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启示录——从灾难中学习如何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启示录论文,非典论文,先进性论文,灾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的春天，人类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袭击。中国，尤其是北京更是首当其冲。这场斗争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留给我们的思考太多太多。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当然，这要以我们善于思考、总结为前提。这里我只想讲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的角度，我们应当从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学习点什么。
1 抗“非典”斗争与“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思想，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已经有很多领悟了。但是，经历了这样一场斗争，我们应该能够领悟得更多一些，特别是在什么情况下代表什么、又怎样代表这样一些具体而重大的问题上，应该比以往有更多的领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本质上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显而易见，当“非典”袭来并且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的危急时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他们的健康，就是他们的生命。如果有谁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有谁虽然看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意或不能为此采取果断而有效的行动，那么他就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并只能被人民所抛弃。试想一想，那些在抗“非典”斗争中因履职不力而被免职的领导干部，不就是这种情况吗？这说明，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中，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有些人尽管平时说得不错，但并没有真正领悟，不会具体运用，在危急时刻做得就不好。而我们党的中央领导层，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学得好、用得上的，他们要求“一定要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他们严令“绝不允许因费用问题延误非典患者的收治”；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有效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撤销那些在关键时刻不能具体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们。由此我想到，抗“非典”斗争把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拉近了。在这里，理论与实践、口号与行动是那么密切、那么接近；在这时，正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学校在这场斗争中，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几万个孩子的健康保障和生命安全上，就体现在几千个教工的健康保障和生命安全上。所幸的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更是不怕危险、不辞辛苦，冲在前面、干在前面，令人敬佩。由此我还想到，在平时，什么是高校的“三个代表”？如何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高校具体化？我们在高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怎样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这应当是抗“非典”斗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我觉得，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把人民交给我们的几万个孩子都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而这，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说，高标准地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有，我们每个作为教师的党员，真正做到教书育人，真正做到善待每一个孩子，使他们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无愧于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家长——也就是人民，而这也就是在教师的岗位上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也就称得上保持了先进性。我想，我们应当提出一个要求，把学校办好，把老师当好，这就是我们的“三个代表”；把学校高水平地办好，把老师高水平地当好，这就是我们在高水平地落实“三个代表”。而且，这不是一个低标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一个能够使我们保持先进性的标准。
2 抗“非典”斗争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路线之说，由毛泽东创立于战争年代，讲“实事求是”；由邓小平发扬于“文革”之后，加“解放思想”；由江泽民发展于世纪之初，又加“与时俱进”。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胜利线，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对此，大家都会说、都能背，但是做起来很难。在这次抗“非典”斗争中，我们的思想路线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当着“非典”已经铺天盖地地袭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志竟然又祭起了“内紧外松”的法宝，弹起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老调，说什么“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现在到中国来旅游是安全的”等等。与此同时，迟报、缓报、漏报疫情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遭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指责，国际舆论一时哗然。此事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采取断然措施，组班子、撤干员、讲实话、颁《条例》、搞隔离、切病源、缩长假、放学生，一下子扭转了局势，收治力度加大了，群众情绪稳定了，政府威信提高了，国际舆论扭转了，真可谓“挽狂澜于即倒”。这些措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实事求是，即用实事求是反对不实事求是，用实事求是纠正不实事求是。发生在抗“非典”斗争中的这件事给我们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再也不能不实事求是了！
实践证明，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高低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是一个人命关天、甚至是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这一点，在井冈山时期、“文革”时期都证明过，在这次抗“非典”斗争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这里要说的是，一个党员的先进性、一个党组织的先进性、一个政党的先进性，都与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紧密相连。如果事情发生在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就会给他所负责的工作造成重大损失；如果事情发生在一个党组织的层次上，就会给这个党组织所领导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如果事情发生在党和国家的层次上，不实事求是就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些都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全校的各级党组织、每个党的干部、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这不仅是为了保持先进性，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事业。当然，事业搞不好，也谈不上什么先进。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实事求是的问题，应当是这次抗“非典”斗争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3 抗“非典”斗争与民族精神
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也就是民族精神空前高涨的时候。这已经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了。1976年抗震、1998年抗洪都是如此。这一次抗瘟疫也不例外，而且它所引发的精神、它所凝聚的力量更是前所未有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要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这里所说的这些精神，也就是抗“非典”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第一，这是一次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精神的大锤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肆虐的“非典”面前认识高度一致，思想高度统一，行动高度和谐。整个社会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整个人民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而汇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强大洪流。对此，捷报频传的医学联合攻关成果是证明，7天建成一所现代化传染病医院的小汤山速度也是证明。第二，这是一次团结互助、和衷共济精神的大陶冶。一人有难，人人支援；一行有难，行行支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非典”无情人有情，整个世界充满了爱。对此，病房里娇弱女护士的身影是证明，一家三口献出的宝贵血清是证明，隔离区外栏杆上悬挂的千纸鹤、同心结也是证明。第三，这是一次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精神的大熔铸。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由于有了科学的支撑，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患者没有失去希望，“天使”没有失去坚强，群众没有失去力量。当群众知道了确切的信息和相关的知识的时候，那最初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而产生的恐慌很快就被理智和镇静所代替了，而且逐渐地挺起了自信的胸膛。对此，一批批倒下去、又一批批冲上来的白衣战士是证明，建筑工地不停地长高的大厦是证明，大街上很快就恢复了的车水马龙也是证明。这些就是在抗“非典”斗争中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就是我们对于民族精神的宝库所增添的一份新的贡献。
一个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没有这一点精神，使人与人互相区别开来，也使民族与民族互相区别开来。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一个党员。一个党员，他所加入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那他就应当体现党的精神，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才能称得上先进，才能称得上是保持了先进性。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体现出民族精神，不能不带头实践民族精神，不能不带头弘扬民族精神。不然，他就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先进的共产党员。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大学，也要带头实践民族精神、带头培育民族精神、带头弘扬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体现在树雄心、立壮志把学校搞上去，那就是要万众一心、和衷共济、迎难而上、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又体现在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上，那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伟大的民族精神扎根于子孙后代的心灵中，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显然，一个党员如何实践和弘扬民族精神，一个学校如何实践和弘扬民族精神，是这次抗“非典”斗争所给予我们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4 抗“非典”斗争与政府形象
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处置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常事件的过程中，政府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是毋庸hL置疑的；因为无论是在我们自己老百姓的眼里，还匪在外国人的眼里，都是如此。4月20日可以说是这个变化的分水岭。这个变化概括起来，大致有六个方面：
其一，“亲民形象”。这是媒体用语。用我们惯常的语言来说，就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首先是中央领导，从总书记到总理以及其他常委，无一例外地冒着危险走上了抗“非典”第一线，来到了群众中间。还有各级领导也无一例外地与群众共抗“非典”，市长和居民在一起，院长和医生在一起，校长和学生在一起，经理和民工在一起。政府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领导和群众的距离更近了。
其二，“透明形象”。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倡导和推行包括政务公开在内的各种信息公开制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一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往往不愿意公开或公开得不及时、不彻底，透明度不高。主要原因是“怕”，怕影响形象，怕影响政绩，怕影响稳定，怕上边批评。4月20日以前的某些地方大抵就是这样。4月20日以后，中央采取了坚决措施，情况大变，疫情数据和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得到及时、准确的通报，而且广而告之，让群众都知道。疫情透明了，群众稳定了，工作也好做了，并没有发生以前担心发生的种种情况。而且事实证明，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公开、透明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以前的种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其三，“开放形象”。意思是说，我们的政府比以前更加开放了。对外开放，是20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这个开放是有许多保留的、是不够彻底的。在这次事件中，就暴露出不少问题。首先是疫情信息对外不够开放，然后是疾病研究对外不够开放，特别是在申请世界卫生组织视察指导方面、在申请国际医学科研合作方面存在种种顾虑，反应比较迟缓。这既反映出我们一些同志对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个领域的紧密联系缺乏应有的认识，也反映出我们一些同志还多少带有某些封闭保守、“万事不求人”甚至是“夜郎自大”的心理。后来，中央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确：中国在抗“非典”方面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向世界彻底开放，既是我们的需要，也并没有丢人，反而提升了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威望。
其四，“科学形象”。这是说，我们政府的科学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已有时日，且成效显著。但是，人们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在这次抗“非典”斗争中，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作用，“依靠科学”成为防治“非典”总体方针的重要内容。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央主要领导反复强调：“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要“充分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战胜“非典”。并且专门把早已安排好的全国科技周的主题从“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改为“依靠科学战胜非典”。中央还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落实了十多亿资金，对80多个抗“非典”项目联合攻关。从这些情况人们可以看到政府的科学意识又有了明显的提升。
其五，“铁腕形象”。这是西方媒体的用语。意思是讲，面对一些高级官员开始组织抗“非典”不力的被动局面，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此举使各级官员为之一振，使广大群众为之鼓舞，也使整个抗“非典”局面为之改观，颇受内外舆论关注，一时好评如潮，被誉为是铁腕之举，开了大刀阔斧整顿官场不良风气的先河。这个举措也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榜样。
其六，“法制形象”。依法治国也是我们实行多年的基本方略。但是，在这次抗“非典”斗争中，人们同样感觉到了政府加大依法行政力度的新面貌。重新公布《传染病防治法》，紧急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两高”联合发出相关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解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紧急修改和制定两个地方性相关法规，包括“重典治痰”。同时，各地在抗“非典”期间，依法快速严厉打击散布谣言、哄抢商品、销售伪劣、恶意传染病情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
上述这些政府形象的新变化，正是中央率先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正是中央在“保持先进性”方面为我们做出的具体榜样。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作为共产党员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点什么吗？我想是应该的。
5 抗“非典”斗争与习俗革命
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优良习惯是不可胜数的。但是，对国人的某些生活习惯也确实不敢恭维。比如说，爱吃“野味”、不讲卫生、不爱运动等等。而且有些不良习惯，过去怎么宣传、教育都作用不大，收效甚微。可喜的是，“非典”起子作用。“非典”对某些不良习惯在极短的时间里所造成的冲击，其迅猛、广泛的程度，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一场对陈规陋习的摧枯拉朽式的革命。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贝汉卫先生在考察中国后所说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你无法体会过去短短的一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种怎样的进步，这是中国开放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关于爱吃“野味”。中国人爱吃、讲吃，是出了名的。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对全国21个大中城市1381个餐厅、286个副食商场、218个集贸市场的调查，48.9%的餐厅、15.4%的副食商场、41%的集贸市场经营野味。深圳有800家酒楼经营野味，年销量近800吨；广州一天的蛇肉交易多达10吨；上海每年从外运进的蛇多达1000吨，30000家餐厅中有70%以上经营野味。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人之爱吃野味到了何等程度。“非典”病毒起源是否与野生动物有关，尚无定论；“非典”第一人是深圳一家餐馆的厨师，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由此而对于爱吃野味这件事，沉痛反思者有之，呼吁禁食者有之，要求立法者有之。善待野生动物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关于不讲卫生。国人之不怎么讲卫生也是出了名的，且表现多样。一曰随地吐痰，二曰不爱洗手，三曰不愿分餐，四曰乱倒垃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先以洗手而论，据一记者在餐厅观察2小时得出的结论：70%的人饭前不洗手，70%的人饭后不洗手。再以吃饭而论，一桌子的人，在一个盘子里夹菜，在一个火锅里涮肉，还有人总喜欢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如此不卫生，还振振有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团团圆圆，何必分餐”。“非典”一来，这些陋习一扫而光。几千年学不会的东西，现在一下子学会了。“重典治痰”，已有法律；随时洗手，已成习惯。分餐制办法已经呼之欲出。这种情况如果能够持续下去，当是功德无量之幸事。这得归功于“非典”，谁说“非典”没有一点好处呢？就怕好景不长，好了伤疤忘了疼，“非典”一过，陋习卷土重来。
关于不爱运动。中国有不少人是喜欢运动健身的，特别是有了闲暇时间的退休老人们。但对于大多数青壮年来说是没有运动习惯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吃饭、打牌、侃大山上。不爱运动的原因一是忙，二是懒，三是年轻，觉得还有本钱，没有运动健身的紧迫感。“非典”一来，局面改观。许多人把运动健身作为自己休闲时间的首选，意在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据记者在京沪两地的调查，有50%以上的居民增加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北京的街头、公园以及大大小小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活动锻炼的人群。放风筝、打羽毛球、远足郊游都成了大家“非典”时期喜欢的运动项目。
有人对移风易俗、革除陋习这一全社会性的举动从正面进行了概括，叫作：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善待自己，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关系到他人，关系到社会。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经过“非典”时期大家都理解得很清楚了。在传染病流行的日子里，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传染源，个人得病，他人受害，社会受害。善待他人，这一点，容易理解，我们前面讲的民族精神突出地体现了这个问题，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善待自然的问题。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没有大自然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千百年来，我们对大自然已经了解了很多很多，而且每天都在增加着更多的了解，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常常引为自豪的。但是一场“非典”教育了我们，终于使我们懂得了，我们对于大自然了解得还是太少太少了。有人分析：或许是“非典”病毒已经和我们共存了许多年，现在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存环境，要寻找新的宿主而恰好找到了我们？抑或是它本来在自己的领地生存得好好的，而我们自己硬要找上门去甚至请到家里？我们再也不能若无其事地干那些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乱捕乱杀的傻事了，我们再也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对于大自然具有任意支配的无限权力和威风了。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洪水暴发是对砍伐森林的报复，疾病肆虐是对环境污染的报复，瘟疫流行是对生态破坏的报复，等等。经济发展需要以生态平衡为前提，社会进步需要以与自然保持和谐为条件，这就是十六大报告中讲的：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文明发展之路。结论是清楚的：我们在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同时，还要善待自然。
革除陋习、移风易俗，和谐发展、走向文明，这是抗“非典”斗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更是以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己任的、以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荣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6 抗“非典”斗争与英雄业绩
这是灾难降临的岁月，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病魔肆虐的场所，也是勇士擒魔的舞台。在这种时候，每每使我们想起这样一句话：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平日里，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与我们同样存在于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世界里。但是，曾几何时甚至是一瞬间，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常人成了英雄，是那么高大、那么伟岸。有些英雄已经死了，死得那么从容；更多的英雄活着，活得还是那么平常。对此，我们不得不说，英雄与平民、伟大与平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消失了、不见了。让我们从英雄的海洋中撷取几朵浪花吧。不是说一滴水也可以映出大海的狂澜吗？
院士英雄。钟南山，男，67岁，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他第一个发现这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并且将其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第一个提出了“非典”的诊断原则和治疗设想，第一个不赞成当时已成主流的“衣源体”说，第一个提出中国需要国际合作，等等。他把广东最严重的病人集中到自己负责的医疗机构治疗，为创造3.5%的低死亡率做出了贡献。他有卓越的学术见解、清醒的科学意识、精湛的医疗技术、无畏的勇士精神、仁侠的爱民之心、朴素的实在语言。对于他，可以套用金庸先生的一句名言，叫做：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古稀英雄。姜素椿，男，74岁，解放军302医院退休老专家。“非典”袭来，应召上了前线，不幸染病。在住院期间他说得最多的是“离我远点，我这儿危险”，为此，他甚至自己动手干各种杂活。当医院面对病情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主动要求以身试验血清疗法，为内地注射血清第一人，被誉为“当代神农”。注射前，他对护士长说：“这一关不知道能不能闯过去。过去了，我们就胜利了；过不去，也是给以后的研究积累了一份经验。”
弱女英雄。叶欣，女，46岁，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不幸染病，弥留之际，她所能说的就是：“不要靠近我，会传染。”生前一心为患者，死后170万人登录网上纪念堂，留言告慰在天之灵。李爱民，女，48岁，体重不足百斤，北京军区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救治“非典”病人期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锁定在急诊室。不幸染病，留言捐献遗体；康复有望，再书请战一线。丁秀兰，女，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急诊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不幸染病身亡，留下一句话：“我们得对得起病人。”这样的弱女英雄太多太多，数也数不清。
农民英雄。孙朝辉，男，38岁，河北省遵化市平安城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非典”一来，主动上阵。白天排查情况，晚上汇总报表，馒头就咸菜，几天不合眼，连续工作14天，突发脑溢血，死在抗“非典”第一线。石五林，男，56岁，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石门庄农民医生。放下自己的诊所，自己掏钱买来简单的防护用品，日夜守候在村口，妻子一日三餐送饭到村头，最后终于病倒在街头。他留下的话是：只要能保住乡亲们不感染“非典”，我什么都舍得。
学子英雄。赵阳，女，21岁，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学生，“非典”痊愈刚刚出院，看到血清可以治病的报道，连夜奔走捐献血清。她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身体回报社会。不久，再次捐献血清，治病救人。
老板英雄。王兰，女，北京某珠宝公司董事长，成功的生意人。听说医院急缺护工，自愿报名到佑安医院当了一名义务护工，先是为一线人员打扫卫生，后是负责消毒，整整干丁一个月。期间，多次为医护人员、“非典”病人捐献衣物、食品。人们从她身上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她也从这一特殊经历中改变了自己。
还有记者英雄、警察英雄、司机英雄、科学家英雄、清洁工人英雄、建筑工人英雄，还有夫妻英雄、姐妹英雄、全家英雄，不胜枚举。真是如同毛泽东当年在诗里所描写的那样：“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
让我们听听英雄们自己的心声。党员们说的是：“我是党员，让我上。”医护人员说的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能后退。”男同志说的是：“我是男同志，让我留下。”老同志说的是：“我是老同志，让我来做。”一批批倒下去，又一批批冲上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说“不”。
让我们再听听其他人是怎么说的，有的患者说：“尽管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可我看得见他们胸前的徽章，他们就是我心目巾的共产党员形象。”有的护土说：“在日常工作中，你也许不知道谁是党员，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不用说，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共产党员。”有的网友说：“如果说这是一场战役，党员就是我们的突击队；如果说这是一阵汹涌的浪潮，党就是我们的中流砥柱。”
在这些日子里，我自己也常常被英雄们的业绩所感动，被英雄们的精神所折服。同时我也常常想到，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队伍里，这样的英雄也大有人在。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正实践者，是党的先进性的保持者和创造者。我们应该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致敬，更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在沧海横流的时候像他们那样上前线、当英雄，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和榜样，在乎平常常的日子里多一些英雄气概，少一些缺点毛病，把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把我们的人格提升得更高一些。我想，这也就是保持先进和创造先进了。
一场“非典”灾难，令人浮想联翩，给人启示无限。我们的每个党组织、每个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让我们都能从这场灾难中得到启示、汲取营养，使我们不断进步、永葆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