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鲁迅（1927-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左的”可以变成“右的”
鲁迅曾借创造社的嘴说：“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①这确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处境的恰如其分的表达。用小资产阶级的两个灵魂来形容鲁迅复杂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思维也是贴切的。关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根本点即在于两社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批判，他们把鲁迅界定为资产阶级作家或小资产阶级作家，自然鲁迅会受到批判。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灵魂的解剖，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
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②鲁迅说，正因为有黑暗、没有出路才去革命，“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③革命文学家对未来光明和出路的坚定，也会让他们很容易快速颓唐和失望。革命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更不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倘若认为革命不需流血牺牲就会成功或者认为革命一次成功之后就可以创造美好人间，这其实是对于革命的误解和幻想。
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身心的苦痛，同样可以表述为知识阶级的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是守旧的，右倾的；一个灵魂是激进的欲与时代并进的，“左倾”的。当“左”的激进的思想遇到挫折，自然会回复到知识分子旧的温暖巢中。鲁迅已经预见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没做好长期革命的打算，只是打算着革命成功后劳动阶级“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④，他告诫说：“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⑤在这之前，鲁迅就曾说过：“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⑥革命不是如革命诗人想象的那般美好，这也正是革命本身该有的样态，如果革命就是革命诗人想象的样子，那说明要么是没有革命要么是革命之后已满足于革命。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曾对他说：“创造社的人们说，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我看也是确实的，你看：既没有和黑暗现状斗争的勇气，又指良心为资产阶级的卑污的说教，说利害又有伤动机的纯洁，于是就只落得空空洞洞地讲‘正确的阶级意识’。”⑦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文学家的空洞的主义和说教。
鲁迅曾多次讥嘲创造社的“突变”，难道他相信自己会“突变”？如果就此事问鲁迅，他会说，是变了但又没变。关于创造社的突变，鲁迅有过这样的描述：“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⑧“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⑨早期创造社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⑩到了1928年，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认为创造社的特色为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在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创造社“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11)。成仿吾号召革命的文学家，“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12)鲁迅认为成仿吾们的“飞跃”是为了“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意在这些理论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现实，就被创造社拿来当作革命的招牌和口号。革命文学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革命幻想史。
“……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13)鲁迅在这段话中批判了创造社、太阳社对于“革命文学”理解的模糊和相互冲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大众，“斗争的文学”，这都是新的社会科学理论。鲁迅虽感到一个大的时代要到来，他也愿意接受这个大的思潮，可是对一切疑虑、也不相信有一个至善的黄金世界的思想使他想自己来了解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到底是什么，这逼得他翻译和看了几本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籍。鲁迅已经预见到一个大的时代要到来，但对于这“大”，他习惯用观察的目光去思考。结果得出，这个必将到来的大的时代也有可能使我们不是从中重生，却是走向死亡。(14)这不啻为一个大的警钟，无疑把对未来抱着无穷希望的革命文学家的梦想涂上了灰色。鲁迅认为“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15)。关于革命文学家的“获得大众”，鲁迅惊人地预见：“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16)获得大众有时就潜藏着大众文化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知识分子精神个体要求的歧视和淹没。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自由是贵族的，而不是民主的，广大群众根本不喜欢自由，也不去寻找它。”(17)当革命文学家批判鲁迅只知道揭露黑暗却不指示光明时，鲁迅说，革命文学家“欢迎喜鹊，憎恶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18)。时代不可能突飞猛进，人不可能一晚上脱胎换骨，革命文学家的饱满的革命热情哪容得了鲁迅的清醒的“枭鸣”，他们于是便以“落伍者”，“中国的唐·吉诃德”，“忧愁的小丑”，“没落者”，“隐遁主义”，“封建余孽”等来攻击鲁迅。
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认为知识阶级在革命中不得不扮演两种角色：“其一，他毅然决然的反过来，毫无痛惜地弃去个人主义的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弃旧的文化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19)按照冯雪峰对革命与知识阶级的关系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应是属于“彷徨于新旧之间既向往革命又依恋旧生活的矛盾者”，对于像鲁迅那样的同路人性质的知识分子，冯雪峰认为他们应该有存在的合理性。冯雪峰早期一直把鲁迅当作革命的同路人，承认鲁迅的小资产阶级作品存在的价值，这让鲁迅很感激。后来，他虽把鲁迅晚期思想划入马克思主义之列，也许只是一种迎合政治的需要。鲁迅晚期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那些突变的革命文学家，实际上其真身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鲁迅称之为“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20)。鲁迅认为一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突变是突变了，实质并没有变，就像水结成冰，只要外部环境一改变，就会变回去。并且对于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鲁迅认为缺乏很好的规划，是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21)鲁迅之所以反对革命文学家，一是因为他们把苏联的方法机械地运用于中国；二是他认为革命是教人活不是教人死的，更不是为了拿革命的招牌恐吓人，教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这不是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那种只图自己说得畅快不经思考不顾后果的革命高调无异于革命流氓的行为。为死而死不是革命，为活而死才是真正的革命，爱惜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这是鲁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一个新的深刻的命题。鲁迅并不自诩自己为无产阶级，他甚至说：“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的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22)对于那些真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鲁迅是抱着肯定的态度的。鲁迅肯定小资产阶级作家、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他们从旧的营垒中来，对于旧社会了解深切，那么对于旧的社会的揭露就会更加有力，可以加速旧社会的崩溃。鲁迅甚至认为那些有着深切感受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比那些自以为是的无产阶级文学更有价值，“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23)。而对于“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鲁迅认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24)。鲁迅实际上还是没有认为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产生，因为他认为需要有革命人才能有革命文学，平民还没开口，所以现在产生的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学。鲁迅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应是在平民提高、觉醒、开口的时候，显然，不管是小资产阶级文学还是自称无产阶级文学的文学，在鲁迅看来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这里意在民众还有待启蒙提高，只有民众层次提高，平民能写文学了，这才是无产阶级文学。
对于革命文学家投身于革命的热情，鲁迅是认同的，但对于革命文学家于人性和个人性的忽视，鲁迅感到担忧和恐怖。鲁迅以为中国人把个性、共同的人性与个人主义等同，而且还要“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25)，认为“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26)。鲁迅曾批评林语堂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文，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27)。当然，革命不是要抹杀人性，不要花草，甚至不要月亮。在鲁迅看来，这是一种虚伪的或者是故意隐蔽内心真实情感的不真实。鲁迅曾经写过林语堂在西湖边遇到夹着苏联书籍的左翼青年只敢装出忧国样子，也可看出鲁迅对于那些装样子的左翼青年的不认同。林语堂曾说：“左派文人反对风月的文章，竟‘把月亮一笔勾销’。因此我必须为月亮辩护。我生怕的是，如果中国人全部失去了欣赏月亮和夏日清风的能力，那么中国之为国也必将变得更狭小、粗劣与物质主义了。现在竟有人把看中秋月与吃月饼，认为是‘封建的’，‘反革命的’，由于月饼是中国的，所以也便是旧式的，而与一个女学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却是‘进步的’与‘革命的’，因巧克力糖来自西方。”(28)“不论在什么时候，我喜爱月亮而憎恶这种伪装忧国的孔教徒。”(29)对于那些在同一阵营里的革命文学家，鲁迅提醒他们“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30)，“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31)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有几次说过自己对于青年的失望，青年的助官捕人，青年的屠杀革命者，现在秉政的不就是当日的青年吗？青年并没进步，社会还在因袭着杀人的老谱，以前的革命的青年屠杀现在的革命的青年。鲁迅把“革命”和“文学”比作两只靠近的船，而一些革命文学家的两只脚就分别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32)。“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加入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队伍里了，杨邨人也宣布脱离共产党“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当革命受到压迫时，“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33)。对于这样的作者，鲁迅认为是无论变与不变，都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
革命的文学家除了要能抗住压迫、失败外，还要能经得起革命的胜利的考验。鲁迅提醒革命的文学家不要满足于暂时的革命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不但艰难，而且革命胜利后还要防止革命的浮滑，竟至于只是口头上谈革命，革命已经离得太远。“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34)现实和理想是不可能一致的，因为人类没有一次成功的革命，止于至善的革命。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在革命成功的地方欢呼庆祝革命，似乎到处都在崇奉革命，其实已经不在革命，于革命的精神相去甚远。
另外，鲁迅也看到了一些革命者身上的奴隶主意识，他们的革命只是为了坐上以前主人的位置，处处表现出“奴隶总管”，“工头”的样子。这种极“左”的面目也是鲁迅所担心的，看起来是“左”，实际上已于革命的目的相去较远，是一种极“左”之后的回归“右”，实际上走的仍然是旧社会压迫人奴役人的旧路。“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35)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说过，“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36)。鲁迅为左联的解散感到痛心，却决不再加入以左联为基础的另外的组织。鲁迅对于革命文学家的要求是无情和挑剔的，因为世间没有一劳永逸的圆满的革命。所以，既然要做革命文学家，就得要不断地面对旧的破灭、新的产生，并且在新的产生的时候准备着自己的脱胎换骨，如果不能，就有可能像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一样碰死在革命的碑上。革命固然是一种理想，革命对于那些真正的革命者来说，却永远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不仅是身心上的，而且有时还得拿生命来洗礼革命。
二 在革命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实质是介于小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论争。鲁迅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有着向往、疑虑和困惑；而创造社是用文学来行革命的任务，主张“武器的艺术”。鲁迅和后期创造社都主张文学的民众启蒙、社会改造，只是所用的材料不同，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和斗争意识，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意识。无论是自由主义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鲁迅都与他们有论争。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鲁迅不迷信任何派别、主义，凭着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独立见解，坚持为中国社会发问，找出病根，力图变革。鲁迅说：“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37)“这种现实主义始终充盈着‘生活实感’的思维和实践的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当事者‘从生动而丰富的现实中’，‘在勇猛而不息的战斗中’，而不是在‘书本’里、在权威理论和时尚思潮的追慕中‘发掘真理’。”(38)
这里主要从革命不是超时代、人道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来阐释鲁迅介于革命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矛盾悖论状态。
关于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郑伯奇说：“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39)郭沫若也认为创造社批判鲁迅，“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40)。李初梨根据日本的福本和夫主义，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是属于“革命的智识阶级”，为了纯化革命的队伍，要将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赶出革命队伍，而代表五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鲁迅自然成了他的批判对象。李初梨说：“然而普罗列塔利亚要实现他的哲学，尤须首先把他自己从一切有产者意识的支配中解放。”(41)“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阶级对立间，取了一个中立(？)的态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但他所‘喜欢’的，无论是谁，是动也不许动的。这种人谓之曰小有产者，这种要求，谓之曰小有产者的要求。”(42)李初梨把鲁迅定于“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之间，做事只要“因为我喜欢”(43)，他把这称之为“小有产者的要求”。钱杏邨称：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44)，“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者”(45)，“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46)。“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47)钱杏邨认为是鲁迅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害了他，而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无疑是来自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鲁迅呢？在他创作中所显示的精神，是创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顾及时代，他没有法跟上时代，他创作的动机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谈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彷徨》一八七页)一样的回忆的情趣下面写成的。在这样思想底下所写成的创作，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48)鲁迅也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我自然是小资产阶级，需要‘奥伏赫变’，但不能将工作停止下来，以致将工作倒先‘奥伏赫变’掉了……”(49)不能因为要“奥伏赫变”，而将工作停掉等待“奥伏赫变”，鲁迅还是认为要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想获得什么样的意识不是在空想中就能得到，这也是鲁迅被瞿秋白称之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原因。所以鲁迅主张把从外进来的概念、理论弄清楚，再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理解、实践。鲁迅本着对中国和历史负责的精神，他希望能探求到救国的真理，而不是在文坛上瞎起哄来图自己的一时名声或一己私利。钱理群认为鲁迅思考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对问题的开掘，又能够探测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和隐蔽处。因此，他的思想与文学就既有极强的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和超前性；而且绝不是某种外来思想或传统思想的搬弄，而是真正的‘中国的与现代的’，并且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50)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纷争也可以看作知识分子怎么界定自己，怎么定位的问题。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过准备与创造社联合之事：“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51)与创造社联合意在向旧社会进攻，说明鲁迅对异军突起的创造社的破坏和创新精神都是认可的。同时，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也表现出了对创造社反抗精神和文学成就的认可：“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52)知识分子的责任即在“去沙漠化”，鲁迅也希望能加强反旧社会旧文化的力量，联合的想法很快就被从日本回来的一班创造社新人打破。创造社贴出的与鲁迅合作的广告作废不说，创造社诸人把鲁迅当作必须被打倒的靶子的像炸弹一样的攻击委实真有些让鲁迅措手不及。鲁迅与创造社的论争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这应是创造社与鲁迅的纷争因素之主要方面。鲁迅曾经说过：“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53)在革命与坐在家里喝牛奶之间，鲁迅说他更愿选择在家喝牛奶。知识分子(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非革命知识分子)一般不会轻易赞成流血牺牲，鲁迅概莫能外。一方面鲁迅主张革命，一面又说自己不愿去革命，这也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矛盾之处。一面主张打落水狗，似乎深知革命精髓；一面又希望自己坐在房间里喝喝牛奶乐得自在。这也许就是创造社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和冯雪峰所说的“鲁迅的人道主义是革命的，是和人民解放的要求相联系的”(54)相交融吧。
鲁迅曾经对革命文学于中国现实的逃避、对革命的浪漫空想给予过揭示和讥嘲，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55)他们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理解，而且对知识分子本身也不理解。不看清中国现实，不结合中国实际，不面对历史，也不深刻地观照自己的心灵，只是盲目照搬国外理论。鲁迅说：“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56)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黑暗，就像是在台上演一场浪漫的悲壮剧，很多的场面都是想象的。人是有转变过程的，不可能立即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而又马上洗净了所有旧社会的意识。一种是教条主义，拿别国的理论(而且是半生不熟的理论)来看待中国现实和指导中国的实践；一种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大地上的来自于自身的思考，也就是各种理论的回心过程。这就是鲁迅与革命文学家的区别。
鲁迅起初甚至怀疑革命文学的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是革命文学家攻击鲁迅落伍的原因。革命文学因为与现实、民众的脱离，使鲁迅不禁怀疑革命文学家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是否真正存在。鲁迅写祥林嫂、写阿Q、写魏连殳、吕纬甫等，这些在生活中都会找到原型，革命文学是先立题目招牌再根据无产阶级意识、理想做文章，其内容无疑是空洞、不真实的。鲁迅认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57)其实关于革命文学这个概念，鲁迅的定义是多重的，甚至是冲突的。鲁迅曾说《新青年》的提倡“文学革命”“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58)，“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59)另一种“革命文学”的概念在鲁迅的字典中是指现在的文学史上所称的左翼文学。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表述是相对的、不定的，有着多重的、宽阔的理解空间。
除了对两社“超时代”的革命文学的批判外，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是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去思考、面对的问题，当创造社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说他们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连托尔斯泰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60)他们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称鲁迅的作品“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61)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62)。鲁迅疑心“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63)。看到国民党的清党，鲁迅的心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64)“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65)中国还未有自由和人道，就开始批判自由和人道了，人道尚未发育，自由更是遥远。另一方面，鲁迅又说：“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66)关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鲁迅认为，“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67)但鲁迅又反对简单地否定人道主义，认为在中国实际没有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远未长成，何谈反对？对于创造社那种舍近求远，不切实际的浪漫革命理想，作为一个务实的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的。创造社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已经不满足于“浅薄的人道主义”了，他们希望用无产阶级的意识武装自己来行彻底改造社会的重任。革命的人道主义认为为了其人道主义的理想在手段上必须抛弃人道主义，为了达到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目的不惜手段，这正是革命与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每个人的解放之间的矛盾。冯雪峰就说过：“革命在它的手段上，因为必要，抛弃了人道主义；但是在理想上，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抛弃彻底的人道主义的。”(68)是抛弃“浅薄的人道主义”谈革命，还是为了“浅薄的人道主义”不革命或者只允许不得不革的革命？比如胡适就说：“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69)在一点一滴地做些“零碎事”，社会的文明是由累积形成的这些观点上，胡适与鲁迅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表现出了对革命血腥的憎恶，即使是为了政治目的，手段也不应该残酷。他说：“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70)鲁迅在这里可以说对于革命、人道主义等的思考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纠结不清的思想，这种思想混杂着痛苦、反思、折磨。渴望革命却又害怕流血，何况什么才是真正的、必需的革命？争夺一把权利椅子的把戏是否又会重演？革命不问目的，只问手段，行吗？这个手段的时间有多长？残酷性有多大？血要流多少？要以失去多久多大的自由为代价？青年变成屠杀者，社会似乎并没进步。没有革命，社会能否得到彻底改造？革命有血腥，可这个血腥是为了将来的阶级的消灭、社会的圆满。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启蒙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思考者的痛苦，鲁迅是深深体会到的。“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71)他不相信老大的中国的变革，可以离得开血与火，再发些空空洞洞的议论，似乎已不能于改造社会有益，血和火又让鲁迅迟疑。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不可能像真正的革命者一样无所顾忌地一往无前。鲁迅说：“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72)，在厦门决定沉默是因为不想在纷争中消耗生命。如果说，鲁迅与章士钊、现代评论派的纷争更多的只是弱者对权势者的反抗，其间还包含着党同伐异的意思，那么，1927年国民党用血洗清党之后，鲁迅是恐惧了。这一次，鲁迅的困扰来自于不成熟的现代政治与人民的权利、自由、反抗之间的冲突。关于鲁迅对流血牺牲的态度，冯雪峰有这样的回忆：“在初时，对于被捕和被杀的人，他(指鲁迅)似乎不大注意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不是真实革命者，都同样引起他的悲痛；而后来他似乎渐渐地有所区别，如果被捕或被杀者是真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他就好像把自己对于民族精华损失的沉重感情，隐藏得更深一些，而如果只是一般的进步分子和普通的进步青年，他的不安和愤怒便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73)从这里也可看出鲁迅与政治的关系，鲁迅不得不面对政治。鲁迅虽说不是身处政治漩涡，而且力图让自己与政治不太相关，但鲁迅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不可能不考虑流血牺牲与政治的关系。鲁迅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做了毒害青年的谋杀者：“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74)鲁迅清醒地意识到革命是为了大众利益而牺牲自由，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清醒意识，使鲁迅既崇尚革命却又不完全盲从革命。既坚持人道主义，却又对“非人道主义”给予充分的理解。
对于左联的专制作风，鲁迅的痛恨并不亚于对那些正人君子的痛恨。“无聊的纠纷”、“工头”、“鞭子”、“苦境”、“罪状”，这就是鲁迅概括的一副左联面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是属于又不属于的关系。他是左联的领袖式人物，但他在左联并没担任职务，这决定了鲁迅虽然是左联的一员，但他仍然是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
左翼作家联盟意在用无产阶级文艺反对旧社会旧势力、旧文学旧思想，并且鲁迅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韧”，这个韧不仅是和敌人作战的韧，更指持之不懈的写作。这与那些借着革命文学的名谋取虚名的人是不同的。鲁迅希望的是在无产阶级这个招牌下做些实在的于人类精神文明成果有益的事，加入左联固然有共产党的拉拢，如果鲁迅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他也不会盲目加入。他一直都想联合战线来加大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早先就有和创造社联合战线的意图。当左联解散时，鲁迅是很有些不情愿的，战线没有了，力量自会变小，而且是连声明都没有的无端溃散。鲁迅虽对左联的专制作风有不满，但是他不希望一个新兴的组织又忽然地消失，说明鲁迅对于当时的左翼文化、文学还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
鲁迅不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知识分子，鲁迅的革命思想应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这同样不能表达出一个矛盾深刻的鲁迅。鲁迅一生都在革命，对于革命的意义随着中国历史在短时间范围内的多次改变，鲁迅深知革命不仅是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不是军阀混战，也不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新式独裁，也不一定是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是一种永不满足的人生和社会状态。而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催化剂，保持着这个社会不断更新的能力。所以，鲁迅是最懂得革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革命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哲学。在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时代，一个成长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是包含着多方面的看起来相互碰撞其实是内在统一的思想，这也是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前途的全面探索，它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的悖论的纠缠的思想，正是我们现在继续思考中国文化历史前途的宝贵的财富。
①⑨(13)(60)(63)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2～63、64、62、62页。(以下《鲁迅全集》皆出自此版本)
②④⑤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8、239、240页。
③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07页。
⑥(53)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6、30页。
⑦(54)(66)(73)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93、6、65页。
⑧(64)(74)鲁迅：《通信(并Y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99、98、99页。
⑩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原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11)(12)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9期。
(14)“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见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15)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第228页。
(16)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4页。
(17)[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8)鲁迅：《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105页。
(19)(68)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292页。
(20)(21)(23)(24)(30)(32)(33)(3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6、302、307、307、304、309、306、309页。
(22)鲁迅：《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讲演》(1929年6月2日)，《鲁迅演讲全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99页。
(25)(26)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28、128页。
(27)鲁迅：《“论语一年”》，《鲁迅全集》(第4卷)，第582页。
(28)(29)林语堂：《清算月亮》，《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2页。
(31)鲁迅：《350624·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3卷)，第485页。
(3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1页。
(36)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7页。
(37)鲁迅：《新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308页。
(38)张宁：《无数人们与无数远方：鲁迅与左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39)郑伯奇：《文坛的五月》，《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10页。
(40)郭沫若：《“眼中钉”》，《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41)(42)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
(43)“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见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6页。
(44)(45)(46)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鲁迅围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74页。
(47)(48)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期。
(49)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52页。
(50)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51)鲁迅：《两地书·六九》，《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5页。
(52)鲁迅：《270925·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2卷)，第68页。
(55)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
(56)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28页。
(57)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8页。
(58)(59)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468页。
(61)石厚生(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11期。
(62)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
(65)鲁迅：《“来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363页。
(67)鲁迅：《〈农夫〉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509页。
(69)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70)(72)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4、473页。
(71)鲁迅：《智识过剩》，《鲁迅全集》(第5卷)，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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