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盟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欧盟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46(2007)03-0071-06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进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都不尽相同，但老龄化的后果必然是老年人口比重日益提高，老年抚养比相应增加，这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欧盟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人口老化现象严重，未来欧盟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将会继续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化的速度仍将很快，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或配置失当，也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之一。中国与欧盟的老龄化模式不同，在人口老龄化的原因、过程及社会经济后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欧盟国家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1 中国与欧盟人口老龄化过程比较
2004年，欧盟公布结果显示，欧盟25国人口年增长率为0.4%，截至2004年1月1日，全欧盟人口总数达到4.56亿，占全世界人口的7.2%。2004年5月加入的10个新欧盟成员国中，有2个为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马耳他），其余8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均在中、东欧，尽管这10个成员国与另外原15个成员国在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但人口老龄化现象都比较严重。
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来看，欧盟是世界上人口老化最早的地区。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于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按照此标准，法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老年型国家。1851年，法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1%。早在1800年，法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就超过5%，1900年增加到8%(United Nations,1956)。[1]1890年，挪威、瑞典步入老年型国家行列，1988年瑞典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8%，比同年世界平均老年人口系数高12%。英国和德国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老年型国家。英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于1925-1930年之间超过7%，进入老年型社会，1950年达到10.7%，1980年为15.1%，2000年升至15.8%。[2]
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比例最大的5个国家（意大利、希腊、日本、西班牙和德国）有4个在欧盟。[3]从总体上分析，目前15个欧盟原成员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已经达到16%左右，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24%以上。二战后补偿性生育行为“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已渐次进入退休年龄，预计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在未来50年内将增加50%，欧盟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长期和严重的。预计到2010年，人口老化将造成原欧盟15国每年减少经济增长的2.2%，2030年，经济增长减少0.5%，到2050年，减少0.9%。到2050年，劳动力减少16%，15岁至64岁人口减少4800万，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5800万人，劳动力人口与退休老人老年人的比例为2:1。[4]据欧洲统计委员会预测，原欧盟15个成员国的未来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包括老年人口在内的经济上处于依靠地位的人的比例将增加到57.9%。[5]（见表1）
资料来源：(1)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90-93；(2)陈秀英.世界及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J].世界经济，1999,(5):74-77.
与欧盟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显著特征：首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晚，但速度快。欧盟国家人口老龄化都经过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而我国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欧盟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龄化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从7%上升到14%所花的时间反映了人口老龄化速度，据预测，从14%上升到20%，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将分别用41年、45年、19年和40年，中国将仅用27年（2000-2027年）。[6]其次，欧盟国家基本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5000美元—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000美元左右，与欧盟国家比较，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间差”。
2 中国与欧盟人口老龄化原因比较
从理论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死亡率降低引致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持续降低的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最根本原因。
欧盟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可以追溯到18世纪。死亡率降到20%0以下的大致时间：英国是1880年，法国和德国是1900年，丹麦和瑞典是1850年。二战结束后至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死亡率都稳定在10‰以下。20世纪50年代欧洲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6.2岁，在过去的50年里，欧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稳定增加，平均增长了10岁，其中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其中北欧和西欧分别为67.6岁和69.2岁。目前欧盟处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原欧盟15国平均已经达到75.3岁（见表2），北欧国家超过了76岁；其中瑞士、瑞典和法国等国家已经超过78岁，其中女性达到80岁以上。[7]自1980年以来，欧盟的死亡人数基本稳定。2003年，死亡率略有增加，从2002年的9.8‰上升到9.9‰。与此同时，整个欧盟的生育率也略有增加，从2002年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1.46个孩子增加到2003年的1.48个。据欧盟统计数字预测显示，202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4岁，男性将达到78岁。低人口出生率与高人口预期寿命是欧盟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根本原因。
资料来源：霍树义.中、乐欧十三国人口形势及其分析[J].东岳论丛，2004,25(3):96-99.
与死亡率开始下降的时间相比，欧盟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的时间普遍较晚。关于“低生育率”的界定标准，联合国在1990年提出了生育率转变的四个阶段说，即转变前阶段(TFR＞6.5)；前期转变阶段(6.5＞TFR＞4.5)；后期转变阶段(4.5＞TFR＞2.5)；转变后阶段或低生育率阶段(low fertility stage)(TFR＜2.5)。[8]法国的生育率下降始于19世纪初，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是由其人口生育率的率先下降所造成的。随着法国人口生育率逐渐下降到更替水平，欧洲各国相继出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1960年，欧盟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之上。到1980年，欧盟15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9，其中除了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以外，其他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均已低于更替水平。但这些相对高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欧盟15个成员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全部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尤其是新成员国的生育率甚至更低（见表3）。目前，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生育率已降至1.1至1.3，[9]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新成员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已经降到1.2左右（美国人口咨询局，2005），这些欧盟国家是世界上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资料来源：崔树义.中、东欧十三人口形势及其分析[J].东岳论丛，2004,25,(3)96-99.
与欧盟比较，中国人口生育率变化具有其自身特点。首先，欧盟国家人口生育率转变是以死亡率的下降为前提，在一种自发状态下完成的。而我国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20.0‰)开始急速下降，但由于某些因素，生育率并没有相应下降，而且生育率下降过程具有较强的政策干预性。19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下降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这是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其次，欧盟各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例如，英国、法国的人口出生率从30.0‰降到20.0‰用于70多年的时间，瑞典、瑞士等国用了4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的速度要快得多，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时的总和生育率为5.8，到1990年代初期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我国用短短20年时间走完了多数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历程。第三，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到19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平均水平已达到了更替水平。但由于经济发展、民族风俗和人口政策等差异，城乡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生育率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东部比较发达地区人口转变进程比较快，但西部边远地区，如新疆、西藏等人口生育率远高于东部地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69，其中最高的贵州省为4.36，与最低的上海1.32的差距为3.04。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81，最高的新疆3.13与最低的上海1.42差距为1.71。[10]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200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实际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地区差别。京、津、沪3个直辖市的生育水平最低，其中北京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都不到1；而安徽、广东、江西、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宁夏、青海、新疆、甘肃等总和生育率水平均大于更替水平(TFR＞2.1)。[11]第四，中国生育率变动过程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未来变动过程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1980年代初，我国人口出生率已降至18.2‰，而1986-1988年又曾回升到20.0‰以上。由于我国低生育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生育控制政策干预下实现的，今后我国的低生育水平仍然可能有很强的反弹势能。
3 中国与欧盟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
目前欧盟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未来将向深度老龄化发展，这将给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造成广泛的影响。从人口学的视角，欧盟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显著增加。根据欧委会预测，到2050年，欧盟国家的总人口将从目前的4.57亿下降到4.54亿。[12]但老年人口组则表现为增长态势，其中55-64岁年龄组将增加20%左右，并由2000年占欧盟总人口的11%增加到2015年的12.8%。预计到2010年，欧盟各国老年人的抚养比平均将增加至27%左右，希腊、德国和意大利的老年抚养比将接近或超过30%。[13]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经济政策是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高龄老年人口健康照料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欧盟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必将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需求将相应大幅度增加。据预测，到2010年，欧盟32%的老年人（65岁及以上）将独自生活，随着年龄组的增高，高龄人口独自生活的比例不断增加，只有31%的高龄群体人口与家人一起生活。当然这一现象在欧盟各成员国中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在丹麦和瑞典有60%以上的高龄人口独自生活。人口老龄化对健康照料体制的影响，使得对老年人照料方面的人员需求必然增加。
第三，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与经济增长相联系，在劳动参与率不增加或劳动力不能充分增加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不足，这必将给欧盟经济带来副作用。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阶段，必然引起劳动力资源的减少。据欧委会预测，到2050年，欧盟国家的就业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1，而不是目前的4:1。[14]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欧盟具有较大的不同，但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也面临着如何避免人口过快老龄化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劳动年龄组的人口比重还将继续增加，到2010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1.5%，但从劳动年龄组的内部结构看，也存在逐渐老化的趋势。老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是人口结构中的两个重要指标，它关系到劳动力供给和养老负担。据预测，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40--54岁年龄组和55-64岁年龄组人口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25-39岁年龄组则明显下降。[15]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2025年抚养29.46人，2050年抚养48.49人。总抚养比也相应上升，从2025年的59，5%上升到2050年的76.8%。[16]
第二，我国人口老龄化首先是结构问题，但总量问题不容忽视。根据联合国估计，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比20世纪的欧洲更加严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000年已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20%，老年人绝对数量将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5个发达国家总人口之和还要多。而且，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低龄老人比重会相对降低，而高龄老人比重逐步攀升。到本世纪中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约占亚洲老年人口总数的36%，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2.3%。这些仅作为消费者的老年人口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带来沉重的压力。
第三，老年人口社会保障面临巨大压力。尽管目前我国的人口发展被认为还处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黄金时期”，劳动力人口比例也不会像欧盟那样缩小，但大约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将达到峰值。到203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结束。由于我国在经济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将会面临巨大挑战。
4 欧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及对我国的启示
如何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今世界各国要始终面临的大问题，欧盟多数成员国具有比较高的老年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我国是一个有着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国家，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既要结合国情又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
4.1 不断深化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规避人口老龄化经济风险
据欧委会预测，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将把欧盟经济增长分成两个阶段：即从2004-2010年的2.4%阶段下降到2031-2050年的1.2%阶段，退休、健康和长期护理等所有与人口老化相关的费用将不断增加，并给欧盟25国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超过65岁的退休人员将使退休队伍快速膨胀。据统计，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从1960年代以来已增长了20多倍，而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还不到10倍。迫于老龄化的经济压力，为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退休和养老保险体制，近年来，欧盟国家已先后对本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改革内容和措施不尽相同，如提高退休年龄、鼓励延迟退休；鼓励老年职工继续工作、推迟领取养老金时间等，但目的都是减轻人口老龄化的资金压力，规避人口老龄化经济风险。
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养老金不足既是欧盟高福利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应对老龄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17]我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和结构与欧盟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别，对其一些具体的措施不能照抄照搬，必须在建立、完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既要努力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老年人口享有相应的福利保障，又要不断改革、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未来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经济压力。
4.2 整合各种养老资源，完善现代养老保障体系
养老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老年人口的基本经济或物质保障；二是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人力资源；三是法律制度保障和道德文化环境等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顺利运行的社会条件。这也是建立与完善现代保障体系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人力资源又相对比较丰富，就目前而言，在不断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基本经济或物质保障还是首要的问题。但在欧盟各国，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和人力资源的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甚至逐渐把老年照护问题纳入福利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之一。[18]老年照护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一起构成了欧盟国家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其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整合各种养老资源，逐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欧盟国家尚有差距，老年照护问题还不如老年人经济问题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仍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老年照护基本还是依赖个人和家庭。我们既要继承发扬传统养老文化，又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健全制度，整合各种养老资源，建立完善现代养老保障体系。
4.3 适时调整人口发展相关政策，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
早在1930年代，凯恩斯就提出人口增长缓慢是当时工业化国家经济停滞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当时法国等一些欧盟国家已经为本国人口发展的前景感到担心。目前这种担心已经进一步成为绝大多数欧盟国家对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的忧虑。2003年，欧盟年人口增长率仅为0.04%，新人盟的国家中除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外，人口也均呈下降趋势。英国日前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字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超过16岁以下人口，其中8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是50年前的5倍。[19]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近日发表的《展望2020》报告中认为，欧洲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多年来，欧洲联盟所属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1960年，欧盟人口总数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0.4%，而1999年这一数字更降至6.3%。根据目前的增长状况，到2020年，欧盟国家所占的比例将低于5%。[20]尽管欧盟国家一般没有强制性的限制或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注重调整人口发展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期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从根本上缓解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有欧盟国家已经实施老龄社会的家庭政策，采用减税的办法，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鼓励家庭生育孩子和照料老人等。例如，1950年代初，法国政府提出鼓励生育口号。[21]目前，为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家庭福利补贴政策，以奖励生育。目前全法国约有20%的有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享受这一待遇。[22][23]当然，在欧盟国家中，人口发展相关政策的施行存在很大区别，但普遍认为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而与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
理论上，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调整人口发展相关政策，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这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战略性问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认识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就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迫切需要有新的生育政策与之相适应。如在生育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可以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胎，以便对总和生育率进行微调，降低总人口的减少速度，使人口数量略有回升，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加劳动力年龄人口。这样，通过生育政策的微调可以有效解决人口迅速减少带来的人口负效应问题。总之，在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人口数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新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收稿日期：20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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