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革命的双重变体--“三巷”新探_革命论文

家庭与革命的双重变体--“三巷”新探_革命论文

家族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三家巷》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新论论文,三家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6-0108-03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家巷》一直是十七年时期反映革命历史的“经典”之作,自然,革命历史与阶级斗争成为它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但不管是一般的文学欣赏或是专业的理论批评,评论者都对文本中的家族意蕴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其实,在小说中作家以相当多的笔墨叙述了几个互有血缘、婚姻关系家庭的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叙事折射宏大的革命主题,将传统家族小说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融入“革命”加“恋爱”的艺术书写中,成功地勾画了性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心理演变轨迹,这既昭示出《三家巷》与中国古代、现代家族小说的“血缘”联系,凸显出当代家族叙事的特质,同时也构成了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三家巷》是十七年时期表现革命历史的经典文本,它“通过三个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深刻地概括了我国南方的革命形势,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消长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1]。不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日益分化,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与人物从自在到自觉的阶级意识。小说的第八、九章“写陈文雄等五个中学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结盟宣誓,发誓‘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洋溢着年轻人的单纯、自信、理想主义,写得非常感人,同时也通过他们个人的不同信仰之争,暗示了日后的分裂”[2]。即使是少男少女之间节日结伴而行的游玩,也因其对某些政治问题的议论,波及亲戚之间的亲情与朋友之间的友情,从而反映出在革命斗争高潮来临之际出身于不同家庭的人们自觉的阶级立场,因此,他们对20世纪初广州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高潮与低落都有不尽一致的反应,在各个阶层对国家贡献的问题上各执己见。出身买办家庭的陈文娣在街上看见一张宣传标语,对工农兵学商的排名次序极为不满,她说:“那工就一定在最前,那商就一定在最后。这算哪道圣旨?”而出身工人家庭的区苏则对此表示认同,陈文婕尽管有“不是我爸做生意,我就偏帮商人”的声明,但话语背后则是对自己家庭的感情偏爱。从陈氏姊妹与区家姑娘的激烈争辩中,不难感受到她们鲜明的阶级立场与阶级意识。周榕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真正认识到“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的残酷事实。经历了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之后,周炳看清楚了一件事,“世界上的人大概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另外一类是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我憎恨那些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下贱的动物。我崇拜那些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伟大的人格”。连乡下姑娘胡树姐妹俩也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到穷人之间容易相处、心地善良的道理。

《三家巷》侧重对南方都市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革命者曲折成长道路的书写,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结合起来,把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注重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按照生活的自然发展趋势,揭示不同家庭内部演变的历史与在革命中各个家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因而,它较之同一时期反映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表现出了历史的本真面目,达到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小说开头在叙述三家巷的变迁时,天生好奇的周炳就问自己的父亲,这里住着六户人家,为何叫做“三家巷”,他爹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你又不是一个读书人,吃着饭没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做什么?”后来,他又求教母亲,母亲只是安慰他说:“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定的名字,谁猜得透是什么主意?”“这个情节,其实是颇有意思的,这是作家在艺术上首先给读者造成一种迷惑心理:‘三家巷’并非作家所命名,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形态,谁也说不清楚也不必去说清楚的生活形态。当读者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作家所设定的艺术氛围中去了。”[3]这种自然形态的生活,表现在小说所选择的“典型环境”中,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三家巷。一个是铁匠周铁家,几代从事手工业劳动;一个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大资本家陈万利家;一个是税务官何应元家,拥有大量房产土地,既是官僚,又是地主。这三家既代表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社会的三种主要势力——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同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本位、家国同构的特色。在第一代,周、陈两家是连襟亲戚,确立了血缘关系。第二代关系更复杂了,既是换帖兄弟(陈文雄、张子豪、周榕、何守仁),又有爱情关系(周炳与区桃的爱情,后同陈文婷的感情纠葛)、婚姻关系(陈文雄同周泉的结合、陈文娣先同周榕后同何守仁的结合、陈文英同张子豪的结合等),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牵连,恰似万缕千丝的纠结。

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与人物之间复杂的亲戚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个性特色,即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折射宏大的革命历史,将叙事的焦点集中于亲戚亲友与邻里生活、家庭关系与日常生活、同学交往与师徒纠葛、婚姻爱情与感情生活方面。全书共40章,多是如中学毕业生“换帖”“盟誓”结拜、人日出游、年三十买懒这样的生活画面,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由同样丰富多彩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生活之网,网结密集,性质复杂[4]。小说的第十六章“永远的记忆”写参加沙基大罢工受伤之后周炳的生活与感情状态。按照革命运动发展的自身逻辑,小说理应聚焦于沙基惨案之后,广州十多万工人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对同胞的血腥屠杀,为牺牲烈士举行的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然而,小说并未正面描写这一悲壮的革命斗争,而是将重点放在周炳受伤后躺在家中的情感反应,高烧得不省人事,“只是似睡非睡着,时不时大声叫嚷……他叫嚷的时候,又像和人打架,又像痛楚呻唤,听不清说些什么,只有他妈妈周杨氏约莫猜出来有几声是叫唤区桃的名字”。从他病中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情人与革命在他内心深处的重要位置。小说在这一章主要写的是亲戚朋友陆续前来看望病中的周炳,周炳如何沉溺于失去区桃后的悲观绝望,不能自拔,对前途对人生价值意义的迷惘,至于在此期间省港大罢工的准备、区桃公祭的悲壮场面、工贼勾结罢工委员会内部人员的隐秘,都是借助他人的简略介绍或别人的所见所闻进行侧面衬托与暗示,大量的笔墨还是集中于对病中的周炳如何离家到墓地向死去的情人倾诉自己的心曲,一直热恋着他的表妹对他的关心与开导,与朋友如何相伴饮酒借酒浇愁的痛苦,醉中误把表妹当表姐的爱恋冲动……由此可见,小说虽着眼于革命斗争风云变幻的宏大叙事,但却处处借助于个人家庭与感情生活的日常叙事,由微观折射宏观,将革命斗争融汇到日常家庭生活的叙事之中。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如何处理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这是现当代作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具体到十七年时期,当代作家在重建现代历史叙事时,普遍继承了古典与民间的艺术传统,巧妙地借用“旧瓶”装进了“新酒”,从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不过,这种继承表现形式多样,有的呈现为有形的艺术手法与语言的借鉴,有的体现为无形的情节主题与隐形的结构模式。

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中国古代家族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人物关系模式经过一定的艺术整合成为左翼小说“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的创作原型。20世纪50年代以后,革命成为当代小说叙事的主流话语,不管是传统的言情小说,或是现代的革命恋爱叙事,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作家对有关革命之外的男欢女爱内容的表现受到较多的艺术限制。“欧阳山却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典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表现……《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讲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有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强大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生命力的东西,而在具体的描述中,有时反而会衬托所着力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5]《三家巷》作为革命历史小说,它不仅敢于正视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感情纠葛,而且还写出了爱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写出了爱情对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的多重影响。

从叙事内容来看,《三家巷》无疑是革命历史小说,但在叙事模式上它又较多地借用了言情小说的笔法。小说描写的是现代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但传统言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才貌双全、一见钟情的模式非常明显。在叙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时,着意突出的是外貌美的互相吸引,而非一味强调志同道合与阶级出身。在周炳的眼中,表姐区桃美若天仙,同样,区桃也觉得周炳“美丽极了,英勇极了,可爱极了”。“区桃是那样地爱他,觉得分离两个字跟他们连不到一达里,谁企图把这个男人从她身边抢走,那不过是一种无知的妄想”。周炳也有同样的感觉:“除了她,我没有知心的人。我们会快活一百年,天天都像今天一样!”革命胜利后,“一天对着她十二个时辰,我们的日子会美满得不能再美满”。不仅是周炳与区桃,就连在小说中有关陈文雄与周泉、周榕与陈文娣之间也强调了外貌的体态之美的独特魅力,何守仁对文娣的一往情深,陈文婷对周炳的痴情,陈文娣对何守仁感情的拒绝,很大程度上都与爱恋对象的外在形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婚姻体现的是家族利益而非男女双方的情感意志,且讲究门当户对。《三家巷》虽然写的是进入现代社会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男女在家族与革命之间的选择和矛盾,具有现代家族小说的某些特色,但其中的婚姻形式还是带有一定程度的传统烙印。陈文雄与周泉的爱情、周炳与区桃的恋情、周榕与陈文娣的婚姻都是近亲关系,他们的感情虽然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但又体现为纵横交织的血缘联系。尤其是周炳与区桃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们之间的爱情既是在长期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又符合传统社会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他们的感情较少世俗功利的考虑,多是情感的共鸣与性格的契合,他们双方都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在演出话剧《刘兰芝与焦仲卿》时,两人投入了自己的感情,达到了最佳的演出效果。与传统社会家族势力压制青年男女爱情不同的是,他们的爱情得到了父母乃至周围人的认可。正因为他们的爱太刻骨铭心,太完美无缺,因此,区桃在沙基惨案中被帝国主义者杀害后,周炳才会表现得悲痛万分,陷入悲伤绝望的深渊。他后来不管是在别人的启发下参加革命,还是接受他人感情,都与对区桃的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前者基于为区桃报仇的感情动机走上革命之路,后者是因为陈文婷在区桃牺牲后向周炳表示,“凡是区桃表姐没有做完的事情,我都甘愿替她做完……要是有半个字假话,叫我不得善终”。对陈文婷的感情可以说是对区桃感情的延续。他们之间感情上的一波三折,陈文婷那种痴情与娇憨,周炳前后对她藕断丝连的矛盾情怀,包括胡杏、何守礼等女性对周炳的爱恋之情,都有着《红楼梦》“大观园”中贾宝玉与众多女性生活的侧影与神韵。

进入当代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文化语境的变化,家族小说也随之出现一些新质,现代家族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叛逆知识分子,情节结构主要是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民主权利、人格独立的合理要求与专制家长之间的冲突,而在当代作家笔下,即便是反映同一题材的小说,主人公与叙事内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家巷》塑造了一批出身于不同家庭的知识分子群像,虽然他们不乏同一时代作家笔下人物相似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但他们又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这里有陈家兄妹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周家兄弟周金、周榕、周炳,何家大少爷何守仁,杨家子弟杨承辉。尤其是陈文雄、陈文婷、周炳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与现代家族小说相比,当代家族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出身于平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对这类形象进行塑造时,作家可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因此,写出个性色彩的并不多见。欧阳山笔下的周炳尽管受到当时读者与批评家的质疑,但客观地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多的艺术光彩。作者说:“周炳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一方面有手工业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因此生活上和各行各业的工人接近,但是他又有知识分子的气味,例如要求个性解放,想通过读书向上爬等。周炳就是那种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着的人物。”[6]一方面,他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家庭,曾先后从事过打铁、放牛、药店学徒等职业,与下层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养成了勤劳、善良、正义的优秀品格。为下层女性阿财勇敢作证,虽然失掉了“少爷”的头衔并不后悔;为了自己的表姐区桃,面对蛮横的流氓恶少,他毫不畏惧;为了救助处于饥饿状态的胡源一家,他想方设法将地主家的大米偷出来资助他们;为了保持自己诚实的品德,宁愿受别人的误解也不同流合污;为了帮助何家的丫鬟胡杏,他竟向官府告发主人的劣迹败行。他的出身经历与思想性格决定了他对革命有着天然的好感,因此,一旦革命爆发,他便积极地投身革命,在经受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革命运动的考验之后,他终于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周炳又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再加之长相英俊潇洒、性格憨直,深得女性青睐,再者,他的亲戚不少是出身贵族家庭的少男少女,受他们的影响,他又形成了感情缠绵、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情怀,时常为众多或温柔多情或青春貌美的少女包围着,且又傻又俊,成为现代社会的“贾宝玉”。正如陈文婷所说:“周炳这个人真有一股痴心傻气,很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怪不得大家都爱他。”现代“贾宝玉”的独特个性决定了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区桃在沙基惨案中牺牲之后,他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悲观绝望难以自拔。他后来参加革命原因固然很多,但为情人区桃报仇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国民党“清党”以后他和哥哥周金、周榕在乡下避难,一方面是革命失败的颓丧,一方面是个人感情的失落,他尽管知道目前处境的危险,但由于忍受不了孤独郁闷的痛苦,便一次次地给恋人陈文婷写信,结果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导致大哥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惨剧。他在革命队伍中虽然逐步成长为勇敢无畏的战士,但思想觉悟并没有在个人复仇的水平上有更高的飞跃。作家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思想性格的不同侧面,真实地揭示了一个革命者精神气质、思想性格与感情心理的矛盾性、复杂性。

以家庭日常生活叙事折射宏大革命主题的艺术方式,对才子佳人情节模式的艺术借鉴,对性格迥异的知识分子心理轨迹演变的成功描写,都表现出《三家巷》与中国古代、现代家族小说的“血缘”联系,而对革命斗争与家族关系的独特处理,对具有民族特色典型环境的选择,对革命者爱情上缠绵悱恻一面的揭示,对出身贫民阶层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显示出作家的独特创造和当代家族叙事的特质,同时也构成了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收稿日期:200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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