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合雷[1]2010年在《基于边疆稳定的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新疆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是西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近年来,由于新疆独特的人文环境、地缘环境,使得新疆的稳定日益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然而,边疆稳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经济利益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也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越米越大,并对新疆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消除区域经济差异过大对边疆稳定造成的不良影响。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对边疆稳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做了定性分析；其次,以此为基础,对影响新疆稳定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再次,利用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不平等指数法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找出影响新疆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变动原因；最后,就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现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发展模式以及政策措施。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有：第一,区域经济差异与边疆稳定存在互动关系；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南低北高”、“沿边低、腹地高”的特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集中连片,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态势等；第叁,影响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秩序因素、政策因素、制度因素、区位因素、民族文化因素、投资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对外开放因素等。第四,实现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主要有多极点合作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产业滚动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点轴发展模式等。第五,为实现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应该严厉打击“叁股势力”,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环境,加强交通等基础实施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向西开放战略,培育新的增长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等。
孙根紧[2]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叁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叁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叁,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晏淼[3]2010年在《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政策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同步小康”是当前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发展劳务经济是加快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探索。理论上,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可以实现历史跳跃式发展理论的认识；实践上,则有利于我们选择实事求是的民族经济发展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重视实证研究,并注意理论探索,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困境、发展劳务经济的构想及其政策引导、设计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跨越式发展主要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分析了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面临的客观形势、及其优势与劣势等问题,提出发展劳务经济是云南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种选择。结合学术界关于劳务经济的认识,本文对劳务经济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认为劳务经济是指农业富余劳动力向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或经过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注册进行创业,直接获取收入从而带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笔者对云南劳务经济的现状进行了评估,进而分析了新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潜力和机遇。将劳务经济培育成主导产业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提升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农业富余劳动力创业比例、构建良好的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是当前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主要内容。要保证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健康有序并快速发展,必须制订和遵循相应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并且,要发展云南民族地区的劳务经济,还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关键在于政策引导。笔者对民族区域经济政策的涵义及实践,政府政策在国内外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地理区位及就业服务体系较弱、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政策的切合实际性有待提高、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应在构建好民族地区劳务经济政策原则、创新调整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法制原则等基础上,按照统一步骤有序推进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发展。通过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现有政策地细致梳理及评估,笔者指出,云南民族地区的劳务经济在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就业、农民工权益维护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亟需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予以积极引导。政府在制订发展劳务经济的公共政策时,需要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政策实施的保障机制。结合国内外相关国家或省区发展劳务经济政策的启示,笔者对新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政策实施的理论、具体政策设计的重点、政策执行的实施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全面分析,笔者认为发展劳务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是新的战略选择,并有较大的潜力和机遇；应该合理确定发展内容,确立发展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分步实施,逐步完善；还应针对现有政策的不足,提出新的政策设计与实施保障,探索发展劳务经济中政策的支持作用。
马红瀚[4]2009年在《中国西部区域经济格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经济区域的形成是自然地理演化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功能的不同经济区域构成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层次和脉络，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形成则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区域经济格局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又会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形成起到重要的引导和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蕴含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中的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使曾经比较混乱的西部区域经济格局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虽然大多数城市尚难承担区域增长极的重任，但是城市发展已经快速反弹；虽然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但是经济带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制约作用日益显现，但是经济发展制约地域已经逐渐明朗。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向追求协调发展转变，引导西部区域经济格局向层次清晰、功能明确、关系协调的方向发展。作为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区，区域增长极对于西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要丰富西部区域增长极发展思路，以由核心增长极、次核心增长极和边缘增长极组成的层级增长极网络作为发展模式，以漂移和迭加作为成长模式，促进西部区域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作为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区，经济带是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要丰富西部经济带发展思路，从加快思想转换、加快主体转换、加快实际操作和加快具体操作等方面，以政府职能转换推动西部经济带建设；从加快中小型城市发展、加快民营企业发展和加快自主创新发展等方面，以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建设推动西部经济带发展。作为西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制约区，经济发展制约地域是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难点与制约。要丰富西部经济发展制约地域发展思路，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契机，全面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将生态税收制度的完善、整体筹划责任的明确、试点示范的重点突破、公正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和动态调整与相对稳定相结合的长效机制的探索作为建设重点；要实施区域系统重建工程，以经济重建、生态重建、制度重建、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作为建设重点，破解西部经济发展制约地域的叁农难题。
邹娜[5]2014年在《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首都经济圈是都市圈的一种形态。在我国,首都经济圈以北京为中心,其发展目标是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相关部门就已提出环渤海经济规划;后经历年的发展,又陆续提出“两环开放带动战略”、“大北京规划”、“3+2”首都经济圈等都市圈发展战略构想;学界和政府关于“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的提法虽然早已提出,而且论证了多次。但这一地区至今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有内在生命力的“都市圈”。与长叁角、珠叁角相比,首都经济圈的经济合作及人力资源共享机制相对薄弱,一体化进程有待进一步推进。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颁布,“打造首都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促进首都经济圈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契机。在推进首都经济圈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源是生产过程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富有创造力的因素,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都市圈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开发首都经济圈的人力资源,加强京津冀叁地的人力资源合作,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学术界对于首都经济圈发展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产业结构、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进行。从人力资源角度对首都经济圈发展进行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首都经济圈内相对落后的区域其人力资源开发的系统研究更少。因此,研究基于首都经济圈的人力资源开发机理,探讨以首都经济圈协同发展为基础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路径,这对于深化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推进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及区域人才开发,促进河北省在首都经济圈发展中扬长避短有效开发人力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都市圈理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理论为基础,研究基于首都经济圈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机理,分析首都经济圈及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现状,构建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借鉴美国、德国、印度及我国其他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先进经验,提出以首都经济圈协同发展为基础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的系统设计,为企业及政府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与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回顾与梳理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对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都市经济圈等相关理论、研究进展以及相关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和评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基础。第二部分是基于首都经济圈的人力资源开发机理研究。首先对都市圈及首都经济圈进行界定,之后基于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视角,从人力资源规模、素质、结构、流动;首都经济圈的聚集、扩散、共享等方面探索首都经济圈发展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互动的关系,构建人力资源规模、人力资源产业结构与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系统阐释基于首都经济圈的人力资源开发机理。第叁部分是首都经济圈与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分析。对首都经济圈的界定及京津冀区域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对首都经济圈区域发展及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对首都经济圈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对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现状研究,通过对河北省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结构进行分析,衡量河北省供需平衡状况;对河北省人力资源的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对河北省人力资源投资效益进行分析,为制定人力资源战略及策略奠定基础。第四部分是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程度评价。构建了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进行设计,对具体的指标体系内容进行设计,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河北省及京津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国内外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经验。通过对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外人力资源开发经验及国内“长叁角”“珠叁角”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经验的研究,总结各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为制定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经验提供经验借鉴。第六部分是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及策略制定。提出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指导思想及原则;对战略体系的目标及实施重点进行规划;制定具体的基于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策略。
峻峰[6]2005年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用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西部经济问题,是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支撑点。从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背景看,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人力因素不仅可以克服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倾向,而且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及世界各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研究与实践活动等领域中的现有成果,充分吸收和借鉴包括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在内的多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工具,针对西部地区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划,对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1. 本文结合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测算,研究分析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由此得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自然资源的赋藏程度与本地区经济增长有关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结论。此外,对西部地区资本供求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资本需求的测算发现,资本不足和短缺且使用效益低下,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因此,在资源和资本对西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的时候,我们应及时地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引入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中。2. 本文提出了素质观的、能本观的人力资源概念,并通过界定人力资源存量的概念、构建人力资源存量的度量方法和数学计量模型,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存量状况、配置状况、流动状况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源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劳动力流动性差、高素质高技术的人才缺乏构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状况的基本特征。 3.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的教育观和教育价值观出发,通过对西部地区教育总体特征和教育投资及农村居民教育投资行为的考察与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广大山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水平的低下直接影响了农民教育投资意愿与行为。提出教育的发展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最基本的来源,而落实教育投入的政策和措施是西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在职培训投资和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培训投资的成本—收益理论及西部地区在职培训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说明,西部地区正规的在职培训方式起步较晚,差距大,有效供需不足。因此,提高认识,改革现行的职业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加大投入,通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消除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供需矛盾。西部地区健康投资状况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健康投资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人口健康水平低下、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不足、社会公共卫生设施条件差、健康环境条件相对恶劣。其真正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和贫困,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西部地区贫穷和人口健康水平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使西部地区逐步走向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健康水平提高齐头并进的道路,然后进入更高一层的循环当中,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格局。 5.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本文在研究分析各学者对“贫困”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把贫困地区,直观地理解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地区,这只是贫困的表层形式而已,而真正的问题是少数地区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长期落后,这是贫困的实质,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依托人力资源开发反贫困。 6.制度、政策对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促进作用的发挥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表明,同等的人力资源存量水平,受不同政策、制度、市场开放程度的影响,其发挥的作用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在相近的政策、制度、市场开放程度的条件下,具有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地区必将首先发展,而且能够达到快速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现行的制度和政策。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现行制度的安排还存在着诸多缺陷。通过管理体制和制度改革,不断推动地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推动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关键词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增长,存量
邵帅[7]2009年在《能源开发对我国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能源型城市和地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改革等新的时代背景下,能源型地区的经济开始逐渐暴露出很多弊端与问题。如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合理地利用好能源型地区的资源优势,使能源开发能够有效地带动其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而避免其落入资源优势陷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学术界对于能源型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很多理论与现实问题尚待解决。本文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我国能源型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内生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地探讨了能源开发对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能源型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本文首先从技术外生条件下的国家层面经典荷兰病模型入手,分析了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所引起的去工业化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将边干边学的内生增长机制引入荷兰病模型,在国家层面和单一劳动力生产要素条件下讨论了能源开发活动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及整体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再结合我国能源型地区的现实情况,建立了国内区域层面的荷兰病数理模型,借此来阐明能源开发活动可能通过去工业化效应影响能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区域经济良性运行机制,分析了政府在引导和推进这一机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讨论了能源开发活动对这种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源型地区的叁部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分别在分散市场竞争条件和社会计划条件下对模型进行了动态均衡分析,描述了能源开发活动对能源型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与区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分析技术创新的涵义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基础上,本文从结构、功能、认知和文化等方面探讨了能源型产业集群在技术创新行为上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基于Romer的内生技术变化思想和模型,构建了一个能源型地区的四部门R&D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对能源型地区的能源开发活动、技术创新行为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理论阐释,并讨论了能源型地区可能发生或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条件和作用机制。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主要以我国西部地区的省际层面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理论研究部分得到的主要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在引入市场化程度作为主要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分别考察了能源开发活动对能源型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活动等经济增长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考察,对比分析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二者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并进一步对引起西部地区出现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途径进行了定量分析。
刘剑平[8]2007年在《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对可耗竭性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产物,资源性产业的兴起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促进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的、高强度的对资源不合理开发及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大部分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地方财政困难、下岗失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缓慢、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与环境下,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规避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刚”性的“路径依赖”,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与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与政策意义。本文在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在借鉴与总结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实际,充分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系统学、管理学等基础理论,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制度学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领域进行了重点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运用定性与定量、实证与规范等研究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基本概念、形成发展机制、面临问题、衰退成因、发展出路等进行了分析与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模型、主要内容及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与核心问题。(2)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经济转型是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的关键,而产业转型则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对产业转型的流程、城市衰退产业的识别与调整、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及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度量与培育等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研究。(3)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造“血”机制——创新体系与外在支撑保障机制——政策法规两大体系,并对其创新体系与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与培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据不同资源型城市差异,构建了个性与共性、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状态、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估,旨在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偏差进行纠偏与决策功能。(5)运用上述的相关理论成果,对典型资源型百年矿城——江西萍乡成功转型进行了实证个案分析。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1)内容创新。第一,在创新思想与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地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内生造“血”机制与发展动力源——创新体系;第二,据系统原理,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法规体系;第叁,提出并构建了个性指标与共性指标相统一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将制度与政策影响因素纳入其中。第四,借鉴M.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了资源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度量体系,并就资源型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进行了深入研究。(2)应用方法创新。首次运用制度学分析方法,对资源型城市形成与发展机制、制度安排对资源型城市创新建设的重要性及作用机制、制度因素在政策体系建设中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冯佺光[9]2012年在《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果农民不是时代人,如果农村不是时代中的市民社会,如果农业不是时代下的产业,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总是久久徘徊在时代的大门之外,则我们依旧是时代的局外人。问题出在哪里呢?让农村充满现代社会的气脉、农业充满现代产业的气质、农民充满现代文明的气息。以人为本的生命的存在,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这是个社会心理学的命题：农民的本质问题是农民、农业、农村存在的依据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是农民的存在,农业、农村发展的价值问题。农民的发展问题既是公共选择的依据,也是公共选择的价值。我们一直在争议政府该是什么、做什么,但少有去争议农民该是谁、该做什么。始终不把农民放在主体地位的立场探索可资解决的“叁农”问题,把农民置于到了公平的发展权利之外。山区农民为何大都选择用脚投票而离开故土?用手投票而入城务工从事累、脏、重、险的非农活计?他们到底是个人选择还是公共选择、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回答这些问题,势必各有各的作为学者、作为人融合的使命、人格倾向、价值取向、学术观点、政治主张、政策见解。也都各有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构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秩序,关注山区农村,支撑中国未来；认知山区农村,引领中国未来；反思山区农村,改写中国未来；建设山区农村,拥有中国未来。“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已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一、论文的主要结论通过历史-比较、实证-规范、演绎-归纳等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公共选择的集体行动下,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成因在于以下诸因素集成。其出路取决于新的公共选择范式和新的经济机制设计。1.“协同”与“协调”语境,实则一个“市场”和“政府”权利义务、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反思、重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协同”的历史真素材和逻辑意义的考察,基于原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下过于宏观、抽象的“协调”语境,公共选择和执行主体权利与义务界定模糊。市民社会的农村及其存在方式下的农业,从低效的被组织、被管制的“要我干”到高效发展目标的被服务、被协助、主动参与式发展,向“我要做”的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当然,还包括主体间、主客体间纵向横向要素、因素的协同。协调发展,是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话语。职能和职权属于高位决策层。协同发展,更多的是市民社会、业界利益群体间以平等、合作方式,共同目标的实现为导向,具有完全的自组织性、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配合性、效率-效果-效益性,基于高效目标的参与：“我要做”,不是低效的被组织、被管制：“要我干”。农民率先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制度诱致性变迁和创新的公共选择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遵循科学理性与合理的历史逻辑、遵守成本-效益原则：既是新制度需求下自动、自组织的公共选择者,也是新制度公共选择的创造者。以小岗村农民发端掀起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公共选择制度创新之变迁,典型地体现了对低效的“要我干”这一被组织、被发展旧范式的否定,对高效的自组织、自发展,“我要做”这一新范式的公共选择。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地方政府不仅是行政管理者,也是发展工作者,更是协助者、引导者。国际上通行采取参与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或规划和管理途径的发展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则更要向发展主体赋权,“参与式学习和行动”(PLA),二者交互作用,取长补短。一个社区的发展,不能绝对和极端的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管制式的计划经济秩序,或“政府主导”名义下,公平和效率都缺乏的寻租经济秩序。解构没有村民参与的抽象的“集体经济”,重构具有平等性、参与性、互利性,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兼备发展观和价值观下的“合作经济”2.农民参与式、协同发展的公共选择,可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民能够做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公共选择行为,他们通过将内在结构组织化来强化内部规范,做出各种类型的决定,实施有目的的集体行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公共选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农民不仅自身较大地获益,也让相关多方主体得益显着增加,形成“做大蛋糕”、“共赢”的格局。作为发展工作者、协助者兼具的政府认同、社会公众支持,农村改革制度变迁产生了深厚、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降低了多项成本,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及驱动力。进一步推动了随后的农村、农业良性发展：贸易市场化的农产品流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劳务经济为模式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经营补贴、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及其相关福利均享、土地资产性收益适量确权等系列制度变迁,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得以大幅提升,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协同化发展初期,农村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发展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兼具,随后会出现乡村逐渐衰退的趋势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着增加。一个从国家到社会都受益的良性循环效应的价值链得以形成。市场经济理性的公共选择,融汇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发展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之配套、彻底、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及均等化公共品提供、户籍制度变迁、农村农业专业合作经济制度变迁等,已和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不相适应,农二、叁代入城务工而不愿回乡,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公共选择的“退场”,加之地方政府在困难重重条件下采取的官商资本结合、单一性区域开发模式,也致使提倡和实践中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发展受阻。特别是山区农村的多重困难,从现实和长远来看,不单是区域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因为山区农村的区域性,占全国地域面积、人口比重都超过半数,加上生态环境、物质资源供给等诸多问题,极度关涉到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4.公共选择下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是制度化的主体性缺失的制度环境农村改革发展初期成功的积极功能和作用,时序上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因为当时村民是为了温饱的积极争取。但人存在和发展是一个需要层次不断递升的过程。此外,随着农一代年老体弱陆续返乡,农二、叁代相继入城务工,乡村精英、人力资源几尽流失。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出现衰退,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民局限在制度化了的权力、金钱、身份-地位等为中介的系统世界里,与主流社会相区隔在偏远、闭塞、固守、蒙昧、贫困的家庭、群体和共同话语等空间生活要素构成的生活世界,缺失了区域和经济发展决策、贯彻的制定、实施、管理、监督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因为身份是“农民工”,工资报酬、福利奖金、休假制度、社会保险等与“正式工”差距很大,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的歧视现象依旧突出。具体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及住房公积金的“五险一金”,实际上从法权上直接间接规定了区别性对待。摆脱诸多困境和重构全新的现代性时空,唯有将制度化的国家观念和市民社会下的社区发展,即山区农村区域发展的权利保障、自组织主体性发展置于到同一性构建中。农民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利益主体、价值主体和政府、企业形成参与式发展网络,农民有权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社区公共领域。使农民具有决策主体性,具备充分的发展主体的发展权利。作为经营主体性,事实上赋权于农民,使其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农民所认同的地方性文化、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农民以平等的参与主体,而非上下关系的主动与被动、领导与被领导角色关系,使其有权和地方政府共同决策、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共担风险。政府一向采取的对区域发展的无限责任,失却了山区农民应有的连带责任,使其长期坐守、观望、等、靠、要,少有危机感、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也无意地剥夺了他们自我发展的主体性权利。5.“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向“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演进愈烈,城乡差距则越大人为设制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除了各种城乡差距,城市曾一度对农村经济剩余的过分提取、城市对农村各种资源的无偿使用,都使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纵深演进,城乡分离越久,自然形成了“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农产品的依赖逐渐减弱,城乡互动由原来的频繁变为日趋稀疏,再加上区域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经济也势必倒退。加上经济全球化,外企进入、国企垄断、私企过度恶性竞争,两种二元结构迭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问题的严峻性与解决“叁农”问题任务的艰巨性更大,城镇问题则成倍地日增。6.政府公共选择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存在难以矫正的巨大弊端区域政府导向发展模式,虽有规划-决策-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协调-鉴证-控制-组织-管理-服务功能,但也极易形成公权私化,优势社会资本近亲性繁殖和集中,以官商资本或权贵资本结构-功能方式形成各种资源、权力、市场、机会垄断格局。官员GDP政绩考核方式,事实上存在急功近利、区域发展规划方案难以合法形式在换届后的续任者承接。于是对资源-环境-自然-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浪费和破坏的恶性循环效应。摆烂摊子、权力寻租、以权谋私、腐败、区域市场分割、“公地悲剧”产生的恶性循环效应等不仅禁而不止,反而会更强烈。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参与主体单一化、农民不在界内。由于目前山区农村事实上采取的行政区域“管制”,而非“治理”模式,加之地方匮乏金融资本,无规模化、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撑,农民土地上的得益远小于劳务经济的得益。山区历史主体、产权主体、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治理主体,全被地方政府一元化代理,尚未形成社会化、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农民被制度化、市场化地挤出。农民从“用手投票”到“用脚投票”,再到“双重用脚投票”往返于城乡之间。7.科学界定区域管理和治理中行政的“协调”与市场权利自愿自由交易下合作技术的“协同”长期以来的公共选择与其集体行动,提倡区域“协调”等五个统筹,唯有政府支付协调成本,山区农村经济采取社会技术、自然技术相结合的手段实现社会工程、自然工程目标,通过技术上的“协同”、“协作”、“合作”,才能纠正旧有公共选择的负效应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偏离。只有这样,各社会利益群体才有平等身份,公平均等机会、公正的法律保障地位。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具有自身应有的要义、层次、标准、性质、功能、方向、维度、条件、支持系统、途径-方式-方法-模型。只有适用的现代管理与激励约束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受到公共选择方式与协同方式应有的驱动和制动,才有可能将美好的愿望产生良好的效果。8.关涉全国重大战略发展需求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缺失顶端设计最具代表性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历年“两会”、“中央一号文件”,历次关系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中央全会,虽有针对农村、农民、农业“叁农”工作的议题和事项,支农资金也在逐年增加,但都是战术性措施,而非战略性原则；山区农村发展亟待加强其系统性、整体性、独特性、复杂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目标任务,认识山区农村特殊的人文社会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生态独特性、复杂性；认识山区农村的科学发展及其与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关系,方能解决不利于建设现代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现代生产、防灾减灾和生态建设等多重体系问题。西部大开发、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系列涉及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需有顶端设计前提下,基层实施才会有章可循。9.全国山区农村分布于异质的人地结构类型全国地貌上以山地为主,有着典型的人地系统结构属性,可划分为一元化、二元化、叁元化、四元化的山区人地系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同构的基本格局；有着对应的异质地理因素、基本地貌、环境特质、土地资源、主体文化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现状,利益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都像自然界一样,有着千姿百态的存在方式。区域管理与区域治理应该有个性化和差异化,只要统一于宪政基础之上,不宜“左右一致,上下看齐”。一刀切的管制方式,不利于丰富多彩的区域经济社会个性化、风格化发展。10.山区农村的贫困落后对全国整体现代化实现的制动力牵制,难以突破山区对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深深桎梏基于来国家发展战略,至今还没有顶层设计规划的专门针对山区特殊板块发展的战略性、可操作性蓝图,哪怕制订了类似西部大开发之类的大政方针。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山区农村发展对策研究亟待加强。中国山区农村发展科学及其战略,对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统筹、协调,乃深化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对国家战略决策都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性作用。1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未来学意义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自然集聚要素”与“社会集聚要素”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国家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手段、目标是什么?诸多系列问题有待探索。没有山区现代化,始终处于贫困落后和环境问题严重的状态,始终是制约中国整体现代化的瓶颈。需要论证山区农村发展现代化的山地高效生态农业的必然性、条件识别、思路；目标与模式；途径；支撑体系；项目选择与布局设计；发展规划；移民安置规划；对策措施。落脚到立足中观范畴的“主体-公平-约束-时间-空间-结构-方式-环境-效益-公益、发展-审美-规划-管理-服务”,注重微观事物和现象在中观和宏观中的角色、位置及其交互作用。二、论文的主要观点1.“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一个聚变的时代,现代中国更面临着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和谐、人地关系和谐等各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挑战,更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的挑战,即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以及文明间的冲突。如何化解此五大冲突,营建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是时代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价值。这也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技术工程学要义。我国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则决定全国整体发展的状况和水平。2.国家意志、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伟大意义在于实现各类利益共同体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一个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业产业及其为他人生产和服务的贸易,都包含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的伟大意义、爱国爱家的情结,因为两者都是国家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工农商贸业的共同利益而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而非单纯政治话语的一致,才能出现真正的民族精神、国家观念的认同。善治,必须站在全国整体现代化、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角度：“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且,“人民”是唯名与唯实哲学观的辩证统一,既非唯名论中虚无的公益人假设,也非唯实论中只有个人没有社会的极端个体主义。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无疑是“人民经济”的道路,而非政府和精英投资家合成的单一主体。3.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中公共选择的原则政治与利益政治协调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公共选择,应基于尽可能实现绝大多数个体集合选择的一致认同,应基于公共管理目标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没有全社会的和谐政治治理,作为代表市民社会行使公共选择权力的政府,不管对自身政治的经济计算何等精明,一旦失却原则政治的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的分离,会使政治资源易于丧失。因此,对社会管理和自身权利的巩固都会缺乏成效。4.国际贸易尚且能够形成统一大市场,国内贸易壁垒面临障碍重重的困扰我国目前市场分割、行政区经济、权力经济、市场垄断、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现象严重,区域经济协同、整合发展困难重重,根本上,并非公共选择的代表和缺乏主见的学者所谓的体制问题,而是基于利益政治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采取的技术性问题。这对行政成本的高昂支付、掠夺性开发资源型经济、高消耗低产出、区域极端化非均衡发展、贫富分化差距扩展、腐败滋生、各领域副产品的大量产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因为没有成效而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中缺乏竞争力等,创造了日益扩大的巨大空间。人们都会有肆无恐地以合法方式做非法行动。5.参与式发展和发展工作者、协助者协同,区域发展主体多元化,充分确立农民的区域发展主体地位区域历史主体、治理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利益主体、参与主体,毋容置疑,应该是市民社会和平等互利的产业组织、私人投资者,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府或国企,也非主要的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区域主体,应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和其他群体等在一定竞合机制下组成；区域经济主体,应该是政府、市场中介(NGO、NPO)和产业组织。价值目标实现的技术中介是市场。针对科学和人文的规范价值与事实价值、科学的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宪政与科学心理、人本心理、经济伦理道德基本一致时,“人的本性能容忍怎样的社会”和“社会能容忍怎样的人性”两个道德难题才会有解。6.法理上行动者系统主体的确权,需要重塑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及其环境下的新个体主义经济伦理观每一自组织自发展、既封闭又开放的组织,面对共同的利益或风险、个人力量不足以实现自身追求的目标,则必将诉求组织并与其成员协同、合作与共享。为了有效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各成员主体会采取公共选择——合作的集体行动,山区农民有自己的做出决策、配置资源并实施集体行为的能力,他们通过将内在结构组织化来强化内部规范并作出有效的公共选择。山民,作为各行动者的社会系统,各主体无疑都是一具有重大能动性作用、具有知识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和集体组成的主体和行动者,他们各自与系统、制度、组织、社会关系的作用,作为主体(代理者)在被迫寻求特殊价值和利益的同时,采纳、改变、转化系统,如市场、商业、企业、行政单位、政府机构等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理论业已成熟,关键问题是还停留在纸面上的问题较多。在利益格局和成果追求上,宣传提倡的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强调较多,个体利益提倡较少。约束与激励的机制优势平衡。7.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科学化、战略化决策与实施,势必产生“支点效应”国家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决策,相信人们有宪政的文化自觉,准许区域经济发展和山民参与的自主权,不搞一刀切,适当地“去政治化”。中国山区农村科学发展、山区农村发展战略与实施,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统筹及协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度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都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性作用。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势必产生‘支点效应”,可突破若干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叁、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为了增强经济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科学性、实效性,论文虽然少有定量分析,但从质的定性研究上,力求从调研、经验观察、分析、推理,尽量保证其信度和效度。1.融合发展观和因果观审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活动是辩证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其本然、应然,会以不同思想观念聚焦和反映,构成国家决策和研究以实践的历史性课题,并伴随经济社会演变进程而不断完善。所有问题势必处于无限的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复合因果等多样性和特殊性,我们今后能自觉、有目的地采取适当理念、方式以实现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而提供方法论指导。2.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探析山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基于发展观和因果观,识见到人-地交互作用的广度深度日益增强,必需结合自然和人文社科若干学科交叉审视。所以采取地理综合学科、农学、工程学、农业经济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基础支撑,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融合,以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然”(实证性)和“应然”(规范化)等研究法,借鉴、吸收并拓展了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传统的合理见解。3.提出村民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主体,非政府单纯管制的被领导者,而是有发展权利的平等参与主体理论上解构与重构了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集合性身份和多重人格,强调了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的独立性与统一性。村民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多元化利益主体主体的平等的核心伙伴,而非随从。每一组织内的个人都是个“身份集”、“角色集”,都有价值存在要求的独立性。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集合性身份和多重人格,强调了国家观念和市场逻辑的独立性与统一性。回避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社会学的实质问题,于事无补。4.提出了山区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山区经济发展的山地化山区山地经济的物质形态化,即产品的物理化、实体化。山区山地经济的非物质形态化,即利用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山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发展山地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生态养老产业等诸种产业化经营。基于可持续发展,将山区生态环境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扬长避短,又可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5.从自然辩证法高度以工程哲学、系统学、协同学视野提升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广泛实践的可操作性、可行性自然资源的基础作用与社会经济资源(人文资源,如人力资本、科技、信息、制度、交易及其效率等)作用的有效发挥相结合,山地资源综合研究、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才是科学有效的。有十分的必要对山区农村先前各层面的单一性研发进行反思。四、论文的政策含义1.国家观念上公共选择的宪政精神、市场逻辑与现实距离缩小走出公益人假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桎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权利自由交易的市场逻辑,充分确立个体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今后的工作是如何解决实现的过程、途经和方法,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权力及其行为具有法定的管理约束,而对社会弱势利益群体具有法定的管理激励。2.国家观念与市场逻辑的协调国家观念的强制实施和个人权利自由交换的市场逻辑,不应该混淆,更不能以国家观念剥夺合法的个人权利在市场上公平交易的市场逻辑。政府权力在区域管理中的比重较大,政府及其权力延伸(国企、专业组织等利益集团)具有垄断性、侵略性。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实现区域治理,以实现内生于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群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组织,实现组织内主体成员的集体活动及其合法功能发挥与目标实现。3.区域管理向区域治理的转化无论统计学上划分为同一或均质经济空间、势力场空间、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的区域,还是从地理学区域思想下的均质区域、极化区域、计划区域,我国目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实际上剥夺了具有自组织和自发展功能的山地区域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地位。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协同,当以科学的管理约束和管理激励予以规范。若一味停留在区域协同发展的政治口号上,而无实际可行的举措,这只能使日益积重难返的症结恶化。4.区域主义与区域化：行政(区)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转化区位是一种经济空间场。区域经济发展,微观上以地缘、人缘、业缘为纽带,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是以难以分割的主客体单元,经济行为在自组织机制下的行为会发生自动演化。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区位选择、经济区域都是经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结果。政府科层制原则的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要向自下而上的发展范式转化。5.突破垄断,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遵循市场规则自愿竞合山地主体、山地经济主体,应该是山民和平等互利的产业组织,既不是单纯的区域政府或国有企业,也不应是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而应该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和其他群体等在一定竞争机制下组成,价值目标实现的技术中介是市场。6.山地资源开发系统观与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重构及经济协同发展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要素协调,进行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充分利用山地区域资源比较优势,把山地“种-养-殖-农-林-畜-牧-渔-科-工-贸-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通过政府有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把现有的单一低端原材料加工的工农业园区进行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化升级,获取产品、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立足由主体-公平-约束-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等要素构成的中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范畴,转变实技求术的急功近利行为,改变单一性区域开发问题。注重山地本身的资源性或山地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独立自然物时的资源价值研究。7.山地经济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协同下的区域综合开发世界主流经济和经济产品的趋势是更加非物质化。在当今知识经济、创意经济、轻型化经济成为主流,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今时代,消费者日益追求休闲、旅游、度假的绿色化产品,坚持山区农村生活和工作环境休闲化和生活情趣审美化的时代理念,除了充分把握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经济发展因素外,加强制度、技术、服务、信息、市场贸易、研发等要素工作并增强创新,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服务流具备,并畅通。发挥山区农村内源的禀赋优势,综合发展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山区经济。8.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与“叁农”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现代化,是“叁农”现代化,彻底解决其症结的根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宪政视角的法权思想,赋予农民应有的机会均等、公正、公平、公开的相应权利之获得,首先要突破特权,从特权到产权。突破高度的集权和垄断,重构富有激励性的机制,尽快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功能,不折不扣的将其视为农民的财产权。一是技术性工具问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要求规模化生产经营,但现行特快分割化的土地承包使用方式,与现代化方式下的作业相悖。9.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优化应用线性和非线性结合的规划法研究山地农业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探讨在一系列环境变量约束条件下,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在许多可供选择的生产活动中进行最优分配,以便对这些资源进行规划,使其得到合理利用。山地区域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数据库建立、区域宏观层面的数据库建立。进而实现山区农村“维持式变迁”的山地人地关系系统解构；“发展式变迁”的机制设计；“自我发展”的机制设计。
唐邦勤[10]2010年在《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建设资金缺口的存在,西部地区急需引进国内外直接投资,但长期以来,作为西部引资主要平台的西部工业园区,在我国的引资竞争中始终处于外资鲜至、内资少移的弱势境况。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究竟难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在亟待扩大内需、减少东西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的今天,这些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本文的写作就是想在这方面做出初步的探索。国内对引资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集中在投资环境研究上,并且多把西部工业园区引资弱势的原因归结为其投资环境不好。实际上,随着引资竞争由优惠政策引资阶段发展到投资环境引资阶段再到竞争优势引资阶段,仅靠“投资环境说”已经不足以解释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弱势的真正原因。竞争的基础和源泉是竞争力,引资竞争的基础和源泉就应该是引资竞争力,西部工业园区引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引资竞争力弱。基于此,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与投资环境及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比较,系统分析了引资竞争力的内涵、特征与类型,并借鉴他人关于区位涵义的新阐释,阐明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是一种与区域引资竞争力不同的区位引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要素系统,构建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再结合西部工业园区的实际情况,对其引资竞争力进行了基于东西部工业园区对照比较的综合评价,并提出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提升策略。全文分五个部分,其结构和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指出工业园区是西部地区引资的主要平台。引资是指资金需求方利用各种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对直接投资的引进和吸收活动。由于直接投资具有资本形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就业扩大效应等宏观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制度促进效应等微观效应,引进直接投资成为急需建设资金的西部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作为具有突出引资功能的最佳引资平台——西部工业园区,在东部地区的示范效应和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影响下,成为西部地区引进直接投资的主要平台。第二部分阐明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内涵及其区位属性。由于直接投资的相对稀缺性,我国工业园区的引资活动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竞争状态,并经历了从优惠政策引资、到投资环境引资、再到竞争优势引资等叁个阶段的演化。引资竞争力与投资环境(及投资环境竞争力)具有竞争对象、竞争场所、竞争目的相同和构成要素部分相同性的联系,但它们的差别更大,表现在内涵不同、外延有别、主客两分、视角各异四个方面,特别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不同使他们对引资竞争力的解释力出现不同,实际上投资环境(或投资环境竞争力)从本质上只是引资竞争力的一部分,是引资竞争力中作为客观要素的资源和环境部分,而不具备主体性所特有的能力。因为工业园区具有区位的特质,即是由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构成的经济空间场,所以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是一种与区域引资竞争力不同的区位引资竞争力,由引资内源吸引力和引资区域支撑力构成,具有外部性、关联性和集成性的特征。第叁部分分析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要素组成。由于引资竞争力的竞争对象是直接投资,受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影响,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中引资内源吸引力的组成要素可以分为产业集聚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辅佐能力、园区基础设施、园区人力资本和园区管理机制等六个部分,而引资区域支撑力则由市场承载力、要素支持力、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能力和制度政策支持力四部分组成。第四部分是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在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后,本文首先对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进行了等级评定和类型划分,然后从总体特点、优势与劣势叁方面对其进行了综合评价。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可以划分为叁个等级、四种类型,从总体上看,具有总体水平偏低、要素资源型特征明显、各工业园区之间引资竞争力水平相差悬殊和引资区域支撑力影响较弱四个特点,其优势表现在叁个方面：支撑区域人力资源丰富,园区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园区经营成本较低,‘经济效益较好；园区管理机制良好,办事效率较高。但也有五方面的劣势：园区技术创新能力过低；园区基础设施薄弱,区域基础设施配套能力欠佳；园区产业集聚能力不足,区域产业配套能力水平不高；区域市场承载能力弱小；区域制度政策支持力度不强。第五部分提出了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提升策略。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提升基础包括了叁个方面：一是园区企业共生网络的稳固发展,二是引资区域综合实力的整体提高,叁是自组织机制与他组织机制的综合作用。其提升路径包括特色产业集聚的内源路径和地方政府主推的外部路径,内外路径的融合有赖于园区管理机构的统筹协调。具体来说,西部工业园区引资竞争力的提升应从四个方面着手：强化科技服务,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拓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立足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聚能力；密切区域联系,增强引资区域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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