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对乡下人进城的两种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乡下人论文,态度论文,文学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概自有城乡分野以来，就有城与乡的对比，尽管“城”与“乡”这两个意象内涵繁复，但富庶、舒适、安逸是“城”的主要内涵，而贫穷、艰辛、劳累则是“乡”的主要意蕴，因之，必然产生乡下人进城以及城乡对比等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对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作家而言，乡下人进城问题显得尤为复杂，因为此时的乡下人进城，较之以往，其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是“少数向往城里人生存状态、不计后果的乡下人的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实践行为”①，而是一种被高度政治化的行为。乡下人进城的欲求与个人道德品质搭上了直接关系，城市的舒适和农村的艰辛是不争的事实，但乡下人向往城市却变成了一个问题。作家们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的态度，而不同的态度不仅决定了作家如何塑造人物、讲述故事，也决定了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下。因此，“十七年”文学作家对乡下人进城的不同态度产生的原因、背景及其对作品的具体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当代乡下人进城的前奏与前提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乡下人进城的描绘，最知名的当推鲁迅的《阿Q正传》和老舍的《骆驼祥子》。阿Q是迫于生计，偶然进城的，但他的城市冒险确实捞了不少钱，“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②。当然，阿Q捞钱不是靠在举人老爷家当佣工，而是靠加入盗窃团伙，换言之，城市并不能为阿Q提供正当、合法、稳定的工作。《骆驼祥子》更为细致地刻画了一个思想纯正、身体强壮的青年农民是如何被城市吞噬的。在乡下失去了土地的祥子，最初的梦想是在城里发家致富，特别是在买了第一辆人力车后，祥子的希望是过两年再买一辆，两辆，最终“可以开车厂子了”③，可是，权势者的蛮横无理、敲诈勒索，普通人之间的相互算计、相互欺骗，使祥子屡战屡败，心灰意冷，最终沦为一个颓废、绝望、极端自私的无赖。从阿Q到祥子，他们的进城确属“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实践行为”，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生活，所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乡下人进城，往往是农民破产之后的无奈之举，而城市最终将他们进城求生的美梦击碎。阿Q和祥子进城求生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及福利制度决定的。 首先，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政府缺乏对城市秩序的有效管理，兵痞、警痞和流氓横行霸道，以上海为例，“解放前，上海是罪恶的渊薮，特务、间谍、盗匪、流氓帮会活动猖獗”④，连普通市民都深受其害，更不用说那些立根未稳的农民。其次，民国时期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民族工业，条件简陋，资金不足，就连轻工业中的两个重要部门之一的缫丝厂，生产条件之差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工人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很差，而当时的管理多采用“把头制度”，不少“把头”任意敲诈、欺辱、打骂工人。而资金相对充足的外资企业，因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未能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条件。1930年代，即有人指出：“一般市场上的竞争现象愈益使得劳动条件日益苛刻。”⑤一言以蔽之，一般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还不如能自给自足的农民，因此，进城乃是破产农民不得已的选择。再次，乡下人进城多属个人行为，缺乏政府的支持与介入。个人或者出卖劳力，或者出卖手艺，或者依靠同乡、亲友介绍进厂，都是个人凭运气的城市冒险行为，其风险性之大，可想而知。最后，当时农民进城从事的多为个体劳动、帮佣，或者进厂当工人，而这些工种都缺乏退休、养老福利，因此，即使他们能在城里呆下来，生活质量也堪忧。 这些问题，在建国后得到了根本解决。各大中小城市迅速被接管，政府着力肃清流氓势力，打击投机买卖，政局很快稳定下来，而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工人待遇，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再加上，国家迅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退休、养老及相关福利制度，1951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即详尽地规定了员工在100人以上的国营、私营等各类企业职工的各项福利及养老金的计发方式，而对于不执行该条例的企业，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订立集体合同规定之”⑥。质言之，此时的进城农民被纳入了国家或大集体系统，其待遇、生活条件及福利保障，都远远优越于农民，据统计，1960-1970年代，国家为城镇居民提供的各项福利费，“平均每人达3万元”⑦。而当时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福利，在养老问题上，更是依从“养儿防老”的老黄历。既然城乡待遇相距如此大，乡下人进城就必然会成为一个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 “十七年”期间，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政策，可以简化为“前松后紧”。建国初至1957年，由于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一些具备条件的乡下人自由地、合理地进入城市，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先是造成了城市对劳动力的虚假需求，大批乡下人得以进城，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容纳不下急速膨胀的人口，而农村面积广阔，耕作方式落后，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再加之，“大跃进”导致了农产品收成急剧下降，无法满足城镇居民的生活需要，于是从1960年前后，精简、动员城镇职工及其家属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出现了城乡间的“逆向转移”⑧，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从城镇返回农村务农的有“1300多万人”⑨。从此至“文革”结束的近20年，对于乡下人进城严格控制，主要措施是户籍制和指标化。 户籍制和“农转非”⑩指标化是相互配合的政策法规。建国后的户籍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定了人的身份，在政策上限制了乡下人进城的合法性。到1953年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市民按计划、凭票购买粮食，使擅自流向城市的乡下人无法生存，从而把乡下人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而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令的形式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城市所需补充的劳动力，也由中央严格控制，实行“指标化”，企业、机关、团体的“职工增人计划由省批准下达到县”(11)。显然，户籍制度发挥的主要是控制功能，它与有关的法律法规一起规范着城乡二元结构，任何试图从农村跃进城市的农民，都必须是由政府选拔的，个人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或社会关系进入城市。 乡下人进城谋生的诉求不因政策的禁止而“熄灭”，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也有着强烈地走出农村的渴望，其强烈程度或许远甚于一般农民。是宣传政策，还是描绘农民内心隐秘而顽强的诉求，以及如何表达农民的诉求，就成了一个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了。 二 “十七年时期”作家对于乡下人进城诉求的两种态度 乡下人进城的愿望与现实的阻力之间的矛盾，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不同作家在处理这一矛盾时，显示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讽刺进城欲求，鼓励扎根农村 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1966)、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1963)、赵树理的短篇小说《互作鉴定》(1962)，在农村与城市的二元选择中，代表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对试图离开农村的农民进行辛辣的讽刺，是否甘愿留在农村成为衡量思想是否进步的重要尺度。 《艳阳天》的主人公是萧长春，而跟主人公一起奋斗的是他的红颜知己焦淑红。焦淑红中学毕业，出身中农家庭，哥哥是个军官，以这样的学历和家庭条件，想离开农村，进城求生，是比较容易的，但在作者看来，留在农村，是最正确、最好的选择，萧长春最初“瞧不起”焦淑红，对她有“成见”，就是因为听到焦淑红想离开农村的传闻。小说用轻蔑的口气叙述焦振茂想把女儿送进城的打算：“可是她爸爸正要往东北送她，要她到哥哥那儿投考什么技术学校。”为了体现这个想法的自私和落后，小说描绘了萧长春和焦淑红的对话： “你不是要走了吗？” “他们让我走，我偏不走!” “革命去呀!” “留在农村一样地革命。” “农村没有建设呀!” “咱们是农业国，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是最光荣的建设任务呀!”(12) 焦淑红留在农村有对父母的逆反心理，但更多的则是政治觉悟，这种政治觉悟可以简化为：留在农村最光荣，逻辑的结论就是进城不那么光荣，甚或有点可耻了。小说后来进一步强调扎根农村是焦淑红的正确选择，这个美丽、聪明而又有文化的姑娘始终冲在斗争的最前沿，一心一意维护萧长春的领导，全身心投入农村的生产和斗争，丝毫未有对城市的向往。 留在农村不仅光荣，而且可以“改变”出身。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读书人”的身份和中农出身对于个人都是不光彩的，而留在农村，可以洗清这种“不光彩”。焦淑红的好友马翠清在一次“小整风会”上，道出了个中原委：“人家(引者按：指焦淑红)毕业了，不往大城市跑，也不闹心病，一心一意留在农村，这个呀，就跟无产阶级一个样!”(13)“不往大城市跑”就可以“跟无产阶级一个样”，对于那些具备某些进城条件的乡下人，既是一声棒喝，又是一个忠告，为他们指明了一条生活之路、自新之路。 《香飘四季》更具有典型意义。故事发生地离广州很近，离香港也不远，这样的地理位置，使乡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感受城乡差别，城市对他们的诱惑也就更大。整部小说的主题是扎根农村光荣且前途光明，进城求生可耻且前景黯淡，形成对照的是许凤英和许细娇。凤英阶级成分过硬，漂亮、聪明，凭这些条件，完全可以嫁给镇上或城里的干部，但她不贪恋城镇的物质享受，一心一意建设农村，与复员军人何津恋爱、结婚。而作为反面例子的许细娇，是富农的女儿，也很聪明，漂亮，但不安心于农村，一心想通过跟城里人结婚，而走出农村，可是，进城对于她，就像祥子买车，“三起三落”，最后落得内心伤痕累累。许细娇第一次是想嫁进广州市，结果差点被骗嫁给一个“跛子”。第二次是对银行干部小李动了心，结果又被骗失身，连金首饰等财物也被骗去，可谓人财两失。第三次是被香港的无业浪子徐宝所骗，离开香港前，身上的金饰已被徐宝变卖。在后两次经历中，许细娇不仅被骗，而且都有财产损失。小说对城乡物质状况的描绘也颇有意思，“穿金戴银”、“花旦儿一般”的许细娇来到香港，引来香港单身男子的艳羡，“要挑就像烂宝那样，挑个有钱的，貌美的，有些城市气派的。”(14)城里人竟然看上乡下人“有钱”，而许细娇所感受的香港也是逼仄、混乱和肮脏的，小说在乡村和城市的二元选择中，似乎暗示了乡村更好，因此，许细娇的好友凤英，劝说细娇尽力争取徐宝回到农村“一道生产”，乡与城，在这里似乎有逆转之势。 《互作鉴定》主要讲述初中毕业生刘正自感在农村受到排挤和孤立，因而向县委书记写信，“情愿到县里去扫马路、送灰渣”(15)。当然，他写信的真正目的是“在县城找个地方工作”。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县委王书记来村调查，他最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们回村来生产，你们的家长都乐意吗？”另一个是“你们自己都安心吗？”调查结论是，家长阻力不大，学生本人4人中有3人安心，即大多数家长和学生都能安心于农村，只有少数人因想离开农村，而抱有抵触情绪，对村里的干部造谣中伤。因此，刘正最后被鉴定为：“自命不凡，坐卧不安，脚不落地，心想上天。”(16) 以上三部(篇)小说，都涉及农村知识青年在城乡之间的选择问题，作家们都自觉宣传扎根农村的广阔前景及其意义，而丑化那些试图离开农村的知识青年。这充分显示了政策对作家思想及其文本形态的深刻影响。 (二)矛盾的立场：既批评，又同情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康濯的《水滴石穿》(1957)和柳青的《创业史》(1960)在乡下人进城的问题上是矛盾的，既批评，又同情。但批评与同情的比例，并不相同。 《山乡巨变》《百炼成钢》《乘风破浪》对于乡下人进城欲求的态度，虽有批评，但同情的成分稍多。 周立波对待农民进城的愿望，总体上是遵照政策精神，强调扎根农村的重要性，但他让那些表现优秀的农村青年有进城的机会，而让那些只想个人进城发展的人留在农村。最先进城的是陈大春和符贱庚。陈大春进城走的是“正路”，他之所以被选入株洲去“支援工业”，是因为他在农村建设中的出色表现，换言之，只有投身农村建设，才有走出农村的机会。小说中，明确交代陈大春的女友盛淑君最后也会调入株洲，其中既有照顾两人情感和生活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盛淑君在农村的积极表现，她的热情、干劲和智慧毫不逊色于陈大春，进城也就顺理成章了。周立波为何让先进人物进城呢？虽然《山乡巨变》总体的基调是号召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农村前途一片光明，但小说也描写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小说开篇就描写了盛淑君想离开乡下，其中有赌气的成分，但在回答“为什么不爱乡里”时，她说的也是实话：“乡里冷冷清清的，太没得味了。”(17)劳动强度大，劳作时间长，生活条件差，这种状况确实无法使自身条件较好的农村知识青年真正安心于农村。小说在正面描写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积极面的同时，也从侧面流露出上述种种情形，可见作家对农村生活具有清醒的认识，也就同情农村青年的进城欲求。如此看来，进城具有奖励性质，它是对积极投身农村建设的青年的最高奖赏。符贱庚的进城是偶然的，牵涉到复杂的人际关系，其中也有远远支开，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不足为训。而那些一心想离开农村的人，都是落后或偏于落后的人物。“秋丝瓜”就一心盘算让离了婚的妹妹张桂贞嫁到城里，“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18)。可到最后，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农村，倒是后来积极进步、本无心进城的张桂贞可以随夫进城了。而像盛学文那样的中学生，受母亲影响，想通过读书而离开农村，但那么直接的进城目的，显得有些落后而自私，最后也只能在农村找到自己的位置。 《百炼成钢》和《乘风破浪》是两部工业题材的小说，但也描绘了农民进城的问题以及城乡差异。城市是繁华而整洁的，可谓如诗如画，“一座座围着花草的精致住宅，一条条排着柳树杨树的柏油马路……红的花，白的花，黄的花，在阳光里耀人的眼睛。”(19)《乘风破浪》也不隐藏对城市的赞美，连城里的水也“和乡下的不一样”(20)。“城市”在这两部小说中，呈现出全新的气象，虽然存在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但城市为人们创造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农村无法相比的，工人再也不要像农民那样，为吃饭问题而伤神。城市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城市这么好，就必然有乡下人想进城。《百炼成钢》写到了农村姑娘“曲线进城”的方法：“如今就有这个风气，都想把女儿嫁给工人。”(21)当然，嫁给工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进城，但婚恋对象的取舍确实是一个敏感的“风向标”，能准确、迅速地传达出职业或阶层所赋予人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工人在婚姻中受到农村姑娘的欢迎，最有力地证明了城乡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农村青年进城的途径都是一致的，就是指标分配到县乡，由政府选拔，被选上的基本都是积极分子，《乘风破浪》中有五个青年被选调进城市，“一色青年团员”(22)，而当选的青年和他们的家人无不兴奋自豪。指标毕竟有限，有幸被选上的青年少之又少，作家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在他们对进城青年自豪感的渲染和对城市美好形象的塑造中，无疑包含了对农民进城欲求的同情。 《水滴石穿》和《创业史》对乡下人进城的欲求，在同情中有更多的批评。《水滴石穿》中的张小柳形象体现了作者的些许同情。作者没有批评张小柳的进城动机，而是对她抛弃恋人有所指责，并借申玉枝的口提醒她，进城找工作或上学是不是有把握？张小柳对于进城原因的解释也很值得玩味：“农村里好些好些人都看不起我们知识分子!”(23)可是，接下来，小说并没有对这个判断作出正面或反面的描绘，换言之，这既可以看成是张小柳脱离群众、骄傲自大的自我感觉，也可以理解成知识分子在农村确实处境尴尬。但作者对她还有更明显的批评。张小柳在当时算得上“知识分子”，不甘心呆在农村。张小柳想进城可以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条线索。自从在省城就读的高中生们来村里后，张小柳就计划进城，但是在城市的一连串失败和挫折，迫使她最终不得不回到农村，挽回“扔了的前途!”(24)在作者看来，张小柳的前途是在农村，而她曾经亲手把自己的前途“扔了”! 《创业史》对待乡下人进城问题的矛盾态度是最为明显的。作者对徐改霞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连她爱恋梁生宝，作者都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告诉读者：“对于改霞，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25)，可是，作者偏偏让这个他特别偏爱的人，离开了农村。农村青年能不能向往城市，可否试图离开农村？《创业史》文本中写得最明白：“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个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哩”，在招工对象上，“中央指示，首先要照顾城市居民里头考不上中学的，没有职业的闺女。”(26)这种自觉的政策观念必然使柳青对农民的进城诉求持否定和批评的立场。因此，徐改霞的进城就变得可堪玩味了。 在进城的两个关键环节上，徐改霞是“被动”而“无辜”的。徐改霞起初根本没有进城的想法，是郭振山一次又一次地启发、劝导、游说，才使她产生了进城的冲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徐改霞不停地质疑自己进城的动机，其实，就是作者在反复为她辩护，并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参加国家工业化”的理由，让涉世未深的改霞“觉得她的决定是爱国的、前进的和积极的”(27)。换言之，纵使城市生活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徐改霞进城的动机却是高尚的。徐改霞最后进城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乡里的领导选中她，并把她介绍过去的，这就有了官方色彩。徐改霞在进城的两个关键环节上的“无辜”，其实是作者在为徐改霞进城开脱，而之所以要为之开脱，是因为作者认为，进城者在思想上确有贪图城市舒适生活的自私、落后的成分，例如，精明自私的郭振山在城市向农村第一次要人的时候，就让弟弟郭振江进厂学徒去了，再如，进城的女子炫耀“城市生活”：吃穿住行样样都好。(28)作为挂职基层的领导，柳青对乡下人进城求生是持批判立场的，但作为一个深入农村的作家，他又从内心生发出对这一诉求的认同和同情。这种矛盾的态度使作者让他偏爱的人物进城，但她的进城又是由一系列被动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从而尽可能地洗去人物身上的，在作者看来，应归于自私、落后的品行。 三 两种态度引发的思考：作家的价值选择与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关系 本文所讨论的小说，出版时间为1957-1966年，这十年是农村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十年，也是工业逐步国有化、城市不断发展的十年，城乡差距日益加大。小说的背景是建国初至1950年代中期，换言之，身处城乡差异之中的作家，即时性地描绘农民的生活、心愿和梦想，但不同的作家面对大致相似的现实，对待乡下人进城的诉求，态度殊异。 这些作家都担任了或大或小的领导职务，对农村和农民都较为熟悉。浩然、赵树理、马烽、柳青、周立波等人，都出生在农家或从小在农村长大，而当他们成为作家后，都立志“写农民，为农民写”，有的说：“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29)，有的说：“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30)这些作家“写农民”和“为农民写”的真诚无可怀疑，他们也都为此付出了艰辛和努力，有的人甚至把家搬到了农村，较长时间在农村“蹲点”、体验生活更是常事，所以，他们对农村和农民是相当熟悉的，当然明白乡下人想进城的心思和心愿及其合理性。但作家笔下的描写，怎么就变味了呢？ 问题还出在“写农民，为农民写”上。“写农民”当无疑义，但“为农民写”，却值得推敲。“为农民写”的根本点就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出发点是为了农民的利益。那么，什么是农民的利益？作家所理解的农民的利益和农民真实的利益是否一致？作家能否真的为农民的利益写作？ 作家对农民利益的理解离不开他的身份。作家首先是干部，因此，会按照文件精神来理解农民的利益，正如董之林所说：“把1960年代初期的小说看作是配合政治形势的写作，也不失为一种解释。毕竟小说无法脱离时代，社会政治氛围不仅左右着小说家对生活的观察，也势必影响他们笔下所描写的生活。”(31)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作家在描写合作化运动时，无一例外都鞭挞、讽刺、批判那些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的农民，因为合作化运动是政策所规定的，不容置疑，而农民是否愿意走合作化道路，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多少人愿意、多少人不愿意？作家们对此恐怕是非常清楚的，但最后呈现给读者的，与现实情形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说明了所有作家的政策观念都是非常强的。 作家的身份直接关系到文学的作用与地位，这个时期依然活跃的作家都坚信“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如何“为政治服务”上，也都有具体、细致的思考，浩然谈到以往的记者工作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说：“新闻记者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精神比其他部门的人知道得早，还必须尽快地理解、吃透，随即紧紧跟上其贯彻于响应的脚步。久而久之，锻炼和提高了我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这是一个文学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和本领。”(32)赵树理说：“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事而是写人，要通过人去教育人。”(33)柳青说：“艺术为政治服务是肯定的。”(34)“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的语境中，就是宣传政策，无论是作家理论化的表述，还是小说文本，作家们确实都做到了积极宣传政策。当然，也许在作家看来，宣传政策就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有助于为农民了解政策，跟上时代发展。 但对于农民的利益，农民有着自己的理解，农民的理解与“他者”(包括政府和知识分子)的观点有时很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梁漱溟1930年代投身“乡村建设”，但农民并不热心，梁先生因此提出疑问：“你到底能不能代表乡村的利益，代表农民的利益？”(35)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十七年时期”尤其突出。从1951年的“李四喜事件”，即可见端倪。李四喜以前是长工，建国后娶妻生子，在土改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分了田，就不愿意开会，一心想回家生产，干部去劝说，他却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36)又如，贫雇农对于合作化的态度：“当时贫雇农不愿意合作化，说，你原来说我没有农具、耕牛、土地，分给了我。刚刚生活得好一点了，你又要拿回去，为什么？”(37)再如，在集体经济时代，小岗村村民立下“生死状”，搞土地承包责任制，等等。在进城问题上，也是如此。孙郁先生作为知青曾经亲身感受了农民变成工人的喜悦：“那时，谁能离开村子，便成为莫大的喜事，当了工人，便意味着生存有了希望。”(38)朱学勤先生在他的知青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农村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线希望”(39)。 不应忽视，上述作家除了“干部”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编外农民”。不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与之息息相关，而且他们与各阶层的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的喜怒哀乐，可谓感同身受。双重身份必然会产生双重立场和视角，但双重立场和视角是否会体现在文本中，则不一定，但多数情况下，会以委婉、曲折的形式体现出来。(40)回到“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问题，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康濯的《水滴石穿》和柳青的《创业史》，都程度不等地存在两种立场和视角的碰撞，而程度的深浅虽然不能直接与艺术成就成正比，因为决定一部作品艺术成就高下的因素还有很多，但程度的深浅与艺术成就的高下又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当然，用事后的标准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家摆脱“干部”的立场和视角更是近乎无理取闹。但“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对两种立场与视角的简单化处理，确实拉低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对于作家而言，两种甚至多种情感、立场冲突得越厉害，越有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作家总是受制于他的时代，他不可能跳出自己所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然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又绝不会完全被时代的思潮所裹挟，与他的“干部”身份并存的另一种身份——“编外农民”，所生发出的立场与视角，与之形成巨大的张力，并可能使作家产生深沉的、巨大的痛苦。优秀的作家应该将这种痛苦表现在作品中，从而形成作品丰富、复杂的意蕴，就如巴赫金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41)，在农村还是城市的问题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恰恰遇到了“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可惜，作家不是真实地展现了这些不同的声音和意识，而是以一种声音和意识压制另一种声音和意识，作品的内涵也随之单一化、平面化，作家是否因农民的苦难而真正引发了内心的不安、自责与痛苦，也成了被质疑的问题。 对于乡下人进城欲求的不同态度，牵出的是作家的叙事立场与作品艺术价值的因果关系。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必然是最痛苦的灵魂，因为他比谁都懂得个人在历史洪流面前的孱弱、无力，同时，他更懂得像农民这样卑微的个体为了小小的欲望和梦想，要付出何等沉重的代价。一个作家只有真实地表现自己的痛苦，表现生活的含混、悖谬，他的作品才会有持久的艺术生命，而仅仅满足于宣传的单一的叙事立场，必然导致作品的苍白与单调。 注释： ①黄强：《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3页。 ③老舍：《骆驼祥子》，晨光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12页。 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⑤任曙：《中国的工业》，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40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 ⑦(11)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4页。 ⑧⑨张雅丽：《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⑩农转非首次出现于1977年11月1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决定》，但实际控制始于1950年代。 (12)浩然：《艳阳天》(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 (13)浩然：《艳阳天》(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14)陈残云：《香飘四季》，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15)(16)赵树理：《互作鉴定》，《赵树理小说全集》(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77、896页。 (17)(18)周立波：《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4页。 (19)(21)艾芜：《百炼成钢》，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6页。 (20)(22)草明：《乘风破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23)(24)康濯：《水滴石穿》，《收获》1957年创刊号。 (25)(26)(27)(28)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15、390～391、215、213页。 (29)肖一：《浩然：“写农民，为农民写”》，《光明日报》2008年2月21日。 (30)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0页。 (31)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32)郑实：《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33)赵树理：《与青年谈文学》，《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6页。 (34)柳青：《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3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36)转引自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3页。 (37)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38)孙郁：《谁为农民写作》，《文化月刊》1997年第10期。 (39)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40)参阅拙文《“范登高现象”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 (4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