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建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夙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的创新为其提供理论指导。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又成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焦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来源，最终决定如何在吸收一切人类经济文化遗产基础上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只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辩证思维，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合理成份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科学理论总结。准确把握其科学涵义和方法论基础是建设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一、理论经济学的两个发展方向及其方法论特征
19世纪后半期以来，理论经济学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精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演变。二是以马歇尔、瓦尔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5年《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把人和人的经济关系排除在理论研究之外，只研究人和物的关系。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重矛盾的基本规定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规定性。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中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和人的经济关系，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性和暂时性。
为世界经济学界所公认的有三大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马歇尔、瓦尔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它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三大理论体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结论。研究对象的差异或研究侧重点的差异是区别不同经济理论体系的首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表现为：马克思侧重于生产关系的研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侧重于研究既定制度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本世纪30年代又分化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凯恩斯则开创了宏观总量关系的研究。经济理论体系的差异同时也表现为方法论的区别。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学方法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认识论所讨论的方法，它提供给经济学家以认识世界的方法模式，它是一种经济世界观；二是创建某一理论体系的总的研究和叙述方法；三是经济研究的技术方法，它是指在经济研究中完善和精确论证某一理论原理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在这里我们所探讨的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是指前两个层次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主要包括两部分：唯物史观认识论方法和辩证思维的研究和叙述方法。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1867）。熊彼特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与其他经济理论所不同的，它试图去发现，在没有外来因素帮助下，仅靠内在机制的运行促使某一特征的社会进入另一社会的进化过程”（《经济分析史》、伦敦、GeorgeAllen & Unnic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391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求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从现实的观察出发，对经济现实进行理论抽象，揭示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联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和其特定研究对象相联系，形成了马克思的经济研究辩证思维方法，它包括两个基本因素：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就是理论的抽象过程，其核心是分析和综合或综合基础上的分析。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首先表现在其逻辑起点的选择上。马克思是根据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选择其分析的逻辑起点的。这决定了其逻辑起点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抽象的具体，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把具体的抽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其次表现为其分析以综合为基础，在这种分析方法中，总是把事物看成是两种或多种基本规定性的统一。分析事物的一种规定性以承认另一种规定性为前提，两种或多种基本规定性之间是对立统一的或矛盾的，是经济事物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从经济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出发，通过对各基本规定性的以分析为基础的综合，由抽象到具体演绎出其理论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作为认识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作为研究和叙述方法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也强调观察，在观察中提出问题，并对经济现实进行理论抽象。西方实证研究的抽象是具体的抽象，从具体经济事物中抽象某种一般的规定性或特征，并作为经济研究的假设前提和逻辑起点。其抽象的过程没有综合。这种研究方法为单纯的量化研究提供条件。
作为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材料。但是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如何吸收这些文化遗产则决定于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核心问题。发展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制度变革；二是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发展问题的内在矛盾，并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实体：制度改革是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制度变革的滞后会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同时，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改变又内在地要求制度进一步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理论论战都是这一内在逻辑演变和发展的反映。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经济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展问题不仅包括制度变革，而且包括经济增长。相应地，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及其相互关系。中国经济学既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定性研究，也要包括人与物的关系的定量研究，因而，制度变迁和资源优化配置是中国经济学两个相互依赖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方法，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一方面要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把握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要借鉴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我国经济生活中具体的量的规定性。辩证思维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是从方法论上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论断简单化和教条化。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反面教材进行批判。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开始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科学的方法，在八十年代初，在较充分地把握辩证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进行了最初的理论概括，提出中国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进，中国经济学界日益认识到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问题是我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而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引入实证研究方法着手中国经济理论定量分析和研究。
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两大研究领域
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批判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的科学的理论总结。受中国经济实践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两重基本规定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从现实性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这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统一。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从抽象意义上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作用，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则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定性上进行讨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作为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现实统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规定性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为中介，通过市场经济一般规定性的充分展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又从根本上制约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和“共同富裕”目标偏离的因素和效应。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矛盾运动将展开成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伟大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结合将是中国经济学的首要课题。
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重基本规定性及其矛盾运动所决定，中国经济学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一是制度变迁；二是资源优化配置。前者侧重研究生产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后者侧重研究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或人与物的技术经济关系。这两大研究领域是相互依赖的。尤其是制定变迁研究将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研究都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才会有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繁荣。辩证思维和实证研究作为经济研究和叙述方法的选择则取决于研究工作本身的特点。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既是中国经济学和国际接轨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但是，引进和运用实证研究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及其融合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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