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1]1999年在《转型期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文中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经济现象，不可避免金融风险则是当代经济风险的最主要表现形态。最早对金融风险有着深刻理论认识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学说，他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内在波性”的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逐步深化了当代对金融风险问题的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金融风险具体表现形式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外汇风险。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深化的产物，在构建金融制度微观基础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短缺经济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国有企业多方博奕的结果，致使其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强烈的体制性和转轨特征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为：制度错位风险、重复设置风险和政府管制风险。除此以外，非银行金融机构还面临来自外部--资本市场和来自内部公司治理结构的风险，而且它们也明显地具有转型经济的特点。来自资本市场的最大风险是政府不适当干预和信息失真，而来自公司内部的主要风险则是由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缺陷、外部治理机制缺位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风险。 经济体制转型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防范与化解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也仍将是金融深化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对此，我们应当重点研究下列几方面的问题，丰富我们的风险防范理论，强化风险防范措施。首先，探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措施，应当从其资产<WP=4>负债结构和公司制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特点出发，不应生搬硬套商业银行的作法。第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将逐渐紧密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参与国际分工，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包括金融自由化、电子计算机网络化)的条件下，防范金融风险。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好防范风险与制度创新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证券、信托、租赁构成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的主体，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曹元芳[2]2008年在《经济转型期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该文选题是基于国际金融界的教训和国内金融界的现实需要两个方面,主要研究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对象是广义的金融道德风险。从对国外道德风险、金融风险前沿理论、模型的研究入手,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委托代理模型等现代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国外防范和治理金融道德风险经验做法,为我所用,从而对我国金融运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重点是研究防范我国金融道德风险的机制设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设计的防范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旨在构筑防范转型期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的两道“防火墙”,达到维护金融稳定,保持金融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国外和国内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论文对如何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提出自己的思考。第一,设计了两道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防火墙”,一道是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微观机制,另一道是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宏观机制。第二,构建了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者多目标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从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者经营目标、行政目标和满足上级偏好目标三个目标间相互独立与依存角度,对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者的经营代理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提出防范金融机构经营者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比较贴近我国的现实。第三,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金融道德风险,填补了我国金融业自身道德风险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卢阳春[3]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揭开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序幕。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外部条件推动和本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内部因素诱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虽然这些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内容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金融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来降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都是将国内银行业的民营化作为其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化改革必然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国对制度转轨和改革的知识存量的有限性,并且基于“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应具有高度的审慎性这一命题,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作为金融核心的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滞后的。当金融自由化、银行民营化浪潮席卷全球时,国内经济学界也展开了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本文以制度变迁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质的揭示,发现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不是政策设计所能够完全左右的;没有认识到,或者是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是既有的关于该问题的诸多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混乱的原因之所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力图揭示在我国一直以来的金融垄断和金融抑制环境下,民间资本逐步进入银行业现象的制度基础和制度变迁动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均衡的分析方法描绘出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路径,并探讨既有变2迁的制度绩效、变迁过程中的金融努力现象、金融努力的约束及异化问题和未来变迁的路径和风险防范。从理论意义上来看,本文的研究不仅通过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案例检验了现有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假说,还从该案例中提炼出一些新的理论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来考察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问题,揭示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现象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混乱,使得相关的政策建议更具有参考价值。Ⅱ本文研究的思路是通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既有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博弈均衡和供求均衡分析),揭示出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对既有制度变迁的得失进行规范分析,最后得出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及风险启示。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整个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然后依次介绍了论文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制度变迁理论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因此本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过程的研究是以制度变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展开的。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变迁的分析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进行的,因此本章首先对国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既有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述评,以找到本文理论研究的起点,并指出了后面各章将使用的主要理论方法。另外,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过程始终是处于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的,而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变迁又是处于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的。它们相辅相承,相依相存,不可割裂来看待,因3此必须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相关制度变迁放在中国金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样才能真实地体现出该制度变迁的根源、本质特性和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关联性。因此在对国外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回顾之后,本章又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事实的理论解释做了一个简单回顾。第三章,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的产生做了一个简单的考察,并确定本文研究的对象仅仅是转型期的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放在制度的“需求——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系统地考察,分析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状况,并着重研究该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是如何引起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的,最后得出本章的结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常态,而制度均衡就象帕累托最优一样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各种因素在不断变化,使得制度总是以非均衡的态势存在,这种非均衡的态势正是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制度从…→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持续运动过程,而制度非均衡的轨迹也就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轨迹。转型期
章和杰[4]2002年在《中国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论文的研究背景是中国正处在溶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入世后的3～5年、最长在10年左右的金融市场化的过渡期中，面临着开放市场与维持金融稳定的矛盾。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经济体制尚存在的较严重缺陷，中国政府如若对开放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矛盾处理不慎，极易导致货币危机，进而转化成金融危机，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在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金融服务贸易占有很重的份量。而在金融服务中，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承诺最为彻底，简言之，在2006年12月，外资银行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银行享有同等待遇。在狼来了的时候，中国金融业(本论文主要讨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汇率制度、金融监管等)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本文通过采集国内上万个有关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环境等原始数据，进行相关建模处理后，经与曾发生过金融危机的有关国家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研究后发现，中国在国内金融市场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央行监管、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的金融制度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金融风险很大，存在着发生金融危机的较大概率。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与国际经济没有充分接轨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经济制度象一个屏蔽罩，既罩住了国际游资的攻击，也保护了内部经济、金融的严重缺陷。当务之急是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改革路径。 因此，论文的目标是探讨在开放条件下，充分厘清中国金融制度产生风险的机理，找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改革路径，使得中国政府在深化金融制度改革的同时，对经济进行适当调控，在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同时，确定经济合理的开放状态，并解决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切实降低金融风险，实现内外均衡，保卫国家金融安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金融的前沿课题，而且对中国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文的结论是：亟需建立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并寻找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路径。影响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基本金融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健全，(基本上是)固定汇率制会促进金融恐慌，增大金融风险，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推波助澜作用，资本市场的较大风险助长了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滞后的金融监管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并提出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路径如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央行监管的改革路径，资本市场的改革路径。基于上述改革路径，构建了中国在转型经济中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的可行框架。浙江大学博上学位论文 中国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一 论文采用的方法是以实证分析为主，辅之以逻辑分析。 本论文除导论外，共分10章。 第二章 有关金融危机的理论与模型评述 通过对西方货币危机模型、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文献的综述，得出中国金融制度在溶入WTO金融服务框架的过程中，亟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预警模型，以便随时关注中国金融系统的运行情况，为深入剖析中国金融制度弊端、产生的原因和为探索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路径提供依据。 第三章 中国金融系统风险预警模型及实证分析一多因素层次模糊综合评判 首先，按系统论的观点，该模型的参数不仅应该涉及经济、金融方面的数据，还必须涉及政治、法律、文化、信用等方方面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有定量的经济、金融数据，也有定性的政治、法律、文化、信用等数据。基于此，笔者采集了5千多个基本数据，经过分类、整理、归纳等，归并成几张表。经过构造数学模型、并经计算机运算后，得出中国发生金融风险概率图。 从总体上看，除 1993年外，中国金融系统从 1991年到 1999年处于“基本安全”和“有风险”的区间运行，而在1991～1993年，金融风险趋于增长，即从54％增长到66％；1997～1999趋于下降，而尤以1993到1995年下降较快，这和国家3年治理整顿的时间基本吻合。其次，从微观上进一步分析，即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企业负债率、股指波动风险、市盈率等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则可发现影响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表现为微观金融系统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偏底、不良贷款高企、资产收益率低。而中国金融整体上没有进入“有风险”和“较大风险”区间运行的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以及与国际经济没有充分接轨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经济制度。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企的原因又主要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较高直接有关；其次表现为股指波动激烈、市盈率偏高。构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变化曲线”和“企业负债率、股指波动和市盈率风险变化”两条曲线的因素对中国金融风险变化的作用力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而在中国金融风险因素中起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 构建了衡量中国金融风险大小及预测中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及分析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的模型。 第四章 曾发生金融危机的部分亚洲国家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 在分析了亚洲模式的特征和亚洲
崔鸿雁[5]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三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徐伟[6]2014年在《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深化的产物。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政府逐步放弃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促进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商品的多样化。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富有活力的生力军。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灵活多样，不仅能有效满足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居民和企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能全面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提高金融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健全金融体系、引进竞争机制、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问题的管控措施研究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措施无法匹配其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本文试图结合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角度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问题进行研究，其实践价值较高，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本文借鉴西方金融机构的成熟风险管理理论和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措施。并运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并运用流程分析法提出一系列管控措施的完善建议，从而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使其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申茹[7]2007年在《有效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的互动研究》文中提出将银行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债权约束来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要求。公司治理的动态演进中，其内容及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商业银行的负债经营特性，导致了其治理结构与一般国有企业不同，考虑到行业特征，其重点在于如何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从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股权分散情况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属性使内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但股权集中又不可避免带来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问题。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法律制度和破产制度的有效性。同样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有效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各要素市场达到充分竞争水平。在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债权人缺乏对股东监督的激励，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导致的挤提，使得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制度设计和存在是必要的。同时银行与客户之间建立的长期客户关系本身就成为借贷市场上同业竞争的壁垒。部分准备金与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使债权人比股东更希望加强规制。事实上，政府规制与银行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累积循环的正反馈作用机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仅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将其中一方零维度处理，而探讨另一方的优化，无益于解决二者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行业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本文将以国有商业银行有效银行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一种不对称信息下的显示与信息甄别机制，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规制范畴，通过二者的动态合作以实现规制目标，共同推动金融创新。在实施有效规制时，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目标融合进规制目标中，充分发挥这两者的作用，使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与被规制者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实现规制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形成金融机构有效控制风险的激励和激励性规制的硬约束机制，从而完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
刘谊[8]2005年在《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及其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世界共解财政难题”己引起各国的重视。而财政难题中的难中之难,在于财政风险问题。它既是现代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沿。财政风险分为中央财政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虽然地方财政风险多数情况下集中在局部地区,只对区域性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财政系统的稳定运行将间接影响到中央财政的稳定与发展。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财政风险的理论探讨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对财政风险问题的纷争也一直没有停止,并产生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理论和观点。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多数的研究仍集中在中央财政风险问题上,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不多,尚未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作者希望对地方财政风险理论及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解开地方财政风险之谜。 作者以地方财政风险的内涵、分类、特征、成因、防范为主线,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财政收支风险、地方财政承担的公共风险三大类地方财政风险为辅线,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系统回顾国内外风险理论、政府债务理论以及财政风险理论的基础上,作者首先阐明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内涵、分类、表现及特征。然后,借助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地方官员举债行为、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以及政府与公共风险的辨证关系等角度出发,分别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财政收支风险、地方财政承担的公共风险的形成机理。随后,作者结合地方财政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现状,分别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因素、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因素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因素三个视角,运用问卷调查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建立了地方财政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基于AHP 的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重庆市40个区县2003 年地方财政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计算结果,作者借助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和AMOS 软件提供的结构方程分析功能,论证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财政收支风险和地方财政承担的公共风险这三类地方财政风险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最后,作者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财政收支风险、地方财政承担的公共风险三类财政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建议。作者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作者力图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进行全面的剖析。首先,作者论述了依靠地方政府举债来满足地方公共品生产融资需求的合理性。其次,作者基于尼斯坎南的官僚体制模型,分析了在“地方政府债务预算最大化”、“地方政府官员效用最大化”以及“在具有偿债压力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效用最大化”三种假设条件
卓娜[9]2015年在《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中国金融风险成因与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金融市场向着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使金融风险变得更加容易爆发和传染。因此,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引起了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双重转型国家,中国在金融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同时,金融风险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2014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日益暴露的地方债、影子银行、违约、银行挤兑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悲观情绪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蔓延开来,许多人认为中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边缘。此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由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出现的严重分歧而产生了动荡,这种动荡不仅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时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也让中国经济迎来了复杂的金融风险挑战。因此,研究新形势下金融风险的生成与防范问题,化解金融风险,从而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注资介入银行进行救助的频率不断增大,对于“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等软预算约束现象的讨论日渐增多。众所周知,在没有正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前提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在长期处于技术性破产的状态下稳健经营而没有发生银行危机,软预算约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也可以把这种金融稳定模式定义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金融稳定模式”。对于软预算约束的讨论也成为了讨论中国金融稳定所必须关注的制度环境和分析的前提。软预算约束广泛存在于现实经济中,而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风险的积聚与放大,主要表现为软预算约束扭曲了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带来道德风险,通过金融创新激励,带来金融创新过度,从而导致金融风险被放大。因此,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对我国的金融风险的形成与防范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既可丰富金融风险理论研究,又可为我国防范金融危机提供有益的参考,对于增强我国对金融危机的认识、采取针对性措施规避和降低金融危机爆发风险,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软预算约束为视角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发生机制以及传导机制,描绘一个相对完整的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我国的软预算约束和金融风险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进行分析,揭示了金融风险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软预算约束引发金融风险的路径,形成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风险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证实我国软预算约束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重点对现阶段金融风险形成的主要根源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软预算约束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美国的金融风险成因进行了国际借鉴。最后指出防范金融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内容组织如下。第一章首先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描述研究思路以及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对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风险以及软预算约束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进行简单评析。第三章从金融风险成因、金融风险发生机制以及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三方面进行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第四章从软预算约束角度考察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建立了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软预算约束与金融风险内在逻辑关系。第五章为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与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重点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行为进行了数学与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解释了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行为。第六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通过对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行为主体进行三方博弈分析和案例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形成原因。第七章为美国金融风险成因的国际借鉴。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分析,得出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方面可借鉴的相关经验。第八章从预算约束的硬化、金融监管的强化、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四个方面对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王元龙[10]1998年在《转轨时期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对我国金融风险的认识 我国的金融风险,是一个整体的大概念,需要全面准确地来把握:首先,要区别现实的金融风险与潜在的金融风险,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应当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处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综合性地看待我国的金融风险,例如,在转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D]. 王志刚. 西南财经大学. 1999
[2]. 经济转型期中国金融道德风险研究[D]. 曹元芳.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3]. 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研究[D]. 卢阳春.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4]. 中国金融制度的风险机理研究[D]. 章和杰. 浙江大学. 2002
[5]. 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 崔鸿雁. 复旦大学. 2012
[6]. 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研究[D]. 徐伟. 云南财经大学. 2014
[7]. 有效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的互动研究[D]. 申茹. 西北大学. 2007
[8]. 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及其防范研究[D]. 刘谊. 重庆大学. 2005
[9]. 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中国金融风险成因与防范研究[D]. 卓娜.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10]. 转轨时期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J]. 王元龙. 经济研究参考.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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