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6-0103-04
对创作主体身份的认知，是五四时期一个被不断谈论的话题。谈论方式多种多样。沈雁冰曾试图把“文学者”的身份，从传统文人所扮演的作为统治者的“附属品装饰物”的角色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之获得一种现代意义。他主张“提高文学者的身份，觉悟自己的使命”，因为“‘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沈雁冰在强调“文学者”的主体性的同时，又以“全人类”、“民众”等名义来规约这种主体性：“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的喜悦来支配文学了。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① 后来其弟沈泽民更将这种规约推向一种极致②。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作家或诗人的身份显得相当驳杂，很难在一种纯粹的文学性意义上得到定位。
在这个背景之下，“新诗人”文化身份的定位，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其他文类不同的是，“新诗”作者的身份本身，往往更直接地构成了“新诗”的话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人”的身份问题，已远远超越了单纯文学意义的层面，而被附着上诸多文学之外的意义诉求。正如当时一位“新诗”的读者所欢呼的，“现在好啦，出来几个新体诗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洋洋洒洒，放笔直书。有哲学思想，有科学思想，真是勇往直前，负那诗学革命的责任，真是不作古人奴的了……”③ 不难看出，“新体诗人”的身份，是与五四时期启蒙者的身份相重合的。
新诗的“发明者”胡适对“新诗人”身份的认识并不自觉，仅仅停留在一种代际差别的揭示上，因而忽视了主体本身的潜在能量。他曾把“胡适系诗人”，划分为一个由以他为代表的“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以康白情俞平伯为代表的“少年的新诗人”和以汪静之为代表的“少年诗人”三代人构成的序列。胡适认为，在这个序列中，前两代诗人都难以摆脱“旧诗词的鬼影”，只有第三代作者的诗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因此“最有希望”。④ 然而，由于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实力，大部分“胡适系诗人”的身份都显得相当模糊。且不说自称为“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的胡适，即便是被胡适看好的周作人、康白情等人，也不曾有效地树立起一种“新诗人”的形象。而“打打边鼓”的鲁迅、陈独秀诸人，自然更是难以担当此任。只有年轻的汪静之，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凭借爱情题材诗歌在特定时代的敏感性和几位前辈的有力鼓吹，汪静之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争取到一些话语空间。不过，这已经是郭沫若出现之后的事了。
郭沫若的出现，无疑给“胡适系诗人”带来一种强有力的挑战。刘半农就十分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1921年，即《女神》出版那年，眼看着郭沫若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曾厉声正告胡适道：“你何以不努力做诗？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台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但白话诗从此不再进步，听着《凤凰涅槃》的郭沫若辈闹得稀糟百烂，你却不得不负些责任。”⑤ 门户之争的意气，在这里昭然若揭。几乎与此同时，在一首诗里，胡适的一位朋友发出“十年前的我们又来了，/这楼还是热闹；/添了许多算命先生，/死了一个崔灏”的慨叹后，极力劝勉他出任“新诗”写作的领军人物：“不再说了；/说也是废话。/适之！适之！/你来做李白罢！”⑥ 同样充满了对于胡适“新诗”写作的殷切期待。
对于这些热情有加的鼓动，胡适似乎颇不以为意。个中缘由，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导身份诉求并不在于做一个职业的“新诗人”，而是扮演一个具有更广泛关怀对象的思想启蒙者角色。正因为此，下面这首诗中对胡适及其“新诗”作品的描述，可能更容易得到胡适本人的认同：(一)可不是一本小集子？/题了两个可爱的字——就是“尝试”：/下面还署了自己的名字——叫做适之。(二)莫不是思想界底怪物——还是一颗星儿？/好在我叫得出你底名字。/曾记得我住在江户，读了你底著书，以为你或者是“老头子”？/后来我读了密勒时报，才知道密士特胡，却有翩然的风度，少年的样子！(三)看着，谈着，又读着许多的诗；/好叫人心醉。密士特胡/你底无限大的小集子——/其中包括了多少宇宙底光芒？/写出了多少感情底言语？(四)诗是自由神Poets areliberating gods；/创造了自由，自由才不死。/读了你底《去国行》，使我心里很惨凄！/读了你底《老洛伯》，使我灯下落了几多伤心的眼泪！/读了你底《生查子》，才知道杨桃岭上望江村，胸中有多少伤今吊古底情绪！/这都是想得到的：几千年底历史！/写底不过是如此。/我只叹一声：“不自由，毋宁死！”/我更叹一声：“要自由，先要种下自由底种子”！⑦ 这首诗花了不少笔墨来赞颂和美化胡适和他的《尝试集》：胡适被描写成一个自由斗士，而《尝试集》就是一篇自由宣言。毋庸置疑，作者在这里所要致敬的对象，显然而是胡适的某种思想观念和姿态，而非他的诗歌本身。
直到《女神》出版，“新诗人”的身份形象，才在“胡适系诗人”序列之外的郭沫若那里找到一个较为坚实的着陆点，并从此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郭沫若曾以“丝”喻“诗”，把“春蚕”比作诗人，表达了对那些显得“纤细、明媚、柔腻、纯粹”和“矫揉造作”的“新诗”作品的不满：“蚕儿呀，我想你的诗/终怕是出于无心，/终怕是出于自然流泻。/你在创造你的‘艺术之宫’，/终怕是为的你自己。”(《春蚕》)这首诗中所流露的某些看法，实际上与作者此时其他一些文字中的观点相互呼应。比如，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里说道：“我《学灯》中很登载了些陈腔腐调得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督军底手兵和假新诗底名士了！”⑧ 对所谓“假新诗底名士”的声讨与驱逐，其实也是对“新诗人”合法身份的一种必要的维护。而在另一首诗——《司春的女神歌》中，郭沫若又借“司春的女神”之口，讽刺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幼稚：“花儿也为诗人开，/我们也为诗人来，/如今的诗人，/可惜还在吃奶。”在郭沫若看来，如此幼稚无力的诗人，当然无法真正领略春天里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和女神的盈盈笑意，更谈不上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有力的支持。在以上一些批判性的描述之外，郭沫若也向我们展示了“新诗”作者的正面形象：朋友！/我读你的诗，/我是多么荣幸哟！/你读我的诗，/我又是多么的荣幸哟！/宇宙中好像只有我和你，/宇宙万汇都有死，/我和你是永远不死。——《星空·赠友》这里对于诗人的文化位置、自我价值以及作品的生命力等多方面的判断，都表现出十足的自信，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作者观。这种作者观的核心就是天才论。而在《女神》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郭沫若更以“创造者”自命，把这种自信推向一个新高度：海上起着涟漪，/天无一点纤云，/初升的旭日，/照入我的诗心。/秋风吹，/吹着庭前的月桂。/枝枝摇曳，/好像在向我笑微微。/吹，吹，秋风！/挥，挥，我的笔锋！/我知道神会到了，/我要努力创造！紧接着作者以铺陈排比的手法，先后吁请出东方中国和印度的古代诗人和西方的但丁、密尔敦、歌德等诗人，以及传说中的“人神”、“盘古”，构成一个声援“创造者”的庞大阵容。诗的结尾，又回到对“创造者”正面形象的塑造：“窗外飘摇的美人蕉！/你那火一样的，血一样的，/生花的彩笔哟，/请借与我草此‘创造者’的赞歌，/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⑨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创造社的同人刊物《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头条位置上，因此带有一种浓烈的宣言色彩。
这样，经由《女神》及一系列相关话语⑩ 的塑造，“新诗人”的形象在后起的郭沫若身上渐渐浮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关于鲁迅和创造社作者两者的天才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作过一个比较，认为前者明确地把他本人和“天才”区别开来，而后者则倾向于将自己和“天才”合二为一：“创造社‘天才’的特性是感性的(不是意志的)消费类型的，而且和他们的‘自我表现’的文学观相联系，‘天才’就是作为‘艺术家’、‘多余的人’的他们自己。”(11) 在郭沫若等早期创造社诗人身上，这种身份重合的现象无疑显得更为突出。
作为郭沫若的同道中人，田汉对于“新诗人”身份的认识，自然与前者十分相近。他在1940年代曾这样回忆在日本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的情景：到博多湾仿佛是冬尽的午后。进入了沫若诗中歌咏过的博多湾的松原，从松间望见湾头的波影，也找到了他们“爱与诗的家”。安娜夫人垂着黑发带着孩子含笑迎我们上他们的寓楼。我和沫若才了却半年来的“两地相思”，握了第一次的手。我记得仿佛是到九州第二天吧，沫若邀我上太宰府“管原道真祠”看梅花。我们在那香雪海中喝得烂醉，躺在山上看白云。因为发现园中有照相馆，我们乘着醉意又并肩站在一块大石上，眼望着辽远的天边，叫照相师替我们照相，那是取的歌德与雪勒并肩铜像的姿势。因为我们当时意气甚盛，颇以中国的歌德与雪勒自期的。(12) 第一段所描写的自然风光和日常场景都是十分诗化(13)(请注意：这里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意指郭沫若本人的诗)的，染上一层浓厚的浪漫色彩。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第二段中不无激情地述及对歌德和雪莱两位浪漫主义大诗人的姿态的模仿。这种模仿，当然不仅仅是复制某个照相的姿态，更是对一种文化身份的深层心理认同。
以上是郭沫若等人的一种自我戏剧化的陈述。在他们笔下，“新诗人”的文化身份的主体性得到强调和突出。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还是清华学校学生的梁实秋眼里，看到却是这些“新诗人”的“颓废”一面。梁实秋写道，他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见面时，“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14)“新诗人”身份的驳杂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郭沫若、田汉关于“新诗人”身份的表述，在当时的一首题为《诗人的心》的诗里，得到一种更为形象化的演绎：一个无线电台，发出若干暗记，/地面上各处的电台，都铃响不已；/只有那号码相同的，/才了解他的来意。一个诗人的心电，发出了若干字，/人类的心，都强弱不齐的颤起；/只有那同调的心，/才一字一字的陶醉。(15) 以一呼百应的无线电台，来比喻诗人的情感号召力，是最恰当不过的。这个比喻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诗人唤醒“人类的心”，这是就启蒙的一般意义而言的，是对一般读者的要求；而要真正达到与诗人共鸣，一起“陶醉”，必须有与诗人“同调的心”，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个层次所设置的条件，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浪漫主义，是经过一番选择和过滤的。对此，旅美学者叶维廉曾解释道：“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只因袭了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其最蓬勃时是滥情主义)，却完全没有一点由认识论出发作深度思索的浪漫主义的痕迹(除了鲁迅或闻一多以外，他们二人另有起因，与西方认识论仍然相异)，这是什么一个文化的因素使然？很简略的，或许可以说和传统美学习惯上求具象，求即物即真的目击道存的宇宙观有关。”(16) 郭沫若、田汉们在争取诗人身份合法化过程中所显露的，正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浪漫主义态度(即田汉曾以一篇长文介绍的“新罗曼主义”(17))。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三叶集》，尤其是郭沫若与田汉之间的通信里，得到不少有力的印证(18)。
事实上，这种态度的驱动力，除叶维廉所揭示的潜隐传统因素之外，更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的冲动密切相关。正如伊藤虎丸所指出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创造社的第一期同人，在大正中期的所谓‘文化主义’的思潮中，受到新浪漫派文学的直接影响，抛弃了当初学习的医学、理工学等实学，而走上文学道路，于是开始了作为‘艺术派’、‘浪漫派’的创造社的文学运动。”(19) 因此，在思想启蒙意义上，郭沫若等前期创造社诗人与“胡适系诗人”是相一致的。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倾向于直接把“新诗”当作启蒙的工具之一，而前者则试图在“艺术”的名义下开展启蒙活动。
与郭沫若、田汉们的浪漫精神相呼应，有人把诗人比作歌唱的鸟儿：“诗人就是小鸟，诗人就是人中的小鸟。诗人最好是就所见所感的，不加修饰而素直的歌出，并不需理由，顾虑与反省。最好是自由大胆的就所思的歌出。……诗人要先完成自己，此外什么技巧都是末之又末。诗人的修养便是人的修养。作诗的秘诀，就是先做这一个‘人’。”(20) 诗人似乎高高在上，同时又不过是一个“人”。而“技巧”被放逐了。这里强调的是抒发感情的自由，也夹杂了一些类似人道主义的思想。这个比拟，可能受到了雪莱的名文《为诗辩护》(The Defense of Poetry)的影响。在该文里，雪莱把诗人比作夜莺：“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21)
随着“新诗坛”的整体形势由热闹逐渐转为沉寂，“新诗人”也开始收起最初的昂扬姿态，变得更加低调甚至低沉起来。当时人们在谈论诸如文学创作与天才的关系等话题时，也较此前的夸张说法更加理性。如，一位作者认为，“只有文学的天才，而没有适当的训练，也是不容易创造好的作品的。”(22) 这个说法强调了艺术训练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而在“新诗”方面，1924年，在一篇纪念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文章里，作者也不忘向“新诗人”提出这样的警告：“现在中国的‘诗人’呀，请别要‘爱人儿呀’，‘花呀…月呀…’无病而呻吟的高唱这类颓唐的肉麻的假诗；把你底宝贵的生命铸成一首‘真的诗’，以拯救沦亡垂死的人心罢！”(23) 这里对“新诗”的指责，主要停留在内容上，尚未深入到艺术要求的内在层面。不过，其中表现出的对于“新诗人”身份的不满，却无疑是一种中肯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年的《晨报附刊》上发表的一首诗，题目是《被弃的诗人》(24)。如果单就艺术水平考察，这首诗并不怎么出色，不过，它却构成一个饶有意味的象征。这首诗的第一节写道：一个被弃的诗人，/独自徘徊在荆棘的道上，/踯躅在荒凉的路边。/淡淡的灰色云侵袭着四围，/低桠的树枝，向着他现出/欣慰的笑脸。/微风吹动鹑衣/拨动心弦。/呵！/谁来听这种寒林的幽唱/心韵底悠扬。这首诗所处理的主题，是屈原被放逐于异地的历史典故。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文化记忆获得了一层新的意义。作为一个形象，“被弃的诗人”不仅指向古代诗人屈原，无疑也指向当下的“新诗人”。或者说，“被弃”，不仅仅是屈原当年的处境，也喻示了“新诗人”所面临的文化身份合法性的危机，即当读者对“新诗”提出一种更高的要求(如：提高美学质素)，“新诗人”如果无法拿出更优秀的作品的话，他们的存在价值就必然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新诗人”必须调整姿态，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
到了1926年，朱自清在一首诗里写道：“我重复妄想在海天一角里，/塑起一座小小的像！/这只是一个‘寻路的人’，/只想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罢了。”(《塑我自己的像》)作为早期新诗的重要参与者，朱自清的这种自白颇具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切实地做一个“寻路的人”，探索“新诗”艺术的可能性，正是在经历最初的喧嚣热闹之后，“新诗人”必须做出的明智选择。
注释：
①参见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10日。
②沈泽民认为，“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他们用锐敏的同情，了彻被压迫者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参见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6日。
③永嘉贞晦：《文学革命的商量》，《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7日。
④胡适：《〈蕙的风〉》，《努力周报》第21期，1922年9月24日。
⑤刘半农1921年9月15日致胡适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2页。
⑥陈启修：《登黄鹤楼寄胡造之》，《晨报》1921年7月17日。
⑦品今：《读〈尝试集〉——寄胡适之先生》，《晨报》1920年5月19日。
⑧郭沫若：《论诗》(致陈建雷)，《新的小说》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⑨郭沫若：《创造者》，《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22年3月15日。
⑩除《女神》外，这些话语还包括《三叶集》中的谈论、创造社同人的鼓呼声援等等。
(11)伊藤虎丸著、白木石译：《创造社和日本文学》，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12)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诗创作》(桂林)第六期，1941年12月15日。
(13)在郭沫若该时期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种诗化的场景，如，《泪浪》(1921)一诗写日本的旧居：“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我大胆走到了你的楼上。/哦，那儿贴过我往日的诗歌，/那儿我挂过贝多芬的肖像。”《夕阳时分》(1921)也有这样的诗行：“横陈在岸上的舟中，/耽读着Wilde的诗歌，/身旁嘻嘻地耍着的和儿，/突然地叫醒了我。/‘爹爹，你看哟！/那是怎样地美丽哟！’/——夕阳光底的大海，/浮泛着闪烁的金波。”
(14)见梁实秋：《梁实秋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15)宇众：《诗人的心》，《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3日。
(16)叶维廉：《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见《叶维廉文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17)参见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1920年6月15日。
(18)宗白华向郭沫若介绍田汉时写道：“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对郭、田两人的“新诗人”身份作了某种认定。田汉在写给郭沫若的第一封信(1920年2月9日)里说：“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我便先要和你订交……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今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如何不欢喜，任何不算幸福呢！”郭沫若的回信(1920年2月15日)也同样措辞激动：“我从前又读过了你在《少年中国》上介绍Whitman的一篇快文字，和几篇自由豪放的——你的诗题我虽忘记了，我的读后印象确是‘自由豪放’这四个字，或者批评得不确当，也未可知——新体诗，我早已渴慕你个不了。”显然，他们用这种夸张的语调来表示彼此之间“新诗人”身份的一种互认。以上引文分别见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3、29、35页。
(19)伊藤虎丸著、白木石译：《创造社和日本文学》，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20)路易译述：《新诗的话》(一)，《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2月9日。
(21)英语原文是：A poet is a nightingale who sits in darkness and sings to cheer its own solitude.此处采用缪灵珠的汉译，参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有意味的是，后来徐志摩在回应一些人对诗歌意义的质疑时，也对雪莱的这个观点作了如下发挥：“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花不住口。他的痛苦和快乐是浑成的一片。”徐志摩：《猛虎集·序文》，徐志摩：《猛虎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
(22)孔襄成：《艺文杂感》，《民国日报·文艺旬刊》第7期，1923年9月6日。
(23)梁指南：《密尔敦二百五十年纪念》，《文学周报》第135期，1924年12月22日。
(24)竹仙：《一个被弃的诗人》，《晨报附刊·文学旬刊》第44号，192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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