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征[1]2003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方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总结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列举了近期发生在国内资本市场的许多改革措施，试图以此反映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具体现状。这段时间内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上相对集中性的重大事件发生，给予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必须谨慎从事的巨大经验教训。在国际经验的借鉴方面，本文首先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以台湾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作为成功案例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一些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结论和启示。根据台湾的经验和大陆与台湾的资本市场之间在诸多特征上存在相似之处，引入QFII将大大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国内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也为资本市场的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有利基础。最后，在资本市场开放内容的框架内，着重论述了有关开放资本市场政策的几个热点问题。分析结论认为：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状况，有些政策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但多数仍有待时日。因而，必须渐次稳妥地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并在宏观政策上提供辅助措施，重视监管的国际合作，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经济金融安全，寻求新的市场格局下的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监管方式，才能避免由于开放资本市场带来的潜在危险。
邹益民[2]2003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指导小组成员:姜波克刘红忠胡庆康马之稠目录
曾玉成[3]2006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对在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方式影响》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世界而独自发展,开放经济已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的和发达国家所必然选择的道路,资本市场开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跨国公司投资在世界资本流动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它不仅为东道国带去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也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竞争力、居民收入和就业率水平。了解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发展趋势和运行特征,可以更好地制定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政策,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方式一般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在世界范围来看,两种方式的投资量大致相等,绿地投资的方式由于资本市场开放的限制在发展中国家采用较多,而并购投资方式在发达国家和资本市场较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采用较多。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一直扮演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提供建设资金的角色,而且在促进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也开始增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也开始改变,绿地投资的增速减弱,并购投资发展趋势加快,利用外资的其他方式也因为资本市场的开放而被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引进外资的新形势下,各种政策条件的改善愈来愈成为引资的重要因素,我们就需要探讨在新的资本市场开放的环境下,跨国公司投资是否有新的动力和方式。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是必须的,有利可图才能成为开放的理由。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众多的影响因素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和方式影响尤为重要。本文运用“理论研究—历史统计—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研究出发,研究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方式;然后对资本市场开放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和方式两者的联系进行理论分析,明确了两者在理论分析中的相关关系;随后本文用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资本市场开放和跨国公司投资两者联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实证分析结
钱秋红[4]2008年在《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日益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实践同时表明:资本流动自由化、证券市场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中最具风险性的一步。因此,对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研究是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对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有较全面的了解。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中国如何应对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首先对资本市场开放的定义作了明确界定,即资本市场的开放包括服务性开放和投资性开放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是指资本市场作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具体安排,属于服务贸易范畴,主要内容包括:证券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透明度原则和逐步自由化原则等。后者则属于资本流动的范畴,指的是证券资本在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世界资本市场开放的叁种模式,为下文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资本市场开放(如中国)的各个国家提供模式借鉴。针对资本市场开放的理论渊源,即为什么要实行资本市场开放,本文主要基于两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基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论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二是基于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金融发展理论。这两者构成了为什么要实行资本市场开放的理论框架。在介绍资本市场开放的相关理论后,文章以资本市场本身的功能(提供投融资渠道、资本合理定价、优化资源配置、产权界定等)为伏笔,对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作了全面的分析。首先,从理论的层面详细介绍了资本市场开放对经济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在阐述的过程中,引用各种模型如货币供求模型、国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两缺口模型及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个角度进行。其中,对虚拟经济的正面效应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第一,资本市场开放能有效降低资金成本;第二,资本市场开放能改善金融市场效率;第叁,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和降低风险。对实体经济的正面效应同样从叁个角度来说明:吸引外国资本投入、提高本国的投资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类似地,对资本市场开放风险的分析也从金融体系(虚拟经济)和宏观经济(实体经济)两个层次来阐述。前者表现为:金融机构面临的竞争加大、国际游资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细化为股市波动性加剧和汇率波动加剧)以及资本市场开放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挑战等。后者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民族工业遭受冲击的风险、资本自由流动对现行汇率制度的冲击等四个方面。至此,文章对资本市场开放经济效应的理论构建基本完成。其次,以国外已开放资本市场的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实践的角度对开放的收益和风险进行了论证。重点介绍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并运用大量数据和事实来增强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其中,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开放前后GDP增长率和证券市场规模的变化两个角度进行比较,证实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正面效应较为明显。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例证法(各国金融危机发生时间与资本市场开放的时序性)证明大多数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市场后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演变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再次,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进行了提炼,引用了国内外对货币危机理论和实证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出拉美、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一是资本市场开放与国内经济改革不协调。表现为在开放了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固守已经僵化的钉住汇率制以及国内经济纳构发生问题,经济泡沫严重等。二是对外资管理不当。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外资的管理工作;在引进外资的数量上,存在过度负债问题;在外资的投向上,大量资金进入投机市场领域,助长了泡沫经济的产生。叁是资本市场开放与金融监管不配套。表现在: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建立起有效的防范和管理体系之前,急于取消外汇管制,致使开放的资本市场暴露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之下;两国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没有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进行有效管理,造成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剧增。四是国际游资的兴风作浪成为两次危机的外部因素。综上所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内部条件、国际金融市场环境、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是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前提,而缺乏有效的政策法律环境、有效的谨慎金融监管造成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并最终造成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是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最后,回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动因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现状、国外市场开放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叁个角度展开。针对动因分析,本文认为有以下四个因素:促进金融发展、有效配置资源,减少资本管制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与经济国际化以及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对资本市场开放现状的论述首先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开放历程起笔,共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萌生(1978-1992),第二阶段为全国性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93-1998),第叁阶段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开放和发展(1999-2007)。在第叁阶段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如此,中国资本市场在开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股票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包括A股与B股市场的分割以及A股与H股市场的分割;第二,B股市场的发行与流通不畅,表现为新发行、上市的企业家数逐年减少,市场筹资功能弱化和二级市场的持续低迷;第叁,QFII的开闸对潜在风险的引入。面对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出,在我国证券市场现有规模和对外资的风险监控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对我国股市能否抵御外资的巨大冲击提出了疑问;第四,特殊的利率风险导致我国QDII产品收益率的不稳定。在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国内利率和国际主要发达国家利率走势之间的联动不明显,导致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风险加大。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分析,文章最后总结了国外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提供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一是资本市场开放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二是必须重视经济结构调整,防止泡沫形成;叁是利用外资规模要适度、结构投向要合理;四是保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五是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与资金融通。本文以资本市场开放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新兴资本市场的开放风险,以及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安排。优点在于:其一,论述全面。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阐述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符合理论与实际。其二,重点突出。虽然对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效应作了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但着重突出了开放的风险所在以及如何防范风险,使文章更具有现实意义。最后,用事实与数据说话。在阐述经济效应时,分别列举了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拉美、东南亚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实践作为有力的例证,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总之,本文遵循严密的逻辑安排,按照“资本市场开放问题的提出——开放效应的理论阐述——国外资本市场开放实践——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及启示”的主线,运用引证、例证和对比等方式,对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作了全面又不失重点的阐述。
巴曙松[5]2003年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随着QFII等资本市场开放举措的陆续实施和一系列合资基金公司等的组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何客观把握下一阶段中国资本市
李学峰, 文茜[6]2012年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升了市场有效性吗?——一项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采用ANP方法建立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评价模型,对15个国家2010年的资本市场开放度进行了测度,同时借助状态空间模型,对相应时期样本市场的有效性程度进行了度量。之后,本文对一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市场渐进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而言,两者无明显相关关系,对新兴市场而言,两者呈负相关;我国保持了较低的开放程度与较高的市场有效性。最后,本文对实证结果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启示。
戚克栴[7]2013年在《证券市场开放条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证券市场开放（或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经济学理论界，资本市场开放的利弊之争由来以久，而提出明确的开放条件，是确保利大于弊的核心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市场开放与近年盛行的国际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而中国亦已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开放的关键阶段。在怎样的条件下开放资本市场，才可以确保利大于弊？在不同的开放阶段，是否有不同的开放条件？如果有，各阶段的开放条件有哪些？这是本文努力回答的问题。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境内外的文献进行了综述与梳理，包括与资本市场开放相关的文献及与开放条件相关的文献。第二章搭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从资本市场开放的收益及成本两个维度，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如何确保资本市场开放的利大于弊的条件进行了逐一推理、论证。第叁章提出了证券市场开放的条件与“冲浪”矩阵，包括对开放对象进行约定，提出了开放的“冲浪”条件。然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本文将资本市场的开放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将开放条件与各个阶段相对应，形成“冲浪”矩阵。第四章是证券市场开放国际经验的实证研究，选择了亚洲、拉美、欧洲的七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国家进行分析，验证了“冲浪”条件与“冲浪”矩阵。第五章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历史及现状，开放条件的演进，及下一步开放的总体设想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处于即将进入加速阶段的关键时期，并大胆的设想中国将经过未来十年左右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发展，逐步具备资本市场基本全面开放的条件。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归纳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本文的创新主要包括：第一，本文首次提出的证券市场开放的冲浪条件（CIRFI Conditions），包括：1、经常账户已开放并具备持续创汇的能力（C）；2、理性优质机构主导市场（I）；3、监管市场化与国际化（R）；4、浮动汇率制度（F）；5、利率市场化（I）。这五个条件的关键词英文首字组成CIRFI，发音与英文冲浪（Surfing）相似，而开放的实质又与冲浪类似，故我将本论文提出的证券市场开放条件命名为“冲浪”条件。第二，本文首次提出的证券市场开放的冲浪矩阵（CIRFI Matrix）。本文将证券市场的开放分成四个阶段，即一、起步阶段；二、成长阶段；叁、加速阶段；四、基本全面开放阶段，并首次提出了证券市场开放的“冲浪”矩阵，即：在阶段一，需要满足C；在阶段二，需要满足CI；在阶段叁，需要满足CIR；在阶段四，需要满足CIRFI。第叁，本文首次将“冲浪”条件与“冲浪”矩阵应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划分为四个阶段，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截至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开放的起始阶段（1992-2002）及成长阶段（2002-2013），即将进入加速开放阶段。并且大胆的设想，中国资本市场将再经过约10年的发展进入基本全面开放阶段。本文不足之处是由于时间有限及收集资料困难，未对世界上所有开放资本市场的国家进行实证检验,在未来我将进一步进行相关的研究。
宋芬[8]2007年在《QFII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为其核心之一——金融全球化也愈演愈烈。各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国际金融市场之外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积极融入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已成为各国、地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已选择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此外，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开放金融市场也是履行加入WTO承诺的必然之举。证券市场开放是一国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QFⅡ是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实施QFⅡ制度是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过渡型制度安排。本文选择OFⅡ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作为论题，试图为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和国际化问题提供理论解释，并结合实际问题展开策略探讨。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导言部分，提出所研究的问题，区分了有关概念，并介绍了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第二章分析了OFⅡ制度的内涵，阐述了这一制度实施的理论依据。第叁章分析了QFⅡ制度在我国实施的进程及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的效应。第四章首先分析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内涵和动因，介绍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叁种基本形式，进而对QFⅡ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行了相关分析，说明了我国实施QFⅡ制度推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通过列举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证券市场开放的实例，总结了对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启示。第五章首先揭示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的现实障碍，进而提出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模式选择及阶段划分，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对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QFⅡ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一制度的实施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资金规模、投资理念、投资者结构等产生了积极影响。(2)QFⅡ制度的实施对证券市场规模、QDⅡ制度的推出、资本帐户的开放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3)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应当分阶段推进。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处于有限开放阶段，预计2012年前后进入全面开放阶段。
徐东阁[9]2018年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联动性研究》文中提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得到不断壮大,经济规模总量自2009年就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的实行,我国经济2016年实现全年GDP6.7%的增长,2018年第一季度预计GDP 6.9%左右增长~([1])。然而,我国要维持稳定而持续的发展势头,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金融市场新动力。资本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大力促进资本市场开放是必然选择。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越来越成为热点问题。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后,人民币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市场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尽管如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还是极低,目前仍未取得与我国经济实力匹配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也还未成为大部分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目前国际背景下的迫切需求。资本市场的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又都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具体联系?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和意义所在。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影响机制;从定性角度上对资本市场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进程和特征的分析。为了使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存在联系更有说服力,本文还从定量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具体关联性是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度量指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相关变量,检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通过检验得出:(1)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在短时期内不明显,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显着的正向作用。(2)通过方差分解结果,我国在当前的金融市场环境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项目下的直接投资项目对人民币国际化贡献度最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低,人民币国际化所要求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得出以下建议:继续稳步开放资本市场,提高风险风范意识,促进投资领域建设和开放,从而增强资本市场调节作用,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张雪敏[10]2016年在《“沪港通”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11月17日,万众瞩目的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简称“沪港通”)机制正式启动。“沪港通”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是沪港两地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该机制是在资本市场未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实现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一种现实选择。“沪港通”制度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本着金融安全的宗旨发展本国(地区)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证券市场开放达到与国际市场接轨。对于我国来说启动“沪港通”是对QFII等开放措施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我国证券市场有限制直接开放的一种模式,同时也为我国启动“深港通”提供了一定的可复制经验。首先,本文从制度规定、投资标的、投资额度和投资者四方面着重介绍了“沪港通”机制的主要内容,并从其运行方式、交易结算等方面阐述了不同于其他外资进入渠道的特点。通过内部外部环境分析推出“沪港通”机制的背景,力求以动态跟踪的方法实时总结“沪港通”的实施效果。其次,以“沪港通”机制实施的18个月的运行期间为时间段,总结揭示了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积极影响,并发现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会给市场以及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广大投资者在了解风险后也可以未雨绸缪,总体上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新制度的不断完善。然后,通过总结了国外几种主要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在分析可借鉴经验的基础上审慎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开放模式的选择,尽管我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但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的时间还较短,因此要进行渐进式开放已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最后,经过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地探讨与总结提出今后完善我国“沪港通”制度发展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方式研究[D]. 谢立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2].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问题研究[D]. 邹益民. 复旦大学. 2003
[3].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对在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方式影响[D]. 曾玉成.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4]. 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分析[D]. 钱秋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5]. 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路径选择[J]. 巴曙松. 世界经济. 2003
[6].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升了市场有效性吗?——一项国际比较研究[J]. 李学峰, 文茜. 国际金融研究. 2012
[7]. 证券市场开放条件研究[D]. 戚克栴.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8]. QFII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D]. 宋芬.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9].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联动性研究[D]. 徐东阁. 天津商业大学. 2018
[10]. “沪港通”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张雪敏. 吉林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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