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胜[1]2003年在《西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框架，通过对甘藏沟村的调查，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状况、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而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成的条件。 研究发现，西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特征表现为：(1)政治参与的广度不够，政治冷漠现象广泛存在；(2)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缺乏，诱致性参与和被动性参与较多；(3)农民政治参与的随意性较高，参与目标不明确；(4)农民在参与中私利化倾向明显，对于社区发展缺乏关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的缺位和越位现象严重；(2)由于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和农民个人素质的制约，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农民政治参与偏好排序的形成往往以私人利益、短期利益为基础，认识不到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潜在利益；(3)农民低层次的政治认知、消极的政治态度和低度的参与意识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非参与”型的政治人格，造成了农民消极、盲从的政治参与导向；(4)政治和经济有效性水平高的社会资本的相对短缺。表现为具有经济和政治整合功能的民间组织极为缺乏，正式组织分化程度低和家族势力等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对农村政治生活的干预等。 文章认为，要形成西北民族地区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农村民主制度建设，保证充足且符合社区特点的制度供给，规范制度的实施，为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村社的集体经济，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物质保障；(3)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加强对村民的民主思想教育，培育现代型政治文化，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思想保障；(4)改善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刘荣, 张爱胜[2]2007年在《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研究——以甘藏沟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文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度较低。应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提高地方政府绩效,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向着制度化、有序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王怀强[3]2011年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绩效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苏东剧变引致的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的全面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叁种历史合力作用下,中国的民族问题治理被置于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中。民族关系变化呈日趋复杂化趋势,民族问题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日趋凸现,并直接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挑战急需回应。但有效回应的前提是我们的智识必须触摸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真实,对制度的现实运转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估。基于此目的,本文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与方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与制度绩效进行了个案考察,并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回应这样几个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切合中国国情?制度是否因应了时代的变化?制度绩效是否达到预期设计?未来如何继续完善此项制度?首先,不管从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历史,还是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内容与结构设计,抑或从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临夏地区的具体实践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及中国现实民族分和格局的有机结合,切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国情,具有坚实的制度合理性和强大的制度生命力。临夏的个案经验充分证明了这项制度设计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其次,从新中国临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与民族关系变迁的内在关系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出了充分的制度适应性,其制度设计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化发展保留了广阔的生长空间,为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制度解决平台。再次,对临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绩效的全面考察,也揭示了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转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尚不健全,制度机制尚不合理、制度环境尚不完善,并最终导致制度绩效水平与制度设计预期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制度尚需不断完善。最后,本文以临夏个案经验为依据,对新时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具体包括清理制度观念争论,提高制度观念的社会化水平；理顺权力体制,完善制度机制,拓展制度空间；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夯实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促进自治区域内民族关系和谐等。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新时期有效应对民族问题挑战,保障中国多民族国家稳定、民族关系和谐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正确选择。
汤法远[4]2011年在《社会转型期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民族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体系,主要以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形式存在,但除此之外,还存着各种形态的民族社区政治体系。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体系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内的一个次级政治体系,它受国家政治体系的支配和领导,其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环境变化过程中作出的适应性变迁是随着我国整个政治发展过程的展开而展开的,整体上同我国整个政治发展过程同步,具有我国政治发展的一般性特点,是我国整个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体系又是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生态中存在和运行的,在内部结构、体制、运行机制和功能输出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民族自治地方特色,因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又具有特殊的一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在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就已经存在,但由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缓慢和细微而表现得不是十分显着。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这一建设性力量的推动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逐渐进入转型的加速期和关键期,社会变迁巨大而深刻。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深层次和根本性变化,它伴随着政治体系在结构、体制、运行机制和功能输出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在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日益全面、深入、快速和剧烈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发展也不断形成。大致看来,这样的政治发展一方面呈现出在政府政治体系内部、从政府政治体系向非政府政治体系、在非政府政治体系内部不断拓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从物质技术层面到组织制度层面,再到政治心理层面、政治思想观念和政治价值系统逐渐深化的趋势。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拓展和深化,是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在这一系统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根本性动力,它不仅为民族自治地方广泛、深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为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中新的政治元素的自然生成培育了必须的土壤,而且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造就了必要的政治动力、文化动力和社会动力。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推动下,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和社会子系统的内部结构变迁渐趋显着,并形成了更为多样的政治发展诉求。而且,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边缘后发的民族自治地方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外部环境中先进的政治元素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扩散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形态之中,增强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外部动力。到目前为止,在以经济动力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的推动下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大致历经了启动调适、全面深入、快速推进的叁阶段演变历程,这叁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标志性事件。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掀开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新的一页。但这一阶段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在动力上还相对单一和片面,主要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促进的经济发展、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两方面；在广度比较有限,政治发展的自发性并不明显,主要是体制内的自觉性政治发展；在深度上主要体现在物质技术层面和组织制度层面,尚未深入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念特别是政治思想层面；在主题上主要是从国家层面重申和强调民族政策,逐步恢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建立新的民族自治地方。1992年开始的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推动着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更加全面和深入,政治发展的自发性也明显增强,体制外发展日益广泛,并逐渐深入到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系统等深层结构。而在主题上,这一阶段的政治发展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形态,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完善和成熟。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为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注入强大的外源动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其内源动力的显着增强,从而推动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的快速发展。这一阶段的政治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呈现出了快速推进的趋势,在主题上则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社会转型过程中广泛、深入的政治发展的形成,是多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机制中,党委和政府的推动是主导性机制。我国的政治发展,总体上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中央高层的推动更具根本性,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民族自治地方党委和自治机关则主要发挥了组织者和实施者的作用。其他机制虽然是次要的或辅助性的,但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有利于深化对推进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的必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增强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方案的合法性,有利于强化对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方案之实施情况的监督,促进政治发展过程的顺利展开；民族政治精英在民族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决策对政治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产生着重要影响,并决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外部政治的输入既是外部政治元素自发扩散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中的过程,也是民族自治地方自觉贯彻中央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方案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便形成了政治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则从正反两个方面触发和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广泛、深入的政治发展不仅需要有适宜的机制才能形成,而且其内容和要求也必须经由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才能实现。这些实现途径和方式有政治改革、政治构建、自然演进和自然生成等几种。政治改革和政治构建是自觉性的实现方式,也是常态化的实现方式。政治改革不仅有效地调整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结构特别是政治权力结构、优化了政治运行机制,从而使政治体系蕴含的积极潜能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释放,完善了政治功能的输出,实现了政治的发展,而且有效地革除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避免了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陷阱和障碍,实现了政治的健康、顺利发展。政治构建是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在较高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实现方式。在新的政治因素、政治力量、政治要求、社会矛盾等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政治构建能够使政治结构更加合理、政治制度更加完善、政治机制更加灵敏、政治关系更加协调。自然演进和自然生成都是自发性的实现方式,前者主要描述的是政治形态的历史发展,后者则主要描述新的政治元素的出现,两者的政治发展功能的充分发挥都直接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转型进程。随着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进程的继续推进,它们在政治发展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将会进一步彰显出来。在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既有我国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内容,也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表现。这些一般性内容和特殊表现共同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内容的庞大体系。这一体系可谓是包罗万象、蔚为壮观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其轮廓可以概括性地勾勒为六个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恢复和新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功能的变迁等方面；政治权力结构的完善和运行的优化,结构的完善主要有纵向结构的改善、横向关系的协调、开放程度的提高等几种表现,运行的优化则主要从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府职能模式的演变两方面体现出来；社会政治力量的发育和成长,主要表现在个体性、团体性社会政治力量的成长以及政治参与的发展等方面；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主要有民族政治关系的利益本质不断凸显、民族政治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各民族成员政治权利意识的增强等表现；政治模式的渐进演变,主要从政治的现代化、一体化和民主化等方面体现出来；民族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更新,包括各民族群众传统政治心理的现代化、公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两大方面。民族自治地方广泛、深入的政治发展的形成和实现,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任何政治发展的意义,首先都是对政治体系和政治形态本身而言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也是如此,其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促进政治进步方面。同时,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在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因而它必然会彰显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促进意义,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推动型模式,这一意义就显得更为明显。再者,民族性因素是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一大特点,因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就具有了特殊的民族发展意义。此外,政治转型是社会转型的政治方面,政治发展则是实现政治转型的基本政治方式。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看,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促进政治的转型、增强社会转型的政治动力、建构社会转型的政治保障而推动社会转型进程的全面、快速和顺利展开。民族自治地方政治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形势是完全可以乐观看待的。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的发展也不例外。由于观念转变的滞后、既得利益的掣肘特别是转型期社会环境的巨变等因素的影响,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曲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政治不稳定、政治衰败、民族区域自治不完善、政治系统功能的经济化、政府职能模式不合理、民族政治认同结构失衡、社会政治力量的成熟度偏低,等等。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存在,不仅使得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意义未能充分地彰显出来,而且还构成了有可能葬送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成果,阻碍民族自治地方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和障碍。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存在诸多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的事实表明,在社会转型进程继续推进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生态的实际,从多个方面开展政治建设,以完善其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陷阱,克服政治发展的困难,推动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和成功展开。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也只能在不断克服困难的政治建设过程中逐步前进。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政治建设,应围绕着构建完善的政治稳定机制、健全政治衰败的防治体系、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弱化政治功能输出的经济取向、构建适度平衡和引导型的政府职能模式、强化民族的国家政治认同建设、加大社会政治力量的培育力度等重大方面展开。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总是处于一定的运行过程中的,并且只有在一定的运行过程中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在运行中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也使自身在结构上日趋合理、功能上日趋完备、运行上日趋有效,从而使自身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的这种演变过程,便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过程。因此,通过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确保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和成功展开,将会促进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的不断演变。与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镇)社会、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趋势相适应,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形态的演变已经并将继续呈现出从传统性政治到现代化政治、从多样性政治到统一性政治、从民族化政治到共同性政治、从宗教性政治到世俗化政治、从家族性政治到法理型政治等几种走向。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动力机制、演进过程、形成机制、实现方式、现实意义、问题挑战、完善措施、发展走向等方面,也体现在发展过程、形成过程、实现过程和发展结果上。在发展过程上,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体系享有自治的权利,整个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相对较强；在形成过程上,利益分化尤其是民族性利益分化过快、跨国民族问题、严重的生态危机、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各阶层、各群体、各民族间的不和谐甚至冲突在政治发展的形成过程中时常发生；在实现过程上,民族自治地方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根深蒂固的家族伦理,使得整个政治发展的实现过程都伴随着民族、宗教和宗族因素的深刻影响；在发展结果上,由于民族政治文化中的现代性积累不足,致使很多先进的政治体制、政治机制、政治理念、政治方法和技术难以有效地融入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之中,徒有其表而已。这些特殊性表明,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富有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政治发展,是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王云[5]2010年在《青海藏族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青海藏族土着游牧部落阿柔部落为研究对象,以祁连县阿柔部落为研究重点,对其历史、宗教、社会和文化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探究我国新时期藏族部落的沉潜与其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用历史文献法研究了该部落的族源与早期发展、分裂与迁徙以及阿柔叁部的最终形成,厘清了其地理分布；对比研究了阿柔叁部嵌入现游牧区域后的变迁。上部阿柔虽然由于迁入四川石渠县年代久远而逐渐融入了康巴文化,但该地区单一的民族人文环境使其传统文化保存完好,其宁玛派寺院阿日扎寺在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部阿柔部落成为河南亲王属民后采用了蒙古族赞格制度,但同时也催化了该地区“蒙族藏化”的进程；祁连下部阿柔在与回、汉、蒙古、裕固、撒拉等民族的杂居环境中表现出了更高的汉化程度,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论文追溯了阿柔部落与八思巴、达赖喇嘛以及班禅大师之间的法缘及该部落高僧创建过的多座着名藏传佛教寺院；解读了其民间信仰和神山信仰中的原始遗留；以宁玛派寺院集团阿日扎寺和格鲁派帐房寺院阿柔大寺的创建与发展、寺院结构与学经制度、建寺模式与办寺理念为切入点,分析了寺院在我国现阶段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对比研究了上部阿柔寺院教育的繁盛与学校教育的萧条以及下部阿柔的相反情况,两种教育模式之间的博弈表现出我国藏区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阿柔部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结构。我国部落制度于上世纪50年代废除后,部落实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与乡村制度的行政属性互为补充,形成现阶段我国藏区社会结构的二元特点。阿柔部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传统草原部落游牧经济到半定居半游牧的社会转型将在2009年新一轮五年期集中定居项目中进一步深化,这将彻底改变其千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和家居模式。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田野调查法和口述史研究了阿柔部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遗留与变迁。研究发现,其传统藏装正在趋于汉化,饮食结构趋于多元,交通工具摩托化,家居模式从游牧时期的离散到半定居时期的聚合,新时期多处定居点的分散形成聚合中的离散特点；其婚俗、丧葬习俗与民间禁忌来源于其古老的民间信仰与藏传佛教。以上研究突破了我国藏学界研究藏族部落只偏重历史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手段的单一性,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该部落的社会转型以及保存至今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原始遗留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属首次,构成一部完整的阿柔部落民族志。
迟玉花[6]2013年在《当代藏区村落社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着名民族学人类学教授、结构功能学派的领袖人物A·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 Brown)与我国民族学奠基人吴文藻先生一致认为：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细致的研究,研究者有必要在最初阶段,将一个村子作为研究单位。循着这样的思路,本论文将研究视点落到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申藏乡的一个有53户人家的藏族村落——郭大村。通过对农牧兼营的郭大村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笔者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处入手详细考察描述了改革开放前后,郭大村人在经济生活模式、社会基本结构、教育的获得、精神世界的建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等方面的现状与变迁。在解剖“麻雀”的过程中,通过纵向的比较研究,分析郭大村人生产和生活方式变迁的起因与过程,探察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在印证“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发展”这一理论的同时,尝试提出了科学处理和解决郭大村城乡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方法。论文共分八章内容。第一章绪论。在较为详细地提供了关于田野点——中国西北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申藏乡郭大村的地理定位和文化图景的民族志描述基础上,记叙本项研究的时代背景、理论主题与基本关切点,同时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村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评论其得失的基础上,表明：在坚持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项研究在·个村落社区现代化的进程中,试图以扎实的民族志研究为推手,促进中国藏族村落民族志的发展。第二章郭大村藏族居民的生产方式。通过详细描述郭大村藏族居民传统的半农半牧业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土地和牧场,即农、牧业的取舍,论证了郭大村人面对现代化所进行的“自觉选择”。在充分分析半农半牧业经济生产方式的利弊,以及基于传统和现实的情况,郭大村人应该做出“联合”——农农联合、牧牧联合、农牧联合的选择,以此来提升农牧业经济实力。第叁章郭大村藏族居民的生活方式。基于对郭大村人日常收入和人情礼信支出的详细描述,表明在现代化的今天,郭大村人仍例行着祖辈相传的传统人情礼俗,这是村落居民相互间维系个人情感和亲属、邻里关系的重要方式。民居的建盖和家用电器及小型农用机械化的使用,既显示出现代化对提高郭大村人生活水平的直接作用,也显现出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一需引起关注的世纪难题。最后,以在郭大村村落家庭中有代表性的3个家庭作为个案,详细叙述了他们的生计方式和家庭状况,笔者认为,传统的生计模式不能使郭大村人致富,应整理思路,改变观念,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第四章郭大村的社会结构。此章以郭大村的历史及社会特征、村落社会及村规民约、村人的婚姻家庭、社会分层与流动等社会结构深描为主线,意在说明文化变迁对郭大村社会结构的影响。第五章郭大村藏族居民的文化教育。“双语”教育、传统寺院教育、现代学校教育是本章研究的重点。寺院教育在培养藏族知识分子、传播藏族文化和知识、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脱离广大群众、不能普及大众知识、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分离等局限性。人力资本是21世纪各种资源要素中最重要的资源,普及科学技术及生产生活等皆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有效支撑,而郭大村人受教育程度现状堪忧,文盲率高达56%,与现代化的社会要求极不匹配。应汲取以往发展教育的经验和教训,采取各种办法,努力提高郭大村藏族居民的文化素质。第六章郭大村藏族居民精神世界的建构：宗教信仰。该章对郭大村人的宗教信仰、郭大村主寺恰盖寺、村民与寺院的互动、村民宗教支出、宗教的调适做出描述与分析,指出,为适应现代化的脚步,村民与宗教在积极的调试中获得了各自的发展。第七章郭大村藏族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传承：民俗与娱乐。郭大村村民的民俗娱乐在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的变迁中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但是,作为凝聚村民的粘合剂,民俗娱乐将会在改变中得到继承。第八章结语：研究结论与反思。陈述本项研究的初步结论,对郭大村人的文化适应、政府施政中应注意的问题作出了符合民族志事实的解释,进而指出,文化自觉是社区发展和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的前提,并对本项研究作为一项村落民族志研究作出辩护和反思。此外,各章节中与郭大村相关的图片,笔者都在每一章的最后给予了展示。
参考文献：
[1]. 西北民族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研究[D]. 张爱胜.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2]. 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研究——以甘藏沟村为例[J]. 刘荣, 张爱胜. 青海民族研究. 2007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绩效研究[D]. 王怀强. 南京大学. 2011
[4]. 社会转型期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研究[D]. 汤法远. 云南大学. 2011
[5]. 青海藏族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D]. 王云. 兰州大学. 2010
[6]. 当代藏区村落社会研究[D]. 迟玉花. 兰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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