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艰难的转轨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番艰难的转轨历程。在帝国主义国家洋枪洋炮的打击下，中国虽然不是心甘情愿，却也不得不打开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在这转型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从前的新变化，揭示这些变化，探讨其原因，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认清时代发展的方向，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个地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既有某种共性，也存在着一定的个性，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就必须先研究各个地区的个性，在个性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共性来。另外，由于对各个地区的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一些便利条件，如范围小，资料易于收集等，故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便是研究近代华北地区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著作。作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结项成果，本书由著名历史学家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三位教授合著，从农业与农村、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取得很大成就。综观全书，有以下三点尤其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近代华北地区社会变迁的全过程。近代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头绪纷繁，作者抓住经济这一中心，结合考察社会管理和政治制度，追溯他们从传统向近代化方向转轨的历程。作者指出，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原有萌芽的基础上得以积累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得到较大发展，雇佣劳动的规模扩大，经营方式上雇工经营的比重不断增大。但是，由于半殖民地社会环境的制约，这种发展又呈现出病态和畸形，从雇佣劳动及其相关经营方式上看，都没有能形成全新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在雇工经营的同时，土地所有者依然出租大部分土地。作者将此称为不仅拖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尾巴，而且戴着紧锁的半殖民地化的镣铐。在城市经济中，传统的商业逐渐向近代转化，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行业、新的商业环节，原有的商业行业也被改组和改造，这就在华北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新旧并存，沿海和内地新旧主次不同的局面。传统的手工业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条件各不相同，归宿也各异：那些为社会所需要而外国又特别发达的行业，逐渐没落或被迫改组；那些外国尚不够发达的行业，有的继续发展，有的则依附于外国经济。从政治制度上看，君主专制的集权制度逐渐被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所代替，地方政府官员的名称由督抚变成督军，乡村管理从保甲制变成闾邻制。作者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描绘出了近代华北地区社会转变的历程。
第二，书中新论迭出。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和重心，粮食产量的高低则是衡量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近代河北省的粮食产量由于历史上缺乏明确记载，学者对此的估计各不相同，美国学者珀金斯以为亩产不高于109—130市斤（第17页），而徐秀丽却以为亩产为212市斤。作者从有关粮食产量的统计表中， 推算出二三十年代耕地面积亩产量为191市斤（第22页），比较合乎历史实际。
近代城市系统问题，多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关注。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关于晚清中国城市和集镇的空间分布模式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华北只有一个中心大都市，6个区域性都市， 18个区域性城市，64个较大城市，189个地方城市，697个中心集镇。本书作者认为这个理论难以符合晚清中国社会的实际，城市等级的确定，也很难说是科学严谨，在他看来，华北地区传统城市以北京为核心，沿着纵横交错的官道和河网向四周辐射开去，形成12个区域经济区。每个经济区都是围绕一个区域城市运转的，经济区的范围大小，取决于区域城市的吸引、辐射和中介作用，并通过大小不同、层次各异的地方城市和城镇发挥出来，作者此论颇为新颖可喜。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晚清政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人以为这是清政府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其目的是为了妥协投降甚至卖国。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一批不平等条约，而非肇始于1861年才成立的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设立，使被迫对世界开放的清政府有了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在对外交涉时，总理衙门也有抗争的一面，抗争不成，才转为妥协。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不是心甘情感，“岂能设立一个专门的妥协卖国的机构将主权批发零售！”（第441页）这个分析合情合理， 反对者也将无法反驳。
类似的新颖见解书中还有不少，读来不仅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颇能启发人们的思考。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作者非常重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华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包括了很多内容，作者往往通过对典型的微观事件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来。如作者通过考察直隶滦县开平镇刘利合堂在1880—1922年购买田地中旗地所占比重的情况，认为即使在清政府严厉禁止之时，尚有一些人不顾禁令，公然买卖旗地。原有“官田”通过买卖等方式向“民田”转化，是整个畿辅地区地主拓展私田的重要途径，土地私有化的这一进程正是构成该区近代地权演变状况的突出特征之一（第55页）。
其次，作者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定量分析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现存史料的不完整性，要想对所有问题都加以定量分析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定性分析。作者在书中收集了大量数据，列成表格，加以分析研究，这就使得所提出的结论根据充分，说服力强。如作者在考察近代天津对外贸易情况时， 便是根据海关的有关报告数据以及其他资料列出《1865—1926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值表》、《进出天津港货物统计表》等8个表格，指出：作为华北地区对外贸易枢纽的天津， 其进出口贸易情况反映了该地区卷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程度和速度（第208 页）。像这样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自然真实可靠。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特别注意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从而将历史理论与历史实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点缺憾。由于本书成于三人之手，每人的写作风格不尽相同，导致全书文风不够统一。从结构上看，由于三人各写一部分，各部分间互不干涉，互不相联。全书分论较多，总论较少，正如作者在《卷首语》中所提到的那样，本书只是做为整合性研究奠基的步骤性工作，因此缺少整合性研究，结尾部分也显得有些突兀。如此等等，希望作者在再版时能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