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服务业论文,对策论文,和服务论文,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对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策的考察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这一特殊情况的核心特点是：第一，上海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经历了建国以来最高速度的为期10年的扩展，现正经历着一个由高速超常规增长向低速常规增长的经济转型。第二，从外部环境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乃至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滞后效应正处在高度扩散与释放时期。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入最后的紧张磋商阶段——1999年年末若中国“入世”实现则意味着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中国面临的选择不再是要不要开放服务业市场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服务业市场的问题。第三，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正处在重要的调整阶段，即一方面中国的投资优惠政策正从“超国民待遇”的特惠型向“国民待遇”的普惠型转变，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优惠政策将由东南沿海倾斜型向中西部内陆倾斜型发展。上述重要的经济环境变量的变更，预示着在近10年来推动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速扩展的传统增长动力的功能与效率的衰减。
一、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的结合力——外生增长动力的衰退
上海，作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兴衰更替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变迁和经济发展道路的调整有密切的联系。纵观上海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随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的变革，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发展调整。
1.工业化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由盛转衰。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便是以远东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而闻名于世界的。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的繁荣是以商业、金融、外贸、运输等服务业的发达为基础的，而且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兴盛程度远胜于当时的香港。
建国以后，人们总结近百年中国所遭受的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教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一个国家要求得到持久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与民族自决，必须有一个独立、完整与统一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必须有强大的钢铁、石化、电力等重化工业和汽车、船舶和飞机等机械制造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于是，我们将一个以落后的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引入以发达的工业为支柱的现代社会，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也就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并在几十年内赶上并超过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目标。上海，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自然成为实现“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主力，其工业制造业也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的产业。同时，由百年遭受西方入侵的屈辱所激发的民族自主和自立意识，以及东西方之间由政治敌视与军事僵持所引致的对华经济的全面封锁，中国失去了选择引进和消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来推进工业化的“开放式”发展道路的主观自觉与客观可能。为此，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核心的封闭型工业化道路。这一发展方式的选择与实施，预示着上海转口贸易需求的锐减和运输服务的剧降。此外，随着新民主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的全面建立与巩固，计划机制完全替代市场机制，全面的计划配给制使商业服务的商品交易与流通功能衰减，上海的服务业因此急剧衰落。因此，至70年代改革开放前，上海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全面衰落，同时，其制造业的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和巩固，成为全国制造业的中心和最大的工业城市，其经济由建国前的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工业主导型经济。
2.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的结晶：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再度复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上海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所蕴含的经济区位优势得到了发挥：从国内角度看，上海处在中国沿海线的中部——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出海口，具有贯通南北、联接东西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雄厚，工业化程度较高，属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近些年该区经济经历了高速而持久的增长，具有较高的国内与国际竞争力，而且其经济体制也较早、较快地实现了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型，具有良好的经济制度创新优势。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度市场化与开放化的发展，使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蕴含着巨大经济价值——从沿海经济地区吸纳、集中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生产要素资金与技术等的经济聚集效应，同时，向周边和长江流域扩散技术、产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辐射效应。从国际角度看，上海又处在东亚—西太平洋环线的中心城市地带上，同时，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同东南亚和东亚各国的特殊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使之可能成为亚洲投资进入中国的中介地和立足点，具有融通中外经济联系的纽带作用。
基于对上海的由特殊地理位置与现存经济实力结合生成的区位优势的重新估价和再度确认，自90年代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对上海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调整：首先，国家对上海的发展战略定位为在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这意味着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转型，即将计划经济下的单一的工业中心发展模式，改造为经济、金融与贸易多元发展的模型，由工业主导化经济转化为服务中心化经济；同时，为推进与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国家确立了开发开放浦东经济新区的重大政策。为此，浦东成为继深圳之后的国家又一重要的经济开发区——国家因此赋予浦东系列的优惠政策，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所有优惠政策和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且拥有五类项目的审批权和五项配套资金的筹措权。其次，在1990年之后上海市政府也依据国家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位，也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稳定发展第一产业”的“三二一”产业发展政策。此后，又确立了以金融保险业为先导，商业服务为主体，交通邮电通讯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自此，上海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成为中央和地方政策优惠与扶持的重点，也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
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有效结合，推动上海服务业进入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若从速度上讲，自90年代以来，上海服务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均高于10%，属于三大产业中扩展最快的部门；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讲，上海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已由改革前的15%上升为1998年的51.1%，这表明服务业已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以社会就业的创造能力讲，第三产业吸收社会就业人员的40.3%，这表明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核心；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上看，金融、保险与房地产业则成为第三产业的新的支柱部门，其贡献率则由1978年的3.5%上升到1996年的52.6%。
3.外生增长动力的衰退：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继续增长的主要挑战。前述的分析表明，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兴衰是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更和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高度相关的。然而，在近10年里，曾给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高度繁荣和快速增长赋予巨大活力的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的协同力——外生经济增长动力正由强劲的释放势态，转入逐渐的衰减势态。这种外生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引致的。
第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转型，由特惠制转入普惠制。在对外开放发展的初期，为了吸引与鼓励全球外商来华投资，尤其是投资于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对在华投资的“三资”企业予以“二免三减”的特别优惠政策。但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三资企业”逐渐的自立成熟和中国的潜在市场吸引力的日益强化，为使国内与国外企业公平赋税、平等竞争，国家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予以相应的调整，即自1996年4月， 逐步取消对外商企业进口设备关税和进口环节增税值的减免优惠政策，并按投资规模的不同于1996年12月和1997年1 月底逐步实现。此外，为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保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和基础产业、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中国从1998年1月1日开始，再次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条目要求的外商投资项目恢复优惠政策。这一切均表明中国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一切对外开放政策由无条件的特殊优惠制走向有条件的特殊优惠制，从超国民待遇时代转入国民待遇时代。同时，国家开放政策调整还体现在优惠区域的转移——将80—90年代赋予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商特殊优惠政策转移给中西部地区，即21世纪里，中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优先鼓励和扶持的地区。这意味着90年代由上海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所独享的特殊经济政策或逐步取消，或逐步同中西部地区共享，特惠政策的吸引力在逐步弱化。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由东向西的转移，国家提出“上海服务全国”的战略任务——以经济协作或经济援助的方式向中西部的开发和开放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服务。这意味着上海经济和服务业必须从政策依附型走向经济独立型，上海的经济发展阶段由能量吸纳与聚合阶段走向能量扩散和释放阶段。
第二，“入世”的挑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高速发展是在中国“入世”前出现的。“入世”前，中央和地方政策将依据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和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在保护本国服务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自主而主动地选择服务业开放的领域、开放的区域和开放的程度——政策优势不仅体现为上海服务业优先发展的权利，也表达为给予其特殊保护的优惠。
如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年底实现，中国的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政策将会更多地受到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范与约束。如市场准入原则，要求成员国扩展服务空间，即同一部门在不同的地域全面开放，实现开放区域的多元化和全面化，同时，它要求扩大服务领域，即不同的部门对同一成员国开放，实现开放领域和开放项目的多元化。如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的服务企业给予与本国服务企业同等的待遇。此外，还有透明度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这些原则将会在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中实践和运用。这预示着中国服务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中国的政策选择不再是开放与否的选择，而是如何开放的选择。其次，中国在如何开放、开放什么，开放多少的选择上将更大程度地受到《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约束，即中国政府扶持与保护本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时效性在缩短，自由度在缩减和优惠度在降低。
二、投资扩展推动力的衰退：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问题
同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结合力——外生推动力的衰退相关的便是投资扩展推动力的衰退，这是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所面对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90年代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业的高度繁荣和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是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投资扩展力。而在今天，这种投资扩展力呈现出效应递减的衰退趋势，投资扩展力的衰减原因如下：第一，自然的衰减——主要基础设施的完工与使用。经过近10年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上海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已经从无到有逐步建成，如浦东新区的建成、南浦与杨浦大桥的竣工、延安东路高架和沪闵路高架的完工、地铁一号线的投入运营和地铁二号线的试运营。此外，近10年来高速扩展的房地产业还出现相对过剩的局面，这些均标志着上海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已成为过去，同时，投资扩展的“克鲁格曼”效应的出现，即单纯依托投资规模的扩大，资金和劳动力的增加，而缺少技术创新的支持、体制创新的协调和组织创新的配合，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边际收益和规模收益必然呈现递减的趋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高度繁荣和高速增长也因此而衰退与终结。第二，非自然的衰减——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的释放。作为上海服务业主要投资供给者的日、新、马、韩、泰等国和港、台地区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自身资金供给紧张，对华投资能力下降。同时，又因我们对这些国家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程度的判断失误，认为吸收外资的重点区域应由东南亚转向欧美，因而减弱对这些传统投资国招商引资的力度，这一切均使上海服务业的投资吸收力下降，投资扩展对其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推动力呈衰减态势。
三、外部需求推动力的衰退：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约束
众所周知，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90年代的超高速增长，既得益于市场化的对内改革的政策，也得益于国际化对外开放的政策。外部需求的强弱，始终是关系上海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兴衰的又一重大因素。
一般而言，服务供给是同货物生产密切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达因此也高度依存于货物贸易的繁荣。如在1990—1995年间，上海货物进出口总值平均增长达20.91%， 同期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也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如同货物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高达30%，这表明上海服务贸易的增长同货物贸易的繁荣高度相关。但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占上海出口额26.5%的日本和占出口总额15.97 %的港澳地区，其经济相继陷入萧条之中，致使其对上海货物的需求大幅削减。同时，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地区的范围，对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造成冲击，致使上海的欧洲贸易伙伴国欧盟和俄罗斯——占上海出口额的13.78%， 北美贸易伙伴国美国和加拿大——占上海出口额的13.72%等国的经济增长率至1998年下降1%，因而它们对上海乃至中国货物出口的需求也相应下降。由于上海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需求的相继递减，在1997和1998年，上海货物出口的增长率只有15.43%和12.3%，受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的影响， 上海的出口加工贸易、远洋运输贸易等对货物贸易有高度依存性的服务贸易也呈现需求增长乏力的状态。
此外，因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使同货物贸易相关的附加服务及其贸易需求锐减，而且也使独立于货物贸易的核心服务及其贸易需求锐减，特别是需求收入弹性较大的旅游服务业其需求锐减的态势更强劲，如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在1986—1996年间其旅游接待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均在10%以上，高于世界5%的增长率，但到1997 年则两项的增长率只有1%，低于世界3.8%和 3%的增长率。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上海旅游服务业高速增长的1990—1995年旅游接待人数的年增长率高达20%也因此而终结，到1997年的境外旅游人数增长 12.64%，原因有二：其一，因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和人民币币值的坚挺，以及东南亚各国严格的外汇管制，使上海传统的东亚客源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旅游购买力下降，来沪旅游人数锐减。如作为上海乃至东南亚主要的游客来源国日本，其1997年的出境旅游人数的增长率仅为0.7%，在战后正常年份中增长最低。其二， 东南亚各国同上海、乃至中国共同竞争欧美游客，因东南亚、韩国和日本各国货币贬值形成了相对价格优势，使其旅游服务相对于上海，乃至中国变得更具价格吸引力，同时，它们的削价促销策略更增加了这种廉价优势。这就促使大批欧美旅客将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作为首选的旅游地，上海的欧美客源因此大量流失。旅游业是一个涉及面最广、产业关联度极高的服务部门，它的增长衰退会引致上海相关的航空服务业、饮食娱乐业等诸多相关部门的萧条。
四、基本对策
通过系统分析同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政策走向、投资力度和外部需求趋势，我们的对策建议是：
第一，创新知识与创造就业并举，优化上海服务业产业体系。若从要素投入密度考察，服务业可区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商业和旅游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航空业和基础电讯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和专业知识服务等。为化解传统增长动力衰退的压力，我们应理性而适时地确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三大部门的结合比率和组合方式。从市场体制发育的程度上看，上海正处在市场经济增长、成熟的过程中；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上海处在后工业化阶段，并开始走向工业化与知识化并重的阶段，故为化解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带来的失业增长的压力，确立创造社会就业优先的服务业发展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并把握其所蕴含的机遇，确立知识创新优先的服务业发展原则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创造社会就业、推进知识创新是我们为加速服务业发展、塑造服务贸易繁荣而调整和优化服务内部结构，扩展和完善服务业产业体系的基本原则。优先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重点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合理调整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构造新型的服务业产业体系的可取途径。
第二，创新制度，完善组织，走企业联盟竞争之路。如果说，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在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货物贸易中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那么，我们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中则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接近完成和中国加入区域性经济合作活动的日益深入，中国开放服务市场已是受国际贸易制度规范与要求的国际行为。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潜在竞争的挑战和广泛开放国内服务市场的国际压力，上海乃至中国的服务企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如金融、电讯、信息咨询、影视文化等服务业已失去了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竞争，再发展为寡头竞争的自然演化的机遇和时间。因此为共同对付跨国公司对中国服务市场占有和垄断的潜在威胁，持久而稳定地占领国内服务市场的份额，应当积极、主动地创新制度，完善组织，走企业联盟竞争之路；以创造规模经济，实行行业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占有最大化为目标，按照市场机制的利益导向和技术经济的内在联系，组建服务业企业集团。此外，由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高度国家集中性和地区集中性（它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发达地区）这一特征可知，中国的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可能集中于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故为加速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向上海的集中，上海应当主动地与国内其他地区发展产业内垂直一体化，在制造业的供产销体系内，专业化于以“销”为核心的服务供给，以发展和深化国内社会化分工；在服务业内部，专业化于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供给，以优化与提高国内服务业分工体系。
第三，推进中国经济一体化，构筑上海“三个中心”成长的市场基础。如今是投资与贸易并存的时代，市场已不再以国界为限度，内贸和外贸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同等地重要。正如上海市场不再归上海人所有一样，中国市场已不再归中国人垄断。中国市场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在外国人开拓与占有中国服务市场，并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才发现和认识国内市场的价值和意义。正如香港是通过对中国大陆投资和产业转移来实现其同中国大陆经济和市场的融合，从而将其服务主导型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广泛的内地市场需求和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上一样，上海应当通过对内地的大量投资，为转口贸易、航运贸易、金融服务的发展创造广泛的市场需求。以发展中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上海应加强与各地政府的磋商与合作，清除相互封锁、彼此隔绝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和部门保护主义政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经济需求为导向鼓励企业向内地投资。如果说90年代国内外资金向上海聚集，奠定了上海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繁荣的基础，那么，在21世纪，上海资金、技术向内地的扩散与辐射将是上海再度创造服务业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上海只有率先推进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上海与内地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人员信息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信息、航运的中心，我们才有理由相信香港的今天，就是上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