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道义的博弈——论宋代南渡时期贬谪诗人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义论文,宋代论文,苦难论文,诗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5)01-0022-13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获罪官员有多种惩罚方式，其中贬谪、流放较为常见。与前代相比，宋代统治者因为采取右文抑武的政治措施，再加上文官阶层力量的空前壮大，逐渐形成了不杀士人的传统。因此，贬谪也就多代替其他惩罚官员的措施而最为常见，相应地，贬谪官员的人数相对增加。宋代南渡时期社会动荡，政局复杂，政治斗争激烈，加之秦桧专权后实行高压政策，遭到贬谪的官员数量更是大增。这些贬谪官员中，很大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这就应运而生了一个数量较大的创作群体——贬谪诗人群。 纵观整个宋代，贬谪官员的安置之地，以岭南居多，此外湖湘一带亦常见。南宋政权偏安于一隅，北方的大片土地为金国占有，贬谪官员的安置更多集中于此。岭南，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南宋以前，该地未曾有大规模的开发，尚处于半蛮荒状态，生活环境、风土人情迥异于中原。加之炎热、多雨潮湿气候导致该地瘴气弥漫，常常致人死亡。民间有谚云：“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①，表明当时人们对该地的恐惧之情。可想而知，被贬至此的诗人心理上必然会产生很大的震撼，也因此影响到诗歌创作。 一、异域风情的展示 “土风渐觉异中华”②，岭南对于从遥远的中原或江南被贬而来的诗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里的山水、风物、人情、言语等等都与中原和江南地区差别甚大，对周围世界本来较常人更为敏感的诗人们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更何况是带着满腹冤屈与不满的贬谪诗人。岭南的风物现诸诗人笔下也就理所当然。 首先为诗人注意的是岭南界限模糊的春夏秋冬四季。郑刚中《癸酉年梅花开已踰月而窗外黄菊方烂然》：“岭外四时惟一气，难分冬雾与秋阴”③，即是对岭南气候特征的概括。一方气候生一方物产，诗人表现岭南节侯的特征，常常体现为描写当地节物。李光《人日偶得酒果因与客饮成鄙句并纪海外风物之异》云：“燕归茅屋草芊绵，节物方惊海外偏。”④《海外自去冬不雨至今农圃俱病郡侯率僚友为民祈祷二月十八日祭社致斋是日雨作喜而成诗呈逢时使君》：“草色青青连粟垄”下自注云：“海外俗不种小麦，惟赖粟以接禾稻”⑤，正是其海外节物偏的具体说明。郑刚中的诗歌则更饶有意味，其《山斋霜寒》：“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祗恐明朝晴，复作三春色。”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霜雪常常给人以寒意，不为人喜爱，而在被贬岭南的郑刚中眼中却成了珍稀之物，不吝使用赞美之词，甚至以为乃上天对自己的恩赏，惟恐转瞬即逝。其次，诗人常常关注当地物产，尤其槟榔、荔枝。李纲、郑刚中、李光等人有大量专门以此为题的诗歌。再次，岭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也时时见诸诗作。如李光《丙寅元日偶出见桃李已离披……》：“溪边赤足多蛮女，门外青帘尽酒家”⑦，描述海南百姓的装扮及酒馆之标志；郑刚中《广人谓取素馨半开者囊置卧榻间终夜有香用之果然》，则表现广人的熏香方式。当然，最为贬谪至岭南的诗人关注的是瘴疠之气。瘴气，按照现代科学的说法，是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对人体的危害很大。虽然与前人相比，南渡诗人已不太直接以瘴气为表现的内容，也不经常直接抒写对瘴气的厌恶之情，但瘴气这一意象没有从诗歌中销声匿迹，李纲《桂林道中二首》：“瘴雨岚烟殊气候，玉簪罗带巧溪山”⑧，指出瘴气作为区别于中原气候的特征，似乎还带有介绍的性质。郑刚中《自颂》：“山深坐觉困烟瘴，天阔日思沾雨露”⑨，则明确表明诗人们对所处的这种环境并无好感。张九成《辛未闰四月即事》：“须臾倒江湖，一扫蛮瘴腥”⑩，更直接道出摆脱烟瘴困扰的愿望。 应该承认，在南渡以前已有不少贬谪岭南的诗人表现岭南风物，而且不乏名篇。南渡贬谪诗人在题材上并无首创之功，但南渡贬谪诗人数量多、贬谪时间长，相应地，该类题材诗歌的数量也就相应增加。与此前的该类创作相比，南渡贬谪诗歌有关岭南风物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前的贬谪岭南的诗人同类作品相比，南渡贬谪岭南诗在思想情调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钱建状博士认为与元祐文人相比，南渡贬谪岭南的文人更多地体现出人与自然趋向融合而不是对抗。(11)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对该时期该类作品作一总体分析，我们发现诗人在创作这类题材的诗歌时，尽管有丰富复杂的情感，但表现方式却相对温和且客观。李光有诗，题名为“丙寅元日偶出见桃李已离披海南风土之异不无感叹独追维三伏中荔支之胜义江浙所不及也因并见于诗”，诗人并不讳言因见海外风物而产生感慨，但同时也肯定海南荔枝美如冰雪堆盘，言其可以夸耀于江浙。态度平正，几乎难以看出诗歌之外的感慨寄托。但需要说明的是，南渡贬谪诗人与自然的对抗仍然存在，这里仅以张九成为例进行说明。其《食苦笋》曰：“头髡甲斓斑，味恶韵粗俗。儿童不惯尝，哕噫惊媪仆。”(12)从表面看，张九成表现的只是贬谪之地的食物之恶，而且诗人在结尾用“丈夫志有在，何事校口腹。呼奴更倾酒，一笑风生谷”这样高亢、旷达的意思来消解此前涛中的厌恶情绪，降低诗歌的感情强度。不过，细细体会，不难发现诗人真实的生活感受是厌恶岭南的生存条件，之所以没有出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13)、“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14)这样的表述，是诗人有意回避。换言之，诗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与自然对抗的缓和、甚至与自然的和谐只是内心调节后的结果，并非内心真实感觉。诗人们的不满情绪尽管表现出克制，但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李光《已巳重九小集拙诗记海外风景之异呈亨叔》将兴奋点集中于岭南之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朅来海南邦，腥咸厌蛮羞”，(15)则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可以说，南渡贬谪诗人常常有意消解与自然环境的对抗，对自然表现出亲近之感，但他们的内心又无法真正接受岭南的自然，只好转换对抗的方式，用似乎客观的笔触淡化内心的对抗情绪，从而减弱对抗的力度以换取心理的平静。 二、对前辈的追慕与比拟 我们对南渡贬谪诗人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除了作品数量极少与为数不多的理学家诗人外，这个群体的诗人往往以一个或多个古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榜样或情感认同者。例如，郑刚中诗中就常常引用、化用柳宗元诗句，如《无寐》：“瓦裂慨平生，无眠枕半横。逐臣常内讼，谪梦自多惊”。首句下自注：“柳子厚云：男儿立身一败，万事瓦裂。”(16)联系到郑刚中此时贬谪封州的事实，不难理解郑刚中借柳宗元诗句自悼、自喻之意。总体来说，这些能够为贬谪诗人引为同调的古人，一般都有贬谪的经历，而且贬谪地也多与南渡贬谪诗人相同。赵鼎曾谪清远军节度副使，居住潮州，故其作诗《潮阳容老出游闽浙过泉南当谒涌老禅师因寄四句偈》曰：“老矣潮州韩吏部，饥餐渴饮似当年。明明月夜长相照，莫怪无书寄大颠。”(17)韩愈曾经贬谪至潮州，故赵鼎以之自喻：又韩愈与僧人大颠有交往，故又以之比拟涌老禅师。李纲被贬至湘江一带，以屈原自喻；贬谪至海南，又以李德裕、寇准、苏轼为同调。 在所有的古人中，最为贬谪诗人认同的是苏轼。不夸张地说，南渡贬谪诗人中难得有人丝毫不受苏轼的影响，只是有隐性与显性之分罢了。南渡贬谪诗人受苏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东坡贬谪期间，追慕陶渊明，作和诗，南渡贬谪诗人也纷纷或以渊明自喻，或仿效苏轼作“和陶诗”；苏轼贬谪后作有关养生的文字，胡铨作《续东坡养生说》。凡与苏轼稍有关联的事物，都会成为诗人关注的对象。苏轼贬谪海南，饮双泉之水，李光便多次赋诗、作记。其《双泉诗》曰：“方池湛寒碧，曾照东坡影。”(18)苏轼游黎氏园，李光作《绍圣中苏公内翰谪居儋耳尝与军使张中游黎氏园爱其水木之胜劝坐客醵钱作堂黎氏名子云因用扬雄故事名其堂曰载酒予始至儋与琼士魏安石杖策访之退作二诗》：“缅怀东坡老，陈迹记旧痕。”(19)苏轼渡海，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李纲遂作诗，其序曰：“次地角场，以疮疡不果谒伏波庙，俾宗之摄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乘潮解桴，星月灿然，风便波平，诂旦已达琼管。东坡谓‘斯游奇绝冠平生’，非虚语也，作二诗纪之”，其诗曰：“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20)有些甚至与苏轼并无直接关系的事物，也能引起南渡贬谪诗人对东坡的记忆。郑刚中得镴杯，马上联想到苏轼曾有银杯，作《记砗磲杯》曰：“坡苏居海南，尽鬻酒器以给衣食，余一银荷叶，工制巧妙，心所甚爱，独存之。予初抵岭右，于桂阳经营得镴杯十只，岂复有银荷叶，视坡苏益贫矣”。(21)王庭珪贬谪后作家书《与百八娘》：“我在此安健，正如东坡先生在黄州时”。(22)郑刚中的镴杯与苏轼的银杯并无必然联系，王庭珪贬谪后向家人报平安，也无非与苏轼类比之必要。诗人们的行为，可以说是习惯思维使然。 那么，南渡贬谪诗人何以群体性地对前辈贬谪官员，尤其是对苏轼产生认同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其一，宋人浓郁的人文情结决定了南渡贬谪诗人对前辈贬谪官员的认同。整个宋代诗人的文化素养较高，即便是北宋末、南宋初这个文化遭到多重重创的时期，与前代及后代相比，文人的素养仍值得称道。生活在一个较为浓郁的人文环境下的诗人，被贬谪至人烟稀少、文化相对落后的环境中，自然会有人文情怀的失落。历史上的贬谪官员往往同时兼具文人的身份，他们的到来，增加了贬谪之地的人文色彩。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23)在一个人文氛围极为缺乏的情况下，这些具有人文色彩的前辈自然为时人关注。不仅贬谪诗人如此，即便一般地方官员对贬谪之地的前贤也常常具有特殊的情感。文安礼知柳州军州事时，撰《柳先生年谱》，又作《柳文年谱后序》即是一例。作为与前贤具有同样身世的贬谪诗人，当然更热衷于追逐且自觉承担起记载、传承这一传统的重任。李光作《琼州双泉记》云：“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也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24)南渡贬谪诗人汪藻受柳宗元的影响，在贬谪之地，也常常徜徉于山水，孙觌《宋放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汪君墓志铭》曰：“间遇胜日，幅巾葛履，登西山，循钴鉧潭，入愚谿，并湘流，沈文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25)。” 其二，南渡贬谪诗人寂寞的精神需要得到抚慰，而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很难找到知音，尤其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前辈贬谪官员(多数同时是诗人)有着与诗人相似的遭遇，易于得到南渡贬谪诗人的情感认同，引为异代知音。这些前辈贬谪诗人往往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们的风流、业绩、诗才、生活观念等等皆有值得借鉴之处。郑刚中对柳宗元情有独钟，其诗《柳子厚放鹧鸪词首章曰楚越有鸟甘且腴嘲嘲自名为鹧鸪前日相识惠野鸡一笼云骨脆而美糁之良妙视之则鹧鸪也使庖人具蔬食作小诗送之山中》：“厨人不用催烟火，已学罗池放鹧鸪。”(26)柳宗元自悼身世，开笼放飞鹧鸪，郑刚中亦如法炮制，表现出对前辈诗人的认同与追慕之情。众多前辈涛人中，苏轼的生活方式尤为当时诗人效法。苏轼一生当中，贬谪时期较长，贬谪之地又多，加上距南渡贬谪诗人的时代不远且南宋朝廷拨乱反正，为之正名，是当时政坛与文坛所肯定的对象，更易于为南渡贬谪诗人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其屡遭贬谪而依然傲岸不屈，笑对苦难的精神颇为人称道。换言之，苏轼积极乐观的精神感染、鼓舞着南渡贬谪诗人，成为他们身处逆境的精神寄托。 苏轼通过自己在贬谪之地的生活向这些诗人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效法的生活模式，即用可操作的方法笑对生活的苦难。王水照教授曾对苏轼的文化性格进行总结，概括为狂、旷、谐、适四个方面。(27)后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在苏轼贬谪之后对人生的思索与对生活的态度，而这也正是南渡贬谪诗人最感兴趣之所在。旷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南渡贬谪诗人大多吸收苏轼的这一精神资源。李纲对苏轼的旷达很是心仪，两次在其诗题中、两次在诗歌主体中引用苏轼的“菊花开日即重阳”之句：郑刚中《即事》：“鸟呼人笑荔枝熟，如此封州已二年”(28)，同样也是受苏轼积极乐观心态影响的表现。甚而至于，当时不少诗人连苏轼旷达的方式也有所学习。苏轼被贬后，常常用提高贬谪之地的生活期望，摆脱苦闷情绪的包围。南渡诗人常常借鉴。胡铨《和王民瞻送行詩》：“不因湖外三年谪，安得江南一段奇。”(29)李光《赠裴道人》：“嗟予流转海南村，智者方明祸中福。”(30)高登《登翠微天公喜我来阁雨云垂垂坤灵喜我来》：“投荒得胜践。”(31)王庭珪《游贡游洞》：“窜身楚西极，幽奇颇穷历。”(32)这些诗歌中都表现出因祸得福的意味，这当然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苏轼对其影响的集中表现。“谐”是苏轼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性格，没有其气质与胸襟，很难达到其用轻松、幽默化解苦难的境界，南渡贬谪诗人对此继承不多。“适”是一种高超的生活哲学，是追求心灵的自由，达到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苏轼的“适，主要反映了个人主体展向现实世界的亲和性，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33)，换言之，从平凡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美，实现由现实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变。苏轼的《谪居三适》是典型的闲适之作，“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皆本日常小事，诗人却能从中发掘诗意。受其影响，南渡诗人也常常效法，如李纲作《次韵谪居三适》、张九成作《读东坡谪居三适辄次其韵》。至于苏轼的闲适之心，在其他南渡贬谪诗人的作品中，更是常见。李光《五月十三日北归雷化道中》：“谪居了无营，赢得一味闲。”(34)郑刚中《幽趣十二首》：“老夫春睡美，蝴蝶是庄周。”(35)李纲《冬日闲居遣兴十首》：“道人知睡美，将晓小鸣钟。”(36)胡寅《治园二首》：“瘴重难求药，心闲易看书。”(37)从精神深处来说，这些诗作未必完全达到苏轼的高度，但基本继承了苏轼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体认达到心灵解放的意图。 三、贬谪生涯的情感取向 人都有情感的需求，贬谪诗人远离家乡、远离亲朋好友、也远离了朝廷，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与完全陌生的人交往。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情感的诉求显得尤为强烈，诗人对外界的事物也显得更为敏感。 通常情况下，贬谪诗人情感需求的缺位可以通过与贬谪之地官员、士子及百姓的交往而弥补。然而，南渡尤其是秦桧专权时期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浇薄的士风使诗人很难遇上知音。(38)李光在《与胡邦衡书》中介绍自己在海南的生活状况说：“出无友之说，诚如东坡所云。”(39)一方面，秦桧鼓励告讦，导致一些品格低下者到处打探甚至故意设计骗取为秦桧打击者的消息，从而谄媚秦桧。比如，李光被贬藤州之时，知州周谋表面同情李光，引诱李光与之唱和，背后却把那些抨击和议、讽刺秦桧的篇章献给秦桧，导致李光被贬至更偏远的琼州。(40)另一方面，秦桧对于与其反对者有关联之人百般打击，致使很多人不敢与贬谪诗人交往。方滋知秀州期间，因厚待过过路的贬谪官员，遭到言者弹劾：“自为秀守，凡遇迁客，必款延厚遇，以结其他日复用之欢”(41)，结果落职。 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决定了贬谪诗人不敢轻易相信他人，而贬谪诗人的故交好友也常常避之唯恐不及。王庭珪《慰杨建之》：“追思往日，被窜沅陵，平生故人视若不相识”(42)，说的即是当时的情景。李光《送孟博二首》曰：“岂无平生交，鄙远多遁藏”。(43)类似的表述，还出现于王庭珪、张九成等诗人笔下，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如上文所述，诗人往往借助于追慕、比拟与自己身世相类的前人来填补情感的空白，但这种方式毕竟难以真正替代诗人所需的正常情感。因此尽管由于诗歌亡佚等原因，南渡贬谪诗人亲情、友情主题的诗歌数量不算很多，却并未绝迹，且往往具有鲜明的特色。特色之一：诗中时代、地域特征较为明显。诗人在诗题或诗中往往或显或隐地显示上述信息，比如李光的《有怀念一兄三二弟》，首联“晚堕容江侧，蛮蜑且杂居”(44)，较为明显地交代了李光此诗写作的地点以及写作的生活环境。胡寅《示程生二首》：“鹤可罗时烦宠顾，鸢尝跕处重经过。”(45)后一句借用马援征战交趾的典故暗示自己所处环境。之所以诗人们有意表现这些内容，与诗人创作时特定的心态有关。一方面，交代背景可以表明情感之所由，李纲《余来湖外家问不通者累月因和渊明停云篇以遣怀》，标题中的信息为其遣怀抒情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背景的交代，可以有利于其他思想情感的抒发。比如张九成《癸亥初到岭下寄汪圣锡》：“怜我窜庾岭，色惨颜不欢。书来每慰荐，苦语余辛酸。不上泰山顶，安知天地宽。相思暮烟起，片月过前滩”。(46)诗歌抒发对朋友的感激与思念之情，真挚感人。而设想如果没有诗人遭贬的背景介绍，则显然难以如此感人至深。特色之二：诗人对亲情、友情异常珍重。亲情、友情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本无奇异之处，然而因此类情感长期缺位，南渡贬谪诗人偶然获得便容易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动之情。张九成《彦执赏予诗》：“年来百念灰，求友良未已。一昨窜逐来，万事风过耳。忽得故人书，惊喜或不寐。”(47)诗人得故交之书，欣喜至极以致夜不能寐，这种情况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然而因为诗人身处寂寞之地，“终年寡俦侣”，自然可信。得朋友书信尚且如此，有客人来访，诗人的兴奋更是可想而知。特色之三：诗歌的情感常常在对比中显示。前文已述，南渡贬谪诗人不仅知音难求，即便平日交游亦常常弃之而去，李纲诗《摘鬓间白发有感》：“交游莫援手，仇怨惟下石”(48)，就是这一事实的注脚。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份真挚的友谊常常引起诗人丰富的联想。李光有诗《送秦令元发赴吉阳》曰：“世情冷暖难开口，怀抱因君得尽倾。”(49)庭珪《再和施通判以诗惠茶》亦云：“当面输心多背笑，爱君高义似雷陈。”(50)两位诗人褒扬朋友的方式异曲同工，皆借对世俗小人的讽刺从而突出朋友情谊之不易。 身处异域而又亲情、友情缺位的诗人还容易产生思乡之念。郑刚中《初春七言》：“万里家山孤枕梦，满城风雨五更心。”(51)胡寅《送黄权守归八桂三首》：“路从簪玉去，增我故山情。”(52)张九成《次施彦执韵》：“高秋木落雁为伴，久雨江深吾欲东。”(53)诸如此类的情感表达尽管在南渡贬谪诗歌中数量不算很多，但情感强度却很大，甚至诗人在观照事物时，常常产生习惯性的思乡情感。比如，杜鹃这一意象就多次出现于不同诗人的笔下。李纲《闻子规》：“江南四月五月时，空山月夜啼子规。劝我不如归去好，我方远谪何时归？”(54)王庭珪《次韵蔡德亿年闻子规》：“逐客思归正倦闻”(55)。杜鹃作为中国诗歌中意蕴较为丰富的意象，往往具有悲剧性的意义。(56)南渡贬谪诗人援引杜鹃入诗，一方面可能恰好有所见闻，另一方面与诗人的思乡之念关系密切。再比如，古人常以灯花为吉祥之物，南渡贬谪诗人见此亦常产生思乡之情。李纲《灯花》：“禅室方清夜，寒灯自结花。那知人有喜，且慰客思家。”(57)郑刚中《正月十一夜灯开双花》：“胡为今夕光，熠熠似相报。无乃天地慈，四海施洪造。”(58)李纲否认灯花能够带来喜讯，郑刚中郑重其事地叙述因见灯花而产生美好的想象，表面看是意思完全相反，而实质却完全一致，皆为诗人思乡之情极度浓郁的变相表现。此外，诗人还将思乡之念投射到平时本与乡情几乎无关的事物之上，如李光有一首长诗，其题为“海南有五色雀土人呼为小凤罕有见者苏子瞻谪居此郡绍圣庚辰冬再见之常作诗记其事公实以是年北归癸酉冬予亦两见之今二年矣乙亥八月二十二日会客陈氏园飞鸣庭下回翔久之众客惊叹创见因赋是诗”，该诗写作的缘由在诗题中表述得非常明晰，苏轼因见小风而北归，诗人亦在贬谪期间见此物，以为乃北归之征兆。 南渡贬谪诗人的思乡之诗，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思乡之念与归隐之思合二为一。思乡之情乃常人之常情。而隐居对于古人来说，则是一种非正常的情感。古人产生隐逸之思的理由很多，但孔子所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9)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对于南渡贬谪诗人来说尤其如此。南渡贬谪诗人之所以遭到贬谪，绝大多数是因为坚持正义遭到权臣的打击。郑刚中《癸酉中冬四日江行》更明晰地道出了这层意思：“旁有老人笑，谓予失初谋。贪前慕垂饵，遂为香所钩。”(60)诗中老人对诗人的分析，其实就是诗人自我反省的结论：入仕险恶，不如归隐。这样的感慨发自切实的体验，是诗人特定时期内心的真实表露，典型地反映了贬谪诗人的内心世界。 朝政黑暗、仕途无望而又身处蛮荒之地，诗人们既有思乡之念，又生隐逸之想完全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思乡与思隐本来就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一般而言，思乡者所期望回归之处为自己的故乡；思隐所期望的是指远离朝廷、京都或者喧嚣的尘世。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绝大部分的官员自幼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常常符合隐居的基本条件，故隐者隐于家乡者居多。李纲在一首诗的诗序前半部分表明自己有归隐之志曰：“余既居梁溪，有田园可乐，又生平爱钱塘湖山之胜，常欲治书室湖上，买小舟，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以终其余年，此素志也。”(61)其中所提到的隐居之所梁溪即为其家乡。如此，既有思乡之情，又有思隐之念的贬谪诗人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思归。李纲《望洞庭》即为典型： 江湖渺无涯，怅然怀震泽。地分吴楚远，天共云水白。鲈鱼正堪脍，蟹螯亦可擘。何日归去来？秋风思迁客。(62)李纲被贬谪至洞庭湖，望着渺茫无际的湖面，产生怅惘之情，情不自禁地想到另一处水域，也就是诗人家乡的震泽，同时想到此时眼前云水一色的洞庭湖与震泽虽面貌相似，而实质却是远隔千里，并非诗人的故乡。诗歌至此，诗人的思乡之情已一览无余。但接下来，诗歌接连用了东晋张瀚见秋风起而思故乡鲈鱼与蒪菜毅然归隐苏州与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两个典故，表明诗人归隐之心志。由此反观诗歌的前半部分中所谓的思乡则是思隐之意的外在表现。 除了上述两种常见的情感，南渡贬谪诗人中的佞佛、信道乃至养生等寻求外在寄托的思想也较为流行。诗人贬谪岭南，常有生还无望之感，而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诗人客死他乡。不仅如此，贬谪之地异常痛苦的生活更令诗人感到绝望。胡铨在《与庄昭林知宫小简》中介绍自己的生活处境：“某寓绝岛，与魅为邻，尚尔假息，圣恩不訾，何以为报，亦荷法力余庇也。”(63)郑刚中在贬谪期间，常常面临绝粮的窘境，以致于诗歌中出现“厨中饭尽鼠嫌贫”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刻镂。除了物质的贫乏，诗人还常常遭受到精神上的折磨。郑刚中买酒，遭到拒绝，其《岳阳道中》自注曰：“旁有酒肆，终日不售。予往沽之倍贵，谓予无占位牌，诈官也。”(64)其又有诗《偶题窗间》曰：“一骑山行岂是侯，霸陵要自莫呵休”(65)，体现出诗人如李陵失意后的心理感受。胡铨的心理感受则更为强烈，其在吉阳阶段，为了避免军守张生的侵扰，不得不俯首“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66)胡铨《与陈守小简》亦提到：“东坡犹俯首于詹使君，况仆乎哉!”(67) 诗人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精神又极度苦闷与诗人信仰宗教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却有所关联。李光对佛、道态度的转变颇能说明问题。贬谪以前，李光对宗教的态度较为理性。其《补之以炼养之说勉德循眷眷之意并见二诗若惧其不我从者以待德循可也他人能无诮乎因次韵奉寄》：“不用休粮学隐沦，眼前无事即仙人”(68)，对神仙之事持怀疑态度。而后期，诗人则频频引仙、佛之事入诗。其《赠裴道人》：“王侯蝼蚁同丘墟，学道从来贵幽独”(69)，几乎完全是信道者的口吻。至于李光等人何以在思想上会发生前后期如此大的逆转，其《律师通公塔铭》说得非常清楚：“百谪之余，颇欲归依佛乘，究生死之说。”(70) 值得强调的是，南渡以及其他时期的文人对佛学、道教都有浸染，但很多时候这些宗教学说对于文人来说仅仅只是一种文化素养，而南渡贬谪诗人与之不同，往往将之视为信仰并身体力行。李光贬谪期间，还有一首《谪居古藤病起禁鸡猪不食与儿子攻苦食淡久之颇觉安健吕居仁书来传道家胎息之术因作食粥诗示孟博并寄德应侍郎》：“燕坐朝黄庭，妙理端可瞩。”(71)诗歌题目与内容中皆表明其对道教的修炼之术的深信不疑。李光在贬谪期对宗教产生的热情一直延续到其晚年，其后期有一首诗，题曰：“予生世几八十年交游士友有昧平生而一见气合者有同乡并舍而终身情乖者因悟笑日此释氏所谓宿缘也知此则可以忘忧恼泯是非免轮回而脱生死也因作拙句以道其意云”(72)，对佛教的思想深信不疑，并以此作为解释生活的依据。郑刚中《饭后以水噀蚁时予有华严日课》：“蚁子寻香满地旋，岂知锅釜久无膻。赠渠一滴华严水，好去生他忉利天。”(73)其诗题介绍了诗人写作的背景，即正在做华严日课，这正是诗人信佛的具体表现。而诗中的内容，又是受《华严经》影响而产生的思维模式。 由此不难看出，南渡贬谪诗人援引佛、道入诗，乃诗人信仰所致，而信仰产生之由，又常因其贬谪生活之无望，宗教逐渐由诗人本身的文化修养转化为精神寄托。换言之，苦难的贬谪生活促成了诗人宗教观念的形成并成为诗人度过艰难生活的精神动力。 上述情感之种种，乃人之常情。南渡贬谪诗人最为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一些不太符合常理的情感。岭南等地乃蛮荒之地，诗人贬谪至此当有悲戚之感，但南渡贬谪诗人中除了李纲、郑刚中等为数不多的诗人有一定量的作品存在这样的情感倾向外，大部分诗人很少或仅仅偶尔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不仅如此，南渡贬谪诗人有时甚至还表现出豪情。胡铨《次雷州和朱彧秀才韵时欲渡海》：“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干叠酒微酣。”(74)他对苏轼偶然的叹息也不以为然：“儋耳道中还可乐，东坡安用叹途穷。”(75)王庭珪《谪辰州》同样也并不以贬谪为意，慷慨陈词：“名落江湖外，气干牛斗傍。吾衰任飘泊，朝夕渡沅湘。”(76)李光《独居自遣一首寄厚之》：“北客不劳频问讯，已拚终老海南滨。”(77)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一现象，钱建状博士认为应该从外部的社会环境寻找答案，即南渡后大量北方文人迁居岭南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和岭南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之地理位置的相对安全导致岭南文人的心态发生了转变。(78)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现象用这个观点似乎解释不通。 先以胡铨为例进行考察。胡铨贬谪期间不仅创作诗歌。还创作了不少文章。然而将其诗歌与文章作一对比，不难发现其诗歌中几、乎绝无悲惨凄切之态，也绝无对艰难生活的描绘，而文章中此类内容却不在少数。如《与周去华小简》云：“海外炎溽异常，不知彼复如何。”(79)《与刘辰告小简》：“寻即浮海，与中州士人遂绝，……兀然穷岛之上。戚戚嗟嗟，日与死迫。”(80)再如郑刚中，其诗歌常常毫不避讳言愁，《即事五首》去：“消愁惟是酒，无奈酒尊空。”(81)郑刚中本来依附于秦桧，后遭到忌恨而被贬谪。郑刚中的诗歌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向当权者示好的意味，其诗歌中就常以“罪臣”自称，但诗歌中表现的愁闷却是真实的。李纲被贬后也常常悲愤不已，其所悲者内容很多，有为国是而悲者，如《伏读三月六日内禅诏书……》；也有自悲身世者，如《张氏二甥寄诗可喜》：“渭阳正续《离骚赋》，频寄诗来慰客愁。”(82) 如此看来，大多数南渡贬谪诗人在诗歌作品中群体性地回避消极悲观，当非仅仅如钱建状博士所论外界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另有它因。原因之一，如前所论，苏轼作为南渡贬谪诗人最直接的人生榜样，用简单可行且通过自己践行了的方式给后人提供了一种解脱痛苦的良方。可以说，苏轼解救了南渡贬谪诗人，而南渡贬谪诗人则是苏轼第一批真正的知音。 原因之二，南渡贬谪诗人大多为反对秦桧议和而遭到政治打击，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是失败者，但在道义上却是胜利者。尽管秦桧专权后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阻止人们与贬谪诗人交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但社会的道德天平却一直倾斜于贬谪诗人。王庭珪《与胡邦衡》：“某自去年闻邦衡以言事贬韶州，中外耸瞻，尝约刘校书作送行诗，以俟邦衡之南走，欲效昔人送唐介，为一时盛事。既而恨邦衡谪太轻，此作遂废。”(83)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人遭到贬谪，王庭珪等人相约作诗为胡铨送行的目的很明显，即表明对胡铨赞同，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后来胡铨再贬，王庭珪果然作诗送行且获罪。王庭珪获罪遭贬，担心遭世人排斥，没料到时人同样给予其道义上的支持。其《答刘乔卿书》云：“老舅初被遣就道，惧人以为罪人而鄙斥之，所至逆旅，辄杜门不使知姓名。自入荆湖界，行路之人皆逆知之，争相迎问。士大夫或至相贺，谓此祸非庸人所宜得。自昔各士，天必厄之，子厚至永而文始盛，鲁直至涪而诗益工，况我无二子之才，而又谪轻地，盖虚有其名，岂非造物者见赐甚厚，而获蒙圣朝宽大之宠邪？”(84)李光被贬，也同样受到了礼遇。其《与胡邦衡书》云：“茂远奇士，仆初南迁过临川，预以书戒其勿出，渠回书慨然，反出十余里外相迓清谈，终夕倾倒，然中间消息甚恶，心不以为然。”(85)其诗歌亦有记载，《庚午春予得罪再贬昌化琼士饯送者皆怅然有不忍别之意严君锡魏介然追路至儋耳兹事当求之古人感叹成古风二首送行》云：“绍兴庚午春，李子复南徙。仓皇就长途，夜担不敢弛。饯我无杂宾，亦有方外士。裴杜二耆哲，矍铄浑童稚。老禅不忍别，握手挥涕泪。”(86)大多贬谪诗人作为正义的坚持者，作为当时士林中的最精英的力量，作为与秦桧正面对峙的政治力量，早就预知自己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求仁得仁，自然不会效小儿女悲苦啼哭。 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需要解释的谜团。南渡贬谪诗人既然大多是秦桧等政治势力的反对者或不合作者，按理说贬谪诗人中理应该有不少政治题材的诗歌，但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通检现存的南渡贬谪诗人的作品，除了李纲诗歌关注现实政治较多，就是王庭珪得知秦桧死讯后作诗讽刺，其他诗人只是偶尔隐约地发出一些空泛的感慨。这似乎不符合我们的预想。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李纲被贬之时，尽管政局为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左右，但毕竟士风尚有好的表现，故李纲能够在诗歌中关注现实、甚至对误国乱政的政敌予以抨击。秦桧专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导致文字狱盛行。虽然南渡贬谪诗人可能无所畏惧，但考虑到家庭、朋友，不得不韬光养晦。其时诗人或尽量避不作诗，如赵鼎；或将文字付之一炬，如李光，其《与胡邦衡书》：“近缘虚惊，取平生朋友书问悉付丙丁”(87)；大部分诗人则在诗歌中尽可能回避敏感话题。 四、贬谪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渡贬谪诗人贬谪期间创作的诗歌数量各不相同，有贬谪后很少创作的，如赵鼎，原因上文已述；有创作数量陡增的，如李纲、李光、张九成等。至于李纲等人的创作数量何以不降反升，需要从诗人的创作观念与生活境遇两个方面考虑。 先谈创作观念。前文提及，南渡贬谪诗人对与自己身世相类的前辈诗人皆有情感上的认同，其中包含有对其文学观念的体认。中国文论向来有诗言志、为情造文的传统。南渡贬谪诗人身在贬所，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充塞于中，重提这种文学观念并不奇怪。胡铨《卢溪先生文集序》又云：“落落与时左，凡忧悲愉快，窘穷喜怒，思慕怨恨，无聊不平，有感于怀，必于诗文发之。”(88)虽然这篇序言未必皆作于贬谪期间，但显然有感于自己身世而发。李纲《湖海集序》云：“自江湖涉岭海，皆骚人放逐之乡，与魑魅荒绝，非人所居之地，郁悒无聊，则复赖诗句摅忧娱悲，以自陶写。每登临山川，啸咏风月，未尝不作诗。而嫠不恤纬之诚，间亦形于篇什，遂成卷轴。”(89)在这样的文学观念推动下，诗人们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回避政治问题，不能完全抒写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诗歌创作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情感宣泄方式。 生活境遇。南渡贬谪诗人贬谪之前绝大部分是朝廷官员，政务的繁忙与对政敌的防范导致诗人既可能缺少创作诗歌的时间，也没有安全的诗歌创作环境。李纲《湖海集序》：“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辍不复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罢机政……未尝不作诗。”(90)贬谪后，这些诗人反而因贬得闲，同时也因远离政治中心，创作环境相对安全，因而创作的条件反而有所改善。李光《新年杂兴十首》：“信是闲中日月迟，颓然那惜寸阴移。消磨永昼非无术，袖手旁观数局棋”(91)，正表明写诗于诗人意义之所在：打发时光。南渡贬谪诗人在诗歌中常常有其日常生活的记载，其中大多为生活琐事，除了一般的应酬外，经常表现的内容是杜门索居、读书赋诗。张九成一连好几首诗歌表现贬谪生活，《辛未闰四月即事》：“终年客不到，终日门亦关。……饱读古人书，会意有余欢。……吟哦更咀嚼，未羡朱两轓。”“横浦亦何好，人烟渺荒墟。所以常闭门，九年唯读书。”(92)张九成的读书不排除其作为理学家一以贯之的提高修养的目的，但该类诗歌写作于贬谪期间，不能不说含有以读书、写诗作为消遣时光的方式，事实上，上述诗歌本身也明确提到这一点。 贬谪生活对南渡贬谪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影响是以苏轼、屈原为代表的前辈贬谪诗人的艺术手法得到回响。 南渡贬谪诗人因为相似的经历与前辈贬谪诗人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将前辈的生活经验作为自己的榜样。除此以外，因为浸淫于上述前辈的诗文时日长久，南渡贬谪诗人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也吸收了诗歌创作艺术。 南渡贬谪诗人对前辈贬谪诗人诗歌艺术继承最常见的方式是引用、化用前人诗句。郑刚中诗《读柳子厚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之句有感》：“思乡化作身千亿，底事柳侯深念归”(93)即为典型。当然，最受南渡贬谪诗人青睐的还是苏轼。南渡诗人引用、化用苏轼诗句的现象层出不穷。李纲诗集中四见苏轼“菊花开日即重阳”之句。郑刚中《就寝》：“夜坐苍颜得酒红”(94)、张九成《倅车送海棠》：“晕脸应知是酒红”(95)，皆化用苏轼诗《纵笔三首》：“一笑哪知是酒红”(96)。李光《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孟坚理旧箧见纯老送行诗有见及语因次其韵》：“任从生死病，莫问去来今”(97)，化用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98)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对苏轼诗歌的继承，尤为甚者体现在不少南渡贬谪诗人对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共同关注上。苏轼诗作反复刻画海棠的幽独、高雅、娇艳、多情，其中即深深地寓含着诗人自己的影子。苏轼非常得意此诗，曾曰：“吾平生最得意诗也。”(99)该诗因为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强烈的身世之感引起了南渡贬谪诗人强烈的共鸣。他们纷纷吸取其营养，创作出不同题材的作品，如张九成《倅车送海棠》：“瘴雨蛮烟西复东，海棠岭下占春风。清肌本自同梅沽，晕脸应知是酒红。澹着燕脂春未透，半匀胡粉日初烘。此花不与凡花并，桃李休矜造化工。”(100)纯然吸收苏轼比兴手法，以高洁的海棠花自喻；李光《和杜得之探梅之什》则将苏诗中的海棠形象移植于梅花：“家山富梅林，开落纷无数。二年屏荒村，踏遍溪头路。孤标凛冰雪，幽香袭巾屦。阳坡照晨曦，永夜泣月露。端如玉妃谪，清绝欲谁顾。岁寒偶相逢，政复慰迟暮。君看桃杏面，争妍竞深注。何如丛棘中，获此秀杰句。”(101) 作为贬谪诗人之祖的屈原，其诗歌艺术也得到了南渡贬谪诗人的继承。孙觌《次桂州二首》云：“三闾逐客何时到，八桂宜人且少休”(102)、李光《寄内》：“谁怜泽畔屈原醒”(103)，皆有以屈原自喻的意味。南渡贬谪诗人中，对屈原诗艺继承最为显著的是李纲。李纲曾贬谪至澧浦，该地正是当年屈原流放之地，这就为李纲更好地感知屈原、理解屈原提供了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李纲对屈原诗歌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对楚辞特有意象及语言的继承。楚辞语言有自己的特色，除了黄伯思《技定楚词序》中所说：“书楚语，作楚声”(104)，还表现在专有名词的使用上。李纲《次通城送季言弟还锡山二首》：“陆离长佩切云冠，泽畔行吟且佩兰。”(105)《望洞庭》：“渺渺帝子愁，欲降山之阿。兰蒸奠桂酒，浩唱闻《九歌》。”“美人渺何在？使我怀抱恶。”“采兰欲寄之，终朝不盈握。”(106)其中，长佩、云冠、桂酒、《九歌》等，皆为楚辞中常见的名物，而陆离、泽畔、渺渺、帝子愁、山之阿等虽不专属于楚辞，但在楚辞中最为常见。李纲将如此常见于楚辞中的词语汇集到一起，显然并非巧合，而是对楚辞有意借鉴的结果，尤其是诗句中“美人”、“兰”等具有浓郁楚辞特色的象征意义的意象，最能说明李纲准确把握了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其次，李纲对屈原诗艺的继承体现在对屈原高大峻洁抒情主人公的体认与学习上，其《五哀诗·楚三三闾大夫屈原》即为典型。该诗对屈原忠而被谤、被迫流亡却坚持理想的高尚人格致以敬意，对小人得志之徒椒兰予以诅咒：“夫岂椒兰徒，据势长不死？”④该诗情感激昂，悲愤异常，如果联想到李纲在政治上的遭遇，几乎难以区分是李纲在替屈原抒情，还是李纲即为屈原而抒情。李纲其他诗作中也常有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如《自蒲圻临湘趋岳阳道中作十首》：“益坚节操行吾志，龟策从来自不如。”“变心从俗吾何敢？千古骚人共此愁。”(108)李纲这样的胸志正是其作为政治家高尚品德的表现，其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正与屈原千古相接。 再次，李纲对屈原诗歌的继承体现在其诗歌中幽婉哀伤的情调上。屈原的诗歌，大多具有缠绵哀婉的风格特征，尤其是《九歌》中的作品。“屈原的哀怨是深层的，它源于屈子对楚国的热爱、对君王的忠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对自身的高度重视。”(109)李纲忠而被谤，其九死犹未悔之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屈原作品幽微绵缈的情致对李纲诗作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将李纲在江湘之地的创作与其他时期的作品作一简单比较，能够明显感知截然不同的特色。虽然李纲的作品没有屈原作品中人神之恋的缠绵哀怨，但却在不少题材中不自觉地表现出缥缈迷蒙的忧郁色彩。试看《望九疑》： 洞庭渺漭芦苇秋，九疑联绵烟霭浮。重瞳一去不复返，苍梧云物空疑愁。两阶千(干？)羽久寂寞，千古夷夏相仇雠。安得垂衣转琴轸，薰风为解吾民忧!(110)这首诗其实是作为政治家李纲的抒怀，体现出解救天下苍生于倒悬的理想，具有现实的意义，但诗歌却表现得烟氲蒙蒙。首联景色迷迷蒙蒙，给整首诗定下了虚幻缥缈的基调；颔联转入对历史上舜的悲剧的复述，具有历史的久远感；最后两联回归现实的思考，不过，诗人同样借古说事，且以希冀之语作结，乃诗人无能为力而发出的感慨。整首诗歌情调感伤，表现空灵，得屈原作品之神。类似情感特征的诗歌，在李纲此段时期内有一定的数量。略举数例。《黄陵庙》：“玉佩风摇云冉冉，翠帷烟湿草离离。凄凉清泪留斑竹，寂寞深林叫子规。”(111)《自蒲圻临湘趋岳阳道中作十首》：“更欲投书吊汨罗，西风袅袅水增波。江分梦泽于菟远，地近芳洲杜若多。”(112)《无因再游道林岳麓》：“苍梧九嶷云漠漠，青草洞庭风袅袅。”(113)贬谪生活对诗人的另一个影响是在某些题材的诗歌中表现出风格的变异。如郑刚中《广南食槟榔……》： 海风飘摇树如幢，风吹树颠结槟榔。贾人相衔浮巨舶，动以百斛输官场。官场出之不留积，布散仅足资南方。闻其入药破痃癖，铢两自可攻腹肠。如何费耗比菽粟，大家富室争收藏。 邦人低颜为予说，浓岚毒雾将谁当。蒌藤生叶大于钱，蚬壳火化灰如霜。鸡心小切紫花碎，灰叶佐助消百殃。宾朋相逢未唤酒，煎点亦笑茶瓯黄。摩挲蒳子更兼取，此味我知君未尝。吾邦合姓问名者，不许羔雁先登堂。盘奁封题裹文绣，个数惟用多为光。闻公嚼蜡尚称好，随我啖此当更良。 支颐细听邦人说，风俗今知果差别。为饥一饭众肯置，食蓼忘辛定谁辍。语言混杂常嗫嚅，怀袖携持类饕餮。唇无责贱如激丹，人不诅盟皆歃血。初疑被窘遭折齿，又怪病阳狂嚼舌。岂能鼎畔窃朱砂，恐或遇仙餐绛雪。又疑李贺呕心出，咳唾皆红腥未歇。自求口实象为颐，颐中有物名噬嗑。噬遇腊肉尚为吝，饮食在颐尤欲节。酸成甘苦各有脏，偏受辛毒何其拙。那知玉液贵如酥，况是华池要清洁。我尝效尤进薄少，土灰在喉津已噎。一身生死托造化，琐琐谁能污牙颊。(114) 郑刚中的诗歌风格虽然不属于平淡，但总体来说尚属于好读之列，而该诗的风格奇崛诡怪类韩孟或李贺。诗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从首句至“大家富室争收藏”，介绍槟榔的产地、去向、药用以及为当地人喜爱的情形。第二层次从“邦人低颜为予说”至“随我啖此当更良”，写邦人槟榔的食法、交际中的功用并劝诗人食用。第三层次从“支颐细听邦人说”至结尾，乃诗人所见所感所思。该诗结构上没有奇特之处，但诗人对与槟榔有关的描写却带有浓重的传奇性。如写槟榔树，言其大，用“如幢”形容。邦人介绍槟榔的食用方法，详尽而繁琐，泼墨如水的写法与涛歌创作的一般惜墨如金截然相反。而诗人关于食用槟榔后，人们嘴巴鲜红的一段描写，竭尽想象之能事，用很多怪异的比喻来强化读者的视觉想象。诗人之所以如此描写，其意图非常明显：因为槟榔对于中原或江南地区的人来说比较稀罕，故予以详细介绍。也正因为槟榔于诗人来说是稀奇之物，其审美眼光也发生变异，诗歌表现重点便侧重于奇异。无独有偶，李纲也有一首《槟榔》诗，其中有：“烟湿頳虬卵，风摇翠羽旗”(115)这样的描写，其审美视角正与郑刚中不谋而合，表现槟榔的奇异。 收稿日期：2014-10-18 注释： ①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二)引《道护录》，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李纲：《象州道中二首》，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07页。 ③⑥⑨郑刚中：《北山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九，卷二一，卷二一。 ④⑤⑦李光：《庄简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卷五。 ⑧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三)，第306页。 ⑩张九成：《横浦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 (11)钱建状：《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浙江大学学报》(人社版)2005年第5期，第118-125页。 (12)张九成：《横浦集》，卷一。 (13)《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97页。 (14)《和子瞻过岭》，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05页。 (15)《忆笋》，李光：《庄简集》，卷二。 (16)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二。 (17)赵鼎：《忠正德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 (18)(19)李光：《庄简集》，卷一，卷二。 (20)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四)，第138页。 (21)(22)(23)(24)(2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一七八册)第326页，(第一五八册)第174页，(第一五七册)第260页，(第一五四册)第234页，(第一六一册)第13页。 (26)(28)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一九，卷一九。 (27)《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见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1-320页。 (2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8年，(第三四册)第21587页。 (30)(34)李光：《庄简集》，卷二，卷二。 (31)高登：《东溪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 (32)王庭珪：《卢溪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 (33)《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见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第318页。 (35)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二。 (36)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二)，第291页。 (37)胡寅：《斐然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38)参见顾友泽：《论宋代南渡士风与诗歌创作》，《浙江学刊》2008年第5期。 (3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五四册)，第203页。 (40)参见韩酉山：《泰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4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有二月庚申”条，第2370页。 (4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五八册)，第193页。 (43)(44)(49)李光：《庄简集》，卷一，卷三，卷五。 (45)(52)胡寅：《斐然集》，卷五，卷五。 (46)(47)张九成：《横浦集》，卷一，卷二。 (48)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二)，第289页。 (50)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一五。 (51)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二。 (53)张九成：《横浦集》，卷四。 (54)(57)(61)(62)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八)第236页，(卷一二)第137页，(卷二一)第276页，(卷一九)第249页。 (55)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一九。 (56)详见顾友泽：《试论杜甫杜鹃诗的意蕴的拓展及其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3期，第78-83页。 (58)(60)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一，卷二一。 (59)《论语·卫灵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页。 (63)(67)(7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九五册)第185页，(第一五四册)第259页。 (64)(65)(73)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二，卷一九，卷一九。 (66)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36页。 (68)(69)(71)(72)李光：《庄简集》，卷四，卷二，卷一，卷五。 (74)(8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三四册)第21574页，(第一五八册)第158页。 (75)残句，北京大学古文学研究所编：《全宋诗》(第三四册)，第21592页。 (76)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一○。 (77)李光：《庄简集》，卷五。 (78)钱建状：《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版)2004年第5期，第118-125。 (79)(80)(8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九五册)第182页，(第一九五册)第209页，(第一五八册)第182页。 (81)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一九。 (82)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二)，第296页。 (85)(87)(8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五四册)第210页，(第一九五册)第270页。 (76)(91)李光：《庄简集》，卷二，卷七。 (89)(90)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七)，第213页。 (92)(95)(100)张九成：《横浦集》，卷二，卷四。 (93)(94)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二，卷一九。 (96)(98)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四)第2328页，(卷一一)第566-567页。 (97)(101)(103)李光：《庄简集》，卷三，卷一，卷五。 (99)《王直方诗话》，阮阅编著，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 (102)孙觌：《鸿庆居士集》，丛书集成续编本，卷三。 (104)黄伯思：《东观余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下。 (105)(106)(107)(108)(111)(112)(113)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八)第237页，(卷一九)第249页，(卷一九)第246页，(卷二三)第299页，(卷一九)第248页，(卷二三)第299页，(卷一八)第244页。 (109)刁生虎、罗文荟：《哀怨：屈辞水文化之魂》，《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第58-64页。 (114)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一。 (115)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四)，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