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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会之中。当时，清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不堪，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逐步加深，正是在这种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时刻，一个以爱国图强为号召的变法维新运动发生了，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19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列强先后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对华侵略也由主要是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疯狂参与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殖民掠夺。1895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以清朝的惨败并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而告终。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是年5月2日，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请愿。康有为等在上书中首先指出：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坚决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又强租旅顺、大连，列强或以武力威胁，或以武力强占，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为此，康有为从上海赶赴北京，向光绪皇帝第五次上书，痛言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险局面，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策略。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京、津、沪、粤、湘等全国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报馆，著书立说，宣传维新思想。一个变法图存的爱国运动，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895至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33个、学堂17所、报馆9家、书局2家，至1898年增至300多个（所），用以广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维新派的种种活动，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的变法维新是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对此，维新派与顽固派展开了大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第一，“要不要变法”。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康有为利用中国传统经学的“变易之义”，作为变法立论的根本。在他看来，“变易之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物新则壮，旧者老；新者鲜，旧者腐；新则活，旧者板；新者通，旧者滞，物之理也。”梁启超说：“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反之“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注：梁启超《变法通议》。）。严复指出：“天下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甚至连光绪皇帝也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第二，“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派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思想。指出：国家是“民众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注：《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进而阐明了改变君主专制政体的合理性，为维新派兴民权、开议院，实现君主立宪政体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还提出了个人自由、平等、独立，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等民主理论，付予维新运动宏大理想。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维新派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度。指出：八股实为牢笼之术，把士子的思想控制得死死的，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认为要开民智，首先要废除八股取士，兴办各类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光绪皇帝说：“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他降旨：“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经过大辩论，维新思想获得广泛传播，犹如投巨石于死水潭中，使知识阶层眼界洞开，思想活跃，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戊戌变法是对腐朽封建制度一次猛烈的冲击，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先河。历史进入19世纪末叶，古老的中国在封建社会中已经蹒跚地行走了两千多年。到了清末，封建制度已行将灭亡，处于垂死挣扎之中。维新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要求，提出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改革中国的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维新派主张：在政治上仿效外国君主立宪国家，设立议院。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第四次上书中，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以后鉴于顽固派势力的强大，改为“于宫中开制度局”的主张。不论设国会，还是立制度局，康有为认为“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注：《日本变政考》卷一。）。在经济上，维新派主张要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康有为在第二次上书中，提出了“富国”、“养民”和“教民”的具体措施。其中，“富国”之法，“有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有务农、劝工、惠商、恤农；“教民”之法，主要设立学校、开民智。以此达到“国不患贫，民不匮乏”（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的目的。
维新派的主张，通过百日维新运动得以集中体现。如光绪皇帝谕令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奖励工业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漕运，裁厘金，保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同时还废除八股取士，废淫祠改书院，兴学校，办报纸，以开通社会风气，培养新式人才。戊戌变法运动，犹如在中国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点燃了改革、爱国和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
二 现存有关戊戌变法档案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已过百年，但在运动中形成的大量档案文献，却依然较完整地保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些档案文献包括：
1.皇帝颁发的有关变法维新的诏令文书。主要包括谕旨、廷寄和朱谕。例如：(1)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改志，精益求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2)召用维新人士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钦此。”(3)罢黜翁同和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咨询事体，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官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钦此。”(5)命梁启超办理译书事务上谕：“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举人梁启超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事务。钦此。”(6)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入军机处参与新政上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钦此。”(7)捕杀维新人士的廷寄上谕：“军机大臣字寄刑部、步军统领衙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康有为心存叵测，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康广仁、杨深秀等与之同谋。谭嗣同等于召见时语多挟制，同恶相济，均属罪无可遣。除张荫桓尚未康党，著行看管，听候谕旨，徐致靖著监候待质外，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派刚毅监视行刑，并著步军统领崇礼等多派弁兵弹压。特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期间，“政厉雷霆”，“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如《上谕档》载：“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共批阅奏折二十六件，颁布谕旨十五道。”在戊戌变法103天中，光绪皇帝共颁布谕旨230多道。其内容包括：政治上，提倡广开言路，鼓励军民上书言事，裁撤闲曹和冗员，选拔人才；经济上，提倡发展工农商业，发展民办企业，修铁路、办邮政、沿海沿江多设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军事上，命陆军改练“洋操”，整顿编制，精造武器，扩大海军，力行保甲等；在文教上，设立京师大学堂，奖励私办学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等。
2.臣工有关变法维新奏折。清制，上奏折言事代表官员地位和权力，规定除少数翰詹科道官员外，凡文武官员四品以上才可向皇帝具折奏事。因而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因品级较低，都没有向皇帝直接奏事的奏折。他们的奏疏只有经有关衙门和大臣的传递，才能送达光绪皇帝手中。依据现存清代档案，可以考察康有为七次上书的情况。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到京应顺天乡试。他目睹了北京官场的腐败情形，联想到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于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第二次上书是在“公车上书”时写就的，要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此两次上书，因无人为其传递，而未被光绪皇帝看到。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考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职后第三次上书。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名为《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呈文》。光绪皇帝阅后大为赞同，命誊抄四份，一送慈禧太后观览，一存军机处备考，一抄送各省督抚议奏，一存乾清宫随时观览。同年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想法，请求皇帝降旨“明定国是”，并请设立议院，以通下情。此次上书康有为乞请工部堂官孙家鼐代递。但在办理五堂画押手续时，一名叫李文田的侍郎拒不画押，致使此次上书未能成功。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1月，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难当头，康有为奋笔疾书，第五次上书。指出时局危迫，不能再因循守旧，请求光绪皇帝“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并再次提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此次上书亦因受到工部堂官淞溎阻挠而未成功。之后不久，康有为结识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翁认为康是天下奇才，遂向光绪皇帝大力荐举。于是，光绪皇帝授意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廖寿恒等权臣会见康有为，与之讨论变法维新事宜。康有为慷慨陈辞，讲述变法维新之迫切，并于次年正月初八日，由总理衙门传递其第六次上书，名为《应统筹全局折》。此次上书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他建议：一要大誓群臣，以“明定国是”；二要学习俄国和日本，实行变法；三要在宫中设立制度局，总揽全国变法事宜，其下设立法律、税计、农商、工务等十二局，以处理中央各项事务。同时对地方官制改革亦有具体办法。不久在二月二十日，康为有的第七次上书亦由总理衙门代递。名为《俄彼得政变记》。此次进书目的是要光绪皇帝以彼得大
帝为楷模，启用维新人士，变法图强，并尽快将变法提上日程。
康有为除此七次上书外，他还缮具奏折（任工部主事后），为维新官员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麦孟华等人以及御史文悌、张仲炘、王鹏运等人草拟奏折，宣扬变法维新。据康的弟子麦仲华讲：“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戊戌变法期间，新旧势力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他们频频缮具奏折，各言其是。现存有关奏折约有553件，具奏的官员有290余人，涉及中央和地方衙门50余个。奏折的内容，大致如下：(1)综论变法事宜。如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奏请明定国是折、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奏为变法有序迄速图乾断以救艰危折、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奏议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折等。(2)荐举新政人才。如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才折、湖南巡抚陈宝箴奏密保所知京外贤能各员折等。(3)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阔普通武奏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奏为破除习气以除积弊折等。(4)文武科举改制。如总理衙门大臣奕奏复文武科举改制事宜折、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奏请变动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遵议变通武科举事宜折等。(5)筹设文武学堂及游学章程。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奏遵旨设立学堂请拨常年经费折、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变通书院章程创建畿辅学堂折、管理大学堂孙家鼐奏拟派大学堂办事人员赴日考察学务折等。(6)编练新军及办团练。如总理衙门大臣奕奏遵议广练民团事宜折、云贵总督崧蕃奏滇省各防营兵勇改练洋操情形折等。(7)兴办农工商务。如掌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奏急宜振兴农工二务折、总理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等奏遵旨开办农工商总局折等。(8)改革银行币制。如总理衙门章京刘庆汾呈为仿照成法制造铜钱文、户部主事王凤文呈为请将昭信股票一项开设银行文等。(9)开矿筑路。如直隶总督王文韶等奏遵旨设立矿务铁路总局折、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奏为明定矿务铁路章程折等。(10)设立报馆、译书局。如直隶总督王文韶奏遵旨查明新闻报馆办理情形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奏感谢天恩并条陈办报事宜折、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奏为派举人梁启超管理上海译书局事务折。
3.其它有关戊戌变法档案。除诏令文书、奏折外，还有一些档案对戊戌变法的活动亦有所反映。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早事档》中载：“侍读王文韶奏查明国闻报并道员严复被参情形折，奏朱批：知道了。”光绪二十一年《随手登记档》载：“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都察院折，代递广东进士康有为条陈由，附原呈。”此外，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对詹士府中允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悉心复看，逐条签注”，同时令将该书印刷1000部，发给京内外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官员仔细阅读和签注，依限交回军机处酌处。
总之，有关戊戌变法的档案是清朝的官方文书，它历经沧桑保存至今，更显弥足珍贵，较之其它史料文献，更具原始性、真实性和珍贵性。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戊戌变法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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