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教育方法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儒家论文,启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先贤提出过许多道德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其中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在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中，道德教育思想和方法的论述丰富深厚，古代先贤以自己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对道德教育及方法进行了全面阐发，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并具东方特色的德育方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些充满深邃思想的睿智语言仍感倍受启迪，所获良多。在现代道德教育中，吸收这些彰显先哲的丰博思想和闪光才智的道德教育方法，使我们可以知所取径。许多研究者对儒家道德教育方法的内容、要旨、原则、局限性等做过详尽深入的探讨和阐发，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对儒家道德教育方法的体系、特点、作用等做进一步的分析，以借鉴于现代道德教育。
一、儒家道德教育方法的体系
体系是由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儒家道德教育方法体系是儒家先哲在理论上所提出的、在实践中实施的诸多道德教育方法相互联结而构成的完整的有机体。本文认为，儒家的道德教育方法体系是由四个系列的不同方法构成的完整的方法系统。它包括克己自省、迁善改过的修身自得方法；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的实践示范方法；循序渐进、积善成德的持续培养方法；环境渗透、制度规约的熏陶管理方法。
1.克己自省、迁善改过的修身自得方法。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概念，修身意为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先贤，高度重视修身的作用，儒家经典《大学》突出地论述了“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重要意义。人之所以要修身，一是为去物欲所蔽，修养人性之本善；二是以修身为本，实现儒家的“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
儒家道德教育方法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对修身自得方法，强调了两点：一是克己自省；二是迁善改过。孔子认为克己自省是完善人格，达到道德至高境界的途径，在道德修养方法上他特别强调“克己”，用社会道德准则自己约束自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特别强调“内省”，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注：《论语·颜渊》） 自我反省而问心无愧，就会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忧愁和畏惧。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出：“吾日三省吾身。”（注：《论语·学而》）强调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多次反省检查，以求在道德上不断进步。其后，孟子要求君子不论遇到什么事首先应该“反求诸己”。比如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注：《孟子·离娄上》）如果你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待人的仁心是否够了。如果你去管别人，人家不买你的帐，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待人是否方法妥当。如果你对别人很讲礼节，人家却不理睬，就要反过来检查你自己是否恭敬够了。要是严于律己之后，别人依然如故，不亲、不治、不答，怎么办呢？孟子认为，爱别人的人，总会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也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万一遇到你对他表示敬爱，而他却蛮横无理，那么，君子还要反省自己，肯定自己的诚意不够，自己的礼貌不周。经过再次反省，肯定自己确实是有诚意的，别人还是老样子，这时君子可以自慰，不必计较。反求诸己，使克己自省的修养方法更加严格和深刻。经常自省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有无过失，从而“迁善改过”，“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论语·述而》）人有缺点，有过失在所难免，改正错误，人们就会敬仰他，“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注：《论语·子张》）“过而不改，是为过也。”王阳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省察克治”，不仅反省自己的行为，而且要反省自己的动机。
克己自省、迁善改过的修身自得方法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塑造至善道德的重要途径，它倡导自己对自己的道德认识、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进行反省，不断克服错误的道德观念，凭借内心信念来择涤道德行为，时刻以社会道德规范来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己”、“内讼”、“正心”、“诚意”等进行反省内求方法，对于陶养民族性格和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的实践示范方法。实践示范系列方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受教育者在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将所得到道德认识转变为道德行为，付诸实践，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一是通过教育者本人的示范行为，对受教育者产生道德影响。
中国儒家贤哲孔子、荀子都曾高度赞扬过那些虽不善言辞、却遵循道德原则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的君子，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躬之不逮的人。宋朝朱熹提出，知善必须体现于力行，只有经过道德实践人们才会真正认识道德伦理的合理性。他认为，行是知的完成。只有能力行之知，才是“至知”。明代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其观点虽有以知代行、混淆知行差别的倾向，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道德修养中知与行应该是统一的。明末清初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王夫之非常赞赏中国典籍中的一句话：“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注：《伪古文尚书·说命中》）他认为，在学、问、思、辩、行五者中，“第一不可容缓，则莫如行。”（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三）
儒家重视身教示范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注：《论语·子路》），教育者自己行为不端不正，却要求受教育者遵守道德准则，受教育者不可能心悦诚服。道德教育效果的重要力量，来源于道德理想人格的感召性。为此，孔子提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的榜样标准。这些榜样都是明万物之理，集孝、悌、忠、义、信、礼、直、谦、勇诸美德于一身，正是在这些榜样的引导下，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从方法论的角度抽象继承来看，榜样示范在古代道德教育中效用是十分突出的。
3.循序渐进、积善成德的持续培养方法。这一方法包含了道德教育过程的一贯性和持续性，道德习惯的自然养成及内化接受过程的重要性。
儒家对道德教育过程的一贯性和持续性强调从小开始，至老而不辍，并为这一过程中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教育方法。例如，朱熹把对学生的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进行，这两个阶段对学生的要求和学习的内容不一样，但它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统一的受教过程，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明其理”。他把小学的“学其事”规定为五部分：“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事”、“杂细事宜”，每一项都与道德修养相连。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使学生接受纲常伦理的教育。大学阶段，就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在浩繁的儒家经典中选择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为大学的基本教材，并对其重新进行了诠释。
儒家主张对孩童实施蒙养教育，提出了“养正于蒙”，使孩童在“洒扫应对”中接受道德教育。宋代思想家程颐创作了“洒扫、应对、事长之节”的通俗诗歌，让儿童“朝夕歌之”，并伴以舞蹈，使之在有趣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进行道德养正。由于按照伦理规范来行为已经成为自觉和无痕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自然的成长和生活过程中接受的行为规范，它避免了抵触、厌恶、对立等消极情绪的产生而乐于受教。儿童的道德行为通过习惯性的反复陶冶和行为规范的多次重复，使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成为不可动摇的道德信念，这种道德信念的意义是：即使当他成年时处于不善的道德环境中，因为他已经养成了遵守道德规范的习惯，他不会轻易受到腐蚀，这种道德养成的方法，在当时对培养人们的道德行为和坚定道德信念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贯性教育必然是渐进的。是“今日记一事，明日记一事，久则自然贯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则自然浃洽；今日行一难事，明日行一难事，久则自然坚固。”（注：《吕氏蒙童训》）长时间的“记事”、“辨理”、“行难事”，久而久之，就会在思想和行为上引起变化，达到预期效果。这里明示的道理是：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品德修养最根本的办法是在日常生活中，从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情做起，逐步将自己修养成仁人君子，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积小善成大德的持续培养过程。
4.环境渗透、制度规约的熏陶管理方法。人所处的环境的道德状况对于一个人的道德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使受教育者始终处于有利于德性培养的良好的环境中。环境渗透和制度的规约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
儒家认为，家庭教育环境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它的重点在于孝德的培养。儒家文化历来有注重孝道的传统，认为孝德是一切道德之本源，也是一切道德实践的起点。孝德的重要性不仅是人的品德培养的要求，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要素。孝德的内涵是亲亲敬长，外延是敬业爱民。儒家通过家训规约、叙家谱继先德的方法，教导子弟谨身守节，处世尽责，不忘祖先美德，继承孝悌，光耀门楣。
学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最好的环境，朱熹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儒家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即以道德教人，教师首先要育人之德，所以，教师必是道德品质十分高尚之人。父母和长辈也竭力为自己的孩子寻找一个道德良师。我国古代教育论著《礼记》中的重要一篇，儒家的重要著述之一《学记》，对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教师应该善喻善问、热情耐心地教导学生；知兴知善、懂得教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明了“长善救失”的道理；做到教学相长、不断进取等。
儒家对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陶冶作用十分重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注：《论语·阳货》）孔子把人的道德品质的差异归结为习染的结果，习与性成，向社会学习而形成个人品性。乡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道德教育形式，在乡社组织道德促进会，订立乡规社约，定期召集民众表扬善行，批评不道德的行为，宣传“以和为贵”、“以孝为本”的道德观念，提倡尊老爱幼、礼让谦和的社会风气，对各社会阶层进行道德教育，教育内容具有通俗性、普及性、针对性。朱熹和王阳明等大儒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努力和贡献。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礼仪为整合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等社会关系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巩固了封建统治。
儒家提出了艰苦环境对磨练坚强意志的道德陶化作用。孟子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孟子·告子下》）一个人的心志受到折磨，筋骨受到劳累，肌体受到饥饿，身子受到困乏，使他的所作所为总不能如愿，这样才能触动他的思想，坚定他的性格，增长他的才干，从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惟有如此，才能培养正大刚阳之气，担当重大的职务，完成重大的使命。孟子把道德教育与大丈夫的成才培养联系起来，这是值得重视的。
总之，以上方法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法体系，缺一不可。这四个系列的道德教育方法体现了自律与他律相互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互统一、教育的软约束与规约的硬约束相互补充，这一方法体系突出地体现了儒家道德教育的精髓。
二、儒家道德教育方法的特点和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方法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肯定主体自觉性。这一特点表现在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和强调自我教育的方法。中华道德教育方法特别强调向内扩充人性固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成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从而树立自信、开启道德的自觉意识，发挥修养个体改过迁善、成就“内圣”的自觉能动性；在具体的修养实践过程中，强调“为仁由己”，使人们明确要达到理想人格境界，无需外在的拯救，只需内在的自觉，内心的觉悟。先贤所倡导的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内省、自省、反省、修己、责己、克己、自观、自度、自重、慎独等教育方法充分地体现了强调个人的自我克制、自我教化的主体自觉性。
孔子强调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教育。中华传统道德修养理论肯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与尊重人格价值的思想观念相联系。孔子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最可贵的是要有一个不可辱没的人格。每个人都有“良贵”，即自己的价值，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剥夺的。儒家把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儒家从这一重要观点出发，塑造人的道德观念，实施教育方法。
第二，重视养正操作，强调道德践履。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中华传统道德教育理论按照立志、存养、践行等知行统一的养正程序，一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总体方法，如将学以成性、存心养性、正心诚意、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积善成德，用以作为道德教育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教育方法和规范，使人们自己警醒自己的善恶功过得失，不仅让修养者反省，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意识，还有利于增强道德修养的自我约束力。
中华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道德的自觉性体现于道德实践中。一个人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正有修养。身体力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它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也是许多志士仁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中国儒家道德教育方法的作用主要如下：
1.为培养统治人才发挥重要作用。道德教育是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使本阶级的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不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达到思想政治上的统治目的。所以道德教育方法不过是统治阶级完成教育内容的手段。中国从西周开始，教育的特点就受宗法奴隶制政治结构的性质所决定，融政治、教育、道德为一体，使伦理成为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在确立这一政治伦理体系的过程中，儒家道德教育方法对巩固封建统治，培养社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2.儒家道德教育方法是统治阶级教化世风的重要手段。董仲舒曾认为教化一旦转化为民俗与民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力量，长期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教化是长治久安之策。董仲舒认为一要统治者以身示范；二要官吏承流宣化即进行训俗活动；三要以学校为基地；四要建立一套礼乐制度，“节民以礼”、“乐成其德”。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思想道德教育中，化民成俗的多种多样的方法使封建礼教在家族民俗中、在家教、家风中世代相袭。
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具有刚健、有为、人格、志气、刚强有力的进取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牺牲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品格；勤劳简朴、自力更生的求实精神等，哺育了中华民族亿万优秀儿女健康成长，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为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造就了中国许多具有高尚品格和坚定节操的理想人格。
三、借鉴与思考
鉴于在中国现代道德教育中，普遍存在着知而不行或者知此行彼的问题，人们对许多道理不是不知之，而是不为之的现象，在借鉴与继承儒家的方法体系中，应该特别提倡身体力行、躬行践履。
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对道德概念进行过考证，他认为，“道”和“德”本来是两个概念。“道”是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德”是实行原则而有所得，亦即“道”的实际体现。后来由于人们经常把“道”与“德”并举，于是逐渐联结成一词。张先生认为，在儒家的著作中，“道德”二字相连并提，始见于《周易·说卦传》及《荀子》。《周易·说卦传》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荀子》的《劝学篇》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做了一番考证之后，张先生强调说：“道德虽然已成为一个名词，但是仍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是行为准则，一层是这些准则在实际行动上的体现。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理解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是‘知’的方面；更必须在生活上遵循这准则而行动，这是‘行’的方面，必须具备两个方面，才可以称为是有道德的人。”（注：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9页）由上可以认为，“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名词，是行为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总称。因此，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必须从知、行两方面入手，强调知行统一。
中国哲学史中早有关于知行关系的著述。无论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抑或是知行合一，三派都看到了“行”的重要；看到了知行相互为用，共同促进着道德人格的完善。所以，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必须见于行动。
如前所述，知一行一，身体力行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宝贵传统，是人生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成就大小德业的基础。在现代中国道德教育的评估系统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的“重其言而轻其行”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与中国道德教育多理论灌输，少实践活动不无关系。导致在道德教育中，学生往往说的多，做的少。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如果大学生都是高谈阔论，行为有所不逮也毫无愧疚之意，甚至有因言行相悖获致名利双收而安然无羞，这将是教育的悲哀。这种风气一长，任何名言至理、良法美制，一切的道德观念都会在无形中断丧。儒家圣贤之所以注重言行一致，是因为任何大小德业，莫不成于诚实，败于巧伪。任何人一旦落入巧伪，就失去了其道德中的诚实基础，失去做人风骨。因此，在现代道德教育中，应积极倡导知行统一，通过实践把学过的道德理论内化、升华，再外化为自觉的行为，使道德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健康人格的重要方面。
道德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品格教育。面对当今社会众说纷纭的道德现象和莫衷一是的道德观念，如何才能使对人的品格教育卓有成效？在高等教育中，如何使青年一代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使青年学子不仅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还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之才？这是21世纪的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道德教育除要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过程。从青年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出发，重视在道德教育中知、情、意、行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行”，即道德践履的作用，这是十分重要的。
现代道德教育中，道德践履对确立道德信念具有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教育不是服从某个外在的目的，不止于某种道德规范原则的授受，道德教育是一种道德信念的确立。道德信念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标准，个体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一贯性。以往的道德教育恰恰忽略了人们道德信念的培养，例如社会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也就是说，社会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其根源不是道德行为的偏离，而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高校的大学生，处于已经具有独立思考和进行自我教育能力的青年时期，目前的道德教育中如何利用课堂的教育、教学网络平台的讨论等方式启发、调动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积极性，能够精诚反省自己的道德动机和行为，确立正确的坚定的道德信念，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从儒家实施蒙养教育的内化接受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启示：人们的道德推理、迁移、判断和选择能力的形成和提高过程中，强烈的道德情感体验和反复道德实践验证后所确立的道德信念是最牢固的。儒家使孩童在“洒扫应对”中进行道德教育，儿童的道德行为通过习惯的反复陶冶和行为规范的多次重复，在行为训练中确立终生不渝的道德信念的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道德教育应该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培养与抓好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结合起来。因为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是最现实、最具体的行动。公共汽车上的一次让座，危难之中的一次扶持，同志之间的一次关照，生活中的那些一次又一次的举手之劳，强化的是一种教育，形成的是一种思想，巩固的是一种信念。在恒久的道德力行中，道德之光就会普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