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的头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从1981年的29.6％一直下降到1997年的2.8％(郭庆旺、赵志耘，2006，第110页)，这体现出这一时期国家整体经济转轨过程中“财政退让”的趋势。1998年后，为带动经济走出供给过剩和通货紧缩局面，我国开始实行以增发长期国债为主要融资渠道、以扩大财政投资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迅速回升到2002年的7.3％，之后该比重尽管有所下降，但是财政投资仍保持迅速增长的趋势，如2005年财政投资比上年增长17.6％。财政投资的迅速增长引发了我国学术界对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大讨论。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依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分析财政投资工具的作用，即从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需求效应角度，分析了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马栓友，2001；晁毓欣，2002；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材，2004)、排挤效应(郭庆旺、赵志耘，1999；于天义，2002；戴园晨，2003；赵志耘、吕冰洋，2005)和关联需求效应(刘国亮，2002；吴国权、杨义群，2003；郭庆旺、贾俊雪，2005)，论证了财政投资对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然而，早在50多年前，哈罗德(Harrod，1948)和多马(Domar，1957)在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研究发展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时，就已强调指出投资具有双重效应，即投资通过创造收入而产生对产出的需求效应以及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产生的供给效应。财政投资同样具有这种双重效应，要全面评价财政投资的效果，不能仅考虑财政投资的需求效应，还必须考察它的供给效应。只是本文要研究的财政投资的供给效应不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增加资本存量的供给效应，而是提高民间部门生产率的供给效应。我们把财政投资的这种供给效应称之为外溢效应，即财政投资通过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Barro，1990)或缓解市场拥挤(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从而促进民间部门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提高和民间部门产出增长的正向效应(Turnovsky and Fisher，1995)。①
国际经济学界对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起源于有关公共资本对民间产出的影响研究。20多年前，拉特纳(Ratner，1983)估算了美国1949—1973年民间产出对公共资本-私人资本比率的弹性，得到的结果是0.056；而阿肖尔(Aschauer，1989)估计的美国1949—1985年的该弹性高达0.39，也就是说，公共资本-私人资本比率提高1个百分点，民间产出将增加0.39个百分点。阿肖尔的研究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经济学家不仅进一步研究民间产出对公共资本-私人资本比率的弹性，而且纷纷拓展视野，特别是借助新兴的内生增长理论，开创了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经验研究，只是不同人的经验估计结果随着生产函数、样本和计量方法等不同而各有千秋(Lynde and Richmond，1992；Clarida，1993；Fisher and Turnovsky，1998a；Sardoni and Palazzi，2000；Pereira，2001)。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认为，公共资本投资有利于民间部门生产率的提高(Gramlich，1994)。
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研究尚不多见。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试图对此作些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建立一个生产函数，分析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然后构建计量模型，估算我国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
二、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
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发挥不像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排挤效应和关联需求效应那样直接，而是受多种因素制约，在这里我们澄清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要找到这些因素，关键在于设定生产函数。为此，我们在费希尔和特诺夫斯基(Fisher and Turnovsky，1998b)的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财政投资和税收，建立新的生产函数。
企业i的生产函数可写为：
在(3)式中，G表示政府支出，φ表示财政投资占政府支出的比重，τ表示税率。在该式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政府的预算收支保持平衡，则τ也表示政府支出占社会总产出的比率，简称政府支出比率。在市场处于竞争均衡时，所有企业采取相同的行动，因而有K=NK[,i]，Y=NY[,i]，N表示企业数目，可以用它来表示市场规模大小。
为了分析影响财政投资外溢效应大小的因素，我们把(2)式和(3)式分别代入(1)式，可求得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水平为：
(4)
(5)
对R求φ和τ的偏导可得：
(6)
(7)
在(6)式中，由于各项都大于零，说明财政投资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越高，对企业资本生产率的影响越大，但受市场规模N影响。进一步分析，当
时，N的上标为负值，市场规模越大，财政投资对企业资本生产率的影响越低。因而，当时，财政投资外溢效应与市场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当时，财政投资外溢效应与市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如前所述，
越大，公共物品越接近私人物品，而
越大，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绝对拥挤程度越高，因而和越小，说明市场绝对拥挤程度越低，由财政投资提供的公共物品越接近纯公共物品，企业从财政投资中享受到的好处越大。在(7)式，政府支出增加对企业资本生产率的影响由
的符号决定。当
时，由于τ既表示税率也表示政府支出比率，因而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提高企业资本生产率。而当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企业资本生产率。当时，政府支出对企业资本生产率的影响达到最优。
由此可见，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受如下因素影响：市场规模、市场拥挤程度、财政投资占政府支出比重和政府支出比率：(1)在市场拥挤程度较轻时，财政投资外溢效应与市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2)市场越拥挤，企业从财政投资中享受到的好处越低；(3)财政投资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上升会提高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4)税收比率或政府支出比率提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由影响企业生产的财政投资产出弹性决定；当税收比率不超过该产出弹性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提高企业资本生产率，反之则会降低企业生产率。
三、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计量检验
上节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而具体到我国，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到底有多大?这需要进行经验检验。因此，本节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整理
假定一国经济由两大部门组成，即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公共部门资本来源于财政投资，民间部门资本来源于民间部门投资。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计量模型可表示为：②
本文选取的待分析数据是1987—2005年各项数据指标，其他数据包括1987—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率、社会总投资、劳动力增长率、财政基本建设投资数据，并对各地数据按当地GDP缩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考虑到(8)式中存在资本边际产出为常数假设与财政投资波动的特点，我们采取分时间段进行分析，具体为1987—1992年、1993—1997年、1998—2002年和2003—2005年。这样划分的原因在于，1987—1992年正是我国财政体制退让时期，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以下简称“财政投资两个比重”)都处于下滑状态；1993—1997年是我国经济“软着陆”时期，财政投资两个比重保持平稳；1998—2002年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较大时期，财政投资两个比重开始迅速上升；2003—2005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高涨，财政投资的力度开始逐渐缩小。财政投资两个比重的变化见图1。
图1 财政投资两个比重变化趋势
(二)模型估计
考虑到财政投资具有一定时滞的特点，我们对各时间段历年数据取平均值，这样对(8)式可以简单地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在各模型中，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权重采用随机误差项近似估计量。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看出，大部分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于我们主要关注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因而这里我们只看参数c[,5]的大小与变动情况。在从1987—2005年的四个时期里，度量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参数c[,5]的值分别为0.025、0.058、0.099和0.122，说明财政投资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参数c[,5]的值从0.025上升到0.122，表明财政投资外溢效应呈逐渐增大趋势。
紧接着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投资外溢效应为何比较显著且逐渐增大?这除了与上节理论分析得到的各影响因素有关之外，从整个经济的大背景来看，还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有着密切关系。早在30多年前，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69)和罗斯托(Rostow，1971)在讨论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支出增长的关系时就曾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财政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外溢效应。因为在这一时期，交通、通讯、教育等基础设施和服务非常薄弱，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显得更加短缺，但因它们都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民间部门不愿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投资无疑给民间部门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环境，势必会提高民间部门的投资效益和生产率。
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财政投资领域更加趋于合理化，逐渐从竞争性行业转向基础性行业投资，如1991年和1992年财政投资中分别有40.1％和44.8％集中在竞争性行业(丛树海，1999，第205页)，到了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增发了6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都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投资对民间部门生产和投资的正外部作用明显高于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这也正是财政投资外溢效应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结语
本文建立了分析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生产函数和计量模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1)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与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关联需求效应和排挤效应有着明显的不同，它通过向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和缓解市场拥挤，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体现的是财政投资的供给效应，而其他三种效应体现的是财政投资的需求效应；(2)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作用效果主要取决于四方面因素，即市场规模、市场拥挤程度、财政投资占政府支出比例和政府税收比重；(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比较明显，且呈逐渐增强趋势。这一结论提醒我们，在全社会都在密切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强调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决不能忽视财政投资的重要性。因为我国毕竟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况且正值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许多基础设施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阶段发展的需要，而提供基础设施的主要渠道——财政投资，不仅是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且也是提高民间部门生产率的有力条件。
附图：财政投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注释：
①鉴于凯恩斯《通论》出版以来，学术界对财政投资效应表述各异，故本文对此进行了澄清和比较，参见本文附图。
②限于篇幅，我们省略了(8)式的推导过程，有需要者，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