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成书综述
白 璐 李 珍 /南通大学文学院
摘 要: 《三略》为《武经七书》之一，是中国古代兵书之经典，在中国传统兵学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其成书流传以来，其成书时代及作者就一直为世人所疑，古往今来学术界争论不休，整理前人所论，分为两大说法体系：一为前人著书说，即先秦太公说、秦黄石公说和西汉张良说；二为后人伪托说，即战国中后期说、秦汉之际说、西汉年间说、西汉末年说、东汉末年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同时也为三略的研究提供了众多例证。
关键词: 《三略》 成书时代 成书作者
一、前言
《三略》一书自问世起，颇受外界关注，从南北朝始，诸多大家为此书作注解，至宋成为历代兵家必读书目，后传于海外，成为世界各国将领必读的书籍之一。而自古而来，《三略》的研究者在研读此书之时也必对此书成书时代及作者之谜加以探究，以求对此书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故今日整理前人对《三略》成书问题的研究，综合其要，归类于下。
二、前人著书说
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这样一段故事，即公元二一八年春，张良狙杀秦始皇不成逃亡于邳下，隐居于此，等待再次世出时遇到黄石公，为其取履穿靴，后被黄石公授书《太公兵法》，言及读此书，为王者师。后张良依据此书出谋划策，助沛公成就大业，功成身退[1]。太史公后，世人以此故事为依据，又因张良辅助沛公的战役计谋以及张良处事原则与《三略》之中的思想原则十分相似，就从两者中寻找对应之处，将《三略》与姜太公、黄石公、张良三者相联系，提出诸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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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太公说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为唐代张守节，在其书《史记正义》中言：“《七录云》：‘《太公兵法》一佚三卷。’”“言吕尚绸缪於幽权之策,谓《六韬》、《三略》,阴符七术之属也[2]。”认为《三略》就是《太公兵法》，作者为姜太公吕尚。
此后世人在这一观点基础上又加以发挥。唐代杰出军事家李靖云“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然则《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字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为黄石[3]。”宋代施子美在《施氏七书讲义》中也提出：“《六韬》《三略》，本太公兵法[4]。”并认为《三略》之所以被传为黄石公所作，大概就像《诗经》本为孔夫子作，经毛苌注释传播故而被称毛诗一样。明代刘寅在《武经七书直解·三略直解》中根据前人说法，引经据典，做出假设，即《三略》属于《太公兵法》，但《三略》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所以被后世冠名以《黄石公三略》之名。这一说法被明代张居正所接受：“《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并进一步认为黄石公主要推演了《下略》。清代朱墉的《三略汇解》中基本赞同张居正观点[5]。
(二)秦黄石公说
明代岭南学者张萱在其书《疑耀》卷二中提出：“兵家《六韬》《三略》相传为太公望之书。”“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非望笔也[2]。”
当代学者何清谷在认知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此提出自己的论证。先找出了该书所引最晚的资料为秦代，如“帝王”“帝者”等字皆指皇帝，秦统一后才出现。并且根据此书衰世帝王之所为，结合秦始皇行暴政而大乱将来，断定此书是为衰世而作。再看此书言简意赅，内容丰富，与云梦秦简《语书》和《为吏之道》语言相近，个别语句与秦律辞意相近，且常用秦汉大量使用的“夫”作发语词，语言运用亦像秦代文字。最后认为《下略》“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为作者自白，断定三略一书为秦时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黄石公所作[9]。
(三)西汉张良说
张家栋在分析了黄石公授书的政治神话以及《三略》与西汉统治者对楚汉战争的经验总结后，认为《三略》真正编撰者为留候张良。据此提出三点依据，其一为《史记》记载事件为真，二者时间相隔较近，故可判断张良编造神话使自己与沛公受益。其二为《汉书·艺文志》收录韩信兵法。而张良在楚汉战争中谋略以及西汉王朝的地位均重于韩信，故可见撰写兵法可信，只是因其神话说及其书中内容含王者建国之后行为，不便公之于众。其三为《三略》诸多内容，具有张良本人的特殊标记。因此认为此书观念是在实践中逐步完成的，是张良事后的总结[10]。
三、后人伪托说
黄颇针对《三略》与《史记》二篇中的相似之处，提出《史记》中的人物语言为所讲人物读过《黄石公三略》而说。并且《三略》多引用古书《军谶》，可见作者对其景仰之意。而谶书最早记载为秦始皇三十年，后因秦二世亡国而为人信奉，故推测三略作者受此风气影响。此外，因为始出于秦代，汉以后作家不会再称其为《军谶》。结合几点证明《史记》引用《三略》，《三略》该产生于汉武帝以前，因此，黄氏认为《三略》成书应在秦汉之际[14]。
明代王阳明先生手批《武经七书》一书中，有《武经七书》释名，其中对《三略》解释为：“《黄石公三略》：旧题黄石公撰，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文义不古，非秦汉以前书，疑为后人伪托[11]。”清代姚际恒在《古书伪今考》中论述《三略》：“汉志无。隋志始有。其称黄石公者，史载张良过下邳，圯上老人授书曰：太公兵法也。或又以为黄石公所授，故称之。隋志无以名之，乃曰：‘下邳神人撰’，甚可笑，其伪无疑[12]。”清乾隆年间由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记载：“盖自汉以来，言兵法者往往以黄石公为名，史志所载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鉴图》一卷，《兵书统要》一卷。今虽多亡佚不存，然大抵出於附会。是书文义不古，当亦后人所依托[2]。”民国史学家高越天在其书《中国书纲》中讲道：“黄石公上下中三略，世传圯上老人以授张良。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宜，变化之妙，乃先秦兵家之秘本，惟黄石所授，是否此书，殊难徵信。又有《黄石公兵法》，《三鉴图》等，则或已仅存其名，大抵处于附会。”“又有《张良经》及张氏七篇，则皆系兵家托名之作[11]。”
四位大家皆认为《三略》实际该为后人伪托之书，所言驳证具有合理性，多为当代人所赞同，并以此为据提出多种观点。
(一)战国中后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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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祥从三方面入手研究。一方面从《三略》文字着手，发现《三略》诸句出现了“国”这样汉以后都不会出现的概念，而且文中将一国与八极、九夷并提，而秦汉后大一统，分国不复，国即天下，因此只能是春秋战国时的用法。另一方面从《三略》提倡网罗人才的举措落笔，刘氏认为秦汉一统，不存在罗其英雄而敌国穷的说法。战国是个特殊时代，只有春秋战国，各国为富强而招徕人才。再一方面从《三略》政治概念的运用之处进行研究，发现文中诸多“命”“令”等周天子的指示，而非秦汉规范化的“诏”“制”等。除此之外，还分析了三略复杂的思想成分和哲学基础是以战国时期道法两家思想为主，兼有极少的未经改造的战国时儒家思想。综其几方面与战国前期系统军事政治思想未成熟的缘由，刘氏推断“《三略》为战国中后期一位通晓军事、谙熟权谋、有浓厚道家兼杂儒法思想的隐士所为[13]。”
(二)秦汉之际说
三国时李康提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6]。”虽未具体言及《三略》成书年代及作者，但将其大致确立为西汉前。魏征根据李康的说法，又附会太史公《史记·留侯世家》及《汉书·张良传》，在书目中著录为“下邳神人撰。[7]”这一观点在唐朝颇为盛行，李贤认为《三略》“即张良与下邳所见老父出一编书者。[8]”李善也注：“《黄石公记》曰：‘黄石公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6]’”
《三略》产生以来，前人著书的说法为后世人所认同，尤其是秦黄石公说，历代学者对《三略》一书进行注解时多注其作者为黄石公，直到今日提及《三略》，亦称其别名《黄石公三略》。然而，后人多怀疑此书为伪书。
(三)西汉年间说
李宇春2008年发行的《秀才胡同》以旁者的角度来叙述胡同里一段缺憾美的动人爱情故事，借歌曲的反复吟唱、修辞格的巧妙应用来将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与文化意蕴相糅合，使人感同身受，虽含而不露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四)西汉末年说
许保林提出：“《黄石公三略》当是西汉末年，精通兵法、熟悉张良事迹、拥护汉宗室的隐士所为。”在其著作《黄石公三略浅说》中，以六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详细分析。首先，《三略》一书体现出西汉初黄老道家思想，以道家的道论为基础，杂采道、儒、法、兵等众家之言，且符合秦汉时代变迁下的无为思想，变消极出世为积极入世。其次，其使用语言具西汉时特点。例如“县官”一词指“天子”，而在《史记》中亦指“天子”，而《资治通鉴》也载：“西汉谓天子为县官。”再次，汉武帝初期银雀山汉墓未有出土《三略》，以此为旁证。同时，其引文多引《军谶》，而谶语产生于秦，流行于西汉末。而且其文中诸多话可在汉武帝年间成书的《史记》中查得。还有，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汉书·艺文志》以及西汉时其他典籍均未著录此书，而《后汉书》载东汉光武诏书引《三略》文，以此为成书时代下限。最后，依据文中：“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与《三略》全文对衰世的界定，并结合前文几证，分析应为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期间所作。[15]
通常，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进行判别模型的参数估计，并在句法分析中常以分类器的形式体现。首先，将句法分析进行分解，随后的操作由分类器来选择。在句法分析中应用较多的判别模型有：最大熵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决策树模型等。
宫振玉认为《三略》的成书只能在西汉年间。首先他在研读他人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刘寅看法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不值得推敲，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假设。并且结合王阳明、《四库全书总目》以及《黄石公三略浅说》中的观点，分析《三略》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接下来他发现关于《三略》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末年陈琳的《武军赋》中，因此划定《三略》不晚于东汉末年。最后又提出范晔《后汉书·臧宫传》记载光武诏书引用《黄石公记》的文字实际出自于《三略》的《上略》与《下略》，故结合三例证推测，《三略》成书时间为西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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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汉末年说
黄朴民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三略》当为东汉后期的兵学著作。他提出：“考定古书成书的确切年代，必须关照的重点因素不外乎：历代典籍的著录以及文字引用；其书本身的主题思想倾向、主要内容以及文字风格、著作体例等。”于是从这些方面出发对《三略》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文献著录来看，《三略》之名最早出现于汉魏之际陈琳《武军赋》中，而其别称亦始见于《魏书》，魏书中录入北魏著名学者刘炳按时间先后列举四书，《三略》位于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人物志》之后，因此二者相属。从其书本身来看：纵观两汉，《三略》兵学体系中的黄老思想主导特征和《三略》一文为衰世作的提示，排除汉武帝后黄老之学让位儒学和西汉初百废待兴局面，只东汉末年与之相符，二者同时并存[16]。
孙建民在其著作《黄石公三略新说》中赞同黄朴民的观点，并加以自己的新证，即据李零先生《兵不厌诈》中详细论证了《三略》在三国时期开始很流行，认为《三略》是新典，更受人们重视[17]。《中国军事学术史》作者糜振玉也在其书中认为《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
徐炳杰在整理研究《三略》一书，综合了历家学者建议后，提出自己基本观点：“认为《三略》当为东汉后期的兵学著作，作者为通晓军事政治、谙熟韬略、兼杂儒道法思想的一位隐士。”徐氏加举自己新证，自秦汉开始，政治体制上才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政务运行系统，并且相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直到东汉末年运行不畅直至破坏，而《下略》中正有关于这一政令破坏的描述。可见，作者应为东汉末期之人[18]。
截至2月15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801万亩（120.1万hm2），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北、云南等省；有313万人因旱饮水困难（多年同期平均值803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
此外，尚有学者主张“西晋南北朝说”，曰“疑《三略》出自西晋迄宋、齐时忧国者之手[15]”，不可信，兹不详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三略》成书的研究，目前有以上八种说法，各家以不同方式论证其观点，各有其道理，然而也各有其不妥之处尚未说明，因此尚无定论。然而，各家对《三略》成书这一问题的分析，也推动了三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对于提供的诸多例证，足以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深思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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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810304002Z)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白璐(1998-)，山西吕梁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李珍(1997-)，河南驻马店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