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上不容忽视的“插曲”——1905年秋留东学生富士见楼迎孙盛会的历史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富士论文,史上论文,不容忽视论文,盛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2—0103—05
一、引言
乙巳夏五月初九日（1905年6月11日），在美洲和英、法、德、比等国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近两年的孙中山，乘“东京号”邮船，自法国马赛启程，取道新加坡和越南西贡，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港。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程家柽、宋教仁、田桐等发起组织欢迎孙逸仙大会于东京曲町区饭田河岸富士见楼。欢迎会由宋教仁主持。宋首致欢迎词，继请孙中山发表演说。孙中山“先谢欢迎之盛意，继缕述环游全球所历”，“终乃就时下之问题，而为一源源本本之大演说”。[1] 欢迎会历四时许，场面极其宏大，气氛极其热烈，为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
对于此次盛会，我们须特别注意的是，它在孙中山抵日25日后方才举行的，在此之前两周，即7月30日，黄兴、宋教仁等曾邀集留学生70余人， 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主席，演说革命理由、革命形势与革命方法。[2] 在此之后一周，即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宋教仁等为何将此次盛会安排在同盟会筹备会议和正式成立大会之间举行？此次盛会对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对革命影响的扩大有何影响？这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的问题。
辛亥革命的研究者们在讲到中国同盟会的历史时，大多都会提到富士见楼欢迎会，提到孙中山在欢迎会上的演说，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此。他们对同盟会筹备会议和正式成立大会重视有加，而对富士见楼欢迎会只不过是看作两次会议之间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插曲而已。正是由于对此次盛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研究者对其历史影响缺乏较为具体的分析，因此，在这里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二、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确立的关键步骤
乙巳孟秋留东中国学生在富士见楼举行的欢迎孙逸仙大会，是留学界首次“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3] 也是孙中山在海外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
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流亡日本。其时，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漫骂之声不绝于耳”，“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之交游。[4] 此后7年（直至1903年9月26日赴檀香山），孙中山多次往来、居留日本。尽管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民众便开始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寄予同情和赞许，有识之士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5] 尽管随着清廷实施新政，留日学生越来越多，革命风潮日盛一日。但作为流亡者，作为朝廷的要犯，孙中山一直以秘密方式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日本的住所、他的交游、他的行踪，都是保密的。他常常使用化名，甚至断发改装外出活动。
长期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使孙中山没有一个公开的机会，面对革命派的重要力量——留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学识与风范，发表自己的革命主张。这也就使得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既无直观印象，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在一些留学生的头脑中，孙中山“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5] “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6] 而已。在1903年9月孙中山动身赴檀香山之前， 各省留学志士先后秘密访谒孙中山者，只有程家柽、刘成禺、叶澜、董鸿祎、杨度、时功玖、李书诚、马君武、杨守仁、李自重、胡毅生、朱少穆、廖仲恺等数十人。[7] 虽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康梁过去人物，孙公则未来人物也”，[2] 但他们毕竟只是留学界全体中之少数，加之孙中山在1903年9月以后， 有近两年时间一直在欧美从事革命活动，与留日学生联系并不紧密，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留学界的革命党精英人物从未谋面，因此，在留日学界，孙中山并未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重返日本的时候，留日学界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留日热潮在这一年达到了最高点，至少有8000人在日本学习，他们中倾向革命者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留学界革命思潮最蓬勃时代”，[8] 也是一个急需革命领袖来引导革命运动的时代。而作为革命先驱的孙中山，无疑是最有资格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他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先后与黄兴、宋教仁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并很快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对于在日本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说，他们从未见过孙中山，对他的革命主张也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走进留学生当中，在留学生当中公开露面，就成为孙中山确立其革命领袖地位必须的、关键的步骤。黄兴、宋教仁等需要孙中山这样做，以获取多数留学生的支持；孙中山对他离东两年来“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9] 深感出乎预料，他也需要了解留学界的情况，需要一个公开的机会向留学生们充分展示自己；而久闻孙中山大名的留学生们更是翘首以待，希望一睹其风采。富士见楼欢迎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发起举行的。
孙中山将在富士见楼欢迎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并发表演说的消息，经宋教仁、田桐等张贴海报、广寄邮片通知后，[10] 在留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欢迎会场面之宏大，事实上超出了宋教仁等人的预料。当日参加欢迎会的陈天华曾撰文记述云：“是日至者千三百余人，已告满员，后至者皆不得入，然犹不忍去；伫立于街侧，以仰望楼上者，复数百人。有女学生十余人，结队而来，至则门闭，警察守焉。女学生大愤，恨恨而返。然室内则已无隙地，阶上下、厅内外皆满。……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且整齐。”[1] 吴玉章后来也回忆说：当时“到会者一千余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11]
当孙中山身“着鲜白之衣，数人导之，拾级而上”，进入会场，又“以蔼然可亲之色，飒爽不群之姿，从人丛中出现于演台上”[1] 的时候，他的风度与气质博得了阵阵掌声；而他即席发表的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演说，更使听者无不鼓舞兴奋，拍掌如雷。从此刻起，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他们发现，孙中山并不是如他们过去所以为的只是一个草泽英雄，而是一个熟悉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明确规划且充满信心的革命家。他们开始视孙中山为中国的英雄，陈天华且以“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1] 称誉孙中山。
富士见楼欢迎会的举行，是留东学界革命力量向清廷的公然展示。孙中山在欢迎会上的首次公开露面，以及他所受到的欢迎，标志着他对革命的号召，在会党和华侨之外，又深入到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群之中，并且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可以说，从富士见楼欢迎会的成功举行开始，孙中山才真正成为中国各种主要革命力量的领袖。这一地位在富士见楼欢迎会后一周举行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随着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而固定下来。
三、中国同盟会成立的重要环节
留学界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不仅要求革命党人推选出自己的领袖，而且要求革命党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这也是孙中山重返日本欲达到的主要目的。孙中山深知，欲统一留东学界的革命力量，必先获得其中精英人物的支持，因此，他到日本后，很迫切地想知道留学生中“同志多少如何”，[10] “有无杰出人物”。[2] 通过和黄兴、宋教仁等富有成效的会面，以及1905年7月30 日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孙中山成功地获得了留东学界革命党精英人物的支持。
这是富士见楼欢迎会举行的前提条件。可以想见，如果孙中山得不到留东学界革命党精英人物的支持，宋教仁等就不可能大张旗鼓发起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孙中山到日本的20多天里，留学界一直没有举行欢迎会，而直到同盟会筹备会议成功举行以后方才发起欢迎会的缘由。然而，由于欢迎会举办之时，正值筹备建立同盟会的关键时候，因此，欢迎会举行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已经不是“欢迎”二字所能概括，而是成了中国同盟会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分析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同盟会筹备会议的简单情况。
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有包括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马君武等在内的10省留学生共75人，加上孙中山及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4人， 合计79人。[2] 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主席，他发表演说，详言全国革命党派必须合组新团体，进行排满革命。会议经过再三讨论，确定结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同盟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一节持有疑义，要求取消。孙中山乃演讲世界各国社会革命之历史及其趋势，谓：“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防微杜渐，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3] 经过一个小时的解释，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宗旨，复推举黄兴、汪精卫、陈天华等8人为章程起草员，约定于下次开会时提出。
应该说，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举行，为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但是，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能否真正成立，还必须考虑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孙中山能否成为全体革命党人，尤其是留日学界全体革命党人认可的领袖人物。尽管筹备会议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但孙中山在此前的近两年内，毕竟一直是在欧美的华侨和留学生当中从事革命活动，对留日学界绝大多数的革命党人来说，他们对孙中山的了解仍是相当有限的。第二，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宗旨，能否为革命党人所普遍接受。一个革命组织不能没有统一的宗旨，同盟会的宗旨如果不能为革命党人普遍接受，它就很难担当起领导全国革命的任务。第三，同盟会既然是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就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动员革命党人参加，才能名实相符，才能扩大革命的影响，而不能只是由以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华兴会等少数几个革命团体组合而成。
因此，通过举行欢迎会，让孙中山在广大的留学生中间公开露面，并发表演说，实际上也就成了正式建立同盟会的需要，换句话讲，它是同盟会成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前所述，欢迎会在留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通过欢迎会的成功举行而得到留学界革命党人的普遍认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经过富士见楼欢迎会，在留学界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在此之前，许多留学生参加革命，“是出于单纯的排满，至于推翻清室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思想上还是不明确的。”[12] 孙中山在演说中对民族主义的精辟阐发，对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万难民主共和谬论的批驳，不仅使留学生当中的革命党人明确了革命的目标，而且在那些受保皇党影响的留学生当中引起强烈反响。邹鲁曾写道：“其时，留学生多为保皇党所惑，谓中国只宜君主立宪，不宜于民主共和，至是闻总理言，始涣然冰释。”[13] 革命力量因此空前壮大和团结。
经过富士见楼欢迎会，同盟会正式成立的时机完全成熟了。就在欢迎会后一周，即1905年8月20日，各省革命党人300余人，在东京赤阪区灵南日人阪本金弥斋召开了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推选孙中山为总理。这一天是“中国革命党人各省各派大团结之日”，[14] 革命运动从此掀开新的一页，“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4]
四、孙中山革命主张在留东学界的首次公开宣讲
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起，孙中山便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903年在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开学时举行的宣誓仪式上，孙中山又首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誓词。此后，到同盟会筹备会召开前，孙中山先后四次以此四大纲领为誓词。[15] 1905年11月21日，孙中山又在《民报》发刊词中，将此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为此三大主义并列之嚆矢”。[16]
尽管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很早便形成，但在1904年之前，他的革命主张只是在小范围内（特别是在美洲的华侨当中）为人所知，而在革命风潮日盛一日的国内及日本，尽管“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系于孙先生”。[17] 孙中山的影响，更多的是由他的革命实践，而非革命理论所造成，这也就是为何在留日学界，连章士钊这样的人，都视孙先生为“草泽英雄”的缘故。[17]
1904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驳保皇报书》一文， 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但这篇刊登在《檀山新报》上的议论文字，主要是针对美洲的保皇党人而发的，对留日学界的影响很有限。1905年7月30日在同盟会筹备会上的演说，是孙中山第一次向留日学界的精英们较为系统地阐述他的革命主张。而两周后在富士见楼欢迎会上的演说，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向广大的留日学生发表他对革命形势的看和他的革命主张，故其意义十分重大。
孙中山在富士见楼欢迎会的演说中认为，民族主义之发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势。他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1] 他号召留学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9] 在光复中国后“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9]
演说批驳了那种认为“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的观点，认为“此说大谬”。他说：“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9] 演说又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实行共和的观点，认为“我国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9]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演说中始终没有提及平均地权问题。对于这一点，陈天华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日之演说，仅及民族主义，于平民主义则未曾提及，盖人数过多，则程度不一，故有难言之者；且中国所宜急于行者，亦以民族主义为先，此所以特缓平民主义，而急其所先焉，着手之次第应尔也。”[1] 陈天华所言固是，但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孙中山考虑到他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发表演说时，平均地权主张曾引起一些革命党人的质疑。富士见楼演说是面向1300余名留学生而作的公开演讲，此时而讲平均地权，势必会因理解不一而在留学生当中造成思想上的分歧，不利于凝聚留学界的革命力量。在同盟会即将成立之际，这实在是大忌。因此，孙中山不讲平均地权，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孙中山的演说是很成功的，正如史扶邻教授所言：“孙中山在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中，抓住了年轻的中国人的情绪。他的乐观主义，他的诉诸基本的民族感情，和他的反对不彻底的、温和的解决办法，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共鸣。他们不耐烦听那些说中国落后、软弱的话。无论是严复所关心的天演论，或是梁启超所关心的外国的优势力量，都不能保证迅速恢复中国的伟大，而这正是孙中山所提供的。”[18] 通过演说，孙中山向他的同志们证明，他具备“代表觉醒了的中国说话的资格”。[18]
五、小结
富士见楼欢迎会，无论是对孙中山本人，对留日学界，还是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团结，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孙中山是在留东学界革命力量空前发展、急需领袖人物的时候，从欧洲回到日本的。作为革命党的领袖人物，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他的学识、风度、气质，乃至人格魅力，应当为多数革命者所折服；（二）他应该得到大多数革命者的认可，而不只是代表某个群体或某个革命团体；（三）他应当有系统的革命理论，并且为多数革命者所赞同。孙中山在他的首次公开露面中，向留学生们充分展示了一个革命先驱者的风范，最大程度地制造了轰动效应。
通过富士见楼欢迎会，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得到了最大多数革命党人的认可，他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传播，革命力量空前团结，欢迎会也因此为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成为同盟会成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通过富士见楼欢迎会，孙中山彻底纠正了他在一些人头脑中的“草泽英雄”的形象，开始在革命党人中间逐步确立起其思想权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