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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二字在唐代之前的文献中往往指称文章的两大类别，所谓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所论文体主要有33类，自《明诗》至《谐隐》是有韵的文，自《史传》至《书记》是无韵的笔。时代稍后的《文笔式》一书说得更加清楚：“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①然而宋元之后，文、笔不再分称，不论有韵无韵统之为文。清阮元认为文笔之辨不仅关乎古今文学流变，而且可以挑战自唐韩愈倡导的所谓古文的垄断地位。所以他在其主持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均以文笔之辨为题，让肄业诸生属对。如学海堂的策问是：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②
诂经精舍诸生关于文笔之辨的课艺，已不得而知。学海堂的课艺则赖《研经室集》和《学海堂集》而保存下来。阮元在学海堂的策问，首先是让自己的儿子阮福拟对，阮福遂以《学海堂文笔策问》为题，缕述文笔之辨，阮元认为阮福的文字可以与自己的《书文选序后》互相发明，遂命附刻在自己的《研经室三集》之末。学海堂肄业诸生关于文笔之辨的文字，则选取了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写作的四篇，收入专门汇编学海堂课艺的《学海堂集》。阮福和学海堂诸生的课艺，均是基于历代文献的相关记载立论，考辨唐代之前文与笔的文体差别，以及宋代之后不复区分的背景。他们搜罗的唐前文献有20余条，但屡屡被征引的主要有如下数条：
《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侧得臣文。”
《文心雕龙·总术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金楼子·立言篇》：古人之学者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至如彖、系、风、雅，名、墨、农、刑，虎炳豹郁，彬彬君子，卜谈四始，刘言七略，源流已详，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遍观文士，略尽知之。至于谢元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夫今之俗，措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记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
梁昭明太子《文选序》：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选，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阮福诸人归纳文献记载，认为唐代之前文与笔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区别在形式方面是有韵与无韵，在内容方面，“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辞声韵者为文”，而“直言无文采者为笔”。③具体而言，两汉崇尚辞赋，凡史称能文者，必工于有韵之赋颂。所以刘向《七略》有诗赋略，与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并列。《后汉书》创立文苑传，收录总计22人，大体都是在传记中罗列诗赋作品。由此可见，“文至东京而弥盛，有毕力为文章而他无可表见者，故特立此传，必载诗赋者，于以见一时之习尚，而文苑非虚名也”。④因此，“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掍能文之誉焉”。⑤萧统《昭明文选》选文，即是严格按照沉思翰藻为文的标准，经、子、史类文字，均不视之为文。六朝文献中，文与笔（或诗与笔）每每对举，反映出时人观念中二者的区分，延至唐代，其间的界限仍然比较清楚。但自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两宋欧阳修、王安石、苏氏父子、曾巩纷起响应，原本归入笔的单行散体类文字反被称作古文，且成为时尚，而敷陈铿锵、骈俪翰藻的有韵文字，渐趋冷落。文笔之分，相应的越来越模糊，诗与文转而成为最常见的对举形式，但文已经成为超越有韵、无韵界限的广义的文章概念。
书院诸生基于文献的归纳总结，为阮元文笔之辨提供了翔实的佐证。阮福发掘的《金楼子·立言篇》材料提供给阮元之后，他非常高兴地说：“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笔不敢明日文之情益合矣。”⑥虽然阮元没有见到《文笔式》，但是基于昭明太子《文选》序、《文心雕龙》和《金楼子》的材料，他形成了自己的文笔论，且成为清中期骈散之争的重要派别，其论点散见于《文言说》、《文韵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诸文（均收入其《研经室集》）。阮元认为古人最初行文必然是“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这样才能便于记诵，避免方言俗语夹杂其间，减少流传过程中的衍误，故《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为此，他特意以孔子为佐证。“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易·文言》不过数百字，偶句四十有八，韵语三十有五，几乎句句用韵，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辞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学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文言说》）。在《文韵说》中，阮元进一步阐述了“文”的标准：
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实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实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实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吾故曰：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
阮元实际是把语言构成形式的声韵、翰藻作为区分文与非文的主要标准，刘勰“有韵者文”、“无韵者笔”的主张，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方可称“文”的原则，成为其重要的理论依据。⑦根据这一标准，讲究声韵、排偶、辞采的骈体文成为延续孔子《文言》的文章正脉。尽管阮元对齐梁以降的骈体弊端也有所批评，认为“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但仍肯定地说：“文体不可谓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不正。”阮元甚至为颇受诟病的四书文辩护，认为汉赋已开明人八比之先路，“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相反，无韵的文字则被阮元排除在文统之外。“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说》）。“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文韵说》）。那么，唐宋以降所谓的古文应该如何命名呢？阮元主张：“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之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如此一来，古文家推重的文统原来非文，韩欧之类的唐宋大家甚至名分不正，唯有骈文才是名正言顺的文之正统。
唐宋以降的古文家不注意区分文学文字与应用文字的文体差异，“文”涵盖了各类散行文体，存在过于宽泛的缺陷。但是“文”的范围恐怕也不像阮元理解的那样狭窄，没有藻饰、声韵、对偶，便不得为“文”。实际上阮元极推崇的《文选》的文章，就不是完全合乎其关于“文”的定义标准。阮福曾提出《文选》所选文章许多并不押韵的问题，阮元的《文韵说》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的解释是“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因此，“四六文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阮元的说法显然带有牵强的成分。另外，文学和应用文体在实际运用中也不是截然可分的，古文家撰写的应用文，许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致用书院学生力钧的课艺《文笔辨》就主张调和文与笔，“夫文与笔固不混而一也。然文之顿挫搏扼，则笔见焉，不必无韵也；笔之排奡比合，则文见焉，不必有韵也。未有无文而可谓之笔者，亦未有无笔而可谓之文者。若沾沾无韵有韵之分，亦泥矣”。⑧此论可以说是对阮元文笔之辨极好的补充。
阮元把文笔之辨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来，甚至提升到重拾千年坠绪的高度，是基于其汉学家的学术背景，而对崇尚道学的桐城古文的反动。文笔之辨的重要理论依据来自《文选序》，而《文选》与汉学重镇扬州有着特殊的关系。清代扬州学派学人对两件事特别自豪：一是五代北宋时治《说文解字》的徐铉、徐锴是扬州人；二是隋朝江都人曹宪以《文选》授诸生，同郡治此学者相继有公孙罗、李善、李邕等人。阮元作为扬州学派的主将，自然受到该学术崇尚的影响，平生治学为文，都很推重《说文解字》和《文选》。他在主持杭州诂经精舍时，把许慎与郑玄共同作为奉祀对象。阮元及其后人还用“文选楼”作为室名，并刻印《文选楼丛书》。扬州至今仍沿用文选巷、文选楼的名号。
桐城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⑨以“程朱”为道统，以“韩欧”为文统，文以载道，二者可谓相辅相成，因而在学术思想上与汉学家形成对立局面。桐城派尊古文为文章正宗，其文统是由明归有光承接唐宋古文进而上溯到秦汉，六朝文章被排斥在文统之外。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特别强调古文不可入“魏晋六朝藻丽俳语”。⑩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明确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也说：“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三代两汉。”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成为桐城派推崇唐宋古文的常言。桐城派基于程朱理学的“义法”，不近人情的文风，则受到汉学家为主体的学者文士的抨击。钱大昕讥刺桐城派古文是“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11)“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12)袁枚针对攻击骈文者“骈体无用”的言论，从文学观念的层面阐述骈体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为骈体正名。他嘲笑古文家自称的“明道”是“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13)近乎扯虎皮做大旗的伎俩。阮元认为韩愈之文只是矫正《文选》流弊而已，所谓“起八代之衰”，根本无从谈起。《文选序》在体例方面已经把文与非文的界限划分清楚，只是后人没有认真领会，而把散体的子史文字混同于文。至于当时的古文名家，则“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14)阮元的文笔之辨，实际就是汉学家与古文家骈散之争的直接产物，而其本身也成为清后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
在清后期的文学研究中，阮元的文笔之辨颇具影响。阳湖派是深受桐城派影响而又自具特色的散文流派，其成员大多既喜好古文，又注意从六朝骈文中吸收营养，甚至擅长骈体。李兆洛是阳湖派的代表作家，曾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但并不赞成桐城派的偏狭。“洛之意颇不满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谫陋庸词，稍可上口，已足标异。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书。其于古则未敢知，而于文则已难言之矣”。(15)李兆洛对骈体文则明确表示了推尊的态度，他编辑的《骈体文钞》，收录秦至隋文章700余篇，而实际包括许多散体文，其用意是“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清史稿》本传），并与桐城派宗师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抗衡。刘开曾受业于姚鼐，但在文笔论辩的风习影响之下，其文学观念也摆脱宗师的藩篱，表现出折中变通的倾向。“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究其要归，终无异致；推厥所自，俱出圣经”。(16)对于古文家作为立论基础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一说，刘开做了大相径庭的解释：“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迭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浓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17)如此这般，韩愈由古文家标榜的反骈领袖，摇身一变，成为以骈入散、相互为用的先驱。
在阮元的提倡之下，骈体文学研究、骈文创作一度有繁荣之势，但是并没有改变文坛总体的格局。桐城派古文历经数变，仍然是清后期文坛的主宰，而骈文大多数时间还是处在不生不死的状态。阮元之后半个世纪，具有家族经学传统，以承续扬州学统自任的江苏仪征学人刘师培，重张乡先达文笔之辨的旧帜，并予以补充扩展。刘师培的论文主张，在《国粹学报发刊辞》“撰文篇第五”中有清楚地反映：“一为文人，固无足观。立言不朽，舍文曷传。古曰文言，出语有章。昭明文选，巨编煌煌。大雅不作，庞杂侏离。堕地斯文，孰振厥衰。”《国粹学报》的“撰文”栏目，成为刘师培代表的骈文派的重要阵地。阮元的主要观点，在刘师培的文章中几乎都得到了引证和发挥。在《广阮元文言论》一文中，刘师培极力主张抑散扬骈，以“有韵”、“尚偶”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他论述“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齐梁以下“文体亦卑”，然仍不废为“文体之正宗”，(18)就是取自阮元“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刘师培并不掩饰自己的理论架构来源于阮元，其《文说》的“和声篇第三”和“耀采篇第四”基本上就是对阮元“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原则的具体阐发。当然刘师培并不只是单纯地阐释，而没有建树，他敏锐地注意到阮元以声韵、翰藻作为区分文与非文标准的理论缺陷，“或谓四声乃古代所传，五音特乐歌所用，文韵之说，近于拘牵”。(19)刘师培利用自己精深的传统小学素养，罗列大量例证，进而得出“古人之文，可诵者文也，其不可诵者笔也”的结论。把有韵无韵的区分标准论证成可诵不可诵，实际就在骈文和韵文之间建立了统一，避免了阮元理论面对骈文无韵质疑的尴尬。
另外，刘师培讨论的“文”不再是局限于语言文字层面的“文言”，而是包括“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的天地间一切“英华发外秩然有章”的事物，因此“文笔”之间具有了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刘师培把阮元的“文言”纳入了他所讨论的“文”的范畴之中，为骈文乃“文章之正宗”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这既是对阮元理论的极大拓展，也是因应与桐城派、特别是同一阵营的章炳麟进行学术论争的需要，当然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注释：
①《文笔式》见录于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西卷》，《日本见在书目》“小学家”有《文笔式》二卷，不著撰人，当即此书。罗根泽《文笔式甄微》、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均认为是隋人所著。
②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研经室三集》卷五，《研经室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9页。
③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研经室三集》卷五，第712页。
④刘天惠：《文笔考》，阮元编：《学海堂集》卷七，清道光五年刻本
⑤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研经室三集》卷五，第712页。
⑥阮福：《学海堂文笔策问》，《研经室三集》卷五，第711页。
⑦《文笔式》云：“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和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在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文镜秘府论·西卷》，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74页。
⑧力钧：《文笔辨》，佚名编：《致用书院文集》，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⑨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引方苞语，《望溪文集》，咸丰桐城戴均衡味经山馆刻本。
⑩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隐拙斋集》卷四一，清乾隆刻本。
(11)此为钱大昕屡引之王澍讥方苞语，见《跋方望溪文》，《潜研堂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12)钱大昕：《与友人书》，《潜研堂文集》卷三三。
(13)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九，《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14)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研经室三集》卷二，第610页。
(15)李兆洛：《答庄卿珊》，《养一斋文集》卷八，清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
(16)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清道光元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17)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刘孟涂集·文集》卷四，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18)刘师培：《文章源始》，《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1905年。
(19)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第三》，《国粹学报》第二年第一号，1906年。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出版
本书作者巴托尔德(1869-1930)是世所公认的中亚中世纪史权威。他的研究以中亚史为主，旁及伊斯兰史、中近东史、外高加索史、伊朗社会经济文化史、穆斯林碑铭与钱币等，而本书则被视为其一生学术的代表作。作者精通阿拉伯、波斯、突厥语，研读几尽以此三种语言撰写的中亚史抄本，并辅以多次中亚实地考察心得，故本书所述乃蒙古入侵前的突厥史，实际是“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学界誉为“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本书由中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据巴托尔德审定的英译本译出，又据最为详尽信实的1963年俄文版《巴托尔德院士全集》第一卷增补订正。（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