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欧民族主义与东欧剧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剧变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欧民族主义的类型和特征
斯大林曾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1](P64) 斯大林在这是指的民族是“现代民族”，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即资本主义在同封建制度作斗争时形成的。民族主义则是，“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2]
东欧国家传统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约的结果使大多数欧洲国家成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奥匈帝国的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被瓜分、俄罗斯帝国的消失，民族自决的要求使民族主义在欧洲取得了又一次全面的胜利。[3](P357) 因而有学者认为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是不同于西方的“非西方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和美洲殖民地，发生变化的动力首先来自一个正在兴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商业阶层，在中欧与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源于击退或推翻外国压迫者的努力。[4]一战后独立的东欧各国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西方民主制的试验，“向西方特别是法国寻求议会制度的蓝本”，“经过广泛的投票选出了议员”，政党也不少，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直到二战开始前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民主制的唯一东欧国家。[5]
民族主义的提法在战后的苏东关系中时有涉及，如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都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罪名被处决。波兰的哥穆尔卡曾因“极端民族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出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对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有过间接的论述，“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6](P474) 这在当时冷战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东欧国家的民族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正确立场。西方也有许多介绍东欧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如美国学者认为东欧是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色彩斑斓的地区之一——一个各种民族、种族集团、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比本区各国的差异更大。”[7](P3) 战后苏联出于冷战的需要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迫使东欧国家服从于苏联的对外战略，并实行和苏联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模式。因而，战后东欧民族主义指基于民族自决要求，东欧国家力图变革苏联强加的社会模式，使其更好适应本国的政治文化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观念和实践，具体表现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民主及在国际层面的对苏联要求自主的主权要求。东欧民族主义的发展受到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和西方对苏联和东欧政策的影响很大，本国领导人的态度也对一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以上四个方面是影响东欧民族主义的四个关键变量。
东欧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民族主义的要求，这是东欧民族主义的共性。由于东欧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历史上分属于不同的大国以及具体国情和领导人的差异，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一般不与特定宗教相联系，对其自主性、发展道路选择、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南斯拉夫战后初期即与苏联分裂，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意识较强，但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拒不进行改革。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匈牙利自从50年代末开始，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波兰是东欧国家中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家，战后出现了多次要求变革的运动，也是东欧最早发生变革的国家。
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后果和东欧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保、匈等国追随德国参加了侵略苏、波、捷、南的战争。苏联从纳粹手中解放了东欧，在东欧各国经济重建过程中，苏联给予了物力和人力的支援，苏联与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也得到加强。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共产党坚持引导本国人民沿着人民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冷战和苏联的压力扭曲了东欧的发展，东欧被迫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从1947～1948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破裂，联合政府解体，社会民主党并入共产党，共产党内部开展大清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与此同时，东欧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情报局最早由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提出，本身是为了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协商组织以交流经验，斯大林“举双手”表示同意，斯大林在与某些党的领导人讨论成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从来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8]从莫洛托夫计划的实行和情报局成立起，东欧国家开始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1947年9月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最后文件由规定情报局在“自愿基础上”发挥职能修改为“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这种修改显然是更强调情报局内部的步调一致和服从。苏联得以控制东欧的原因一是对东欧国家作为苏联遭到攻击时的防御性的缓冲区的认识，另一方面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力量悬殊，以及在西方战略思想中一贯把这个地区放在次要的地位，是使苏联得以在那里取得无可争辩的霸权的两个关键因素。”[9](P345)
为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苏联的东欧政策，为了完全监督和控制东欧各国，苏联向东欧派遣了大批顾问，如截止1955年，苏联大约派遣了150名顾问到波兰军队，其中包括派往波兰安全部门的18名。关于苏联向东欧派遣顾问的影响，其一是苏联模式被强加给东欧，从而人为地中断了各国的人民民主进程，而且，“随着苏联顾问的到来，不仅东欧各国国内处于政治恐怖气氛中，而且各国领导人之间也都处于互不信任、彼此猜疑的氛围中。因此，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以及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是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地区的又一个严重后果。”[10]苏南冲突后苏联通过情报局批判铁托，在东欧各国清洗“铁托分子”，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些作法实际上又妨碍了东欧各国的团结和东欧各国的发展。苏联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先后清洗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等。
但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东欧国家以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南斯拉夫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导致了苏南关系的破裂，斗争的结果是南斯拉夫走出了一条独立的不结盟的道路，苏联不得不在五十年代中期承认与南的平等合作关系。
1956年的波兹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反映了波匈两国改革苏联模式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针对事件中暴露的体制弊端，总结了教训，采取了稳健的方针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并着手进行改革。匈牙利的改革，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改革逐步深入，匈牙利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然而，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迫于苏联的压力，匈牙利的改革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7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陷入停滞，经济发展缓慢，外债负担沉重，逐步导致经济、政治、民族、信仰危机。加上历史和外部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失败。
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中，捷共中央通过了“四月纲领”，全国有数百万人热烈参加活动，表示对杜布切克改革派的支持。行动纲领表示“我们打算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11](P93) 苏联出兵干涉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表示了谴责。东欧国家许多人表示了失望和不满，“我认为，‘捷克之春’遭到镇压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如果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尝试终究是徒劳无益的，那么还会有什么前景可言呢？”[11](P103)
波兰战后出现三次危机（1956年6月、1970年12月、1980年8月）都反映了波兰要求变革的民族主义呼声，在运动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工人保护委员会”等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
战后大约40年时间是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冬天，由于苏联的大国主义，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长期受到压抑，导致东欧国家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危机。波兰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800美元，并且通货膨胀率不断加剧，1987年为26％，1988年增至67.5％，1989年8月超过了100％。与此同时，外债急剧增多，1989年已达395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收入的40％。[12](P57) 有学者分析波兰80年代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决定了波兰的改革是一种依赖性改革。依赖性改革和自主改革对于经济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具有不同的影响。”[13]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产生更多方面的后果，在传统的民族感情的影响下，对苏联唯命是从的波兰党政领导在人民群众中威信不高，在东欧其他国家也有同样情况，东欧各国的党政领导有保守派和改革派，大多存在“政治合法性”危机，“有的未能争取到并领导起整个民族，有的则未能始终成为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最终都成为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对象。”[14]东欧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同一性、合法性、渗透、参加管理和分配问题的危机，客观上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埋下伏笔，准备了条件。
三、东欧民族主义的胜利及其影响
从1989年夏天开始，东欧国家先后发生了战后40多年来空前剧烈和急剧的变化。各国原来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下台。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均已进行了改组，并推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东欧各国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政治经济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东欧民族主义的抗争事件得以重新评价，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得以平反昭雪。如1989年6月匈牙利为纳吉举行了重葬仪式，在此之前，匈党中央发表了公报，宣布纳吉事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
东欧民族主义力量在经历长期沉寂后如惊雷一样爆发，导致东欧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民族主义的作用在于：第一，东欧各民族对苏联控制的不满，促使其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这是东欧剧变的内生变量。第二，西方的和平演变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政策变化对东欧剧变有推动作用，这是外部条件。第三，长期两极格局掩盖的民族矛盾在特定条件作用下得以释放，造成部分国家分裂。
关于东欧剧变的原因，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一是经济没有搞好，二是执政党的失误。[15](P324) 也有学者把外因归纳为西方的和平演变、苏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变化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16]还有学者认为“东欧剧变，是‘自杀’而不是‘他杀’，把东欧剧变说成是和平演变的结果，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17](P461) 笔者以为，东欧剧变是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作用。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内容，东欧民族主义是东欧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集中体现，也是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因为东欧国家的内部危机都产生于苏联模式，更来源于苏联对东欧国家自主改革的干预（南斯拉夫是例外）。西方学者在《东欧的民族主义和一体化：变革的动力》一文中对东欧的民族主义作了深入的分析，“1945年以后的东欧政治生活的动力是由两组政治力量的互相作用决定的：苏联作为该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介入及其政策；东欧国家内部由各自的民族传统和政治文化产生的社会力量要求变革。”[9](P343) 我国有学者在分析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东欧民族主义时分析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感，“于是在原来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乘机颠覆社会主义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中，又增加了一条涉及面更广的线索，那就是原本民族主义精神强烈的匈牙利人对入侵民族的反感。后一条线索的走向，客观上对前二者的较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匈牙利的情况也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东欧其他一些国家。西方和和平演变战略对东欧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欧国家要求自主的民族主义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更具有合理性，二者交互作用，不断侵蚀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名存实亡。苏南关系的破裂成为美国决定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一个新的因素，当时凯南主张，美国在东欧既要鼓励民族主义，又需慎重有节，不留痕迹，基本上静观就能看到动乱和解体。后来西方和苏联展开了争夺南斯拉夫的拉锯战，历史不幸被他言中了。
东欧剧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民族自决的实现，民族国家得以结束不正常的主权受约束的状态，恢复主权国家的常态。东欧民族主义促进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长期笼罩欧洲的冷战阴影也不再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苏联对东欧的‘松绑’是苏联内部‘民主化’改革必然的政策结果，对东欧的‘松绑’和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苏联国内政策，并促使苏联国内政策更加激进，更促使苏联各主权共和国独立情绪高涨，最终促使了苏联帝国彻底崩溃。”[18]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东欧部分国家的分裂和战乱，对一些东欧国家和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欧洲出现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新地缘政治格局，不同于过去的冷战对峙的格局，可称为竞争共存，利用发展，多元争强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关于东欧剧变的性质，国内的观点一般认为：剧变是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失败，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更不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终结。问题在于：为什么东欧剧变采取了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方式，发生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难道说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物吗？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东欧国家的具体历史传统、国际环境、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等方面。战后东欧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问题在于，东欧国家完全按照苏联模式，确立了政治上一党高度集权、经济上全面计划管理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限度之内仍然可以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它毕竟同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不相适应，不能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和持续发展。而且，这种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在苏联的压力和干预下强加给东欧国家的，东欧各国人民感情上难以接受。由于冷战的影响，东欧国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外交上被迫与苏联保持一致，政治经济模式不能变革，这种被冷战的影响和苏联的控制所扭曲了的不符合东欧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可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应有的优越性。要求改革的力量由于国内保守力量和苏联保守势力的反对难以作为，使得东欧各国社会危机不断加深，“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被人民看成既是绝对必要的又是完全不可能的”，[11](P42) 动摇了东欧各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东欧的反对派得以利用人民的不满，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施加压力。在经历一轮一轮的危机后，最后在苏联无力控制和西方加紧引诱的情况下东欧国家发生了变化，历史在这里也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但是，不能完全否定东欧国家执政党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在频繁发生危机的波兰，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1970年工业产值为1938年的17倍，非农业人口占全国的70％以上，旧波兰花了100多年没有实现的目标，解放后只花了20年时间就达到了。问题在于波兰执政党由于慑于苏联的压力，不能变革旧的经济政治模式（要求变革的哥穆尔卡也不能坚持原有的正确主张），盖莱克又错误地实行“高速发展战略”，导致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就是说民族主义是社会各种严重危机的集中折射和体现，东欧的社会主义成了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对立物。
东欧剧变即开始政治经济转轨，为回归欧洲，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目标并为达此目标而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东欧国家在中断与俄罗斯的关系后几年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恢复，东欧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东欧内部一体化进程也有很大进展。由于东欧民主化的政治文化基础的差异，政治民主远不够成熟；经济上仍然存在社会贫困化、贫富悬殊、失业、地区差距和腐败等许多问题，由于政策调整的负面影响涌动着与一体化反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潮流，[19]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出现并介入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少数国家民族间的尖锐对立阻碍政治转轨进程。[20]东欧国家在应对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关系上的任务，仍然其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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