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是同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的。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改革方案相比，无论是秦代的商鞅变法，还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都没有跳出旧有的模式。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只能产生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方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开始由封建的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化，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酝酿起来的。探寻中国民主革命产生的思想根源，是进一步认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必不可少的环节。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曾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两个思想转变过程促成的。第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是从清代考据学到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第二个思想转变过程是在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向西方学习新课题的转变。我们把这两个转变引起的思想变化称之为“变向”。之所以称之为“变向”，是因为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变化相比，在其变化的轨迹上出现了方向性的改变，它开始从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固有的封闭式的轮回模式中离心出来，走向与世界文明融合的道路。从此，中国思想界一反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基本上以汉文化去融化外来文化的状态，开始了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为后来中国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向，是从清代考据学到经世致用思想转变开始的。清代考据学的极盛时期是乾、嘉和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时期。它的勃兴是清朝统治者的专制淫威、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士大夫们只能把自己的精力转向远离现实政治的古书上去，专去研究古代书籍的考订，搞训诂、音韵、文字、辑佚、辨伪等等，即所谓的考据学。这个时期，虽然从考据学的角度来讲，是中国文化最光辉的时期之一，但从整个时代的思想来说，却是一个最可悲的时代。一百多年中，几代中国人的才智、聪明都花在繁琐的考据上，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什么进步。而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文明却在突飞猛进，进入科学与民主最兴盛的时代，也正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相继发生的时期。西方前进了，中国却停滞不前。
这一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是考据学的大盛，另一方面却是思想界的沉寂。但这种状态很快随着整个封建王朝由兴到衰而发生巨大变化。从乾隆王朝的后期至嘉庆王朝，清代就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到了鸦片战争前的道光王朝，这种败迹已是到处可见了。在嘉庆20多年间，有苗疆之变、川楚白莲教之变、海疆之变、畿辅天理教之变；在道光年间，有西北回疆之变、湖粤傜民之变。这表明了当时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当时关心国事的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已不能再继续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考据学工作了。社会形势的日益严峻，迫使当时的思想界由考据学逐渐转向现实社会。
面对大变动的现实，当时的士大夫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代表官方思想的理学家，也就是以程朱理学派为中心的人物。这类人是一般的政府官吏及科场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绝大多数为贪贿生活而奔忙，一心只顾“全躯保妻子”而已。
第二类是躲在避风港中实际上受封建政权保护的考据学家，如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这些知名学者，绝大多数仍旧过着考据古书的生活，依然在那与世隔绝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第三类是从考据学家中脱胎出来的今文学者。他们虽然仍讲古书的考据，但已开始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并且越来越以现实的政治生活为自己的考察对象。这个学派始于乾隆时的庄存与，以后的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继之，最后有龚自珍和魏源。他们和传统考据学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再完全埋头于故纸堆里，而开始注意现实的政治社会。他们利用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四类是摆脱经学束缚而直接议论政治的一批思想家。他们有的位居官位，有的身在市井。在官的如嘉庆时的洪亮吉、道光时的林则徐、陶澍等，不在官的则有包世臣、沈垚等。他们往往不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而是撇开考据学、经学，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
以上四类人物，第一、二类人物虽处在“变向”的时代，却不为“变向”的浪潮所动。后两种人，可以说是这个“变向”的先锋。无论他们是采用引经据典的今文经学的方式，还是直接了当议论政治的方式，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面对现实的政治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所谓的“经世致用”，按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的说法，就是“六经之旨与当务之急”相结合，即研究古代典籍，要面对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按照维新大师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①总之，所谓的“经世致用”，各学者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总以关心社会政治、通经致用，以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其根本的特色，在学术上它是以摆脱宋学、汉学的羁绊而兴起的。
鸦片战争前夕，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比较著名的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人。他们相互间大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在当时的思想界形成一支颇有影响的力量。这一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面对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现实，多少揭示出那个时代社会黑暗、腐败图景的一些片断，向清政府敲响了末世来临的警钟。比如在后来禁烟问题上十分有名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5年描述清政府军备荒殆时，就指出当时甚至连京师守卫部队，也竟然“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而“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②江苏宜兴人吴铤也指出当时的权贵豪强对土地兼并已造成了“无田者半天下”的严重局面。曾任清代陶澍、裕谦等大官幕僚的包世臣，在他的著名著作《安吴四种》中对农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作了大量暴露。对封建王朝危机的揭露与挟击最深刻、因而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龚自珍。比如他描述当时的社会危机是：“自乾隆末世以来，官吏士民，狼狠狈蹷，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飱菸草，……取诛戮，或冻馁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③在龚氏的笔下，流民问题、鸦片烟毒问题是那样的严峻，社会危机的景象一览无遗。
第二，对政治现实的批判
在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基础上，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还对政治现实进行了批判。这是较之社会现实批判更深层次的批判。他们指出，社会问题之所以这样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的腐败。而政治的腐败，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国家官僚阶层的腐败。龚自珍在这方面的议论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向皇帝陈述主张）之日，始进（作官）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知耻的精神）愈偷（差劲）；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位置靠君主越近），则媚益工。”④官僚阶层的腐败，是政治腐败的集中表现，而政治腐败则必然导致社会的大变动。所以龚自珍笔下的清代王朝是“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⑤“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⑥
第三，倡言改革
为了给面临严重危机的清王朝寻找出路，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土地问题、河工问题、漕运问题、盐政问题、用人制度问题等等。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相对于不问政事的考据学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标志着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从原来那种思想麻木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面对严峻的现实，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里程碑。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龚自珍号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⑦
以龚自珍为代表的鸦片战争前的经世致用思想，虽然跳出了考据学的圈子，但从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来看，却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还说不上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否定。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当时经世致用学者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上。魏源是当时一位积极倡言改革的人，他曾激动地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动之法。”⑧但仔细分析魏源的改革方案，其方法也不过是“去伪、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等等，在思想上、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难怪梁启超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改革时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⑨龚自珍在说到自己的改革方案时也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⑩古时丹就是指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换句话说，他的变法主张是从中国封建时代的治国经验中去寻找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思想界，虽然突破了考据学的藩篱，但仍未跳出传统封建思想的圈子，没有给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带来更高层次的新意。
二
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开始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新时代。
向西方学习课题的提出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一国际环境，使一向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中国，变成了列强吞食的鱼肉。这种国际地位的改变，迫使当时中国人首先要解决的课题就是求得民族独立的问题。求得民族独立，历史地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原动力。由爱国而民主，成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产生的特殊逻辑。
鸦片战争之后，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课题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提出这一课题并非一帆风顺。在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之前，他对西方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甚至以为西方人缺少了中国的大黄（一种中药）和茶叶就没法活命，以为外国的官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11]到达广州之后，林则徐开始以为凭着正义的力量和严厉的措施，就可以禁绝鸦片，挫败“英夷”。他也采用过天朝帝国控制“夷人”的传统方法——包围夷馆，断绝水粮。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措施并不能使夷人“俯首就范”。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林则徐从中国传统的兵法——“知己知彼”的理论出发，开始了他开眼看世界的历程。他派人翻译西方的报纸和书籍，了解西方的法律制度，甚至破天荒地用中国式的英文向外国人发布告示，草拟致英国女王的信函。此外，他还购置了西方的大炮与船只，甚至设想建设一支类似西方的新式水师。显然，林则徐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当时反侵略斗争出发，是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其思想核心就是他本人所说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12]林则徐开创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特殊性。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断，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3]“以夷攻夷”就是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来达到反侵略的目的；“以夷款夷”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在各国之间周旋，达到反侵略的目的；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达到反侵略的目的。以上三种方法，前两种基本上是延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外交与兵战的手段，而后一种则超出了封建顽固派所固守的学习西方就是学习“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把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中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几乎贯穿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中，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向西方学习体现了近代中国的进步历程。但是这种学习西方的进程同时又是一个痛苦和悲壮的过程。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与中国封建文明相比较时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它是两种不同层次社会形态碰撞的结果。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又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掠夺而来，它是现代文明与野蛮强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又必须面临这种野蛮强盗文化的挑战。这种西方文化传入的双重性，迫使当时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进程中常常处于反对野蛮的西方和学习文明的西方的两难抉择中。
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面对这种两难抉择，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是从反侵略出发，而反对一切西方文化。比如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大胆抨击清政府的言论，确实体现了时代的风貌。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显得相当的固步自封和闭关自守。他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认为除了应该禁止鸦片进口外，还“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14]也就是说应杜绝一切西洋的商品输入。龚自珍的这一思想代表了当时普遍的士大夫的观念。林则徐、魏源和他们的同辈相比，其高明之处就在于面对这种两难抉择，较好地处理了学习西方和反对西方的辩证关系。我们且不拿日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顽固派作比较，只须与龚自珍作一对照，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就可一目了然。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大体有三个阶段，即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也可以称为学习西方的三个层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尚处于第一个层次的萌芽阶段。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里的“夷之长技”是指三样东西，“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他们提出学习西方的重点还是在武器方面。这表明那时候地主阶级改革派只是通过战争，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还没有透过“船坚炮利”看到导致“船坚炮利”的基础——“科学与民主”。不过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人第一次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
除了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外，这一时期“师夷”思想还体现在经济思想的变革上。与林、魏同一时期的著名人物包世臣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提出“本末皆富”的观点。鸦片战争之后，这种经济变革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强调“除弊”，而不怎样讲“兴利”；重视“节流”，而不重视“开源”。鸦片战争前，魏源的经济改革主张亦未能跳出这个模式。鸦片战争后，魏源的这一观点有所改变。他在1842年写成的《圣武记》中写道：“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15]。这里作者的基本思想还是在“除弊”，但已提出了“开源”的问题。到编辑《海国图志》时，他的“开源”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提出了由清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轮船、枪炮以及某些新式工业投资的要求。
总之，从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尤其是林、魏的思想中，明显地显示出，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已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六经之旨与当务之急”相结合的产物，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尽管这一思想在当时还很肤浅、狭窄，还处在学习西方的萌芽阶段，但毕竟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即中国的改革已不再是中国自身的事情，而是与整个世界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考据学到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变是一次历史的进步，从经世致用之学到向西方学习则是更有意义的历史进步。在此之后的洋务思想、维新改良思想以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无不与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此可见，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向，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和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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