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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坛实证史学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关于他的史学思想，以往论者多从其引进西方史学、研究浙东学派、编纂大学 历史教材、历史教育法等方面进行论述，使这位为我国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史家之事 迹得以彪炳。但论者对何炳松在20世纪前期在中国史坛地位之论者尚少，故笔者以何炳松、 梁 启超与实证史学，何炳松与中国蒙元史研究为二题再深入探讨何炳松的史学成就。
一、何炳松、梁启超与实证史学
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20世纪初开始，传统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世界史学潮流的影响下，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 迈 进。在这方面，梁启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何炳松与其他杰出史学家的功绩也不可 埋没。
何炳松（1890～1946年），字伯丞，浙江金华人。在20世纪中国史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 教育家阮毅成先生在《悼惜何柏丞先生》一文中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 。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史学方法治西洋史。”[1]这一评 论 并非子虚乌有，是有根据的。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又字任甫、任公，自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启超 因早年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成立强学会，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因而声名大著。变 法流产后专心学术，20世纪初，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喊出“史界革命”的口 号，尖锐地批判封建旧史学。20世纪20年代，他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又发表《中国历史研究 法》及其补编，他是在中国引进西方史学理论，鼓吹中国“史界革命”的第一人。何炳松比 梁启超小17岁，他是步梁任公之后引进西方史学，提倡用新方法研究史学的得力干将，故阮 毅成把他与任公先生并称，由此可见，何炳松在20世纪中国史坛上的地位。
何炳松活动于20世纪前半期。1912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13年2月进入美国伯克莱加利 福尼亚大学，攻读法语、政治学、经济学；同年夏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德语、 地质学；次年应聘任该校助教，1915年夏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当年秋，考入普林斯顿大 学研究院，攻读现代史及国际政治，1918年夏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浙江教育厅视学。1917 年9月，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开设西洋文明史、历史研究、欧洲史等 课程；1922年南下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4～1935年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史地部 主任，他留世的论著大部分出版或发表于这一时期。1935～1946年任暨南大学校长11年，为 暨大的发展呕心沥血，四处奔走，是暨大历史上艰难而又辉煌的时期。
自从1898年严复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es Henry Huxley)《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 两章为《天演论》之后，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国，进化史观也随之传播。1902年，梁启超发 表《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同时， 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从历史当中寻找某些“公理公例”的观点。他说：“叙述人群进化之 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这是梁启超最初用来表述历史发展具有“规律”的言词 。 显然，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与中国传统史学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 国历史上的楷模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之道统，以后就大道 衰微，历史越益退化，大相迳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史学家努力寻找历史发展 的 规律，逐步摆脱迷古崇古思想的束缚，对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起了促进作用，也成为“五四 ”运动中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的重要思想武器。
何炳松正是成长于这个时代。他在西方求学时，西方史学正处于实证主义或唯历史史学(hi stoire historisante)发展的时期。19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使历史成为斗争各 方的思考焦点和理论根据，各国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历史研究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确立的 合法性；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大规模进展，使科学观念日益渗透到西方文化体系中；哲学和社 会科学的进步，也使人们加深了对社会本身的理解。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史学开 始了真正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进程，而科学化的真正进展是史学学科方法论的确立。德国著名 史学家兰克（Leopld von Ranke，1795～1886年）及其学派代表着19世纪中后期实证史学的主 流 ，他们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主义，史料高于一切。而19世纪末，实证史学本身又有了进一步 发展，法国著名史学家朗格罗瓦（C.Longlois,1863～1929年）、塞诺博斯（C.Seignobos，1 845～1942年）于1898年出版《历史研究引论》，作者力图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而对神学史 观、康德、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米歇莱（J.Michelet，1798～1874年）等人的文学化历史进 行批评，为实证史学作了理论总结。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了实用主义学派(Pragmatism)，其 代表人物为詹姆士·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年），他提倡多元论的“ 文化 史观”，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1912年，鲁宾逊出版了《新史学》一书。显然，鲁宾逊的学术观点与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并不 一致，前者主张史料即史学，强调史料的汇编与严格考证；后者主张把史学领域扩大到人类 活动的各个方面。
何炳松在美国学史时正值鲁宾逊《新史学》出版不久，因而受《新史学》观点的影响很深 。1917年后，他在北京大学和北高师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将此书译成中文，先作为教材 ，后来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他翻译《新史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展开的时 候，“科学”与“民主”逐步深入人心。因此，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正是时代的需要 ，他概括本书的要点时，就历史学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
历史要变为科学的，必先变为历史才可，——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但研究历史的“然”， 而且要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统统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 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 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同文学不同的原 因 ，亦就是历史所以升为科学的缘故。[3]
何炳松吸收鲁宾逊的进化论史观，并把它介绍给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何炳松的另一代表作是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他说：
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 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国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 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 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夸炫之罪，窃不敢承。[4]
这是一本把西方史学方法的精华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合璧为一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 朋汉姆(Ernst Bernheim)是德国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法课本》；朗格罗瓦、塞诺博斯（
何译为郎格罗亚、塞诺波）前文已有介绍，是法国实证史学派的代表。而何炳松最推崇的中 国史学家则为刘知几、顾炎武、章学诚、赵翼等人。他认为中西史学家有许多不约而同之言 论，所以把中西史学的观点、方法纳入一本书中，用自己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分绪论、博采、 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编比、著作、结论共十章加以叙述。书中所引史家 著作，皆历史名家著述，可谓博览群书，择其精华，如王充《论衡》、刘知几《史通》、司 马光《通鉴考异》、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和乾嘉考据家的论述，但学术 方法论则采自西方以实证史派为主，最后的结论则归之为：
史学研究法者，寻找历史真理之方法也。言其步骤，则先之以史料之搜集及考证，次之以 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5]
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奠 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他们一方面吸取了西方史学的科学方向，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务实 精神。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者之间有许多 可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不摈弃实证 史学的优点，而且加以借鉴和发展。
值得重视的是何炳松虽然没有接受唯物史观，但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他在商务印书馆 任史地部主任时就曾出版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
二、何炳松与中国蒙元史研究
中国悠长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外交往始终未间断过。但是，中国历史上只有蒙元时代时蒙 古 军队才发动过西征，远征到欧洲，并分藩建立过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利 汗国。元朝推翻后，中国与各汗国之间往来绝少，对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知之甚少，更不清 楚国外曾留下了许多记载蒙古人统治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著作。
伊利汗国建立在波斯（今伊朗）境内，该国的史学家留下的著作最为丰富，也最有价值。波 斯文的有：志费尼（Ala-al-Dīn‘Ata-Malik Juwanī，1226～1283年）的《世界征服者史》 (Tarīkh-i-Jahan-Gushā)、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dl Allāh，1247～1317年）主持 修撰 的《史集》、瓦萨夫（Shihab al-Dīn‘Abd Allab Sharaf Shirazi，1264～1334年）的《 瓦萨夫史》(T’ārīkh Wassaf)、哈沙尼(Qāshānī)的《完者都史》(Tāīkh-I
liā īt ǖ)；阿拉伯文的有：伊本·阿昔儿（Ibn al Athir,116～1234年）的《全史》、奈撒维(Nasa wi)的《札兰丁传》等。这些著作明代以来中国学者几乎一无所知。而与此同时，西方的东 方学家对蒙元史的研究蓬勃开展起来，他们利用丰富的波斯、阿拉伯文资料和欧洲旅行家的 游记，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研究蒙元史主要依据《元史》、《元朝秘史》、《蒙鞑备录》、《 黑鞑事略》、《蒙古源流》等汉文和蒙文资料，对中亚、西亚的蒙古人状况很少涉及；明初 修纂的《元史》，由于作者多为南儒，不懂外国文字，也不懂蒙古文字，书中对“前四汗” 历史简而又简。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炮舰轰开，边患日益严重，西北史地之 学一时成为显学。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 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6]最早利用西方著作撰 写蒙元史的首推魏源，但他当时还只能读到马礼逊(Bobert Marrison)《外国史略》一类没 有史料价值的著作。
真正接触外国史料用以研究蒙元史者当为洪钧。洪钧（1839～1893年），字陶士，号文卿， 江 苏吴县(今苏州人0。同治七年91868年0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十三年(1887 年0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在欧洲3年有余。洪钧出使前已致力于元史及西北史地 研究，到欧洲后刻意搜访外国史料，适奉英国学者霍渥斯（H.H.Howorth，1842～1923年）《 蒙古史》出版，霍氏广泛阅读前人著述和译著，用数十年之功，完成四大卷巨著，前三卷分 别于1876年、1880年、1888年出版于伦敦，详述元代蒙古诸汗在中国、钦察及伊利汗国的事 迹。霍氏原拟第四卷写察合台汗国史，但直到其去世前仍未脱稿。直到1928年才出版第四卷 ，但内容为附录与索引。霍氏所据史料皆为当时已译成西文之阿拉伯、波斯史料，洪钧由此 而得知在巴黎的亚美尼亚人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年0《蒙古史》（法文
）、德 国人哀德蛮(F.Erdmann)所译《史集·部族志》（德文）、俄人贝勒津（и.H.Верезц н ，1818～1896年）所译《史集·部族志》、《史集·成吉思汗传》（俄文）等珍贵史料及著作 ，于是令他欣喜异常，命使馆译员译成中文，在驻欧后两年时间，用心钻研，认真比勘，遂 著成《元史译文证补》初稿。其挚友陆润痒《序》之曰：
盖至光绪己丑岁（1889年），吾吴洪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奥，驻其地者三年。 周咨博访，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 书。随行舌人，苦无能译阿剌比文者，见之者皆膛目。侍郎以为既得此书，当必使之显于斯 世，不可交臂失之。于是百方购求，遂得多桑书，则译成英文者；又得贝勒津、哀特蛮诸人 书，则译成俄文者，始有端绪可寻。而所译各从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翻改歧异者 ，有前后不一者，乃复询之俄国诸通人，及各国驻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 、若波斯。习其声音，聆其议论，然后译以中土文字，稿经三易，时逾两年，而始成书，名 之曰《元史译文证补》，证者，证史之误；补者，补史之阙也。惟其中数卷，掇拾散漫，未 及定稿。[7]
洪钧归国后未及全部定稿而卒，定稿部分由陆润痒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版，未定稿 部分由其子洪洛保存，未料洪洛亦病逝，稿本散失，故今存《证补》虽名为30卷，其中10卷 存目元文，陆氏所谓“其中数卷，掇拾散漫，未及定稿”即是。然而，洪钧所开创之利用域 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相补证，使我国蒙元史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以后柯劭忞撰《新元史 》、屠寄撰《蒙兀儿史记》皆采用过洪钧的研究成果。
何炳松十分关注国际东方学和我国蒙元史研究的进展，他除了读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及 霍渥斯《蒙古史》外，还对拉施特《史集》等波斯文史料十分注意，并准备翻译《蒙古史》 及《史集》全文，以提供给国内治蒙元史学者研究。惜忙于公务，未能得完成其宏伟计划。 但 他留下的《<元史补记>译言导言及原序》（1925年3月发表于《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三号）[8] 、《蒙古史导言并序》（1925年8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五号）[9]、《拉施特 元史考》（载《史学与地学》第三期）[10]三篇文章对我国蒙元史推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三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篇《<元史外记>译言导言及原序》分为译者导言及原序两部分。其导言部分何炳松言 其写作本文之原委时说：“译者翻译此书之动机，起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引用西书书 目》篇中‘译之意未安也’六字。洪著几全取材于霍氏之书，而所得尚不及十之一，乃反诋 之为‘未安’，亦未免饮水忘源矣。……且洪著所述，证以霍书，每多断章取义、挂一漏万 之处。若不亟加‘证补’则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矣。”其实，这段话颇有冤枉洪钧之嫌，洪 氏《补证》初版为线装木刻，未有断句，现将其原文断句如下：“自多桑书出，西人考元事 者 ，接踵迭起，皆称引多桑。先求其书不可得，得今英人霍儿渥特书译之。意未安也，复译德 人华而甫之书，继于德国藏书官舍假得多桑旧本，译以互校。”云云。显然“译之意未安也 ”六字不能连读，而应以“译之”两字连上句，意为将霍渥斯书译为中文，但因未能求得多 桑书而“意未安也”。何炳松以“译之”连下句，指责洪氏诋霍书为“未安”，“未免饮水 忘源”。这是误解了。当然，洪氏之《补证》确有许多不足，如其所据贝勒津俄译本《史集 》有很多缺陷，其余诸书多为后人著述，加之译员缺乏专业知识，故错误甚多，如何炳松所 指出的洪氏将Howorth译成霍儿渥特就是例证之一。至于霍氏本身书中的误译、错讹，洪氏 也有因袭。
何炳松意欲翻译霍渥斯《蒙古史》全文还在于他觉得这部巨著为研究中亚“著作为整齐故 事之书”。他说：“夫中央亚洲史事之湮没不彰及其材料之难于征集，世界称最。语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人而欲著述中亚史，则比次之业，实急于独断之功。且中亚 故 事在东西洋有同等之关系及重要。东西史家，观察互异。具有世界眼光之史学者正宜搜罗万 有，不偏不倚，以备东西史家之约取。今霍氏不为独断之功，而为整齐之业，广摭史料，饷 遗后人，其识远功高，宁寻常剿袭成书者所可比！若不为之译成中文，则吾人将负霍氏之 一片若心矣。”可见何氏对霍氏《蒙古史》评价之高。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何炳松翻译的《元史外记》（即《蒙古史》）第一卷原序。第一卷内容为 中国的蒙古史，大致叙述本卷的内容与所据史料。下文将加以综述。
第二篇《蒙古史导言并序《与第一篇》<元史外记>译者导言及原序》内容互有补充，何炳 松作了译志，对全书三卷内容作了简介，而霍氏之《导言》与第一篇之原序有较大不同，对 第一卷之史料作了更详尽介绍。
根据何炳松之介绍及今天我们所知，霍渥斯系英国人，于1842年生于葡萄牙之里斯本，肄 业于罗萨尔学校，年轻时曾在印度殖民政府供职，1886～1900年任保守党下院议员，并为各 国地理学会及人类学会会员，1899年被选为英国博物馆董事，继又被选为古物学学院院长， 又为王家学院会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地质、古物 、人类学著作多种，1923年病逝。霍氏并不懂得汉、蒙古、波斯等东方语言，似乎对俄语也 不精通。但他有坚实的史学素养，因而能充分利用欧洲学者著作及他们所译的东方史料，以 数十年之力，撰成《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简称《蒙古史》）这部巨著，其前三卷何炳松估 计达150万汉字以上。他在第二篇文章的译志中作了详细介绍：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人，共1 2章，第一章略述蒙古勃兴时的中国北方各族及中亚、西亚概况；第二章为蒙古人之起源； 第三章为成吉思汗；第四章为窝阔台及其子孙；第五章为蒙哥及忽必烈；第六章为忽必烈的 子孙；第七章为察哈尔及四十九旗；第八章为喀尔喀；第九章为和硕特；第十章为开雷特及 土尔扈特；第十一章为科罗斯；第十二章为布里雅特。时间跨度9～19世纪。第二卷为俄国 的蒙古史，共7章，第一章详述钦察人种志；第二章为术赤及拔都；第三章为伯勒克及拔都 之后人；第四章为巨族（各分支家族）；第五章为金帐后代诸汗及阿斯特拉干诸汗；第六章为 喀山及喀西毛夫诸汗；第七章为克林姆诸汗。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共13章，第一章旭烈 兀 之先人；第二章旭烈兀（上）；第三章旭烈兀（下）；第四章阿八哈；第五章苏尔丹阿默特；第 六章阿尔深；第七章加伊喀图及贝图；第八章合赞（上）；第九章合赞（下）；第十章鄂勒哲图 ；第十一章阿布赛特；第十二章后代伊儿汗及札赖尔朝；第十三章伊儿汗帝国之东小朝廷。 本书原拟撰第四卷察合台汗国史及明初帖木儿帝国史，“迄未续编，良可惋惜”。尽管如此 ，霍渥斯之蒙元史仍可堪称世界上第一部蒙古全史。
霍氏《蒙古史》之价值还在于其“广摭史料”。霍氏在第一卷导言中说，他们依据最主要 的史料：第一类有蒙文史料如斯密特(I.J.Schmidt)所译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1829年德 译本）。第二类为中文著作如法国传教士美雅（J.M.Mailla，汉名冯秉正）所译南宋朱熹的《 通鉴纲目》（1779年法文本）、高皮尔（A.Goubil，汉名宋君荣）所译之《成吉思汗及蒙古诸王 朝史》（1739年法文本）以及其他西文汉学家之著作，不再一一罗列。第三类为东方波斯及阿 拉伯名著，有本·阿尔·阿替尔（今译伊本·阿昔儿，Ibn al Athir）的《全史》、希哈白· 乌德丁·穆罕默德(Shihab ud Din Muhammed)之《札兰丁传》、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 、 瓦萨夫的《诸国之区分及世纪之过渡》（即《瓦萨夫史》）、拉施特《史集》、阿部尔加齐之 《土耳其人之世系》、格雷哥利之《世界史节本》。第四类有欧洲传教士之中国纪行，其中 最著名的有柏朗诺·嘉宾尼（今译普兰诺·卡尔平尼，John of Plano Carpini）、鲁白鲁基（ 今译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海通（今译海屯，Hetnum I）、马可勃罗（今译马 可·波罗，Marco Polo）等人行纪的各种文本及注释本。第五类为西方汉学家的蒙古史著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奥地利东方学家封汉麻（今译哈默尔，Von Hammer）的《伊利汗国史》、多 桑《蒙古史》。霍氏博览群书，在其导言中列出如此众多西方汉学家著作，而何氏又将其译 成汉文，在上世纪20年代可谓大开中国史学家之眼界，其引导之功不可磨灭。
第三篇文章是《拉施特元史考》，这是何炳松继洪钧之后呼吁中国史学重视拉施特《史集 》之作。
拉施特于1247年出生于伊朗的哈马丹，伊利汗阿八哈汗在位时（1265～1282年）起，担任宫 廷御医，声望甚高。1295年合赞汗即位，受到重用，1298年出任宰相，协助合赞汗改革财政 、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完者都汗在位时（1304～1316年）他宠遇有加。完者都汗卒后，他被 政敌罢黜去位，1318年被处死。合赞汗为了让成吉思汗开创基业的历史永远传世，于1300年 下诏命拉施特主持编撰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和世界各国史，全书于1311年完成，定名为《史集 》。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部为完者都史和亚欧各国史；第三 部为诸域志。现存各本中均无第三部和第二部中的完者都史。拉施特亲自编撰了蒙古史中的 《部族志》、《成吉思汗先祖纪》、《成吉思汗纪》等部分，他利用了当时已有的波斯、阿 拉伯文著作，例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还利用了秘藏于 伊利汗宫廷金匮中的《金册》等档案资料。编撰人员还包括其他各国的史学家，其中包括元 朝的孛罗丞相。《史集》有多种抄本传世，19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各 部分的原文校勘本和译本。
何炳松所译《拉施特元史考》为1911年法国学者白罗舍(E.Blochet)译本的导言部分，其内 容为《元史》之太宗至成宗纪原文与《史集》之对校，其《导言》中云：
就大体而论，自宋理宗宝庆三年（西元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殁后至元成宗大德七年（西元一 三○三年）此七十七年中中国及中央亚洲诸地之事迹，实以中国正史中之《元史》为唯一之 泉源。
吾人并知此两种世界史料虽大部均由现已失传之同一蒙古官书孳乳而来，然并不重出，并 不以波斯文或汉文叙述同样之事迹，两书之间有相资之功。波斯编年史所述者为蒙古及突厥 诸地之事迹，吾人不能求之于《元史》。《元史》所记为远东与中国及亚洲东南诸国之事迹 ，或为拉施特所不知，或虽知之而未尽。
故白罗舍所译因其采取互校方法而为西方东方学家所赞许。何炳松深知《史集》对于中国 学者治蒙元史之价值，故《史学与地学》杂志在发表何文时附志曰：“何先生并谋全译拉氏 书，他日若成，诚吾国学术界一盛事也。”
何炳松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十分推崇拉施特《史集》及霍渥斯《蒙古史》，并一直打算译 出两书，惜其教务忙碌，卒未完成。其未竟之事业，有待后人继之。但何先生大力向国人宣 扬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蒙元历史之功不可没，当时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有了更一步之了解， 一批有志于向西方学习蒙元史的学者，如姚从吾（1894～1970年）于1922至1934年赴德，韩儒 林（1903～1983年）于1937年赴比、法、德，翁独健（1906～1986年）于1935年赴美，邵循正（1 909～1972年）于1934年赴法、德，皆从西方名师学习蒙元史、中亚史，掌握西方研究方法， 成为我们20世纪第一代蒙元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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