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两个版本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传论文,两个论文,版本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自传》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采访后撰写的英文著作。 毛泽东曾用很长时间，向斯诺谈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比较完 整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时斯诺把自己的采访笔录与翻译吴黎平做了核对，并请毛泽东 本人作了认可。半个多世纪来，此书的各种中英文版本不下20种。中文译本中以著名翻 译家汪衡的影响最大，而原延安时期党中央总负责人张洛甫(张闻天)翻译的译本则最有 研究价值。
1969年，年仅12岁的兰福森(本文作者之一，编者注)在著名老区闽西上杭县自家屋顶 发现了一本《毛泽东自传》，并一直珍藏至今。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编 审赵自立先生的帮助下，北京著名的毛泽东早期文献收藏家、《毛泽东自传》研究的权 威人士奚景鹏把笔者手中的这本《毛泽东自传》和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张洛甫翻译的、延 安书局1937年12月再版的《毛泽东自传》作了认真的对比，发现两书页码、章、节、段 落、字数相同，所不同的是我书字型较小，标点符号较小，而且模糊不清。兰福森手中 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许多错别字，在再版时已经得到改正。因此，奚景鹏先生确认 兰福森手中的《毛泽东自传》为张洛甫翻译、延安书局1937年10月的原版本，而且认为 “特别珍贵，填补了我国革命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2003年12月30日，中央党史研究 室《张闻天文集传记》组叶晖南老师在致兰福森的信中也指出：“我们认为你手中保存 的延安时期的原版《毛泽东自传》很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如何确定《毛泽东自 传》的译者张洛甫就是张闻天，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里的一个难题。欢迎您加入到考证者 的队伍中来。”这里，笔者就两个版本进行一番粗浅的比较，以期抛砖引玉。我书简称 为洛甫本或延安本；汪衡译本简称为汪本或上海本。
两个版本的共同点
在那个年代，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欺骗，人们对毛泽东、共产党、红军有 很多误解与疑惑。读了《毛泽东自传》后，了解了不少的事实真相：共产党是人民群众 自己的党，红军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军队，是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服务的，是真正爱 国、高举抗日大旗的。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朴实、真诚、谦逊，平易近人，讲话通情达 理，可信、可亲、可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大英雄。中国的明天，希望在于毛泽东、共 产党、红军，从而使许多人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奔赴延安或者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救 亡的道路。此书的出版，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提高觉悟、打击敌人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振 奋了全民族共同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与信心，极大地提高了毛泽东、共 产党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威望。
两个版本的不同点
1、从出版时间而言，洛甫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本的出版时间为1937年10月，再版 本出版时间为1937年12月。汪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本的出版时间为1937年11月1日 ，再版本时间为1937年11月20日。洛甫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和再版本的间隔时间是 2个月，而汪本《毛泽东自传》的初版本和再版本的间隔时间只是短短的19天。1937年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根据地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自传》 这样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传记，能够在“国统区”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 行，并在短短19天之后再版，确实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2、从发行量而言，洛甫本《毛泽东自传》目前被发现，而且是经过中央党史部门或者 是经过中央文献部门进行考证或委托权威专家考证的，仅有笔者手中一本，再版本现藏 在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估计发行数量不是很多，目前存世量可能是屈指可数。而 汪本的发行量，据复旦大学文摘社主编、黎明书局总编辑孙寒冰的后人孙一德等人介绍 ，汪译《毛泽东自传》一出版，立即轰动全国，销量急剧上升，供不应求，一再加印， 每期印数达到5、6万册之多。据当时黎明书局经理余源回忆，汪译《毛泽东自传》除在 上海发行外，还销往南京等许多大城市，共约六、七十万册。而且抗日战争胜利前后， 一直到建国初期，各地还出版过一些版本的《毛泽东自传》，也都是根据汪本翻译而出 版的，所不同的是，新版本根据后来形势的发展，在附录里有些区别。2001年，西安发 现了64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的消息披露后，许多报刊竞相转载了这一消息。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并轰动全国，2个月就销售了近20万册，还被韩国、香港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购买了版权。因此，可以说汪本《毛泽东自传》的发行量是非常多 的，也是难以统计的。
3、从封面设计看，延安版封面正中是毛泽东站在农家院子的全身照片，左边是《毛泽 东自传》五个大字，何人题写，有待考证。左上角为“美国史诺原著”，左下角为“延 安书局发行”之小字，封面红色。汪本封面也是红色，左上角印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 代的侧身肖像，左边是潘汉年题写的《毛泽东自传》书名。左边也有“史诺录，汪衡译 ”，下边有“文摘丛书，黎明书局销售”等小字。延安版封面上毛主席的照片出现在上 海版的扉页第二页上，据陕西省档案馆提供资料称拍照者系田一明。1937年，23岁的田 一明受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委派到陕北处理公事，时任苏区政府主席的 林伯渠安排他晋见毛泽东。与毛主席谈话快结束时，田为毛主席拍下了这张照片。
4、从目录看，洛甫本目录有“第一章少年时代”、“第二章动乱中的中年时代”、“ 第三章共党的展开”、“第四章从围剿到长征”。附录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小传 ”、“毛泽东论抗日及联合阵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毛泽东等致蒋委员长一 致抗日的电文”。汪译本有“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 来”、“第三章：揭开红史第一页”、“第四章：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附录有 “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5、从内容看，二书正文内容意思一样，但是，文字表述上有一些差异，可以说是大同 小异。附录共有部分的内容也是差不多。但洛甫译本的特点是基本上保留了斯诺原文的 语气、文采，这和张曾经多次留学国外有关。而汪译本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英文的原汁原 味，更有中文口气，文笔成熟流畅，它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读书口味。洛甫本中无插图、 照片等资料，而汪本中则有13幅照片作插图，可谓是图文并茂。其中延安版本中的“毛 泽东论联合阵线”(这部分内容仍属于1936年10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之部分)、“毛泽东 论抗战必胜”(1937年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当时，“西安事变”已和 平解决，毛泽东即发表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他就史沫特莱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等一系列 问题作出了回答，并表示出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毛泽东等致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电 文”，这三大部分的内容在汪译本中是没有的。即使在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中 也找不到这些内容。由于形势的发展和译者身份不同，汪本《毛泽东自传》里，没有了 这些内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斯诺1938年1月24日在上海为复社版的《西行漫记》 排印时而写的“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第四自然段中看到：“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 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当这一 本书写了大部分的时候，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还认为非常遥远。现在民族 解放战争，已成为唯一出路，而其它一切问题都给扔开去。”从此可以看出：当年毛泽 东与斯诺的确有过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对话，只不过是后来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建立了， 因而没有必要再提及而已。这从斯诺序言第五自然段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战争 所促成的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在蒋介石委 员长贤明领导之下，恢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洛甫本《毛泽东自传》里的这三大部分 内容，是特别珍贵的文献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6、从资料来源而言，延安版《毛泽东自传》源自斯诺原著，这是译者本人在书上标明 了的。至于张洛甫是怎样得到斯诺原著的，目前还无法知道。上海版《毛泽东自传》则 源自于英文杂志《亚细亚》(Asia)。1936年夏，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在复旦创 办了进步书社——文摘社。一次，孙寒冰看到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在《As ia》(即英文《亚西亚》杂志)上的连载文章《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 国》)，他非常高兴，如获至宝，立即找来他的学生也是文摘社的编辑汪衡，请他翻译 该文。
7、从页码、字数、排版印刷来看，洛甫本共有89页，约4万字。兰福森手中的初版本 与国家图书馆的再版本比较，两书页码、章、节、段落、字数相同，所不同的是我书写 型较小，标点符号较小且模糊不清。初版本中的许多错别字，在再版本中已经得到改正 ，封面也较精致了，印刷质量也很不错了。兰福森手中的初版本没有照片插图、印刷质 量差等见证了当年延安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区，在生活上、经济上是何等的艰难， 生产力方面十分落后，以致于排版印刷条件极差。至于再版本，是不是当年的延安地区 出版?还有待研究。因为在当年各种条件都很落后的延安地区，要印刷出版发行印刷质 量好的《毛泽东自传》，是不太可能的。有专家指出：“不能够排除在当时的各方面条 件好的上海或是西安印刷出版发行的可能。”而汪译本有86页，约3万字。它是在大都 市上海印刷出版的。字迹清楚，且能做到图文并茂。它反映出了当时上海的经济水平和 生产力水平，其排版印刷条件是远远优越于当年艰难困苦的延安的。
8、从译者身份看，《中共党史资料》2001年12月出版的总第80期刊载的中共中央档案 馆王伟红著的一文介绍：“1937年12月，陕西延安书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自传》，是 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洛甫亲自翻译的。”笔者也认为张洛甫就是当年延安时期 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即洛甫(1900-1976)。张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 优秀领导人之一，曾留学于美、苏。他支持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意见，强调实行统一战线 。在反对王明“左”倾路线斗争中，和毛泽东思想感情融洽。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肯 定毛泽东军事策略，使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正是张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 才保证了毛泽东个人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从遵义会议到1938年10月，张在任党中央 总负责人的3年中，领导全党从国内战争转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后，张最 先提出和平解决的正确思路，最后形成了统一的“联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决策。 张品格高尚，没有权利力欲望，有的是尧舜禅让的风范。他是一个以党的事业、前途为 重者，也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推行者。对毛泽东的才能、威望心悦诚服，积极宣 传毛泽东，提高毛泽东的领导威望，还多次主动让位，推举毛泽东任党中央总书记。为 了适应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战争形势和保存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繁忙的工作中， 翻译出版了斯诺原著的《毛泽东自传》一书。
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1937年9月22日正式形成的。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延安 文明书局于1937年9月初曾经出版斯诺原著、张宗汉译的《毛泽东自传》，并在全国各 大书局经售。该书1937年10月再版。该书“第一章少年时代”、“第二章动乱中的中年 时代”、“第三章共党的展开”、“第四章超人的忠勇和忍耐心”，附录有“毛泽东夫 人贺子珍小传”。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延安文明书局出版，有关统一战线问题也已经 被删除。张闻天身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且又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行者，毛泽东的宣 传者，深知保存党的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但由于毛泽东关于联合战线问题、抗战必胜问 题、致蒋委员长的电文，在内容上都牵涉到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刚刚建立统一战线才 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在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的条件下，再去出版有关这些方面的内 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为了保存党的历史，给后人留下学习、研究的珍贵资料，又 不给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抓住把柄，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害，同时维护统一战线、共同 抗日救国的大局，张闻天一改往日写文章、译文章要么署名张闻天，要么署名为洛甫的 常规署名方法，而第一次署名为张洛甫，同时还严格控制发行面，印刷量也极少。由于 出版数量不多，再加上战争动乱和时间久远的缘故，到目前止，此版本仅发现我手中的 一本。
笔者2003年10月、11月，曾二次撰稿提出张洛甫翻译的《毛泽东自传》一事，寄给中 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领导成员、张闻天当年的身边工作人员何方老师， 指出《张闻天传记》、《张闻天年谱》都没有记载张闻天这一重大事件。文章引起了何 老前辈的高度重视，他把稿件转寄给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现负责人叶晖南老师。去 年12月30日，叶老师在给我的回信中指出：“我们认为你手中保存的延安时期的原版《 毛泽东自传》很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张闻天传记》作者程中原在写书时，还 不知道有《毛泽东自传》一书。但我们在编撰年谱时(1996-2000年)早就知道了这本书 ，并从中央档案馆中复印了它的内容。年谱没有上的原因是为了慎重。《毛泽东自传》 当时没有上年谱的主要原因是虽然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认为张洛甫这个署名就是 张闻天，但从张闻天一生的文章署名中，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署法的。一般情况是要么 直署张闻天，要么署洛甫。”“我们组曾经专访过刘英大姐，她说，她不记得此事。我 们还找了许多当年在张闻天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和学生，包括何方老师，他们都不记得有 此事。因为没有办法确实考证此书一定出于张闻天之手，所以这一条没有上年谱。这几 年，我们一直还在寻找证据来证实它。”“张闻天早年翻译的英文书籍及其他资料有75 万字之多。所以何方老师认为，也许当年张闻天翻译《毛泽东自传》是没把它太当回事 ，用了很短时间就搞完了，再加上他这个人不事张扬，所以鲜为人知。”“如何考证此 书确系张闻天所作，是目前我们的重要题目，非常欢迎你也来加入考证的行列。”叶老 师的信点明了为什么传记、年谱也没有上张闻天翻译出版《毛泽东自传》的原因，也给 了兰福森一个鼓励。
在这里，笔者可以欣慰地告诉人们的是：经过兰福森3个多月的考证，终于从辽宁省档 案局的大事记中，查实张闻天在辽宁工作期间的姓名就是张洛甫。辽宁省档案局的大事 记载：1、“1949年8月21日至26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礼堂(沈阳)举 行，大会选举高岗……张洛甫(张闻天)……等41人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对于辽宁省 档案中出现的“张洛甫(张闻天)”中的括号里的“张闻天”一名，笔者曾经为此而特地 打电话到该档案馆咨询：它是原来的档案里就有，还是后来再加上去的?该馆工作人员 经过核实后，在电话里回答笔者：“张闻天”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在原始档案里就只 有张洛甫一名。2、“1949年10月15日-11月1日，辽宁省召开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会议 听取了张洛甫和刘澜波关于今冬工作与明年生产的报告。”3、“1950年2月1日至8日， 辽宁省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刘澜波为省政府主席……张洛甫……刘英 等31人为省政府委员。”郭峰老前辈是中共辽宁省委的老书记，东北解放前后，曾经和 张闻天一起在辽宁共事。为了进一步考证核实张洛甫是不是张闻天，笔者曾经写信给郭 老，向他了解张洛甫是不是张闻天。郭老对自己的秘书张续说：张洛甫就是当年的张闻 天。他们当年在辽宁和张闻天一起共事时，都叫张闻天为张洛甫同志。张续同志遵照郭 老的要求，亲自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笔者。笔者要求郭峰同志对此写一个书面证明 ，但是，郭峰同志认为这应该是党组织派人去向他调查了解的事。笔者作为一个中学老 师，虽然精神可嘉，但是，不符合组织程序。因此，他没有给作者出具书面材料。
笔者认为，《毛泽东自传》一书的译者张洛甫就是当年的党中央总负责人张洛甫一事 无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 人士的努力下，全国各地(包括国统区)发行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亡的出版物。其中的《 毛泽东自传》早期的各种版本，深受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从张宗汉译、延安文明 书局的《毛泽东自传》和汪衡译的《毛泽东自传》发行情况就可以证明。正是由于《毛 泽东自传》十分畅销，张洛甫翻译的、延安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难免会流入到 西安、上海等各大城市。奚景鹏先生在给兰福森的信中也曾经指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张洛甫翻译的再版本，封面很精致，印刷质量也很好。1937年的延安，各方面的条件都 很落后，没有那么好的排版印刷条件。因此，对于再版本来说，很可能是在条件比较好 的大城市西安或是上海出版发行的。
汪衡(1914—1993年)，原名汪椿宝，原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退休干部。1914年8月 生于北京，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经济系。孙寒冰创 办《文摘月刊》后，邀请汪衡参加编辑工作。由于汪衡的中、英文基础都很好，工作又 十分积极主动，因此《文摘月刊》出版三四期后，汪衡已成为孙教授的得力助手，担负 起了编辑部的主要工作。汪衡接到孙教授交给他的斯诺的书稿后，以极大的兴趣把它读 完，认为这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好文章，他决定将斯诺原稿的部 分章节翻译出来，其中一部分便是《毛泽东自传》。
书稿译出后，孙寒冰又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这时，孙寒冰考虑的是下一步的出版问 题，他知道，这样一部书稿要想得到国民党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刊发是不可能的，或许还 会引来杀身之祸。为此，他曾请许多人帮忙疏通关系，结果都失败了。但孙寒冰仍未死 心，他决定直接去找邵力子。原因有三：一、邵力子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有权 审批稿件；二、邵力子在国民党内是开明人士，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的；三、他是复旦 大学的校友，和孙寒冰有过交往，彼此还较熟悉。因此，孙寒冰认为邵力子是有可能支 持他的。
抱着这样的希望，孙寒冰带着文稿从上海乘车来到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南京，见到了邵 力子。说明来意后，二人边看边谈，最后邵力子终于当场表示支持将《毛泽东自传》在 《文摘月刊》上全文刊登，并提笔在文稿上批了“准予发表”四个字，还签上了自己的 名字。得到邵力子的批示后，孙寒冰火速赶回上海，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决定将《毛泽 东自传》书稿全文在《文摘月刊》的《人物种种》专栏里分期连载，并出版单行本，由 黎明书局向全国发行。在正式出书前，孙寒冰还请时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主任潘汉年题写了书名。虽然汪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是经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邵 力子亲自批准出版的，而且没有涉及国民党、蒋介石，但是，还是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 书。该书的译者汪衡因翻译《毛泽东自传》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 “教育部”向复旦大学校方要人，孙寒冰便派汪衡去武汉办《文摘月刊》，后来又转往 香港和重庆。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文摘月刊》编辑部被炸，主编孙寒冰先生 不幸罹难，年仅37岁。汪衡因外出校对，幸免于难。
孙寒冰教授的遇害使汪衡十分伤心，他决心北上抗日，为孙教授报仇。他向八路军驻 重庆办事处提出了到延安去工作的申请，办事处的同志对他说：《文摘月刊》是一个很 好的刊物，应该有人在恶劣环境中支持它。因此，抗战期间，汪衡一直留在《文摘月刊 》继续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曾任冯玉祥将军的英文秘书随冯将军访问美国。1949年后 ，汪衡先后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和 国家出版局等单位从事编辑、翻译和版权研究工作，1993年1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