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目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货币政策功能及政策目标的争论
由于货币政策所能实现的最终目标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政策功能的认识，所以学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定位首先是以对货币及货币政策功能的分析为基础的。
（一）马克思对货币作用的分析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在商品经济总体运行中的作用，认为货币不可以实现一切商品的“惊险跳跃”，并且是“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在货币脱离了黄金而形成了人们可以调控其数量的纯粹信用货币制度以后，货币又可以充作人们自觉变更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产值、物价、利率、实际工资、就业量等）的工具。这其实隐含了货币政策对多种经济变量具有调控功能的观点。
（二）西方学派对货币政策功能与目标问题的分歧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并不影响就业、产业等实际变量，因而货币具有中性特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是罩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面纱。由于“货币中性论”完全否定了货币与货币政策对实质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货币政策的功能与目标问题并未被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
大危机时期，凯恩斯否定了这种“面纱论”，并在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货币非中性论”的基础上，强调货币及货币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及增加就业的重要性。他认为，非充分就业均衡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失业是社会一大祸害，所以，增加就业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由于“真正的通货膨胀”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因此物价的稳定不应是货币当局最关注的目标。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其权衡性货币政策(discretion monetary policy)基础上的，即货币当局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逆经济风向”进行动态性决策，以促进宏观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但凯恩斯也指出，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货币政策对刺激有效需求的功能是有限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困境，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学派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它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是不显著的。这是因为，在失业状态中，有一种是由资源、技术、生产率等条件所决定，非宏观经济政策所能恒久消除的，称为“自然失业率”，如果试图用货币政策来降低这一失业率，市场调节机制和公众的心理预期与调整行动会自动抵消货币政策的效果，使“自然失业率”回归的同时物价上涨。因此，货币当局应实施规则性货币政策(roles monetary policy)，并以稳定币值作为单一目标。
除此之外，西方学术界还有人提出其他的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保持金融稳定等。
（三）我国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观点
1.单一目标论。又可以分为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与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物价稳定是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中求发展，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惟一目标；后者主张把保障经济起飞、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定物价，即在发展中求稳定。
2.双重目标论。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也能够同时兼顾经济适度增长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增长是物价稳定的物质基础，而币值稳定又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多重目标论。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加快，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应该包括稳定物价、经济增长，还应包括充分就业、经济结构调整、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国际收支平衡、稳定汇率等。虽然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主流观点都是强调稳定币值，并且很多国家的法律条文中把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至少是首要目标。我国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把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列为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但在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正式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此，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以稳定币值为单一目标，经济增长只是其后的一个摆设；也有的学者认为这还是双重目标。我们认为，这种写法即使算作双重目标也是有倒退迹象的，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应是惟一的而应是多重的，政策目标的顺序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是相机抉择的。
二、从联系的观点看，货币政策目标不应是惟一的
（一）对币值稳定内涵的界定
1.币值稳定是指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还是既包括稳定对内的币值——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又包括稳定对外的币值——保持本币汇率稳定？如果是前者，可称为单一目标；如果是后者，则并非单一目标，因为物价稳定与汇率稳定并不是总能兼顾的，当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央行为稳定汇率需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外汇，从而导致本币供给被动扩张或收缩，进而可能对物价稳定形成冲击。
2.币值稳定应理解为仅有上限的半封闭区间，还是既有上限又有下限的一个全封闭的目标区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通货膨胀曾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理论界和决策层对通胀有着较高的敏感和警惕，容易把币值稳定片面地理解为一个仅有上限的半封闭区间。事实上，如果保持币值稳定仅指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那么它不仅包括控制通货膨胀，也包括预防通货紧缩，正如汇率波动超过了目标区间就被视为汇率不稳定一样，物价总水平高于一定的上限或低于下限都是币值不稳的表现。至于这个合理的目标区间如何定位，则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一般而言，区间的下限应大于零，并且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区间应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二）片面追求单一目标无法实现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大化
货币政策各目标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并不是排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币值稳定与有些目标之间也存在一致性和互动性，因而实现其他目标未必要以牺牲币值稳定为代价，双重或多重目标有可能同时实现，形成货币政策各目标之间的最佳组合。比如，几个并存的政策目标或其中之一不是以单值而是以域值表示，则在一个较广的区域内都可算达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而言，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也许比市场发达国家更为复杂，主要矛盾往往不止一个。如果只片面追求一个目标，不仅会激化各目标之间的矛盾，而且不可能在长期中实现该目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无法达到最大化。因此，须有多个目标起相互制衡的作用。虽然央行寻找到若干目标的平衡点存在较大的困难，但不能否定平衡点的存在，更不能因此而放弃寻找和权衡的努力。
三、从发展的观点看，货币政策的目标或重点目标不应是一成不变的
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目标是在发展变化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欧洲国家物价大动荡，英、法是通货紧缩，而德、奥、匈、波等则是恶性通货膨胀，从而各国货币当局把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及凯恩斯学说的兴起，孕育了美国1946年的“就业法”，其他国家相继仿效，把增加就业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到了5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理论广泛流行，许多国家为了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从6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维持固定汇率发生困难，伴随着两次美元危机的爆发，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及汇率稳定被人们所关注；及至70年代中期，各国通货膨胀严重，货币主义主张的“单一规则”和“物价稳定第一”被很多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采纳。
从上述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来看，基本上是沿着单一目标→多重目标→单一目标的轨迹运作，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长期地、一贯地追求单一目标或不变的重点目标，而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区分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环境适时调整和转换政策目标或目标顺序。在经济高涨时期，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被列为货币政策的单一或首要目标，在经济紧缩时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应是相对重点，而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汇率急剧波动时期，货币政策则应侧重于平衡国际收支。因此，货币政策目标及其重点是可变的，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将政策目标或其顺序固定化、机械化，否则，要么中央银行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被动地固守法定目标，从而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要么中央银行在现实操作中背离法律的规定，从而置法律于不严肃的地位。
四、我国货币政策应实行多重目标
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是在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下确定的一个目标集，它包含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五重目标。实行五重目标的原因在于：
（一）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宜选择多重目标。首先，在转轨时期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运行中的可变因素和矛盾呈多元化，经济主体行为不规范，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尚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不具备弗里德曼提出的“单一规则”式货币政策的前提，因而选取多重目标并采取权衡式货币政策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其次，转轨经济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政府的多重目标不是由一个宏观部门或一种政策单独追求所能实现的。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盯住币值稳定而对其余的目标袖手旁观，那么即使其他部门和政策合力追逐，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无论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还是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货币资金的注入。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没有美联储那么强大的实力，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让它追求多重目标只会使稳定货币的目标受到冲击。的确，我国的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但目前哪一个宏观管理部门有其应有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如果都没有，谁能独立追求这些目标？如果都不能、都不去追求，政府的多重目标何以实现？事实上，正因为所有的部门都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所以必须由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共同追求多重目标。渐进式的改革决定了在很长的时期内，各部门职能的越位与缺位、交叉与扭曲的状况难以避免，令其一步归位、各司其职是不现实的。
（二）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经济增长始终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改革的推进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化解，都需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来支持，货币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支持并服务于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货币政策曾经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中助长了通货膨胀就因噎废食，把这一目标放在次要的位置。倘若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把物价稳定作为单一目标，一是未必就能避免通货膨胀，因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复杂；二是很可能会使改革无法推进而带来比通货膨胀更恶劣的后果。当然，今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绝不能像以往一样片面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率，要把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既要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又要提高贷款质量，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防止经济超高速增长，否则就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充分就业均不能脱离货币政策的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窗口指导、调整信贷结构，调节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等手段来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进而引导实物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实现经济结构的存量与增量调整，在实现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的增加。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实现区域结构均衡化；扶持高科技产业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国有企业兼并与重组，提高微观经济的运行效率；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适度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分流，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降低失业率统一起来。
（四）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有自身的优势和责任。1985年理论界在“三平”的基础上引入了国际收支平衡，使综合平衡扩展为“四平理论”。当时明确提出“四平”中有两个都是中央银行的职责，一个是信贷平衡，一个是国际收支平衡。由于货币政策在追求双重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双重目标受到怀疑的时候自然更不会提起国际收支平衡了。但不能否认，中央银行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一目标时始终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国际收支总差额与一国国际储备的增减相对应，而国际储备又是由中央银行管理的，因而中央银行能随时观测、考察国际收支的来龙去脉；第二，国际收支状况与一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总量密切相关，从而会影响到国内物价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纳入其目标集合。中央银行既可以通过汇率、利率等工具实现对国际收支的间接调节，又可以通过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实现直接调节。事实上，多年来中央银行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出了很大努力，而当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时，中央银行难辞其咎。
（五）多重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有利于引导与改善公众预期。公众的预期行为、预期效应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具有抵消或强化作用。1997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出现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降低了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指数。一方面，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而支出预期上升，强化了边际储蓄倾向，消费需求不振；另一方面，在经济处于低位徘徊的情况下，企业对投资收益率的预期不乐观，而风险预期增大，投资需求萎缩。公众的紧缩性预期使“逆风向行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
此时，如果中央银行确立多重货币政策目标将有利于引导和改善公众预期。从实际情况看，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同程度地追求着多重目标，并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经济结构调整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与其以单一目标之名行多重目标之实，不如公开明确多重目标，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让公众了解中央银行的真实政策意图，增强公众对经济景气的信心，弱化通货紧缩预期，使公众预期行为符合政策的方向，以增强各项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六）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等价于金融政策，它不是“绳子”。传统的西方金融理论将金融政策看作货币政策的同意语，并未对二者进行区分。20世纪60年代以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金融创新浪潮兴起，货币主义也因此而逐渐盛行起来。至80年代，西方理论界逐步将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区分开。他们认为，金融政策涵盖的内容、调节经济的范围和手段远比货币政策宽泛，因而金融政策可以追求包括物价稳定在内的多元目标，货币政策则应主要追求物价稳定。此外，西方还有人提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只能拉，不能推。1998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实施了降息、扩张货币供给等一系列货币政策，但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我们认为，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情况，但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第一，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非常有限，金融商品的种类较少，因此无论在目前还是今后很长时期之内，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区别不会太大，二者基本上是等价的。金融政策的目标就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方位的货币政策报告中体现出来，物价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第二，尽管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它对经济的作用力度是不同的，相比于其他的经济政策它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推出我国的货币政策是绳子。首先，这一观点建立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基础上，而我国并不存在凯恩斯所设想的流动性陷阱。其次，我国改革以来形成的强金融与弱财政格局虽有所好转，但还不能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货币政策也不可能从独木撑天的地位一下子退化为一根绳子。
第三，目前货币政策的弱有效性与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阻塞、间接性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未建立起来、政策操作缺乏超前性、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因此不能简单得出货币政策在通货紧缩下失效的结论。试想，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有力的货币政策措施配合其他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不可能在2000年出现转机，也难以在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低谷时仍能保持一枝独秀。
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只是保持币值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择多重货币政策目标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货币政策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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