极性较为缺乏。从不同代际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中愿意对耕地质量改良进行投入的比例要高于中生代、老一代农民，分别占三类群体的59.32%、53.76%与51.89%。调查发现，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普遍表示老年最主要的生活依靠来自于种地，而非储蓄、子女赡养或养老保险等，而大多新生代农民则预期主要依靠自己的生产经营储蓄。因而，对于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而言，其经营土地更多是看重其社会保障功能，以满足口粮自给为目的，因而可能不再关注耕地生产力与可持续利用。当然，这也可能与他们的责任意识以及其它客观条件存在差异有关。

      对于不愿意投入劳动或资金改良耕地质量的农户，对其原因调查发现，认为投入回报低、家庭劳动力不足、担心投入后土地将来会被调整等因素。由表2可知，总样本中，51.64%的农户认为投入回报低是其不愿意改良土壤的主要原因。当务农机会成本上涨，农业资本投入回报率较低时，耕地质量改良投入的低预期收入自然会导致农民倾向于放弃耕地质量保护，这在新生代农民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持这一观点的新生代农民占68.17%，远高于中生代的53.29%和老一代的42.15%。

      由于大多数耕地质量改良措施需要投入额外劳动，例如施用农家肥、整修水渠等，但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已外出务工，因此有20.06%的农民认为家庭劳动力不足是其不愿意参与耕地质量改良的主要原因，这在老一代农民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持该观点的老一代农民占27.81%，远高于中生代与新生代农民的15.71%和11.95%。此外，样本总体中，还有18.34%的农民表示是因为担心土地被调整而不愿意投入。关于地权稳定性与农户耕地长期投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但本文调查显示部分农户不愿意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当笔者告知所有受访者过量偏施化肥对耕地的危害后，仍然仅有少部分农民愿意减少化肥施用量，占样本总体的31.42%，另外68.58%的农民则明确表示不愿意减少(见表2)。尽管如此，新生代农民虽然对化肥危害的认知水平并不如中生代农民，但他们愿意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比例则高于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本文也调查了农民不愿意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原因，理由主要都集中在认为“化肥投入省力方便，减少化肥投入会造成粮食减产”，约有90%的农民持该观点，且农民普遍对氮、磷、钾肥施用比例知识认知模糊。

      (三)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比较

      调查发现，样本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与其意愿存在不一致性，采取耕地保护措施的农民占比仅为45.96%，但不同代际农民行为差异与其意愿差异表现出一致性(见表3)，新生代农民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要高于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分别占比51.85%、47.10%与41.52%。样本地区农民采用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主要有秸秆还田、施用商品有机肥、整修水渠、土地平整、施用农家肥以及测土配方施肥。此外，不同代际农民均倾向于采取劳动节约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采取该类措施的样本农民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劳动耗费型措施。

      

      由表3可知，从样本总体角度来看，有41.01%的农民采取了秸秆还田措施。尽管农户秸秆还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地方管制，但农户依然具有多种选择进行秸秆处理，例如调查发现部分农户选择以出售、喂养牲畜与用作燃料等方式处理秸秆，还发现虽然各地政府都对秸秆处理有监管，但依然有350位农民表示存在焚烧秸秆，因而可将实施秸秆还田视作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主动行为。有33.66%的农民施用商品有机肥，还有28.11%的农民对水渠进行了整修。在湖北省的调研主要分布在水稻主产区，但调查发现渠系配套比例较高的农田，其水渠依然是20年前修建的，新修的较少，因而有20.90%的农民表示水稻种植基本望天收，39.70%的农民表示能灌溉但不能保证，只有39.40%的农民表示能保证灌溉，由此可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快推进。最后，调查还发现有21.35%的农民进行了土地平整，15.20%的农民施用了农家肥，以及5.55%的农民采取了测土配方施肥。

      从代际差异来看，不同代际农民仅在选择施用有机肥、整修水渠与施用农家肥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在秸秆还田、土地平整以及测土配方施肥方面则无明显差距。新生代农民中施用有机肥、整修水渠与施用农家肥的比例均高于中生代、老一代农民。

      四、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理论模型和变量选择

      依据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理论，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样本农户的实地调研分析，本文将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因素归纳为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农业经营变量、信息认知变量、以及地区变量五类，构建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f(户主特征、农户特征、农业经营特征、信息认知、地区变量)。各变量定义与预期作用方向见表4。鉴于不同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存在差异，本文依据劳动耗费情况将样本农民所采取的措施分为劳动节约型(

)与劳动耗费型两类(

)措施，以中生代为基准组，将是否为新生代或老一代农民两个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对农民是否采取两类措施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本文以不同代际农民保护耕地质量的行为决策为因变量，研究各因素如何影响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决策。由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决策即是否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是一个二分类选择变量，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具体形式为：

，其中，

为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发生比率的自然对数值，p表示农户行为决策发生的概率；

(i=1，2…，n)表示解释变量；

为常数项，

(i=1，2…，n)为待估系数。

      (三)不同代际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差异

      本文运用Stata12软件首先将样本总体按代际分为3组，对不同代际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Y)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考察不同代际农民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差异。表5报告了估计结果中的显著性因素，下面将对各因素进行分析。

      

      1.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重要因素。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受教育程度对农户保护耕地质量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代际农民影响程度不同。与老一代农民相比，新生代与中生代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这跟教育与务农经验在不同代际农民的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有关，老一代农民更多依靠自身务农经验，而新生代与中生代农民在决策时往往更多依靠他们所受的教育。

      2.劳动力缺乏与非农化降低了农民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表5显示，农户劳动力数量对不同代际农民的行为决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劳动力数量越多的农户越有可能参与耕地质量保护，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可能性最高。这说明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禀赋或者耕作质量保护措施的劳动耗费情况。估计结果显示，非农收入比重仅对新生代农民的耕地保护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农民务农机会成本越高，因而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越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更多，获得的非农报酬往往也更高，即他们的务农机会成本最高，因而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相应地最显著。

      3.农业经营特征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耕地规模对新生代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并在5%水平上显著。土地经营面积扩大后，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劳动与资金成本相应增长，进而对农民的行为决策形成制约，尤其对新生代农民而言，这种负向影响更为突出，这与新生代农民土地经营面积大于其他代际农民，以及新生代农民之间种植面积差异较大有关。田间拥有机耕路对不同代际农民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而言，田间若有机耕路，对老一代农民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可能性影响更大，主要因为老一代农民体力资本下降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农业机械，尤其一些土壤改良措施需要耗费大量体力，若无法适用机械以替代人力，他们就很难实施。此外，养殖状况对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从事养殖的农户采取耕地保护措施的概率要大于无养殖的农户，当然主要是提高了施用农家肥的概率，因为养殖户有足够的畜禽粪便可供其无偿使用。由于样本中主要是中生代农民从事养殖，因而养殖状况的正向影响仅在中生代农民中显著。

      4.信息认知是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重要前提。估计结果显示，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与化肥危害认知对不同代际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具有责任意识的农民更具有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主动性；了解化肥危害的农民往往已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因而他们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可能性更高。耕地质量保护推广对新生代农民的正向影响程度要高于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这与新生代农民受教育程度高，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强有关。

      (四)不同代际农民对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选择的技术型差异

      表6报告了两种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采纳行为对新生代和老一代两个虚拟变量回归结果中的显著性因素。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采取劳动节约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其他代际农民，变量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两个代际虚拟变量均对劳动耗费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采纳具有负向影响，但仅老一代农民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均倾向于采取劳动节约型措施。特别是老一代农民，他们采取劳动耗费型措施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代际农民。

      

      其他变量对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采纳的影响与表5中结果相似。值得一提的是，非农收入比重对劳动节约型措施的采纳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对劳动耗费型措施则具有负向影响并显著。该结果表明非农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户更有能力投资于劳动节约型措施，但同时也意味着家庭劳动力损失加大，导致采取劳动耗费型措施的可能显著下降。此外，耕地破碎度对劳动节约型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劳动耗费型措施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也就是说，耕地破碎度越高，农民采取劳动节约型措施的可能性越大，采取劳动耗费型措施的可能越小。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模型中已纳入代际虚拟变量，为避免共线性，此部分回归模型中未加入年龄变量。同样，信息认知特征的代际差异较为明显，可能会受到代际分化影响，因此法律认知、责任意识、化肥危害认知以及耕地质量退化感知四个信息认知变量也未加入该部分回归模型。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豫鄂两省829位不同代际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认知、意愿与具体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薄弱，认知程度较低且存在代际差异，对耕地质量保护普遍缺乏积极性，采取了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较低，且与他们的意愿存在不一致性。但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在认知、积极性以及实际行为方面均优于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在诸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比例、耕地经营规模以及耕地质量保护推广对新生代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相对而言最显著，养殖状况对中生代农民的影响相对最显著，农户拥有的劳动力数量、田间是否有机耕路对老一代农民作用最大，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与化肥危害认知对不同代际农民的行为决策均有程度相近的正向影响。此外，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均倾向于采取劳动节约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尤其是对于老一代农民而言，其采取劳动耗费型措施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其他代际农民。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提高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认知。对于新生代、中生代农民，应考虑到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特点，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提高他们的耕地质量保护认知；对于老一代农民，应考虑其更依赖经验判断的特点，到田间地头进行示范，建立村级示范户，发挥带动效应。(2)加大耕地质量改良补贴力度。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其务农机会成本较高，在形成“农民投入、社会补偿”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谁投入、谁受偿”的补偿机制，并适当考虑将相应的劳动耗费纳入补偿范围，或者以奖代补，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3)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推广节劳型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通过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为土地经营规模化夯实基础，发挥耕地质量改良的规模效应，同时有利于减少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劳动需求；优先推广劳动节约型耕地质量保护技术，减少农户的劳动投入。最后，从长远来看，应继续发挥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替代耕地所承担的保障功能，促进耕地经营规模化，为发挥耕地的资本功能创造条件，提高耕地改良投入回报，实现耕地质量保护投入可持续。

      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为数据获取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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