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1-0122-07
一
清末以来的盐政，诚如时人所说“专商积弊，迄未革除，各省盐务，纷乱如丝，国课民生，交受其困”。（注：此即民国盐务改革家左树珍之言，转引自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2页。）盐务的黑暗腐败状况，引起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和不满，不少人研究盐政，谋求整理之方。在清末倡导改革盐务运动的人士中，最具影响的首推张謇，其次是景学钤。
张謇，字季直，清末民初实业家，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退居家乡江苏南通，创办实业。为振兴日趋衰落的淮南盐业，1903年张謇集资规银十万元，收购淮南吕四场李通源盐场，设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改良盐业的活动，包括拟定公司管理章程、革除旧盐垣的官衙作风、破除陋规、尝试手工业工场式的集中生产等等，给当地淮盐生产带来了新的气象。
这期间他还曾亲赴日本考察美国和日本的制盐法以及日本制卤、煮盐的工具，率先引进外国制盐先进技术，试验松江板晒法获得成效，所制精盐盐白味鲜，曾于1906年在意大利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优等奖牌，是为我国盐产品在世界上最早获得的国际大奖。在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张謇备受两淮运司的留难与困扰，所制新盐常常无端受阻，无法外销，在盐务实践活动中，他亦深悉专商引岸的弊害，由此孕育了改革盐务的思想。
1901年张謇撰写了著名的《变法平议》[1]（卷2），上书清政府，要求全面变法。在其中的“改盐法”议中，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关于改革盐法的主张：“设厂煎盐而后就场征税，若网在纲，可坐而理矣。”此后张謇在所撰写的《卫国恤民化枭弭盗均宜变盐法议》、《盐法改良后议》、《变通通九场盐法议略》[1]（卷17）、《各国盐法叙》[1]（卷19）诸文中，对旧盐法盐制在盐业生产运销及缉私多方面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他指出旧盐法不过是沿袭历代的流弊而已，所谓“法之坏，政之弊，我国今日不宁唯盐，而盐其一也”，并诘问：“盐法果足法乎？！”在清末渐起高潮的盐务改革活动中，张謇以其颇有成效的盐业实践活动，颇具说服力的“说盐”政论，以及其与清室大臣关系颇为密切的特殊身份，为世人所推崇。
另一位著名的盐务活动家是浙江的一位地方官员，时任浙扛渔业公所董事的景学钤。浙江东部的宁波、台州、温州地区，渔业是主要的产业，附近海域的舟山渔场是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提供丰富的海产品。渔业是耗盐大户，对盐的需求量较大，但传统的盐务垄断和无弹性的销售额，常常使渔业得不到充足的供应，于是闽盐乘机走私侵销，年销量多达200万担。景学钤受定海沿海数十岛20万渔民的委托，请求政府增加渔盐供给，渔户愿以提供给政府10倍的盐税为代价，来换取当地盐业垄断者出售更多的盐以满足渔民的需要。然而盐商害怕一地销量上升会打破两浙垄断的区域平衡，坚决反对此项动议。在盐商的压力下，浙江主管盐政的运司还是拒绝了渔民的要求。这件事自始至终景学钤都参与其中，感受尤深，他自己就说：“经此打击后，对于改革盐政思想，更为坚固。”[2]
1903年景学钤求见张謇于上海。其时，来自意大利的渔船在浙江海域捕鱼。为保全海权，清廷责令沿海七省设立渔业公所，以抗衡外国的渔业竞争，张謇为总负责人，景学钤系浙江省的代表。一份类似原来提交浙江当局的建议，由景学钤经张謇之手再次呈递到两江总督那里，还是遭到了盐商联盟的抗拒。事虽未果，“而浙省渔盐减税至每担二角，迄今为各省最廉者，实发源于此”。[2]
就在这一年，张謇上书清廷，畅言废引，主张就场征税，任其所之；如果政府担忧税收短绌，他愿组织公司承担此税。户部震于张謇之名，不敢虚词搪塞，乃将原案交两湖总督张之洞拟批。结果批语要张謇预缴全国一年盐税1700万两，方许试办。不料各省引商大起恐慌，辇金入都，运动户部，拼命反对。户部因顾及盐商之利害，对张謇的议案不再理会。
数次挫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专商引岸制的顽固及其强大的能量，反映了政府对专商的倚靠和对引岸的维护。以张謇、景学钤这样颇有地位的政府官员，尚不能触动旧的盐法盐制，更遑论其他。在张、景二人初次见面时，双方研讨改革方略，张謇提倡就场征税，景学钤主张就场专卖，改革模式虽有不同，但在主张废除引制上完全一致。张謇认为依当前政局，谈论盐务改革尚非其时。他勉励景学钤，并以12年为期，断言盐务改革必有希望。其实，不过八年，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各省盐务改革乘势兴起。所谓“迨政局变时，则盐政改革，即可实行”[2]，张謇之语，真正言中了！
二
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元年（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张謇任实业部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就任之始，张謇以曾任两淮盐政总理十年之经验，发表《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揭橥其“就场征税、废止引岸”的主张。他指出：“中国旧时专制政治之毒最为灭绝人道者，无过盐法。”并对旧盐法的丁籍制度、引岸制度、缉私制度、定价制度逐一进行批判，并由此提出由改革两淮盐业入手建设新盐法的基本设想，即“建设之道，唯有设场聚制而就场征税”。并按照制盐、运盐、销盐、税盐的顺序，设计成大要条文。张謇主张实施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就场征税制度，认为只有消除专商引岸，才能不仅使众多商人，同时也使盐工与百姓得“自由之福”。[1]（卷18）可以说，张謇的设想，大体具备了民国新盐法雏型的基本因素。
张謇的《意见书》，得到临时政府的认可，但遭到各省各地既得利益者的群起反对。湖南总督谭延闿致电张謇，认为新法“滞碍甚多”；扬州民政部长李坚在致张謇电文中，更是危言耸听：“地方持为生计者数百万人……况淮税甲于天下，为财赋之大宗，军需所系，商民生命所关，……如有更易，而失业者众，滋生事变，祸莫能测。”[3](P664-670)两淮盐商也群起反抗，联合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出《四岸盐商上临时政府电》。张謇为此写了《答复湘鄂西皖全体运商函》，[1]（卷18）针对淮商为保护运票和引岸而对改革所作的种种攻击进行批驳。由于淮商的不合作，加之各省军阀以筹办军饷为名纷纷截留盐税款，在一片反对声中，改进盐政，虽有理想，终因临时政府为时短暂而未能付诸实行。不久，张謇辞去两淮盐政职务。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仍然面临着同临时政府一样的财政困难。旧的财政体系在革命中已经崩溃，东南膏腴之区，皆是创痍遍野，各省亦自顾不暇，其地丁杂税无法应时解集，以济中央之需；而海关收入税金，列强又以赔款为辞，暂不缴付。诚如梁启超1912年2月23日致袁世凯书所云：“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4](P380-381)梁氏鉴于俄国理财名臣怀特曾以借外债解救了沙皇的财政危机，因此认为中国也非借外债而无可为。[5](P106-110)欲获得大规模的外债，盐税收入事实上成了贷款唯一可能的长期担保。但如果盐务不改良，外国银行是否接受这种担保值得怀疑，所以盐务改革已经处于计划之中。而当时全国树盐政改革旗帜者唯有张謇，因此，袁世凯一日数电，促其北上。张謇以为期待已久的盐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邀请时任浙江盐政局秘书的景学钤赴大生纱厂驻沪事务所，共商改革方案。经过反复讨论，张謇始赞成景的主张，以“就场专卖”为改革之过渡，俟今后场产整理，各制盐者由个人进为团体组织后，仍以“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为依归。宗旨既定，乃由景学钤以张謇的名义，将两人商讨的意见草成《改革全国盐政计划书》[6]，计有“民制、官收、商运”三大纲领，主张“废除旧时场商之制，由国家于产盐场地，特设官局，向制盐者收买，加入盐税，以售之于运商”，由商人自组运盐公司，经国家特许登记后，向产地官局购盐运至承销区域，售于各盐店贩商。在张謇看来，实行此制是两全其美。一方面，可以废除盐商专利的传统制度并清理它所带来的种种积弊，还可减轻和划一盐价，改良盐质，断绝私盐；另一方面，又便于建立由中央政府管辖的盐税管理制度，增加税收。
张謇抵京后，首先征得袁世凯赞成，并得到熊希龄、张弧、梁启超诸先生的支持，然后与袁的心腹，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会晤，商议先以政府名义将计划书提交给临时参议院，然后改组盐务署，为实行改革之筹备。周学熙是民初北方财政、实业界的著名人物，为振兴经济出谋划策贡献诸多，当时中国实业界就有“南张（謇）北周（学熙）”之称。但在盐务问题上，周一向是保守的，就像后来担任盐务稽核所会办的英国人丁恩所说“对过去怀有深情”。[7](P68)他曾于1906年任长芦盐运使，在他筹办中国实业银行时，就拟以长芦、山东、两淮、浙江等地盐商为主要股东，并得到盐商们的大力支持。景学钤揭露他是淮商领袖，家财巨万，手中现握盐票40余张（每张时价万余金）。周虽与张謇素有戚谊，但为保护手中引票，蓄意阻扰改革，先是将《计划书》原文泄漏给淮商，致使上海报纸登载原文时逐段加以反驳；随之各省盐商攻击反对电文雪片而至，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继而周又另抛一案，称《财政部改革盐务说帖》和《财政部改革盐务计划书》[8]，与张謇改革案一并提交临时参议院。该案几乎全文照抄张謇的计划书，仅将官收改为官收、商收并行，将商运改为保存专商引岸。周氏此举，乃釜底抽薪，全盘否定改革计划。张謇目击此状，知现政府万无改革希望，遂决计即日南归。
中央盐务改革的形势不容乐观，地方上的情形又如何呢？革命运动加剧了清末以来盐务管理混乱的程度，（注：如辛亥革命前食盐走私活动猖獗即反映了盐政本身的紊乱，据《清实录》载，1900年安徽地方长官要求清廷出兵镇压因食盐走私所引发的地方动乱；1902年有奏文称江南贩运私盐者成群结队，船至数百艘；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报告说浙江江苏交界地区盐枭团伙有300多个，任意攻击盐税机构、教堂和学校。）导致了传统体制功能的全然丧失。例如，在四川，1911年至1912年冬，犍为、乐山、富顺、忠县四个主要盐区的食盐出口通道全被云南的军队封锁；成都通讯社1911年9月7日报道劫匪们冲击盐运司。在扬州，人们组织起来保护盐运司；在宜昌，革命者抓获了监理盐政的道台官员；在安徽，管理大同盐厘税收的海关人员描述了1911年12月8日革命起义部队之间为控制当地盐税收入而引发的战斗。扬州、宜昌、大同都是盐税征收的中心。即使在淮盐引地，引制亦难以发挥作用。1913年淮北盐只运输了67870引，而1911年前是360000引。传统的盐政不能继续有效运作了，正如邓孝可所说的那样“批发的资本金没有了，盐运路线中断了，盐税部门被焚毁了，盐商逃跑了”。[7](P70-71)由于时势遽变，盐政紊乱，地方政府几乎完全停止向北京上缴税款。1912年3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在呈送临时大总统的报告中诉苦说：“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该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9]这应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改革运动，一开始就是无序的，局部的。当时同时并存着数个改革中心，主要分布在南京临时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一些南方省份，如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在江苏，张謇支持就场征税的政策，他利用担任两淮盐政总理的机会，计划以两淮盐区为试点，把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在四川，邓孝可向旧盐法发难，“民国成立，川省首先举义，以旧盐法多苛政，悉罢之。邓孝可主盐政，取消官运，破除引岸，改为就场征税。只于各场设榷税司，专管税收事宜”，新定税则“不及旧收三分之一”，“此后无论何省何商，均可赴场纳税购盐，自由运售”；广东也“改为自由贸易，于民国元年一月开办”。[10](P41-42)云南等省份因边远人民反抗激烈，早已实行民运民销。在浙江，军政府于1911年成立了由庄松甫、范高平任局长、景学钤任秘书的盐政局，并发表由景氏起草的宣言，实施“官售商买”，废除专商。[11](P9)景学钤的“就场专卖”政策在福建以及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得以采纳，并计划推广到奉天。[10](P39,32)据景学钤的《盐务革命史》、丁恩的《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所述，1911-1913年各大盐区盐政基本情况可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各省的盐务改革缺乏一贯的共同的原则：一方面四川、广东、云南进行了自由贸易的尝试，另一方面东北、长芦、淮北和福建又进一步强化了官方控制。改革原则所显示的反差性意味着统一的国家体制还没有坚实的基础，实际上缺乏系统性这个问题在盐务领域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直到1912年底，盐务改革运动还是分散的，既无统一的纲领，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即使在同一地区，改革者之间也很少相互联系。景学钤和庄崧甫在1912年加入浙江盐政局之前就没有见过面，景学钤对另一盐务改革家左树珍虽然心仪已久，但直到五年后的1913年才有了联系。
表1 1911-1913年各大盐区盐政基本情况表
盐区
盐务管理基本情况
东三省 吉林黑龙江：官专卖 奉天：自由贸易
长芦官专卖
山东官专卖
河东官专卖
淮北官专卖
淮南
商专卖 就场征税
两浙商专卖
福建官专卖
广东
就场征税，自由贸易
四川
就场征税，自由贸易
云南
自由贸易
西北
官专卖
中央和地方盐务改革的严峻形势，使改革者们和政府的部分官员都认识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将1911年以来的分裂状况统一起来，进而壮大改革力量。在这方面，由于景学钤出色的组织才能，终于在1912年12月成立了“盐政讨论会”[12]，该会以讨论全国盐政之改革方针为宗旨，并注重普及盐政之常识；张謇、熊希龄分任正、副会长，首批会员有张弧、梁启超、徐国安、庄景仲、胡睿泰、胡光智、刘垣等40人，还创办《盐政杂志》。第一期杂志上有梁启超撰写的序言，呼吁盐政改革。讨论会还集合了一批关注和支持盐务改革的人士，各省相继成立“盐政讨论会”分支会，首批会员就有数千人。盐政讨论会成立的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张謇、景学钤等人1912年秋的改革计划的挫折所致，尽管他们是由袁世凯亲自召到北京的，但他们遭到在临时议会中拥有多数的周学熙与国民党联盟的反对，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改革必定要损害多达数十万盐官和盐商的既得利益，反对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必须使多数人明了盐务的利害，为改革争取更广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其时袁世凯正向外国银行团商借巨款，列强一再要求把中国盐政像海关一样交由他们管理，中国改革者们把这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威胁。内忧外患使得张謇等人的改革之心更为坚定。可以说，它的成立，是全国盐务改革者们联合起来的标志，他们以建立共同组织的成功方式证明了在特定领域国家政治所能获得的成功。这应是革命时期盐务改革的亮点之一。
三
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央和地方的盐务改革，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它既延续了清末盐务改革所开拓的思路，又为继之而来的由洋会办丁恩主持的1913-1918年全国盐务改革打下一定的基础，（注：关于1913-1918年盐务改革的情况，请参见拙作《论洋会办丁恩在民国初期的盐务改革》，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其所起的作用需要认真加以讨论。
首先，盐务改革猛烈地冲击了旧的盐务体系，加速了旧体制的崩溃，使1911-191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盐政”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中央盐政改革旋即失败，周学熙对盐务改革的敌意激怒了张謇和他的支持者，削弱了他们对政府改革的信心。实际上，张与周的分歧不仅是个人关系上的，也不限于盐务上，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对袁世凯的不同的支持。作为长芦盐务运使和滦州煤矿公司经理，周学熙与袁世凯联姻，是总统的亲信之一。另一方面，张謇是江苏地方议会主席，他代表着地方士绅阶层，正是这批人背离并推翻了旧的总督，于1912年成立了共和党，并成为该政党的核心。袁世凯失去这些人的支持是他最后彻底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盐务改革有如催化剂加速了他的失败。
盐务问题也影响到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否决张謇在临时议会上的改革提案，周需要当时在议会占多数的国民党的支持，并加入了与国民党的联盟。景学钤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周氏入国民党，欲借党争，以破坏盐政之改革，于国民党内设立‘盐务研究会’，以维持现行制度，列为国民党政策之一。”[2]或许也可以认为，在与共和党的联合失败后，周的行动是渗透和稳住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其时国民党某些领导人如黄兴也赞同这种联盟。周学熙试图利用这种联盟来反对盐务改革的企图遭到主持国民党党务的宋教仁的反驳。宋教仁指出：“引制万难存在。南通（张謇）计划，准淮商组织公司，余尚认为不彻底，照余主张，非自由贸易不可。南通此计划，系彼二十年苦功。又经全国改革家共同研究，并非共和党之计划。吾党对于共和党可以攻击；对于张南通可以攻击；万不可以此为武器。若意气用事，以此为党争，其结果无异于自杀，万勿被盐商利用，自损本党之信用与名誉。”[2]国民党得宋氏警告，遂不为周氏所利用。周学熙乃不提改革，只议盐官制度，任张謇的改革计划在临时参议院搁置数月。周一面又乘举借外债之机，在善后借款草约中，将引岸制度列入合同中，其目的即在“引票由洋员签字”一语。周学熙认为俟国会开幕，即使改革法案通过，而国际条约之效力，更胜于宪法。是以在签字之日，周氏大放厥词，称“改革派无论如何，在三十七年内，决无废引可能。”[2]因盐政改革所引起的宋教仁与周学熙的政见对立，由于两人在政界地位之举足轻重，也可视为国民党与袁氏政权之间的隔膜与猜疑，迨至宋教仁被暗杀一案发生，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参众两院议长通电宣布政府违法借款，最终导致国民党与袁世凯政府的决裂，有200余名国会中的国民党员加入了盐政讨论会。在这里“盐政”又一次扮演了分裂的角色。
其次，辛亥革命时期中央政府试图彻底结束省自为政的盐法混乱状况，建立起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独立的国家盐政管理系统的种种努力，虽然成效甚微，但它标示了中国盐政走向现代化的起步，特别是改革中“就场征税”制与“就场专卖”制的提出及其实践活动，锋芒直刺弊窦丛生的专商引岸制，应视为最富创意的制度安排，与后续民国盐务改革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对推进中国盐务现代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再次，盐务改革激发了新观念。清雍正以来，政府不满任何公开政治团体的存在，只有在《经世文编》之类的文集中可以读到有关盐法的短论、杂议。辛亥革命打破了这些限制，盐政讨论会不是政府组织，却可以公开履行职责并通过发行刊物自由发表观点，盐务政策成为社会大众的热门话题，可以公开讨论，所谓“今则因《盐政杂志》，鼓吹之力，全国大半，皆知改革之要”。[13]这有助于扫除改革思想上的障碍。此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清末以来积极参与盐务改革的人员，不少在民国初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张謇、景学钤、梁启超、熊希龄、张弧等都是民初力主盐务改革之士，他们特别是曾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与曾任盐务署长、稽核所总办张弧二人在丁恩改革中作用显著，出力尤多。可以说，正是中国改革者们的努力，以及后来善后借款所造成的外国势力对征税的控制，这两方面因素几乎伴随辛亥革命同时发生，并有效地阻止了盐政旧体制的再生。
总之，尽管在辛亥革命浪潮推动下发生的局部性或区域性改革缺乏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大都为时甚暂效果未彰；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周学熙独掌财政，盐政讨论会对袁世凯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而且控制全国盐务的希望也由于善后借款协定的签署而破灭，然而在革命中兴起的盐务改革以其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集合起全国范围内支持或同情盐务改革的力量，在短期内迅速使盐务改革的问题成为公众的观念，酝酿着更大的改革浪潮的到来，其意义和作用不可低估。
收稿日期：2002-09-30
标签：张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袁世凯论文; 历史论文; 盐税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