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庵诗的时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论定庵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以《己亥杂诗》为主，结合龚自珍的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历史，论证“恃风雷”和“降人材”乃是定庵诗歌的时代特性。
关键词 龚自珍 《己亥杂诗》 风雷 人才 时代性
一
龚自珍（1792～1841），亦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定庵文集》行世。定庵诗文，惊俗骇世，殁后20余年，始为人所重，影响一代诗风文风，然亦限于士子之间。定庵诗广泛被人们接受，不在其生前，也不在他所忧虑的身后百多年的苦难时代，而是在他所不曾想到的新的历史时期。正是新中国成立九年的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他所引用的是龚自珍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中的一首。引诗和作诗已相距120年。当时，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通过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并接受了我国这位百多年前的诗人。
龚自珍写作《己亥杂诗》的第二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结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将要到来。面临着奄奄待毙的封建制度的死亡和腐败黑暗的清王朝统治的衰落，龚自珍的态度不是惋惜和留恋，而是愤怒的揭露。他用“万马齐喑”4个字形象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在那个社会里，没有生机，没有活力，一切都凝滞了，都像死一样的沉寂。然而，诗人一方面哀痛祖国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地，一方面寄希望于给“九州”带来“生气”的时代“风雷”。“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可看作是诗人自己在抖擞精神，热烈地期望那种能够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人材”出现。时代的“风雷”在哪里？辈出的“人材”在哪里？龚自珍站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边缘上，提出了激动人心的问题。这不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时代的问题。
龚自珍以后过了将近一百年，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从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唱出了这样的时代的歌声，这就是鲁迅的《无题》七绝：“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1961年，毛泽东曾经把这首诗“书赠访华的日本朋友”。在旧中国，人民辗转于饥寒交迫的困苦境地，沉没于蒿莱之中，怎敢有动地的歌声唱出自己悲痛的生活？这种状况和清王朝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是一样的。龚自珍面对“万马齐喑”的现实，认识到时代“风雷”的重要，并期望“天降人才”以改变这种现状；鲁迅面对人民的痛苦，把自己的心事同沉潜于底层的抗争力量联系起来，却在“无声处”听见了革命的“惊雷”。鲁迅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如火如荼的武装反抗正在进行，而他本人已经历了思想的转化，从感触“地火在地下运行”，到坚信“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所以他在“无声”之处听到了“惊雷”。龚自珍虽然敏锐地觉察到“九州生气恃风雷”，但他不能明确地回答时代的“风雷”在哪里。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就逝世了。对于这个问题，不是由于他的早逝没有来得及回答，而是由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回答。然而龚自珍毕竟提出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属于他以后的未来的时代。回答这个问题的，也是1840年开始的整整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我国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是我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经过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龚自珍和鲁迅，这两位越籍伟人，恰恰分别处于两个阶段的起点和斗争旋涡。一百多年，这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短暂的，在我国却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三个不同社会性质的转化。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龚自珍曾经期望“不拘一格降人材”，现在，另一位伟大诗人毛泽东则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形容人才辈出，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来颂美时代的风雷，并且用诗人的口吻赞叹道：“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土地了。”一百多年，龚自珍、鲁迅、毛泽东在不同性质的时代歌唱，而共同吟唱的主题都是民族安危和国运兴衰。龚自珍曾经用“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以表达他对诗的要求。但那时能够吟唱“江涛动地”诗歌者，为数寥寥，“长岛人歌动地诗”是在他百余年之后。恩格斯说过：“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今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的人物做标志的。这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龚自珍在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最后的同时又是最初的诗人，他的难能可贵就在于最初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并且行之久远，为一百多年人们所关注而同声相应。
二
龚自珍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走的道路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走过的从科举求进身的道路。但他的仕宦道路坎坷不平，他27岁中举，29岁起在京城做过内阁中书、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这种“冷署闲曹”的官，38岁才中了进士，48岁终因“才高动触时忌”而不得不辞官回家。由于他不见用于当世，一生颇不得意，加上他“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不能与昏庸官吏同流合污，所以，他能够冷静的正视现实，敢于揭露现实中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龚自珍生活的50年，是清王朝统治经过所谓“乾嘉盛世”，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西方世界为了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寻找殖民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方的古老的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对抗西方世界的炮舰政策。清王朝对外表面上妄自尊大，事实上软弱退让，屈膝求生；对内横征暴敛，昏庸黑暗。奋起抵抗外国的侵略，揭露清王朝的腐朽和黑暗，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当务之急。龚自珍正是以诗人敏锐的感受，适应历史发展需要，唱出了民族存亡的忧虑，唱出了时代的先声。
1827年，龚自珍写了一组诗，题名《自春徂秋，偶有所独，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第二首《黔首本骨肉》，表达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深沉的忧患。全诗如下：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
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圣者胞与言，夫凯夸大陈？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
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
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
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诗人用“黔首本骨肉”表达了中华民族应该亲如骨肉的思想，用“天地本比邻”表达了天覆地载的中国领土应是互为近邻的整体的思想。然而，诗人敏锐地觉察到，我们的民族将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厄运，我们的祖国面临着“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危险。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之类的话并非夸大的说法，历史上有过祖国动乱连寡妇的织物亦将化为灰烬的国破家亡的事实。所以慷慨激昂的有志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悲辛。赏花时当忆及黄河肆虐为患，赏月时应想起西秦兼并鲸吞。最后诗人笔锋一转，对那些达官贵人们说，你们不必再三思索，把我的这些想法权当是杞人忧天吧。显然，这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爱国主义的诗歌是有其历史传统性的。龚自珍的这首“黔首本骨肉”，既是传统思想的继承，又反映了自己历史时期的特色。在龚自珍以前的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是在我国版图之内中华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体现了我国境内一个兄弟民族对于另一个兄弟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掠夺和侵略的反抗斗争精神。到了19世纪中叶，掠夺和侵略的威胁主要不在中国民族之间，不是来自我国境内，而是来自世界的西方，来自国际资本主义势力。这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和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龚自珍的“黔首本骨肉”的忧患，恰恰反映了这个特点。在这首诗里，突出地强调了人民骨肉之情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性。诗中引用了“民胞物与”这样的话，但这种语言的借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说明中国民族应该像同胞兄弟一样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龚自珍是最早地唱出了民族忧患和民族团结的诗人，而当时的权贵或以他为杞人忧天，正好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超前和先进。
龚自珍的这首诗是在鸦片战争前13年写的。如果说，龚自珍在那时还是一种滕胧的感受，甚至尚未提及“番舶”、“夷人”之类字眼，但却已透露了外强将亡我中华的信息，表现了“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民族危亡的忧患，那么，到了鸦片战争的前夕，龚自珍则用战斗的诗歌深刻揭露了西方的鸦片毒害，表达了抵制鸦片的决心。“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
护阿芙容。”由于东南沿海一带通商条约的签定，鸦片得以源源输入。鸦片亦名阿芙蓉，莲花又称水芙蓉。诗人认为，那些被称作“莲幕客”的幕僚宾客们躲在藏春坞里大吸鸦片，真可谓名实相符了。对于那种烟瘾十足的“落魄参军”，龚自珍讽刺说：“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意思是你们干脆到广东花县作知县，那里是鸦片进口的地方，可以大过烟瘾。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禁烟事，临行前在京都与龚自珍见一面。龚自珍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极言战守之策”，并“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难义、一种归墟义”。林则徐在赴任途中读了龚自珍写的“序”，他在回信中，认为龚“序”中“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所谓“谋识宏远”，肯定了龚自珍见解之高超，所谓“关注深切”，道出了他们两人之间非一般的关系。对于林则徐到广东禁烟，龚自珍寄托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他写道：“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阴符经》是古代一部兵书，这里用来借指一种方针和策略。龚自珍在京城作官时，因与当权者不合，曾有“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的慨叹。对于政见不合的人，有“阴符无效”的感叹，对于“故人”林则徐，则有“蜡丸难寄”的惋惜。既然龚自珍已向林则徐“献十义”，为什么还说“我有阴符三百字，腊丸难寄惜雄文”呢？原来，龚自珍曾表示过，愿意随林则徐离京南下。林则徐回答他：“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这个“事势有难言者”，反映了清政府在禁烟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龚自珍在送林的“序”中，曾提醒林则徐注意广东多黠猾游说之士，要防止左右亲近动摇自己的禁烟决心。林回答说“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林则徐认为，“多口”，即游说之人，不在广东和他的左右，言外之意，能动摇禁烟的恐怕是在清政府内部的上层。所以，他对于禁烟一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每走一步都得小心谨慎。由于龚自珍的南下未能如愿，只好遥望南天，发出“蜡丸难寄惜雄文”的感叹了。林则徐和龚自珍这两位爱国主义者，都积极主张禁烟，抵御资本主义的鸦片侵入，又都感到国内反动派时时在窥测方向，伺机打击和破坏禁烟运动，他们对于“事势”的“难言”之苦，是彼此“心鉴不宣”的。
这时的清政府，政治上是一片黑暗的。“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居上游”，掌握实权的尽是些盐官手下的帮闲者和像手执宫扇的女子一样以媚悦人的人。龚自珍同这些人当然合不到一起，他的心情是很郁闷的。“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佛言劫火遇皆消，何物千年怒若潮”，都表达了他对于现实不满而产生的不可遏止的“怒若潮”的思绪。这个政治黑暗的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是靠它在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来维持的，诗人在此也作了深刻的揭露。“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清政府不办盐铁也不兴治水利，赋税的来源，完全依靠比较富庶的东南各省而造成人民的痛苦；本来限定的是三升赋税，由于层层加码到老百姓那里要交一斗，因此，老百姓只得宰牛弃家，以求活命。这里讲的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清王朝的全部统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对人民实行惨重剥削的基础上的，它是摇摇欲坠的，它的必然倒台的历史命运是注定了的。对于处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的苦难，诗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此诗自注云：“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不携眷属仆从，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出都”，过了20天抵淮浦，写了这首诗。这时他已不在京都，不作京官，是“独往人间竟独还”的时候，所以诗中写的是“曾糜太仓粟”。但由于诗人走向现实生活，亲眼见到运粮纤夫昼夜不息的沉重劳动，听到他们拉纤时唱的劳动号子，联想到自己也曾是“太仓粟”的糜费者而不禁涕泪滂沱，其中有诗人的自责，更有诗人对于千百万劳动者的同情，对不合理现实的不平和愤懑。
龚自珍对清王朝黑暗腐朽的种种揭露，就是打破对这个一统王朝永久性的幻想，表明清政府已无力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引起变革现实的要求。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对清王朝的揭露，是定庵诗中时代气息的两个主要方面。龚自珍逝世70年，清王朝垮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初一位诗人，龚自珍没有看到，但他期待着革命风雷的到来，他的诗属于整个未来的时代。
三
龚自珍于道光九年己丑岁次，“殿试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时年38岁。10年后，他在《己亥杂诗》中，以不无自得的心情，写了三首绝句，回忆当年这一段往事：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眼前二万里风雷，尽出胸中不费才；
枉破期门佽飞胆，至今骇道遇仙回。
彤墀小立缀鹓鸾，金碧初阳当画看；
一队佽飞争识我，健儿身手此文官。
在第一首诗后自注云：“己丑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在第二首诗后自注云：“记己丑四月二十八日事。”四月二十八日是龚自珍继“殿试”、“复试”之后参加“朝考”的日子。这三首绝句，对于我们认识龚自珍的为人和研究他的思想，都是值得重视的。
龚自珍这三首绝句，是对于他功名成就的自我赞赏吗？不是。是对于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歌颂吗？也不是。龚自珍从27岁中举，之后10年中5次会试不第，38岁才得了“同进士出身”。这在当时的仕途中是不算顺利的，是不值得称赞的。就在他会试中式之后，又过了5年，他编写了一本关于科举考试的书。此书已经亡佚，此书的序言还保存在他的文集中。他在这篇序言中叙述了清代科举考试的一般程序之后，直白地宣称：“龚自珍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乃退自讼，著书自纠”，“既成，命之曰《干禄新书》，以私子孙”。“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说明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乃退自讼，著书自纠”，“以私子孙”，说明了他著书的目的。《干禄新书》大概是相当于后来《升学指南》、《会考手册》一类的书。以“干禄”命名“新书”，更说明了当时的科举制度是人们把它作为获得功名利禄的道路。龚自珍未能摆脱这条道路，虽然他没有得到成功，但他希望自己的子孙仍然从这条途径上找出路。然而，这并不表明龚自珍对于清代当时的科举制度是满意的。相反，龚自珍对于清代的科举名场，极为不满，这有他在31岁时，即他第三次会试不第那年写的《歌哭》一诗为证。请看《歌哭》一诗怎样揭露科举场上受名缰利索羁绊的文人的丑态：“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东邻吊罢西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诗人对于名场的阅历很深，他透过种种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原来那些功名的热烈追求者，都不是“感慨为苍生”，因此每当会试之后，不论是哀吊的痛哭和庆贺的歌咏，只有前代的人还有些真情，现实中的歌哭之声显得多么虚伪。龚自珍的“霜豪掷罢倚天寒”等三首绝句，既不是对自己仕途的赞赏，也不是对于科举制的颂扬，而另有深刻的含义在。
吴昌绶在《定庵先生年谱》中记载：“先生廷试对策，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及朝考，钦命题安边绥远疏。时张格尔甫平，方议新疆善后，先生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率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这一段话可以作为龚自珍三首绝句的最好注脚。龚自珍接过了《安边绥远疏》这样的题目，不作无病呻吟的官样文章，他从东三省到新疆边境两万里的国土上论及边防政策，“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他的心境是多么的自信；“彤墀小立缀鹓鸾，金碧初阳当画看”，他的情绪又是多么的悠然自得！只有“感慨为苍生”如龚自珍者，才敢于“胪举时事”，“直陈无隐”，而“阅卷诸公皆大惊”，连期门、佽飞这样的朝中武士，都简直吓破了胆。“一队佽飞争识我，健儿身手此文官”，十年后重提往事，仿佛还在对那些庸人们说：你们眼中的大胆妄为的人，正是我“健儿身手”龚自珍！他在《述思古子议》（亦名《讽书射策议》）一文中曾说过：“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使之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呓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髻之子弟执笔学言，曰：功令也……然则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者，天下之父母为之。父母咎功令，宜变功令。”他用“强使之言”、“效他人之言”、“如醉如呓以言”指斥以八股取士授业的科举弊病，从而提出“宜变功令”的主张。龚自珍的“变功令”，就是实行汉朝的“讽书射策”的办法，认为“射策兼射本朝事”，“其言不得咿嗄不定，唱叹蔓衍，以避正的”。“如此则功令不缛，有司不眩，心术不欺，言语不伪”。龚自珍不但提出了“变功令”的主张，而且他在考场上“直陈无隐”，确实做到了“心术不欺，言语不伪”。然而，由于那些对此“大惊”的“阅卷诸公”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龚自珍在考场上失败了。但是，他在考场上的失败，正是他以实际行动对抗当时僵腐的科学制度的胜利。十年后龚自珍的三首绝句，难道不是他那胜利心情的真实写照吗？龚自珍不作“强使之言”，敢于直陈胸臆，指斥时事，就在于他是为了变革现实。透过他的绝句所流露的自信和自得的心情的背后，人们自然会感到一股强有力的精神力量。“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霜豪”即霜毫，指笔而言，“淡墨”者，古人迷信，视为鬼神之笔，在这里指科举文章。诗人是这样描写当年廷试对策的景况：当他将闪耀寒光、倚天而立的如椽大笔掷下时，在胜利的喜悦中自信地认为自己墨迹淋漓的科举文字，真可看作神来之笔。然而，他并不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作什么“医国”老手，他只承认是从古代拿来药方，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龚自珍毫不隐讳地说他的“古时丹”“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不过是从宋代王安石那里找到了变革现实的精神武器。
什么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的主要内容呢？王安石在给宋仁宗的万言书里着重论述了培养人才的问题。他首先认为“方今天下之才不足”，不仅“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究其原因，乃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匪其道故也”。王安石全面地指出当时在培养人才方面“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的弊病，提出培养人才要“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以适应“改革更易天下之事”的需要。龚自珍在廷试对策时，也像王安石一样，指出后世人才之不足，盖由于“教之、使之非其道”，徒然“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一个人在作官之前，学八股制艺，“言不由衷”，作官之后，“兵刑钱谷又杂而投之一人之身”。于是，“之人也，少壮之心力，早耗于利禄之筌蹄，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已，浮沉取容，求循资进而已”。这就是龚自珍笔下的封建末世科举取士制度的痼疾。不能认为，龚自珍在对策中“大指祖王荆公”，只是偶然的、简单的因袭。这是因为龚自珍治《公羊春秋》之学，力求经世致用，与乾嘉学派治学之风尚甚是不同。自珍自幼受乾嘉学派学风薰染，小学功底深厚。据《己亥杂诗·张杜西京说外家》自注云：“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授以许氏部目，是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始。”在《端门受命有云礽》自注则云：“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受《公羊春秋》，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他不仅治《公羊春秋》，还梳理《左传》，为《左氏决疣》一卷；说《诗》则以“涵泳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可见他从正统的讲求章句的乾嘉朴学向求“大义”、重实用的今文经学的变化。所以，他对儒家章句之学颇不以为然，对于不明世事、专攻时艺的师儒则更加鄙视。他说：“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在龚氏看来，如此培养的“人才”简直毫无用处，并将有碍于国，他于是感叹道：“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无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害者，而非士之谓夫？”
由是可知，龚自珍面临的是人才极为匮乏的时代。“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才毕竟恃宗工”。“宗工”即宗匠，他用宗匠之陶冶器具，比喻人才之依恃精心栽培。然而，现实和他的主张是矛盾的：
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
新蒲弱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
只有三年之大的“新蒲弱柳”居然成了栋梁之材，于是，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他有着人才被扼杀而找不到知音的孤独的慨叹：
促柱危弦太觉孤，学边倦眼眄平芜；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是扼杀人才的时代。他把这样的时代叫做“衰世”，他说：“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然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所企望的“才”，是那种具备“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人才；他所说的“不才”，是那些追求高官厚禄的儒士。龚自珍深深感到，处于这种“衰世”的科举制度下，一切因循守旧，论资排辈，人才是不可能培养出来的。他在揭露这种论资排辈的取士制度的腐朽性时说：论资排辈的官员们，“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等到当了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他们“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成为瞻前顾后、老奸巨滑的老官僚。由于这种论资排辈的制度，高官僚不思进取，新官僚亦步彼后尘，“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等到一定时刻就可以爬上去。龚自珍对此论述道：“其始也，犹稍稍感慨激昂，思自表见；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
龚自珍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病梅馆记》，或者叫做《疗梅说》的，这篇文章写于48岁，正是他写作《己亥杂诗》、其中包括“霜豪掷罢倚天寒”等三首绝句的那一年。在这篇富有诗意的散文里，诗人把那种“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的梅花，称为病梅；并指出病梅的形成，是将梅花按“文人画士孤癖之隐”，“砍其心，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诗人说他购得三百盆病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而且，他决心要和当时的文人画士相对立，“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在这里，诗人用托物寓情的手法，极为明显地把那些被“锄其直，遏其生气”的病梅比喻为当时朝野之间“尽奄然而无有生气”的士大夫；病态的普遍存在，以病态为美之成为风尚，正是诗人所指出的“衰世”的社会病态的反映，病梅的形成，是“文人画士”所造成的。诗人写他对病梅“泣之三日”，用以表达自己对于国势日衰、人才遣乏的忧伤。他对病梅实行“疗之、纵之、顺之”的办法，比喻要改革在培养人才方面“教之、养之、任之”的“非其道”。诗人在文章最后说：“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病梅也哉！”这是借疗病梅以指明矫正时弊、畜养人才的迫切和重要。
四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夜所吟唱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不拘一格降人材”，百余年后得到响应，可见“风雷”和“人才”是百多年来人们始终关注的问题。没有变革的“风雷”，不去革故鼎新，一味因循旧例，社会就不能前进；没有众多人才，不能学以致用，便不能造成“风雷”；反之，没有风雷骤起，也不能造就“人材”。所以，“恃风雷”和“降人才”是相辅相成的。而“风雷”和“人才”的出现，不得不在学风、文风、乃至诗风上发生转变。不管定庵的诗和文触及社会多么广泛，内容多么丰富，“恃风雷”和“降人材”乃是贯穿其中的不可忽视的问题。龚自珍说过：“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才不绝于世而已。”中国百余年近代史、现代史，乃至当代史，都是“恃风雷”和“降人材”的过程。定庵诗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它的价值既属于自己的时代，更属于以后的时代。这就叫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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