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武汉论文,广州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坚持反帝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谱写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这与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引导国民党制定了反帝政纲，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政纲的实现，并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反帝外交策略。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与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是值得称道的。这个革命政府坚持反帝原则、讲究外交策略，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开展了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是中国国民党及由它组织的国民政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置身于局外。在这个进步的历史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初步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尽力支持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那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工作之所以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富有生气，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
一、引导中国国民党制定反帝政纲
中国国民党在改组前，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是它确实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谛。正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蔡和森所说：“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指改组前的国民党领导人——引者）常有许多谬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做成为一种‘内政’的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误认为革命为纯粹的中国事业，与国际没甚关系，他们以为只须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只须声明‘承认（或不侵犯）一切条约’，外国妨害革命的举动即可避免。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换过说，即一派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虽然事实上常常证明这种梦想得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们心中总还是保留这种想头。”①“这种想头”一直保留到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6月6日发表宣言，提出“兵工计划”，建议向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团借款，使军阀主动裁减兵员，开办工厂，让复员兵士有业可就。这个宣言发表不久，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避居上海。那时，孙中山还有过一个“整顿财政”、向美英日法“新四国银行团”借款，继续实行“兵工计划”的设想。这些主张当然不能为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出路，也不能改变国民党当时的困境，孙中山陷入异常的苦痛与徨之中。真正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的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次大会决定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联合具体办法，并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恰商两党合作事宜。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作了透彻的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②共产党人深入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兵工计划”，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写了许多文章进行批评，指出中国只有“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国家”，才能“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有人说“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是受到美国欺骗的缘故，其实美国”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因而，“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重新估定之必要”，应该联合当时能平等待我之苏联，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侵略国家③。
重新估定外交方针，是1922年至1923年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思考的重大课题。孙中山和其他坚持革命立场的国民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开始实现外交方针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袒忱、明智的批评帮助，对于促成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政策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宋庆龄说，那时孙中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人当作他“真正的革命同志”，表示他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④。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纲，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方面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在大会进行中，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宣言审查委员会曾将宣言“对外政策”项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内容删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生气，坚持要恢复这些条文。他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远不会成功。”这个主张被通过后，孙中山又说：“假如不通过此点，那么大会就毫无意义。”⑤
二、推动国民政府以革命手段实现反帝政纲
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广州革命政府（1923年3月成立时称大元帅府）开始了反帝斗争的新的历程。1924年7月，沙面工人在广州政府的支持下举行反帝罢工，这次罢工坚持1个多月并取得了胜利。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在它的全力支持下，省港罢工坚持1年4个月，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它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收回关税自主权、治外法权和租界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双重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中的中国人民。它们一方面停止借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甚至策划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一方面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交回会审公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并指示军阀政府实行武力镇压，制造反对“赤化”、要求和平解决的舆论，企图分裂和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联合战线。在帝国主义的煽动下，一股股改良主义逆流向反帝阵线袭来，国民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时在一部分国民党人中发生作用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降低反帝目标，篡改反帝政纲，以和平渐进的温和手段来代替反帝民族革命斗争。共产党人以很大精力批判上述谬论。
针对改良主义对反帝目标的降低和“修正”，陈独秀著文指出：“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彻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所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⑥共产党人决心用革命手段彻底实现反帝目标的如此旗帜鲜明的宣告，在国民党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开展了要求外国政府承认的外交活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等到广州访问，但是拒绝与国民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表示可以建立“非官方事务性接触”⑦。急于取得外交承认的国民政府竟然于1926年11月底照会各国领事：“希望承认广东政府为中国政府，若不承认则对于条约上的义务，不负何等责任。”⑧这个照会表明，国民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准备对不平等条约上的义务担负一定的“责任”。共产党人在上述照会发出后的第5天，就著文批评这种以妥协退让求得外交承认的举动：“国民政府取得国际地位，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开承认，绝不是应取妥协的态度，仍要以革命手段出之，对于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废除一切不等条约等根本的革命原则，无论对任何帝国主义都是不能让步的。”⑨政府迁鄂后，陈独秀又著文劝告国民政府，并系统提出关于要求外交承认的原则，他说：“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断然不可忘记了几个必要的原则：（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二）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三）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四）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⑩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反帝浪潮急剧高涨的形势下，帝国主义者深知各国直接出兵干涉并非上策，他们越来越重视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26年12月18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宣布了所谓的“对华新政策”，约1个月，美国、日本政府也发表了类似的外交文件。他们把分化、破坏革命战线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稳健派”首领蒋介石，竭力拉拢他，给他以支持。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提议承认南方的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允许中国政府征收关税附加税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下，蒋介石越发加紧了背叛革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步骤。192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及时揭露帝国主义者正在“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11)。当帝国主义者所策划的所谓“南北妥协”阴谋严重威胁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更直接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揭露帝国主义者”以‘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除左派’、‘共同反赤’等口号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计，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以破坏革命，以重新巩固其濒于崩溃之地位”(12)。中共上述文件于1927年3月13日送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隔4日就发表了有反对“南北妥协”重要内容的宣言，作为对中共上述文件的响应。
三、领导工农运动，支持与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
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是国民政府开展反帝外交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推动力。在省港罢工高潮中诞生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得到十几万罢工工人的支持才得以巩固。省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体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并支持了统一广东的战争。广大工人农民在中共领导下，给北伐战争以有力支持，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对英经济抵制。正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参加，才得以持久地进行，发挥巨大的反帝效益。国民政府抵制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所召开的关税会议的斗争，由于全国人民反对关税会议的革命运动，才变得有力量。这个运动在中共领导下，发展成为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13)。向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斗争，往往是广大群众先行斗争，然后国民政府出面收回的。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血腥暴行，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五百多名代表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收回租界、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和英国在中国内河航行权等。上述要求遭到英政府拒绝后，5日，武汉人民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由总工会代表李立三任指挥。会后愤怒的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九江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当局在2月19日同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长沙、岳阳的海关，也是中共党员领导那里的革命群众，在“还没有奉到中央（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中央领导机构——引者）的命令”(14)的情况下，从英国人手里夺回，由国民政府接管的。武汉政府后期的反封锁斗争，也得力于工农群众的同仇敌忾。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深有感触地说：“民心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15)
国民党在改组前的致命弱点，是不重人民群众的力量，严重脱离群众。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16)同年7月陈独秀又著文指出：“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能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成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17)上述劝告是发生效用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制订了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继续对这个友党进行引导，帮助它提高认识。在1925年10月发生的反奉战争中，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枝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18)这一大纲草案为国民党中央会议所通过，是我党正确思想指导的重要成果。
国民政府收回汉租界的外交活动，总的来说能坚持原则、态度坚决，但是有时也存在某些妥协动摇。如1927年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发出一则通告：“在此与英交涉期间，暂停一切反英、反教运动。”(19)这则通告显然失当。劝说群众不要进行过火的斗争，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群众停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错了。2月7日陈独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20)中共领导下的湖北农工商学联合会为此特发《致中央联席会议函》，要求政府立即纠正上述错误(21)。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14次会议对此通告作了纠正与说明。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本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这种争斗不但不违反国民革命的利益，并且正足以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国内反革命势力。”(22)
四、帮助国民政府制定正确的反帝外交策略
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革命党必须具有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革命策略，使二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以及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相适应的策略方针。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方面初露锋芒。
1924年10月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控制了北部中国，并南下扩展到长江流域下游，上海江苏归其统治。直系势力居两湖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与它所扶植的奉系军阀，成为对革命威胁最大的敌人，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支持新直系孙传芳发动的反奉战争，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1925年至1926年上半年，北方大部分地区仍在日本及其扶植的奉系的控制下，但是那时英国、日本及其工具直系、奉系联合发起对国民军的进攻，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同时也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与直系，例如1926年2月发表的宣言中，就提出“打破吴张联合”、“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23)。这段时间南部中国情况不同。1925年5月至10月，南部中国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但是上海一带仍由奉系控制。此时中共的策略是，在上海主要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反对奉系军阀；在广东主要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陈炯明。1925年10月以后，英国支持的孙传芳的势力，发展到江、浙、皖、赣、闽五省，英国支持的吴佩孚控制了湖南、湖北，广东又在香港英国势力的威胁下，因而在南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主要是孤立英国，分别打击直系、新直系。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与英帝国主义及吴佩孚、孙传芳正面冲突。同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案明确制定了当时的反帝策略：“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它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24)1926年9月22日在《中央通告（钟字）第十八号》中，要求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25)。共产党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宣传本党的反帝策略，并给以引导和帮助。
在反帝民族革命高涨的时期，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竭力使国民党离开反帝立场，把群众斗争引上错误的轨道。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曲解三民主义为儒家的“中庸之道”，公然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反动理论，要求人们用“仁爱之心”去消融革命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用“仁爱之心”去消融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斗争，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对国民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们鼓吹，只需要反对英国，不必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单独对英”。“单独对英”口号出现不久，苏兆征（中共党员，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指出，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主张”(26)，以讲究反帝策略的形式出现，其实却是根本取消反帝斗争。瞿秋白说：“单独对英”的要害是把反帝斗争变成对帝国主义无害的运动，这个口号的前提是腌割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反帝政纲。他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人民群众提出的“一种最正当和最低的主张”，然而少数人在所谓“单独对英”口号下向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条件，均毫无例外地抽掉反帝原则，删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所要求的，“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27)。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办的《工人之路特号》发表“短评”指出：“凡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都是一天天的紧扣我们，我们果真要废除束缚我们紧扣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只有向一切帝国主义反攻，如谓不反抗某一帝国主义，即不想废除革一部的不平等条约。”(28)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这样的文章，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打击，促使国民党形成正确的反帝策略。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单独对英”论既反映了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又反映了各派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本为了扩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竭力唆使亲日派搞“单独对英”，在鼓吹“单独对英”的同时，鼓吹“希望日本‘回东方来’”。张秋人在五卅运动中就将“单独对英”称为“亲日派的‘单独对英’”(29)。1926年冬，日本外相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访蒋介石，蒋介石派心腹张群访日，1927年1月，戴季陶重弹“日本——回东方来”的老调，把当时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称为“东方诸民族”的“良友”(30)。随着蒋介石控制的东路军向上海推进，美国对蒋介石影响的增强，国民党右派也明显地表现出亲美的倾向，大唱与美国的“友谊”。对此，共产党人发表大量文章，给以揭露批判，揭示美、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促使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国的同时，提高对美、日帝国主义的警惕，并进行必要的斗争。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反帝政纲，会后又决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统一外交工作，(31)，给右派以限制和打击。
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和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这依靠共产党思想和政策的正确，对国民党能兼顾联合与批评两个方面，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中国共产党对内依靠工农大众，对外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迅速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和政治上的发言权。
然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完全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居统治地位，主动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步步紧逼的右派势力面前实行无休止的妥协退让，因而在大革命的后期，党已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时，由于他们拥有政权、军权，就能轻而易举地破坏革命，抛弃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变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为卖国外交。
注释：
①②《向导周报》第23期，第169页。
③《向导周报》第1期，第6页。
④《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⑥《向导周报》第187期，第1994页。
⑦别列斯涅：《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美日对华政策》，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⑧《向导周报》第182期，第1921页。
⑨《向导周报》第180期，第1883～1884页。
⑩《向导周报》第182期，第1912页。
(11)《向导周报》第186期，第1977页。
(12)《向导周报》第192期，第2070页。
(13)《政治生活》第55期，第5页。
(14)《熊亨翰关于湖南克服后军政等情报告》。引自《国民党中央部档案》（九），第4676号。
(15)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0版，第161页。
(16)《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17)《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第230页。
(18)《政治周报》第1期，第10页。
(19)《申报》1927年1月13日。
(20)《向导周报》第187期，第1993～1994页。
(21)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21日。
(2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23)《向导周报》第145期，第1328页。
(24)(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260页。
(26)《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7月6日。
(27)《向导周报》第119期，第1097页。
(28)《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7月4日。
(29)《中国青年》总第620页。
(30)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29日。
(31)《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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