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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4—0119—03
1940年2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 该文高屋建瓴，提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本文趁其发表60周年纪念，试图探究一下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对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总结：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①但中国古代文化随着西方的入侵而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于是开始了中西文化的冲撞和斗争。依毛泽东的研究，“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②可见，毛泽东正是在一百年来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建设思想的。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帝国主义侵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论争兴起。首先对外来冲击作出反映的是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以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义精神，批判了封建保守思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继而洋务运动兴起，学习西方活动进入实践阶段。
甲午战争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派，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主自由学说为武器，不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求用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从学“西艺”转至学“西政”。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孙中山，在批判封建主义时，并未走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极端，而是力求保留其合理的因素，例如，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观念、爱国主义及大同理想都被他继承；对外来文化既不排斥，也不盲从，采取“取法于人”，“取法乎上”原则。③其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有许多东西可资借鉴。所以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毛泽东新文化思想正是科学承继孔子以来，特别是近代百年文化论争这份珍贵遗产的献礼。
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直接地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搬来使用，来不及进行认真的鉴别、吸收、消化，造成了文化上的消化不良，这就给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问题论战埋下了伏笔。
二、对新文化运动“中西牵合、新旧杂糅”思想的承继：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外在渊源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批判封建文化时，一度暴露出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但有些学者对中西文化论争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提出“中西牵合、新旧杂糅”的调和主义主张，这主要以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为代表。
1981年，李大钊著文指出，东西文明“缺一不可”，但“东洋文明即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因而“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这种新文明的创造必须将中西“二大精神”“时时调和、时时融会”。⑤李大钊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重新权衡，相调相济，显然已超越了国粹主义与西化论者的狭隘眼光，对后人的启迪是相当大的。当然，李大钊并未矜持此论，不久便转到共产主义立场上去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助益不无关系。蔡元培对于文化观持一种辩证综合的态度。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他认为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利于消化，为我所用，“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⑥同时，学习外来文化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⑦蔡元培的这种文化观，显然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先进人物，特别是他反对被人同化之说，更是身处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文化性格。
杨昌济在讨论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强调“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⑧因此，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是“审国家特异之情形”，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合”。⑨必须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⑩这显然也是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态度。
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是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时的得意门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18年8月，毛泽东到达北京，经杨昌济介绍。 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正是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宏发文化论之时，得职位之便，饱览新潮思想，并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又积极参加北大的两个学术团体：一是以蔡元培为会长的新闻学研究会，并获得蔡元培颁发的听讲半年的证书；一是杨昌济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为宗旨的哲学研究会。因此，他们这些文化观对毛泽东早期文化思想影响之大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西文化进行辩证分析：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论根源
毛泽东新文化思想固然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和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先进者的文化分析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促使他科学分析中国新文化产生的理论根源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毛泽东认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正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对文化作了一个科学的界定：“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2)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历史观上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取代了进化论，在知行观上以正确解决意识与存在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取代了资产阶级的经验论、唯理论、先验论和唯意志论等各派哲学。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毛泽东才对古今、中西文化论争作出科学的总结。
不容否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西文化的总结，也离不开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的探讨。1923年，瞿秋白指出，所谓文化是依“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13)在这里，瞿秋白强调了人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环境与条件而随心所欲地去制作、去创造，无论是他们的生产活动、经济生活，还是社会心理与思想活动，都毫无例外。毛泽东的文化概念是对这一说明的提炼和升华。
1934年，鲁迅对外来文化问题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张，即以民族主体的精神，主动地对外来和中国古代的文化加以占有、挑选，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1936年6月，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14)体现了鲁迅文化观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高度结合。鲁迅的文化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5)
鲁迅的文化主张很快在先进知识界中迅速扩大。1937年，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倡导了“新启蒙运动”，主张其“所创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16)此一论述，把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含义基本勾勒出来。
所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百年来文化论争，特别是“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科学的全面的总结，也是对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先进分子智慧结晶的提炼升华。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毛泽东新文化思想的现实根源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17)他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着中国式的新文化思路，
早在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非常重视文化的普及工作，专门创立了工人夜校，用白话文授课，目的是为工人“个个写得、算得”。(18)1920年7月， 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中指出，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19)显示了毛泽东建设新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和高度热忱，表现了他对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向往。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非常重视农民问题。1926年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多次提到农村教育要适合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20)1927年，他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得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21)的结论。所以毛泽东以人民为本位，提出新文化是“大众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2)为此，文化要普及并提高，文字要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3)文化的发展具有承继性，必须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主体和特色。所以毛泽东总结经验说，对于外来文化也应象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并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24)“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推之于文化建设的宝贵结晶。
同样，中国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25)这就决定中国新文化是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基于此，毛泽东提出在新文化建设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态度正确指导古代文化的清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26)将文化建设置于革命实践的斗争之中，便是新文化的科学性。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27)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28)正是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总结出了新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原则。
收稿日期：20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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