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_文化地理学论文

近年来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_文化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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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中图法 K901.6

我国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虽然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都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1], 但与人文地理学其他学科相比,毕竟是落后的。只是到了本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地理才有了长足进步,表现出学科理论日益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科研队伍渐趋壮大、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的发展态势。并产生了若干学术水平高、内容丰富、理论价值大、社会影响深远的论著。在世纪之交,回顾、总结我国文化地理研究走过的道路,展望下一世纪的发展前景,将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1 通论性著作与学科建设

现代文化地理学在我国的成长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初期,主要是介绍国外文化地理的研究状况、翻译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王恩涌翻译的T.G.乔丹和罗文垂的《文化地理学》(北京大学地理系铅印,1986),王民等译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并逐步开始将文化地理的理论及方法应运到我国文化研究之中。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批地理学者和历史学者开始关注我国文化地理的发展,并对文化的地区差异、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划分等内容进行了研究[2,3]。还有的对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历史及研究内容做了有益的回顾与探索[4]。也有对部门文化地理如方言、 地名等所开展的深入扎实的工作。如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对台湾的地名—文化层分期的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由于基本理论体系不健全和缺乏社会实践,研究水平不高,研究的层次也仅限于对单个文化要素,或部门文化地理的研究上,缺乏系统的、综合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是,这无疑对文化地理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也营造出了较宽松的学术气氛。

在这一时期的成果中,应着重提到的是原香港中文大学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此书虽然不是一本系统的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文化地理著作,但通过几个专题的讨论,如: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国的城市及上述的台湾地名等的研究,将现代文化地理这样一个学科概念带给国内学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真正构筑起较完整文化地理系统的理论框架、较全面阐述现代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手段,并按部门较详尽论述其内容,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实际的、真正意义上第一部经典的现代文化地理著作是北京大学王恩涌编著的《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此书的推出,不仅构建起了我国文化地理研究理论大厦的框架,而且使我国文化地理学教学与研究有了范本可循[5], 尤其是作者用文化地理学的思想与方法对有关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探讨,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向指明了方向。此后又有赵世瑜、周尚意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侯仁之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华艺出版社,1994)及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等一系列文化地理专著的相继问世,加上大量的研究论文的发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文化地理学。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稚嫩步入成熟阶段。这些通论性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分析了文化地理的诸多命题,并作出了有各自特色的贡献。

《中国文化地理概说》较早地对人地观、中国文明起源与环境的关系,中国文化的趋异到趋同(文化的分异和扩散)等论题进行了探索性的工作。卢云、张步天和张伟然的著作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就某一区域的民俗、人才、方言、文化中心、文化区等内容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而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应该说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所进行的系统、全面、综合的诠释研习。自该书出版以来好评如潮[6,7]。此书对中国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的特征之关系展开了精当剖析,尝试研究了中国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性。而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文化地理的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实为作者心得之反映。虽然本书尚有前后章节联系不甚紧密、划分文化区的标准稍欠妥当、汉文化圈影响范围的划分似还可商榷等缺憾。但究其在中国文化地理研究体系建立、文化与环境互动关系探析等诸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言,不啻为继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之后,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我国文化紧密结合较好的又一部文化地理学的主要著作。而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是国内首部区域文化地理方面的学术性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为我国其他区域或省际的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借鉴。此书不仅详述了岭南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岭南地区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的地域分异等内容,而且还极大地发展、创新了文化地理,尤其是区域文化地理理论。其中对农业土地利用景观的研习,从民系、地理区位、民俗等众多因素综合考虑所做的文化区划,实为最能体现文化地理特色的内容。此外,从80年代初中期开始问世的一大批中国文化史丛书,也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方言、宗教、民族与文化空间关系的阐述和地区文化史的研究发展了我国文化地理学[8~10]。 虽然它们从非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但文化的研究最终是要落实到一定区域上的。而辽宁教育出版社从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如《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台湾文化》等一大批地域文化著作[11~13],虽然其写作体例、方法不完全是文化地理的模式,但每一部丛书立足于某一不同区域,其本身就尽现了区域上文化的诸多特征。文化与区域的结合,自然也促进了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应该说,今日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我国广大地理、历史、哲学、人类及其他社会科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的共同努力。

2 文化地理主要研究领域的进展

关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定义,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的一门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它关注的是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4~17],也有学者认为其研究的是文化的差异和人地关系[18]。当然,由于其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地理所研究的,不仅是现代文化地理这样一个很簿的层面,还包括历史文化地理的每个层次。其主要内容通常被认为包括5个方面,即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和传播、文化综合作用(或文化整合)、文化区[19]。一些学者还强调文化源地的研究[20]。而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除了人文地学的3大基本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区位论、行为理论之外,已有学者在逐步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迁移理论、文化扩散理论、文化融合理论等引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21]。另有学者将民俗学、民族学等的理论引进部门文化地理[22~25]。这同样为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完善添砖加瓦。当然,由于文化地理学发展时间短,理论研究方面还相对薄弱,尚需不断地探究和开拓,积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促使我国文化地理迈上新台阶。

2.1 文化景观

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将文化景观定义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李旭旦教授则将其定义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上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26]。一般认为文化景观是指居住在其土地上人的集团,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上叠加了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景观。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景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对环境的感应,以及相应的人文因素都是文化景观主要的影响因子[27],因此,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景观存在着明显差异,自然是不同背景造成的[28,29]。文化景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文化景观,诸如宗教、习俗、饮食、服装、音乐都会与所处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协调起来,呈现出风格独特的景观[30~34]。然而文化地理学在研究景观时更多地注意聚落的布局,土地利用景观及建筑物的式样等三方面。如有学者对土楼与客家文化、农业土地利用景观与分布、聚落与文化景观等论题所进行的深入研究[35,36]。此外,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与景观的地理意义阐述也成为此类研究中的一部分[37,38]。但文化景观除了看得见的物体以外,还包括许多看不见的,却可以感悟得到的东西。不少的学者对民风等也作了很好的探索性研究[39]。

毋庸置疑,我国的文化景观研究大多数仅停留在现象描述水平上,深刻揭示文化景观形成内在规律的成果还不多见,理论的基础也显薄弱。

2.2 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学研究有文化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侧重于地理环境对文化发生、发展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文化的关系[40,41]。 地理环境的整体属性往往影响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风貌。而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则对文化的民族性或地域性特征,乃至文化产品的特色有着相当的作用力[42]。且地理环境在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初期,常常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如我国黄河流域在文明初创时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摇篮[43]。另外,也有人就地理环境对政治[44]、对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45],对文化差异形成[46]进行了研究。而黄成林对徽州文化的生态学研究最为深入[47,48],对徽派民居建筑风格、徽菜风味、徽商崛起等文化事象作出了科学的诠释,同时,他又不受环境决定论的束缚,对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49],对文化地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文化生态的研究中争论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环境感知和文化决定论孰是孰非已没有实际意义。一种文化的生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绝不是哪一种学派的单一、片面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地理环境怎样影响到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又是怎样影响到人的行为,进而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只有用行为理论等先进的理论去剖析文化问题,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文化地理研究。

2.3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

文化扩散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过程。前期研究中介绍了国外有关扩散类型的内容,指出文化扩散分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两类。如卡拉OK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到较落后地区,从大城市到小地方的不断兴盛就是一种典型的扩展扩散。而历史时期我国北方移民的南迁,将北方较发达的农业技术及生活习惯等带到南方,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发展,就是迁移扩散的范例。而前者又分传染扩散、等级扩散及刺激扩散三种。文化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时间—距离衰减规律[19]。后来又有学者将迁移扩散总结为占据式、蔓延式、墨渍式和变异式四类。随移民形式的差异,文化的迁移扩散也不同[50]。还有人对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及模式作了分析[51]。人类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懈追求,既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也是文化传播的动因。它促进了人类的相互交往,实现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传播。不少学者从实证角度出发,对文化扩散作了积极的探索[18,52~54],开疆文化即是随着对边疆海岛的开发,通过贬官、军屯及近代的农垦等形式而涌现出的一种新文化[55]。当然文化的扩散也存在自然的和人为的阻隔。岛国或海岛在接受大陆文化传播中,因海洋割裂而呈现不同的传播特点[56]。因为文化的扩散,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伴随着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以及其他人文因素的变化,文化的中心逐渐迁移,旧的文化中心被新的文化中心所取代[57]。由于有文化的传播扩散便有了不同文化间相互的吸收、融合,而趋一体化的过程,这即是文化整合,或叫文化综合作用。文化除了排他性外,也有融合性。它通过整合过程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58]。一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既受环境自然要素的影响,也受到其他文化要素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例如宗教信仰往往就会影响到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59]。因为文化的整合而重塑出新文化的先例很多:我国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多次碰撞、整合到融合的历史过程,就是今日中华文化主体的形成过程[43];而中原文化、楚文化及各种外来文化与土著南越文化的综合,经过长期的发展,造就了今日岭南文化的新成就[36]。还有如云南纳西族地区的文化也与各种文化的整合息息相关[60]。总之,我国在文化整合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也要清楚地看到,文化整合的基本原理机制及系统全面地剖析论证整合的具体方式方法,定量处理文化空间展布等工作中仍然有大量的问题亟待人们去研究。

2.4 文化区及其他

由于自然及人文因素的地域分异,以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地理也呈现出地域之间的风格差异。中华传统文化及居住文化的区域差异已经引起了不少地理学家的注意[61]。文化在因其分异而体现多姿多彩风格的同时,在一定的区域及范围内,又存在着趋同的特点[18]。某一种文化要素,甚至多种文化要素在自然条件相同或相近的一定区域内呈现出一致性的特征,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文化区有大有小,分类的标准不尽相同。有人仅以单项文化要素如方言划分了不同的方言区[62]。张伟然以语言和风俗为主导指标,以山歌、信仰等为辅助指标,划分出了湖南区域的主要文化区和其文化亚区,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区划的发生学、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对一致性原则、区域共轭性等原则进行了阐释[63]。司徒尚纪则依据比较一致性或相似的文化景观、同等或相近的文化发展程度、类似的区域文化发展过程、文化地域分布基本相联成片、有一个反映区域文化特征的文化中心等五个原则,兼顾地理区位、民系和区划等要素,较成功地划分了岭南地区的综合文化区和文化亚区[36]。而王会昌则根据历史及现状,自然及人文诸多因素,将我国划分成了16个大的文化区[43]。总之,在我国,文化区划的理论已经较为成熟,实践经验也有相当的积累,但区划多处于定性分区的水平,文化区划的说服力软弱。为了提高其可信度及精确度,在区划中有必要将定性的传统方法与定量计算结合起来,增强文化区划分的说服力和精确度。同时,这也将促进文化地理学整体水平的提高。

此外,有些研究者也对历史时期的人才,名人的地理分布等论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64,65]。而文化与环保、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及经济合作等事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66~68]。甚至旅游与文化、企业与文化等课题也显现出良好的研究趋势[69~71],表现出文化地理学充实学科内容、加强学科应用性、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新动向。

3 展望

近年我国文化地理学虽然已取得较大成绩,但相对于其他与经济生活联系密切的经济地理、旅游地理、城市地理等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仍处在较落后的水平(表1),从表可见,1982~1996 年所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文化地理类文章仅有10篇,在全部511篇人文地理类文章中,仅占1.9%。而在人文地理专刊《人文地理》中,自创刊的1986~1996年11a间文化地理类的文章也仅占到9.3%。可见,单是从论文的数量上就反映出其发展缓慢,地位低下的状况。而且文化地理研究的整体水平也不高,研究的队伍弱小,在追求经济效益,讲求投入产出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对文化地理的重视不够是主要因素。当然,学科自身实用性差,对内在潜力挖掘不够也是个重要原因。

表1 《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刊物

人文地理类文章分布变化情况(1982~1996)

Table 1 Number of articals about human geograhy in "ActaGegraphical Sinica"、'Geographical Research"、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82~1986 1987~1991 1992~1996

总文章数 618 721

872

人文类数 123 160

228

经济地理

56

79

103

城市地理

21

3249

旅游地理1

1117

人口地理3

10 7

历史地理

29916

文化地理01 9

政治地理01 3

人文地理9611

其它4

1115

资料来源:历年3种期刊。注:《地理研究》缺1986年资料

十五大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即将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带给人们的各个层面的满足,文化理念、文化的形式及内容都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形将到来的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潮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广,对文化地理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其学科前景也变得更加美好。

文化地理学理论探索虽然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尚有待深化加强,宜积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推动本领域的进步。计量地理在人文地理不少分支学科应用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仍很薄弱。定性论证和定量分析的结合,以及研究中积极运用电脑技术也成必要。社会进步使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相应变化。除了传统的内容外,文化地理应及时跟上世代步伐,有必要对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信息网络冲击下的传统文化独立性保存、信息社会下的文化传播及文化区演变等等新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当然,与地区间经济不平衡分布所伴生的人才区域间的流动、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对当地区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各样流行文化与区域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等论题都应该引起地理学家们的重视。长期以来地理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应用较差的学科,文化地理更是如此。但应该看以文化是一种致效于久远的深层次的东西,它一样也有很强的经济力。它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后源保证和后劲所在。文化地理一定会在宏观决策、政策制定、旅游开发、城市规划等领域大有作为。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揭示经济发展与地域文化间互动互补的内在规律至为关键。

总之,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文化地理学在总结过去十几年研究的经验基础上,要努力发挥学科优势,积极地壮大自己,更好地为我国文化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8-08-02改回日期:199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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