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分工下的中美劳动要素收入与要素质量比较研究

崔日明,韩渊源,李 丹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在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利益越来越表现为参与分工的要素收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增加值出口国，但其增加值规模是否与贸易利益相匹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选取美国作为主要的对比和参照国,对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劳动要素收入进行研究，构建了基于增加值核算的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对中美两国的劳动要素收入进行了测算，并利用HSDA方法对影响劳动要素收入变动的要素质量进行重点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虽为增加值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其贸易利益远低于美国；在价值链分工下的中国要素收益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要素收益，而美国则表现为劳动要素收入；中国与美国的单位劳动收入差距不断地扩大，细分技能后发现，中国与美国在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收入之间均呈现收入差距拉大；要素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劳动要素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中美之间劳动要素收入差距主要由要素质量导致。

关键词： 增加值出口；劳动要素收入；要素质量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纵深发展，分工的节点转变为生产要素，分工体系演变为要素合作。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更为直观地表现为本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的要素收益即要素收入(李丹，2017)。从总贸易核算体系的贸易差额作为贸易利益衡量标准，到增加值贸易的要素收入衡量标准，推动贸易利益的提升始终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内容。从参与分工的要素收入角度考量国家贸易利益也为各国推进开放收益的提升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美国是全球价值链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国家，但是从增加值出口总额来看，2014年中国增加值出口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5万亿美元。然而，问题是在增加值核算体系下中国世界第一的增加值出口规模是否与其贸易利益相匹配？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利益几何？另外，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经贸政策已经从最初的隔空喊话演化为具体实践，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贸易逆差是贸易战的导火索，对中美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利益进行衡量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基于以上两点思考，本文在增加值贸易框架下，从微观生产要素收入的角度衡量了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利得，还原中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贸易利益的真实情况。同时，本文从生产要素收入中解析出要素质量因素对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利益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及核算体系的完善推进了基于要素收入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问题的进展。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要素收入的理论已经得到证实。Fally (2012) 研究证实价值链分工较大程度地降低了贸易成本，有效地提升了实际收入。Melitz等(2014)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商品支出比重出现下降，即实际收入水平会有所提高。在生产要素收入的测算方面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统计体系。Stehrer(2012)构建了贸易增加值要素分解框架。Timmer等(2014)将价值链分工下的要素收入定义为全球价值链收入，明确了价值增值与生产要素收入间的联系。中美之间要素收入存在差异并非独有现象，针对价值链分工下要素收入，特别是劳动要素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Costinot等(2012)指出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工资收入差距在逐步降低，而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工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Costinot等(2013)还从技术进步推动国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角度研究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得出处于价值链较低端的国家，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对已经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有学者着眼于生产要素部门间和部门内的配置效应，得出无论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或稀缺国家的技能溢价均有提升、只是对于技能劳动要素稀缺国家提升幅度更多的结论。

上海市的道路工程多采用外购商品沥青砼，并通过无热源移动或高温熔融运输至铺筑现场，产生的沥青烟气对空气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随着对尾气排放的管控愈加严格，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带来的废气污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道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相对更为突出，需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扬尘对周边公众的影响，特别是对距离较近的居住小区、学校等敏感目标的影响。

关于增加值贸易框架下对中美贸易利益比较的相关研究，张咏华(2013)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入手，对不同贸易统计口径下的贸易差额进行比较，验证了传统贸易统计较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程度，还原了中美贸易的真实情况。张建清等(2015)利用增加值贸易模型进一步证明了增加值法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程度，且在各行业层面真实贸易净额与传统值间存在显著差异。葛明等(2015)运用双边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着眼于总量、国别和产业等三个层面分解了中美双边贸易额，结果显示海关统计始终高估中美贸易顺差额。郑丹青等(2016)构建了一国对外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提出中国在对外贸易分配格局中获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提高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

整体来看，中美贸易利益的分析停留在较为宏观的层面，还有待从微观要素收入的角度考察贸易利益。本文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以中美两国的要素收入为研究重点测算中美两国劳动要素在不同行业层面参与全球贸易的收入情况，还原中美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真实贸易利得，进而探究两国劳动要素创造增加值的能力不同的深层次原因，为我国提升参与分工的贸易利益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采用多元阶层回归分析法，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将农村居民的社会隔离作为原因变量，经济状况作为调节变量，生存质量作为结果变量。同时，将样本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职业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目的是为了剔除混杂影响(详见表2)。根据Muller、Judd和Yzerbyt (2005)[8]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①表2中M1即为模型一，为控制变量对生存质量的影响；②表2中M2即为模型二，为剔除了控制变量影响后，社会隔离和经济状况对生存质量的影响；③表2中M3即为模型三，为剔除了控制变量影响后，社会隔离和经济状况的交互项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价值链分工下增加值出口核算

假设有G个国家，n个部门种类，MRIO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X ^s =A ^s1 X ¹+…+A ^ss X ^s +…+A ^sG X ^G +Y ^s1 +…+Y ^ss +…+Y ^sG

=A ^ss X ^s +Y ^ss +E ^s

(1)

整理后可得：X ^s =(I -A ^ss )^-1(Y ^ss +E ^s )=L ^ss (Y ^ss +E ^s )

(2)

其中，E ^s 表示s国总出口，包括了最终出口和中间出口，即

数据的整理及分析软件为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3及SPSS 25.0软件。各组间盗血程度及病变锁骨下动脉收缩期峰值、对侧椎动脉收缩期峰值的比较用非参数检验。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组与对照组束臂试验结果的比较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排污口的类型有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工业和生活混合污水。生活污水污染源主要分布在丰南区、古冶区和迁安市；工业污染源主要分布在唐山市区、迁安市、滦县。工业污染源主要来自钢铁、化工、纺织、印染、造纸、机械、陶瓷、建材、冶金和采矿等行业。

(3)

为了区分直接出口国和间接出口国，本文将E ^r 改写为：

(4)

结构分解分析方法(SDA)能够将经济结构中某一重要因素分解，通过分解不同形式的自变量，能够测度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动贡献的大小。本文主要借鉴Chen等(2008)、Koller等(2009)和李丹等(2018)提出的层级结构分解法(HSDA)，对s国增加值出口所带来的要素收入VAXI ^s 进行结构分解，解析出影响s国VAXI ^s 变动的各种变量，并对要素质量变量进行着重分析。根据(9)式，从t-1期到t期增加值出口所带来的s国劳动要素收入变化可分解为：

综上所述，新课改下的小学数学教育具有明显的抽象性，而情景教学下的教育则是能够将学生的理解程度进行大幅度提升，而在整体的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将生活化的教学内容以及问题情境化的教学手段进行引入，在鼓励学生参与到数学学习、数学奥秘探索过程中的同时，实现整个课堂质量的大幅提升。最后愿每一名小学数学教师都能够在情景教学的引导下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为每一名小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5)

按照国内增加值来源分解，s国的总出口E ^s 为：

(6)

将r国总产出X ^r 的分解式(5)带入公式(6)，可得到出口的完全分解式。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s国出口中本国增加值部分：

(7)

在(7)式中，对来源于本国增加值分解思想及基本逻辑与王直等(2015)一致。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测算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需求为中美两国所带来的增加值出口中的各类生产要素收入水平，因此，根据外部需求所进行的增加值出口核算能够更客观地分析一国对于全球贸易即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根据(7)式，基于外部需求的一国的增加值出口可以表示为：

(8)

在(8)式中，第一项和第二项是由于直接外部需求带来的增加值出口，第三项和第四项是由于间接外部需求所带来的增加值出口。

(二)生产要素收入分配模型与要素质量因素解析

按照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美两国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出口率。在初级和自然资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三大行业中，中国增加值出口率较高，是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优势行业。而美国的优势产业则表现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使得高端制造业回流，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国内增加值强势增长。在2011年之后，中国增加值出口率上升幅度较大，但整体占比依旧低于美国，这表现出中国在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优势较弱。在各类要素密集度服务行业方面，美国的增加值出口率均高于中国，特别是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美国的优势显著。

根据(8)式的一国增加值出口以及单位劳动要素的增加值系数，能够计算出增加值出口下的s国单位劳动要素投入的收入为：

(9)

将(3)式和(4)式整理后可得：

(10)

其中，VB ^s =(V ^s B ^ss )^T 表示出口的本国增加值率；EX ^s 表示剔除了折返和重复计算的s国出口。要素收入变动的结构效应具体如表1。

本文使用的计算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其中1995—2011年采用的是WIOD2013年发布的数据，2012—2014年采用的是WIOD2016年发布的数据。

WHO调查了近年来29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孕妇中子痫前期发病率0.02%～7.67%，平均发病率为2.16%。针对正常孕妇的子痫前期试验，发病率不高。Valio等[15]研究了妊娠35～37周的3 953例单胎普通孕妇，最终只有65例发展为子痫前期。一些针对高危孕妇进行的研究中，子痫前期的发病率明显上升[11]。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为子痫前期高危孕妇，271例病人中有11例发病，明显提高了sFlt-1、PLGF对于子痫前期的预测价值。早期诊断子痫前期，尽早对于高危孕妇进行干预及监管，减少不良围产期母婴结局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商业综合空间的发展演变可以折射出城市的空间演变 [4]。研究徐州市商业综合体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对于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表 1要素收入变化的结构效应分解

三、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劳动要素收入的典型事实

(一)中美增加值出口：整体和分行业的考察

增加值出口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衡量一国生产要素收入的主要依据。利用(8)式，本文首先对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出口额进行了测算(见表2)。

表 2中国、美国的增加值出口额及增加值出口率

本文利用MRIO模型对价值链分工下中美两国劳动要素收入进行了多角度测度，并运用HSDA分解方法分析了中美两国要素质量因素对其劳动要素收入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为进一步测算增加值出口下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将劳动要素创造的增加值定义为VA _L ，资本要素创造的增加值为VA _C 。基于上文测算结果，为衡量劳动要素的要素质量，本文构建了单位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值系数F _L ，用以表示单位劳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具体测算过程中，本文将单位劳动细化为小时劳动，同等条件下单位劳动创造的增加值的不同直接地表现为要素质量的不同。因此，以此系数作为要素质量的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F _L =VAR _L /EM ，其中EM 表示劳动就业量。

(二)中美劳动要素收入水平测度

在表2计算的基础上，韩渊源(2019)进一步测算了中美两国资本以及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收入的占比情况。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占比维持在42%左右，而美国则保持在60%左右，说明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利益主要以资本收益的形式存在，单纯由劳动创造的增加值比重较低。然而，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利益，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作为外资流入大国，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的资本收益很大一部分是由外资创造，要素收益归属于外资来源国。因此，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要素收入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存在劳动要素收入偏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存在资本要素收入虽高但却不属于中国的现象。从各类技能劳动要素收入来看，中国低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在要素收入当中占比较大，平均为25%，中等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占比次之，平均为20%，高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占比最少，平均为5%。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方面，依旧处于较低发展阶段。

由于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利益更加直观地表现为参与分工的生产要素获得收益情况，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劳动要素收入差距，并以此作为两国贸易利益的差异表现。中美两国各行业的劳动要素收入呈上涨趋势，但涨幅和增速严重地分化，造成了两国要素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以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为例，1995年中美两国该行业的劳动要素收入差距为10.006美元/小时，2009年则扩大到20.295美元/小时(韩渊源，2019)。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基数较低且增速较慢，导致了中美两国劳动要素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整体来看，中美两国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单位劳动收入较高，说明参与价值链分工高端环节的劳动要素收入较高。进一步区分技能后发现，中美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均呈上升趋势，其中高技能劳动要素上升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从两国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在不同行业的总体收入来看，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要素收入最高，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收入第二；从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类来看，制造业的劳动收入普遍高于服务业，这是由于WIOD数据在对产业分类统计时很难将服务业相关环节彻底地从制造业统计里分离出来，使部分服务业劳动要素收入被统计在制造业劳动要素收入中，导致了制造业的劳动要素收入普遍偏高。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两国不仅在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存在着要素收入分配差异的问题，在劳动要素不同技能分类下也存在着要素收入分配差异问题，且两国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将(2)式整理可得：X ^s =L ^ss Y ^ss +L ^ss E ^s

四、价值链分工下的中美要素质量与劳动要素收入

(一)劳动要素收入变动的总体因素解析

中美两国的劳动要素收入内部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发展特点。为了探究劳动要素收入的异质性问题，本文利用公式(10)对中美两国劳动要素收入变动的整体影响因素进行HSDA分解。

表 3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劳动要素收入影响因素(单位：% )

由表3计算结果可知影响中美两国劳动要素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规模效应，说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两国劳动要素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出口量增长，且中国更加明显。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最终品出口效应影响最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表现为中间品出口影响效应最大；在其他行业的中间品出口和最终品出口影响效应比较接近。在美国的大部分行业中，中间品出口的影响效应最大，远远大于最终品出口效应，说明美国参与价值链分工层次远高于中国。中国和美国劳动要素收入的要素质量效应仅次于出口规模效应。国内增加值效应对中美两国劳动要素收入变化的影响方向一般为负，影响程度不大。与前文对增加值出口率下降的判断结论相吻合，即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增加值出现部分下降会相应地导致其要素收入的下降。其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的国内增加值效应影响为正，说明中国在以上三个行业中的国内增加值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该三个行业的劳动要素收入。

(二)价值链分工下的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收入的要素质量因素解析

马克思(2004)对分工进行研究时指出：“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波特(2012)在对生产要素研究方面，将生产要素分成了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可见,学者们早已关注到生产要素的质量差异问题。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其目标就是实现收益最大化，主要手段就是将生产要素由低级要素质量向高级要素质量转变。

为进一步分析劳动要素收入与要素质量的关系，本文对不同技能的劳动要素收入进行了要素质量效应分析。本文仅重点分析高技能劳动要素收入的影响因素(见表4)，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要素收入的影响因素与高技能的结论相似。

表 4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高技能劳动要素收入影响因素(单位：% )

由表4的计算结果可知要素质量对中美两国高技能劳动要素收入的影响增强，且对中国的影响更加突出。中国高技能劳动要素质量效应相比整体劳动的要素质量效应影响为正，且比较显著。一方面说明了中国高技能劳动要素质量提升了整体劳动要素质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劳动要素质量差异化发展的问题。美国高技能劳动要素质量影响效应与整体劳动要素质量影响效应相当，说明美国的劳动收入在高、中、低三种技能的劳动要素间存在较小差异，因此能够实现整体劳动要素收入的最大化。中国高技能劳动要素质量虽然实现较大提升，但中、低技能的劳动要素质量依旧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造成中国劳动要素质量差异化问题，从而拉低了整体的劳动要素收入，也导致了中国与美国劳动要素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995—2014年，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出口额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011年，中国的增加值出口额超过美国，2014年两国增加值出口差额已扩大到3651亿美元，但由于增加值出口额并不能够客观地表现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也不能更好地用来衡量一国增加值出口的能力。因此，本文采用增加值出口率反映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出口率都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增加值出口率下降是由于价值链分工广度的拓展，表现为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增加值出口率随后的上升是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深度不断加强。目前，虽然中国增加值出口额超过美国，但增加值出口率却始终低于美国，说明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有待提升。

1.中国增加值出口总额虽然高于美国，但除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外，中国整体的增加值出口率不高，说明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不足。

2.在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的要素收入以资本要素收益为主，美国的要素收入以劳动要素收益为主，中国贸易发展的人本属性低于美国。

3.中美两国参与分工的劳动要素收入呈上涨趋势，且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要素收入最高，细分技能后发现高技能劳动要素收入最高。但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增速大大低于美国，导致了中国与美国劳动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

典面的生成要受到的用典语境、典源语境与用典者表义需要三种要素的限制，为了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用典者会采取多种角度与方法从典源中择取语符代表字来组构典面，而典故自身的特点也为用典者从多个角度进行典面创造提供了可能：事典是多维的，立体的，故事性与情节性很强，每一个故事环节或情节片段都有可能从典源中独立出来而为用典者所用；语典也由于具有经典内涵和多重寓意而被用典者创造出诸多典面。这就导致了典源、典面与典义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4.要素质量效应阻碍了中国整体劳动要素收入的提升。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仍以要素成本优势为主，通过增加劳动投入量提高增加值，但实际来说增加的劳动投入并没有创造等比例的价值，导致了要素质量效应严重地抑制了要素收入的情况。

以上结论明确指出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即高级生产要素不足。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收益的主要决定因素来源于要素质量，因此，中国提升价值链分工的政策启示：

绩效评估方面。也有四类指标，其基础指标主要包含外文期刊访问总量、下载总量、单篇下载成本以及相关出版社、集成商和数据库的来源指标；核心指标则包括学校高质量论文总量与引用总量，引用期刊总量、馆藏量、未入馆藏量和出版社、集成商和数据库等来源指标；拓展指标具体指ESI、JCR、SNIP、SJR关联度、分学科关联度以及学校核心期刊、学院核心期刊关联度；合作指标同样亦为与区域、行业以及学科领域的合作情况。

南京地铁于2010年前后提出了“全效修”维修集约范式表述。该范式可视为“均衡修”维修集约范式的一类演变形式。

1.基于国民所有权的角度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中国要素结构。首先，劳动要素的流动不影响要素的所有权性质，因此，大力培育中国自身的高端生产要素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其次，在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方面主要表现在高、中、低三种技能劳动层次：对于高技能劳动，要培育高端生产要素，体现在国际市场、高级人才、科研技术创新、国际知名品牌等方面；对于中、低技能劳动，也要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主要体现在劳动要素学习能力的提升、加强劳动要素与科技产品的结合、提高劳动要素与“互联网+”的融合等方面。

2.在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培育的基础上，实施要素的内外集聚结合战略，丰富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手段。目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以向内集聚国际要素为手段，但在当前的发展中受到了不同冲击。因此，中国应以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为基础，创新要素集聚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即改变原有单一的向内集聚发展模式，采取向内向外集聚结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向内集聚，通过对国内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注重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另一方面向外集聚，通过对国内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利用科技创新、产品研发、资源整合等能力，主动面向全球资源进行整合与分配，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构建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链条。

参考文献:

波特.2012.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葛明,林玲,赵素萍.2015.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透析——基于附加值贸易核算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5):30-41,127.

韩渊源.2019.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质量对我国劳动收入提升的影响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论文

李丹.2017.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生产要素收入:理论创新与重构[J].经济学家(3):40-47.

李丹,崔日明.2018.价值链分工、劳动收入与要素质量[J].国际贸易问题(10):88-103.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第2版)[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中国社会科学(9):108-127.

张建清,郑雨楠.2015.基于增加值核算法的中美和中韩贸易还原[J].经济经纬(6):41-46.

张咏华.2013.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与中美贸易失衡[J].财经研究(2):15-25.

郑丹青,于津平.2016.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利益再分解——以中美贸易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5):52-63,135.

CHEN Y Y,WU J H.2008.Simple keynesian 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using weighted shapley value resolution[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42(4):879-892.

COSTINOT A,VOGEL J,WANG S.2012.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wag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3):396-401.

COSTINOT A,VOGEL J,WANG S.2013.An elementary theory of global supply chain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0(1):109-144.

FALLY T.2012.Production staging: Measurement and facts[Z].Working Paper of University of Colorado.

KOLLER W,STEHRER R.2009.Trade integration, outsourcing and employment in Austria: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Z].WIIW Working Papers.

MELITZ M J,REDDING S J.2014.Missing gains from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4(5):317-321.

STEHRER R.2012.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the value added in trade[Z].WIIW Working Papers.

TIMMER M P,ERUMBAN A A,LOS B, et al. 2014.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8(2):99-11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bor Factor Income and Factor Quality Effec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CUI Ri-ming, HAN Yuan-yuan, LI Dan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

Abstract :Under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value chain, the trade interests are more and more reflected in the income of the elem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value-added exporter in the world, but whether its value-added scale matches trade interests is a matter of concern.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choose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object of contrast and reference to study China’s labor factor income participating in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l based on value-added accounting to measure the labor incom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es HSDA method to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factors that bring about the change of labor incom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although the largest value-added exporter, China’s trade benefit is far below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China’s labor income is more represented by capital income, while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resented by labor factor income. The gap continues to exp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unit labor income, and after subdividing skill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ome gap is widen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high, medium and low skilled labor factor income. Factor quality has become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labor factor income, and the labor incom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mainly caused by factor quality.

Key words :Value-added Export; Labor Factor Income; Factor Quality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6CJY05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16LZUJBWZX006)

作者简介： 崔日明(1963— )，男，山西偏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韩渊源(1991— )，女，辽宁开原人，锡伯族，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问题研究；李丹(1981— )，女，辽宁沈阳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价值链分工与要素收入研究。

中图分类号： F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 2019) 03-0066-07

收稿日期： 2019-01-12

(编辑：怀民 校对：薛平)

标签：增加值出口论文;  劳动要素收入论文;  要素质量论文;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