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国际社会论文,其对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3—0041—07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汹涌，揭开了这些国家过去宣称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面纱，因而有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科学性和优越性提出了怀疑、挑战和否定。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最后十年时，扭曲的“民族要独立”和“民族要统一”的思潮与实践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共处与对峙的两种现象，影响冲击着现今的国际社会，也必将影响21世纪世界民族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世纪的民族关系现象和问题，对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偏解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当代世界民族分离主义的滥觞
当今世界，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汹涌掀起。与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不同，民族分离主义成为此次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相悖的强大势力，震荡和冲击着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和重组中的国际关系。[1]
1.新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缘何汹涌全球。
这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不仅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取得成功，而且“从南非各城市边缘到斯里兰卡海岸，从科索沃山谷到巴斯克山区，已经发出武器的铿锵声”。[2] 就连多年平静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诸如英国的北爱尔兰、法国的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及美国的夏威夷等，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也有所升温。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世界各地勃发的背景错综复杂，它是由现实原因和历史根源、外部环境和内部缘由及时代动因等多重因素交织渗透而成的“千千结”。
第一，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长期失误是这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形成的现实和国内缘由。民族矛盾是民族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列宁曾指出：“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3](P75) “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4](P239—240) 然而，几十年来，许多政府在处理民族利益问题时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它们对于民族矛盾的解决方式，往往是简单粗暴，有时甚至采取武力镇压手段。有的承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本来就不正确的相关政策来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有的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导致“法律的非道德性使一些地方民族的基本权利遭到损害。有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甚至仇杀丝毫未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这种在国家法律庇护下对本国公民实施伤害的行为必然为被伤害的民族所不容。”[5] 在经济发展方面，许多国家存在排挤或偏袒某些民族的倾向，致使不同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民族矛盾的增多或加剧，这在东欧、非洲国家表现尤甚。
第二，历史上“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殖民政策、大国强权政治以及冷战后西方国家有意识的推波助澜，是这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泛起的历史和外部因素。近现代时期，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有意识地在殖民地推行“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政策，从而导致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怨甚深的民族矛盾和教派隔阂。除此之外，前苏东各国的分离主义不少是源于二战前后德、苏、美等大国强权政治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而在苏东剧变前后，西方国家从其“和平演变”战略目标出发，对这些国家及原来与其亲近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极尽诱导、怂恿，加剧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危机和分裂。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待民族分离主义组织及其活动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是加剧一些国家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重要国际因素。“在美国，有时对颠覆性暴力行为大声谴责，有时却又拍手欢迎。”[6](P353) 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领袖拉登恨之入骨，但是对俄罗斯打击得到拉登势力支持的车臣恐怖主义匪帮却横加指责。[7](P19)
第三，20世纪末最具时代特征的两件大事是两极格局的崩溃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此二者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冲击成为民族分离主义泛滥最主要的时代动因。首先，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溃造成了国际战略力量失衡，原有的制约机制消解，意识形态凝聚力显著下降，集团利益不再至高无上，民族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原被压抑、掩盖的民族矛盾纷纷暴露并尖锐起来。同时，在政治多元化的国际风潮冲击下，一批以民族主义势力为背景的政党团体崛起和得势，刺激了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分离主义。而此时世界格局正处于向多极化转变的过渡期，新的制衡机制尚未建立，从而使民族分离运动在失控状态下迅速发展。[8] 其次，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地，特别是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经济震荡，刺激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另外，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界的人口流动给民族保守主义者带来了极大恐慌，害怕自己被外族“吞没”，对外来文化和一体化产生抵抗情绪，其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民族分离主义。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次民族分离主义狂飙中，不少民族分离主义者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士，援引列宁及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一国一族论”，作为其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他们打着“民族自决权至上论”的招牌，认为世界上一切民族，不论是殖民地民族，还是一国领土之内的民族地区，都适用民族自决权原则，每个民族都可凭借其神圣的民族自决权来建立属于本民族的独立国家。
上述主张完全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一种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当时世界殖民地问题及沙皇俄国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状况出发，明确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含义，“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9](P564) 但他同时又强调，“分离绝对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但我们拥护分离权。”[10](P128) 他形象地用法律规定离婚自由并不等于鼓励人们离婚作比喻，说明确立民族自决权原则并不等于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再从自决权的适用对象看，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文件均强调，自决权的适用主体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占领统治下的各类形式的殖民地的人民。联合国文件从未宣布民族自决权适用于一国主权下的民族地区，而始终坚持民族自决原则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辩证统一。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看，到1994年联合国最后一块托管地贝劳独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基本结束，适用于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也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继续清理殖民主义遗产的进程中，民族自决权利主要体现为既有的民族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内政不容干涉。所以，当代的民族自决权是同维护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政治目标，它的应用限于国际社会层面而不是国家内部。[11] 它在国际层面主要体现为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在国内层面主要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各民族国家公民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各民族公民享有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和民族权利，还体现为通过民族平等政策、多元民族文化政策等的实施，大力发展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保持各民族的风俗传统和特点。[12] 因此，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多个民族以及众多民族跨国而居的现实状况下，如果民族自决权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民族，就会很容易使国家陷入“碎片化”、“袖珍化”的险境，从而使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产生尖锐的矛盾与冲突，[13] 也必然会导致全球各国的动乱与危机，殃及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无限扩大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不顾相应的历史条件，动辄以民族自决权原则作为分离主义乃至叛乱活动的理论依据，显然是荒诞无稽的。
在为此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所进行的理论辩护和宣传中，还有一种“一国一族论”，即倡导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显然，这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只不过是一些民族极端主义势力一厢情愿的虚无追求。因为，作为现实的民族国家主要体现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公民整合，以及那些诸如国徽、国旗、国歌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上面，而不是从民族学意义上所褊狭理解的所谓社会“同质化”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国家格局不仅以多民族国家为主流，而且也决定了数以千计的民族分别归属于数以百计的国家的基本现实。甚至最“现代”、最发达的西方七国中间，国家同民族真正吻合、称得上不折不扣的民族国家——日本也包含着一些世居的少数民族或外来移民群体。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互相交融但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侧重于种族、文化和心理特质，后者却是一个政治和法律概念。如果把民族和国家混同起来，认为每个民族都须组成为一个国家，或国家只有在仅仅并完全包容单独一个民族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那么这在理论上是非常褊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中势必大大增强民族主义蕴含的非理性和破坏性。[14](P39) 因此，针对“一国一族论”，国外有学者不无讽刺地指出：“要使民族疆界与国界合而为一的理想，恐怕只有野蛮人才能做到，或者说，只有靠野蛮人的做法才可能付诸实施。”[15](P161) 事实上靠野蛮人的做法也做不到。但是，像波黑那样的民族仇杀战争，直接导致南斯拉夫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武装化和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11]
2.当代民族分离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这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现实难题，它对各国各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是影响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危险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地区合作亦构成挑战。
第一，这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造成有关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受阻，为大国干涉其内政提供了契机。从政治视角看，民族分离会威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及社会稳定。民族分离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脱离母国，建立独立国家，由此而产生的离心力对原主权国家领土的完整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科索沃战争的结果使南斯拉夫境内出现了“国中之国”，车臣问题与俄罗斯的统一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而某些外部势力利用各国民族危机到处插手，怂恿民族主义势力，以达到对这些国家的瓦解、渗透和控制等卑鄙目的，不仅严重侵犯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的威胁，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角度分析，民族问题的激化导致政局动荡，严重妨碍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科索沃战争使南斯拉夫的经济严重倒退，北约空袭使南斯拉夫损失近千亿美元。另外，民族纷争及其引起的战乱不息不仅破坏了国内正常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也对外资和技术引进极为不利，从而延缓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在饱受民族分离之苦的国家——斯里兰卡，前总统普雷马不无痛苦地称民族战争是“一场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的战争”。[16]
第二，它还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地区冲突频繁，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前苏东地区，民族危机与政坛剧变的交互影响已众所周知，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及“原子裂变式”的不断分离现象，使该地区各国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使它们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处于更加不利的战略地位，欧洲力量格局发生重新组合。[17](P59) 而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和关联性，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的重叠，致使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严重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形势。加之民族分离主义潮流的蔓延触发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军备竞赛（如印度、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如中东、南亚）和难民外流（如波黑、卢旺达），从而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此外，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恶化及地区冲突的不断发生，不仅阻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整个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就在当代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兴起之初，某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民族分裂加强，在今后的20年至30年间，世界上的国家将增加50％以上，总数可能会超过300个国家。”[18] 从这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西方学者的这一预言无疑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论调。但是，如同潮起潮落总有一个过程一样，当代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平与发展的美好目标仍然是全世界人民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
二、扭曲的民族统一主义及其行动：极端的泛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借端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列宁曾提出有两个历史趋向的著名理论：“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国际统一的形成。”[18](P221) 列宁的“国际统一”思想即是他的民族统一思想，他的预言已部分得到验证，只是在当代国际社会中，有些体例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民族统一思想，甚至相悖。
1.当代世界极端泛民族主义运动崛起。
20世纪60、70年代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民族，希望以同种文化和血缘联系为基础建立泛民族主义的世界大国，以试图重圆昔日老大帝国之梦。这种以“跨界人民”为基础、以建立新的“国民—国家”为目标的非现实的和反历史的政治民族主义就是“现代泛民族主义”。[19]
目前，这种泛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泛民族主义问题在各种民族问题中显得特别突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如在南美洲古代印加帝国的后裔——克丘亚人中间，存在着以印加国为旗号，试图统一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克丘亚人重建印加国的泛民族主义活动。目前仍是热点、难点的北爱尔兰问题、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也都因为带有泛民族主义的性质而变得十分棘手。在中亚、南亚以及非洲，也存在着泛民族主义的组织与活动。从泛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看，这种建立在对历史上存在过的老大帝国怀念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对现实的国际社会构成了具有潜在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威胁。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大国争霸的国际背景时期，泛民族主义思潮曾受到空前的鼓舞和怂恿，从而使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发展至今已具有了更大的震荡力和破坏力。所有这些泛民族主义的组织与活动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借用现代国际政治所承认的民族权利原则，追求“跨界人民”的统一与地域一体。然而，现代国际政治秩序同样承认现代国家主权原则。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以现有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以破坏现有主权国家的界限为代价的现代泛民族主义不仅要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且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显然，这种以曾有过昔日辉煌，以同种文化和血缘联系为基础建立泛民族主义的世界大国，试图重圆昔日老大帝国之梦的民族统一思想不符合列宁的民族统一思想，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各民族联系和交往的日益密切，各民族间差别的消失，从而实现各民族自然的融合。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看，近、现代史中的“民族—国家”运动是大民族的运动，或者说是以大民族为核心的现代主权国家运动，而不是单纯以民族为界限的国家的建立过程。由于大民族的发展使小民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化，致使现代主权国家大多是多民族结构的国家。被历史分化的“历史民族”或曰“跨界人民”如想再造统一，势必要对使自己分化的强势民族进行分化，而这一点是任何强势民族绝对不能接受的。现代泛民族主义者逆历史潮流，在追求“跨界人民”的政治统一的同时，妄图对现代主权国家进行政治分离，难免不归于失败。[19]
2.美国构建其单极世界霸权体系的梦想。
一战、二战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昔日繁荣的欧洲一度倒转了历史的车轮，反倒是投机取巧的美国摇身一变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霸主。为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极力对外干涉，正如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所言，“今天美国是……实际上的君主，它的命令对于其干涉所及的臣民就是法律”，[20](P113) 其大国极端民族主义态势可见一斑。
以帮助恢复经济为名，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资本输出，借以控制他国是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之一。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经济复兴基金”扶植和援助了西欧与日本，进而使盟国俯首称臣。在亚非拉广大地区，通过所谓“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支持亲美独裁政权，推行新殖民主义。[21](P74) 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进程中，美国则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交替使用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的两手政策，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
以维护“民主”、“人权”为名干涉别国内政，全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是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二战后，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各国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已成为国际关系通行的行为准则。但冷战开始后，美国为称霸世界却处处以维护“民主”和“人权”为由野蛮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其主权，企图以美国的标准打扮世界。冷战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愈演愈烈，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次数趋于频繁，范围几乎遍布全球。[22](P2) 美国自诩是“仁慈的霸主”，向世界播撒的是“民主”与“人权”的种子，但它不仅置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对南联盟这个欧洲小国进行狂轰滥炸，而且还不顾千百年来形成的外交惯例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对中国驻南使馆进行野蛮袭击。这使人们逐渐认清了美国所标榜的“人权、人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
以民族矛盾为由，并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争端，以颠覆他国之目的是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在苏联东欧集团瓦解前，美国领导西方国家穷尽脑汁“关心”这些国家的民族问题。他们利用现代化的通讯设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仇恨；西方间谍机关和驻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亲自出马，与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相勾结，共同组织和策划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他们不仅为这些国家的民族分裂分子出谋献策，还从物质上大力支持他们的分裂活动，并且打着维护“人权”、“民主”的旗号，阻挠苏联和东欧国家以武力平息民族骚乱。在东德的政局变动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西德更是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干预。美国总统布什命令驻西德美军和大使向西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表示“英国完全支持东德人民关于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的要求”。[23](P68—69) 完全可以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煽动和支持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是苏东剧变的一支重要力量，民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剧变的导火索。
一些国家出现民族问题，美国常常主动热情地要求“帮助”解决这个本属这些国家内政的问题。而美国在实施国际“援助”时往往凭自己的好恶取舍，拉一派，打一派，实际上已直接介入了一国的内部冲突。这很容易引起美国与被“帮助国”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本已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困难化，造成新的动荡和争端。当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体时，任何国家的民族问题只能由这个国家自行解决，国家间的民族问题也应该通过协商，遵守国际法的准则和平解决。而美国人执著地认为其“自由民主制度”是全人类惟一真正合理的社会制度，美国应当把它推广到全世界，无须问别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如何。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霸权思维显然与列宁的民族统一思想相悖。“我们有力量去重新安排世界”，[24] 只不过是美国人白日做梦、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25](P339) 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是高人一等的“上帝的选民”，“人权并不限于文明民族”、“原始民族具有与文明民族同等的权利”，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不能干涉其他民族的事物，甚至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幸福。[26](P96)
一般来说，民族聚合具有积极意义，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其前提是：它是以和平方式自愿进行的，而且与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相一致。这是因为，民族聚合不仅符合民族国家或本民族的当前利益，也顺应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但肯定和促进各个民族国家聚合并不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或降低其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构成国际关系的基石，世界秩序无可替代的基础构件。从此意义上讲，列宁关于“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国际统一的形成”的理想，代表着人类和时代的进步。他的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这应是我们认真分析和有效解决当今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趋势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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