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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我们肯定会察觉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相对于解禁的、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这些特征耐人寻味。许多迹象证明，九十年代的文化气氛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变。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例如考察某些著名的作家，举荐文学新锐，或者总结文学史的动向，如此等等。但是，某些深刻的转向愈来愈明显。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之中将这种转向概括为“杂志退隐，学院崛起”。这不仅是文学研究机构的交替，重要的是另一种文学研究体制的出场。批评家的活动区域，批评家评估以及介入文学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批评内在风格——一切都在变。如果引用一些人喜欢的表述，那就是“思想淡出，学术登场”。
八十年代具有启蒙时期的不凡气势。振臂一呼的激情，叛逆的思想，种种惊世骇俗之论，富有才情的个人是真正的主角。启蒙就是让个人的思想卸下枷锁，纵横驰骋。据说福楼拜曾经表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些批评家把这句话改写为一个响亮的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西方一度盛行的印象主义批评的确相似。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这种主张令人心仪。无论远见卓识还是平庸之论，无论深刻的片面还是故作惊人语，总之，个性负责一切。“自我”是文学批评之中至关重要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范畴。这种状况与盛极一时的主体理论不谋而合。八十年代的主体蔑视一切外部结构——无论是社会历史结构还是语言结构。内心、“内宇宙”或者意识流才是主体的真正本质。如果批评家仍然缩头缩脑，畏葸不前，那么，文学研究领域显然辜负了八十年代踊跃的理论气氛。八十年代的文学杂志慷慨地腾出版面收留出格的批评家，尽量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言论空间。文学杂志出资制造种种批评家与作家相互晤面的机会，一些著名的文学事件——例如“寻根文学”——显然由两家演员联袂出演。这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杂志的声望和经济收益。那个时候，学院仍在冬眠。张口引经闭口据典的学院派犹如迂呆的笑料。
大部分文学杂志在九十年代陷入捉襟见肘的财政窘状；与此同时，学院携带一批数额巨大的经费昂然崛起。尽管办成世界性大学的梦想主要由理工科负担，但文学研究多少分得了一杯羹。当然，加入学院意味了遵从学院的管理体制，博士或者教授这些学衔的资格要求得到了重新核定。无论文学研究还是别的什么研究，学院一律祭出了学术规范的法宝，“六经注我”的姿态遭到了强烈的异议。灵机一动，信口开河，游谈无根，这均为学院尽力铲除的陋习。教授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才情不屑一顾，印象主义的夸夸其谈遭到了普遍的蔑视。严谨，规范，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注释的数量和格式必须符合论文手册的条令要求——这是学院的标准形象。如果说某些老派的文学教授已经赶不上潮流，那么，年轻的博士必须一丝不苟——他们充当了后起的文学研究生力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安分守己地呆在学院的格式内部，循规蹈矩。某些时刻，八十年代的激情、冲动以及叛逆的能量可能突然集聚，如同过度压抑之后的猛烈反弹。我想，这至少是解读九十年代中期“人文精神”辩论的一个视角。如今看来，这一场辩论的某些方面不无奇怪。尽管辩论由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发起，但是，何谓“人文精神”始终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这对于所谓的“学术”气氛多少是一个反讽。我觉得，这个概念更多地积聚的是某种感慨、冲动，或者激情的体验——总之，“人文精神”是他们抗拒市侩哲学的一个口号：“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人文精神’意味了一个高于专业内容的精神信念——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这个概念缺乏专业的严谨。”① 这一场辩论似乎没有显著的理论收获，但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激烈姿态和争先恐后的发言表明了至今犹存的思想活力。这些景象让人记起了八十年代。反抗琐碎迂腐的经院习气，反抗学术体制的专横束缚，反抗隐藏于市场背后庸俗的实利主义，持续地关注社会历史的情怀——这些精神资源内部无不可以收听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回声。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辩论是九十年代的一个醒目的文化事件，那么，八十年代文化的顽强烙印至少是这个事件的特殊意义。
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关注语言问题。一些批评家曾经大胆地宣称，文学到语言为止，某一个年份甚至被命名为“语言年”——一个喜欢颁布学术动员令的年代。当时，语言问题的一个别名即是形式问题。由于“形式主义”曾经声名狼藉，因此，谈论语言或者谈论形式是一种光荣的冒险。尽管如此，八十年代多半是在“表现论”的范畴之内想象语言问题，即语言如何更为精确地“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语言不就是“表现”内心、“表现”自我的工具吗？浪漫主义的主体观念只能为语言分配一个附庸的位置。显然，这种想象仅仅是经验主义式的概括。然而，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特征之一即是经验主义。对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理论及其批评模式，多数批评家仅仅做出一个简单的学术表态。通常，语言学研究精确、细致，拥有一定统计数据的支持，甚至拥有相当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实证资料。可是，激情的八十年代缺乏这种耐心——例如，没有多少批评家愿意深入钻研结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反经验主义。分辨言语与语言，发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俗成关系，强调共时态的网络，对于横组合与纵组合做出区分，利用两项对立之间的差异确定相互特征——这些均与人们的语言经验迥然相异。人们通常觉得，语言来自人类对于世界的命名，语言习得的程序是认识一个人、一棵树、一只猫，然后识得“人”、“树”、“猫”字。结构主义几乎是对于这些经验的颠倒：语言体系是内部关系的自我完成，与外部世界无关。这种结论同时瓦解了浪漫主义的主体观念。语言不是主体自我表现的工具，相反，语言决定了主体的形成。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这种语言结构决定主体的理论甚至超出了语言学范围而扩张到另一些领域，例如意识形态，或者精神分析学。个人经验之中，“结构”往往无法显现出它的完整、坚固、强大，以至于人们对于主体的自由和能动作用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由于结构主义思想与人们的常识大相径庭，因此，各种结论必须由自洽的理论逻辑获得支持。如果不理解结构主义的一批命题，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共同接受了那些不可思议的观点，甚至也不理解德里达们激进的解构主义具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乎在听到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听到了解构主义。对于我们说来，两者在西方文化之中的时间差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对于解构主义拆解结构主义的理论手术亦不甚了然。解构主义接收了结构主义的众多前提，包括结构主义关于主体的种种观念。然而。解构主义发现了隐藏于结构主义逻辑之中的破绽。按照解构主义的揭示，这种逻辑将在持续的延伸之中成为虚幻。两者的辩论是个极为活跃的理论战役。结构主义遭到了驳斥，那么，这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吗？未必完全如此。或许，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的辩论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思想空间，容纳了理论的多种可能。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为什么可能在新历史主义或者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重返文学批评？解构主义的内部爆破对于理论的突围产生了重要作用。现在，许多人习惯地从字面上把解构主义阐释为虚无主义。这种观点没什么错，但是，这种观点的理论“版本”很低，以至于不可能真正察觉解构主义的针对性及其理论锋芒。对于八十年代说来，解构主义过于深奥和细腻，无法贴切地组织到慷慨激昂的启蒙话语之中。
无论如何，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许多批评家逐渐听说了人文学科所谓的“语言转向”以及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的重要特征是，考察历史之中的语言，或者考察语言之中的历史。由于拥有解构主义以来的众多理论资源，现在已经到了考虑历史与语言统一的时刻。显然，“历史”是许多批评家更为熟悉的范畴，他们对于语言背后的种种问题仍然陌生。绕过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遗产，而不是深入形式主义理论体系，通过理论思辨最终击穿种种形式主义的命题——现在，这种状况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如何阐释“历史”，如何展开话语分析，尤其是如何想象两者之间的平衡与统一。
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对“现代”一词格外钟爱。现代社会是我们无限憧憬的良辰美景。文学批评甚至爱屋及乌地大声赞颂现代主义。由于“现代”这个美妙的词根，现代主义顺利地进入启蒙话语的编码系统。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仅仅对现代主义的形式体系感兴趣，例如意识流，象征主义，或者意象主义。许多批评家未曾意识到，现代主义毋宁说是现代社会高贵光滑额头上大煞风景的“恶之花”。
作为一个内容庞杂、影响广泛的文化运动，现代主义得到了多种的理论描述：大胆的艺术实验，颓废情绪，荒诞、紊乱的内心，反社会的个人，性与色情，帝国主义或者殖民文化，如此等等。对于我们说来，现代主义的三个特征得到了特殊的关注：个人主义，稀奇古怪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敌人——前两个特征显然在第三个特征之中得到了定性。当然，现实主义遭受的挑战远非一套传统的形式体系，现实主义所包含的全部美学预设无不受到了动摇。因此，无论赞同还是否定，文学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无不接收到这三个特征制造的冲击波。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垒犹如两种文化类型的激烈交锋。可是，时隔不久，另一种文化类型加入了论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质疑，例如质疑所谓的宏大叙事，质疑整体性，或者质疑深度模式。尽管后现代主义精神包含了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强烈不满，但是，在八十年代文化逻辑的惯性之下，文学批评仍然将后现代主义奉为新的国际名牌加以崇拜。如同任何一次理论时尚来临一样，担心落伍的恐慌与仓促的模仿立即接踵而至。为了保持及时的理论呼应，“后新时期”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应声而出。至少在构词上，这个概念直接对“后现代主义”加以改装。初步的理论忙乱过去之后，我们的视野逐渐调整了过来——现在，理论舞台上角逐的选手已经从两个增添为三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如何考虑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文化秩序再度占据了主宰的地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公式理所当然地支配了我们的文化叙述，现实主义大约搁在了前现代的范畴之内。如果这个公式进一步细化，还可以分解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欧洲版的文学史故事，数量庞大的中国古典文学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塞到某一个“主义”之内。尽管如此，许多批评家仍然费尽心机地按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定义修剪唐诗宋词，修剪明清小说，力图用中国古典文学证明上述公式的普适性。另一些批评家对于“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距离漠不关心。他们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无非是前现代时期的种种不成熟的症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跨入现代阶段，催促现代文学的早日诞生。这时，另一个隐蔽的公式开始产生影响：传统与现代等于东方与西方。因此，甩下古典传统的纠缠，倾听西方文化的动静，这是许多批评家形成的文化习惯。
为什么西方文化的叙述如此频繁地被认定为普适的规律？为什么西方文化被奉为世界的范本？这种意识形态从何而来？最近，这些问题常常被置于一个概念之下加以处理：现代性。现代性这个概念试图描述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产生重大转折的原因。描述的范围分别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诸多学科，涉及这个转折的源头、扩张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脉络。启蒙话语、历史进化论、线性的时间观念等问题无一不纳入这个概念的框架加以讨论。一些批评家认为，十九世纪以来，渴望启蒙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转向西方的时候几乎没有察觉殖民文化隐含的危险。这些知识分子时常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标本而未曾考虑西方文化如何借助帝国主义体系打开本土的大门。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考察逐渐认可了现代文化内部包含的矛盾与冲突。许多时候，文学扮演了现代社会的叛逆者。这时，现代主义文学对于经济现代性的反抗逐渐浮出水面——一些批评家称之为审美现代性。正如许多讨论指出的那样，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遭遇现代性，发展现代性。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本土的模式。这时，西方文化霸权所制造的普适性幻象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例如后殖民理论的兴起。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几个世纪以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分别从各个层面深刻地介入中国历史，全面影响日常社会和文化生活。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曾经提出孤注一掷的悲愤主张——抛弃民族的传统文化换取民族的未来，援引西方文化资源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因此，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欧洲的各种“主义”并非一批无效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无宁说概括了某种源于西方的文化类型，而不是将它们之间的顺序以及相互攻击颁布为不可抗拒的历史铁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还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这些文化类型几乎同时涌入。各种“主义”的线性时序基本解除，取而代之的是互动的空间关系。它们共处于同一个时间平面，在空间的意义上构成横向关系。换一句话说，前现代的历史远未结束，现代文化已经提前到达；现代文化的能量方兴未艾，后现代主义早已启动。这一幅历史图景远远超出了西方文化的单向演变。如果说，现代性的考察令人意识到八十年代启蒙话语存在的框架局限，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开始察觉特殊的本土历史。尽管存在众多相似的现代成分，但是，这里的现代性具有独一无二的结构。批评家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引入文学史的时候，这是一个必要的认识前提。
上面已经提到了“文化研究”。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再望文生义地将“文化研究”与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以及理论领域对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联系起来。这里的“文化”指的是覆盖世界的种种文化现象。从社会制度到体育竞赛，从大众传媒到学科的历史，这些文化现象无所不在地进驻日常生活，甚至成为生活本身。
这个大规模的学术运动仍然源于西方，至今并未产生一个公认的定义。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是人文学科赢得活力的一个重要尝试。二十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络绎不绝。理论的储备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之后，改造世界的使命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如何避免理论成为象牙塔内的思辨游戏——如何将理论的批判锋芒引向社会，这是许多人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的问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论消费。许多时候，世界被当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从街道设计、建筑样式、博物馆布局到旅游宣传、服装时尚、流行歌曲，文化研究四面出击，目光如炬。文学仅仅是文化研究眷顾的项目之一。显然，如此庞杂的内容肯定是文化研究无法获得一个简明定义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这场学术运动还是显示了某种共同的理论倾向：话语分析或者各种符号的解读揭示了种种隐蔽的意识形态目的以及文化陷阱。这些分析、解读的渊源常常或显或隐地追溯至批判理论。
文化研究的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学院里的文学教授。他们抛开教材规定的文学经典，甚至放弃了文学。这些举动很快被视为离经叛道。另一些坚守文学边界的教授大声质问：文学何在？他们重申一个观念：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亦非建筑、服装、流行歌曲之类的日常生活美学。这时，一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纯文学。纯文学强调的是文学本质，强调学科独立性，拒绝种种额外的骚扰损坏文学的高雅品质。纯文学的想象曾经是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论题。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时常被征用，充当各种主题的工具，例如图存救亡，或者阶级斗争，甚至另一些更为具体的宣传项目。如果说，“文以载道”是一个悠久的传统，那么，工具论的特征是急速地庸俗化，以至于将文学肢解为种种僵硬观念的例证。
八十年代开始全面清算各种僵硬的观念，文学工具论显然属于清算之列。申张文学的自主权是瓦解上述僵硬观念的组成部分。纯文学无疑是文学自律的理论保护。不可否认，纯文学的理论锐气曾经在八十年代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有趣的是，尽管文学摆出了坚决拒绝的姿态，然而，文学并不明确坚持什么。人性？内心？美？形式或者语言？迄今为止，围绕文学本质的争辩远未结束。或许，理论上的长期犹豫表明，这个概念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缺陷。
数年之前，纯文学问题被再度提出，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大的讨论。一些批评家开始察觉这个概念的副作用：社会、历史、小人物、底层似乎又遭到了摒弃。文学正在孤芳自赏之中边缘化。这似乎是老调重弹。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再度归来了吗？——八十年代的理论开拓都是徒劳的吗？在我看来，这种钟摆式的左右摇晃无异于理论的空转。九十年代遗留给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如此简单，仿佛只要在A或者B的选项之前打一个勾即可。文化研究必须从纷杂的争论之中清理出一些要点：首先，必须承认文学的美感、形式体系特征或者复杂的人性，但是，文化研究认为，这一切并非天生的、固定的、跨文化或者超历史的。因此，文化研究的意图即是，根据文化谱系、历史条件以及意识形态特征解释美、形式或者人性——解释文学。其次，文化研究仍然存在庸俗化的危险。话语分析或者符号的解读时常不知不觉地写成了社会学报告。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文化研究必须保持一个微妙的分寸：援引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解释文学的时候，批评家不能颠倒过来将文学叙述为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简单例证。文化研究负责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一个现成的包裹塞人已经贴上工具论标签的方格。
从“思想淡出，学术登场”的主张到文化研究，情节的发展多少有些意外。我愿意指出，八十年代文化的浮嚣情绪还未得到严谨的学术训练，文化研究已经再度酿出了某种狂欢精神。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文化研究的犀利、开放以及广泛的批判精神背后隐含了历史的强烈要求。因此，这个学术运动的降临是必然的。
注释：
① 南帆：《人文精神：反抗的功能》，《敞开与囚禁》，第21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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