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新见黄天道寺庙壁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壁画论文,寺庙论文,天道论文,新见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天道是明代中后期兴起于华北地区的民间教派，以所谓“三教合一”、“外佛内道”为其教派的典型特点。迄今，学界关于明清时代黄天道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对于清末以来黄天道的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方面的研究却明显不足。1947年李世瑜的实地调查可谓开学界之先河，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现在华北秘密宗教》一书中。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对于那些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黄天道寺庙壁画，李世瑜先生虽然抄录了壁画的大多标题，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图像资料。 21世纪初，秦宝琦循由当年李世瑜的足迹，希望能够发现黄天道的寺庙及其壁画，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且不无失望地断言黄天道的寺庙以及壁画均已被毁，不复存在。 为了全面、深入考察黄天道的遗存以及相关史迹，经过多次实地调查与走访，2004年2月终于在万全县赵家梁村重新发现黄天道“传画”性质的寺庙壁画，虽然残缺，但基本完整，从而为黄天道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 一、基本情况 据县志载，赵家梁村位于张垣(今张家口)以西50里，明万历年间建置，无堡垒。今属于万全县安家堡乡，有户4百余，有赵、李、王、张等姓，以赵氏为最众，次为李姓。经济以农为主，作物多种植高粱、玉米、谷子、小麦、黍子等。灾害以旱灾、雪灾为多，偶有蝗灾。家畜传统上以养猪为主，解放前也饲养绵羊等。现存的普明庙原为一座孤庙，位于该村以南，根据观察及初步测量可知，普明庙正殿为平顶式建筑造型，洞室结构，坐北朝南，高约310cm，面阔5间，残存3间，每间宽275cm，平面长方形。在各开间之间墙壁正面，原镶嵌有砖雕楹联四幅，现残存三幅，自东而西，分别为“普照十方三千界，明通乾坤四部洲，千里相传归旧踪”。其内部空间均为以青砖发券，砌为拱形的洞室结构形式，宽265cm，进深500cm，顶高210cm。经观察，壁画漫绘于洞室的四壁以及顶部，但画面的主体是在东西两壁，每壁画面约为横335cm×纵204cm，两壁合为13·668m[2]。画面清新自然，线条简洁流畅，画风朴实，构图饱满，内容丰富，技法兼工带写，重彩写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每一幅画面代表一个故事，并附有榜题，榜题为四言双句，楷体墨书，套有黑色边框。画面之间以祥云纹图案分隔为界，每幅大小基本一致，纵33cm×横48cm，按故事情节，单幅构图，幅幅相连，过渡自然，相对独立而又不失统一。顶部漫绘翔龙云海图样，但大部已毁，仅为残余。南壁即庙门之左右内侧，以素描手法，各绘有一大型人物画像一幅，其中右侧画像墨迹脱落，依稀可辨，左侧人物画像保存基本完好，下部略有残缺，整幅应为纵170cm×横70cm，残幅为纵60cm×横50cm，该画像之右傍，竖题有“中华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新建……次年乙丑四时丰稔国泰民安”等字样的边跋若干行，盖在记述新建此庙的缘由、过程及其神迹，可惜大多已漫漶不清，难以辨识。庙室正面原有普明、普光两尊彩绘塑像，“文革”时被毁，但以舟形身光为主题的背景图案仍保存完好，色彩艳丽。 据李世瑜当年的调查，该庙壁画原本有50幅，而且在邻近的张贵屯和张杰庄村庙中也有同样的壁画，另外在贾贤庄村庙有38幅壁画，大部与该庙相同。现在除少部分壁画因开墙挖洞被完全毁坏以外，多数尚保存完好，其中个别有残缺，或漫漶不清，或有榜题无壁画，或只存壁画缺榜题。其中完好者31幅，部分残缺者7幅，只存榜题或壁画者各1幅。榜题内容为： 1、十化牛角始圣诞身；2、运父林母赐名解愁；3、立春随父移居膳房；4、亲恐不寿往认僧师；5、效力边庭御侮伤目；6、千手眼佛降丹救难；7、洋遇周祖亲传大道；8、参禅入定运出阳神；9、再诣化顶传渡赵先；10、头百户屯法船大开；11、修盖三天长生宝殿；12、演留经典降伏妖怪；13、李庄偕亮建铁佛寺；14、锄禾显圣无数化身；15、麻景苦拷富商赔补；16、大众贤良代祖赔补；17、粮草补足释放还家；18、偕众贤良申文谢圣；19、宣阳宝地说法谈玄；20、蔚州开道救度皇胎；21、马房说法喧演大乘；22、飞符显圣日月光明；23、玉敕封镇北天教主；24、枳儿岭上说法利生；25、通传皈戒不染瘟；26、聚众悲泣秘授家书；27、静祖掌船续亲大法；28、五佛果成入圣回宫；29、菩萨传言令正人伦；30、侯真赵越发誓领经；31、十经忏成立留钥匙；32、贤祖接法演留混沌；33、经成了义救度原根；34、老母开法整理传灯；35、水庄坐道周传九法；36、演三元偈并留四维；37、李景清家入圣回宫；38、酬恩谢圣岁大有年；39、怀安化度善男信女。不过其中有7幅壁画的榜题与李世瑜当年的记录略有不同，如“十化牛角始圣诞身”，李世瑜记录为“十化牛角始诞圣身”；“头百户屯法船大开”记为“头百户屯佛坛大开，“演留经典降伏妖精”记为“演留经典降妖伏魔”，“宣阳宝地说法谈玄”记为“宣阳宝地说妙谈玄”，“枳儿岭上说法利生”记为“枳儿岭上说佛利生”，“聚众悲泣秘授家书”记为“聚众悲泣秘授家堂”，“水庄坐道周传九法”记为“水庄坐道传周九法”等等。当然，榜题抄录上的个别笔误并不影响对其画面大意的解读。 以上即为现存壁画及榜题之基本情况。另外，尚有壁画及其榜题均缺失者10幅，只存画面而无榜题者1幅。根据当年李世瑜的记录，可以确定者为该寺庙壁画之榜题者有四，即功圆果满七七回宫、慈悯众生注千佛忏、九化朝阳船开真定、广昌救旱祈雨救民，另外七幅壁画当为以下之狮林卖地天缘相凑、回心向道化顶求师、性入都斗亲领天轴、创设雨坛广救世人、亲传六候镇伏五魔、边役诬害告欠粮草、顺圣生道注成清净、西河度众阴阳乖戾、祖师果满腹胯回宫、广度人缘二十四会等10幅壁画中之七幅，但到底为哪七幅？李世瑜并未言明。只是提及赵家梁、张贵屯、张杰庄三处壁画与贾贤庄壁画的内容大部相同，唯其中15幅标题有别。依此判断，并根据赵家梁普明庙壁画的分布规律推测，上述10幅壁画中很可能除“祖师果满腹胯回宫”、“边役诬害告欠粮草”、“性入都斗亲领天轴”三幅外，其余七幅即为该庙毁损的部分。而唯一的只存画面而无榜题者，依画面内容判断，当为“回心向道化顶求师”一幅。这样，可能的7幅加上上述4幅，以及现存之39幅，共50幅，即构成了该庙壁画的全部内容。下面拟以部分壁画图像为个案，结合实地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就黄天道历史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做一探讨，不妥之处，谨望指正。 二、降生图像与普明出生地 关于黄天道教祖身世中的出生地即祖籍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之一，当然其学术意义早已超出了单纯地名探讨的范畴，实际上涉及到宝卷文献、壁画图像等记录，乃至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或真实程度的问题。近年来，秦宝琦为了弄清有关黄天道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李宾的身世和经历，不仅查阅了清代档案史料及黄天道经卷等相关文献，而且亲自赴河北省万全、怀安、阳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当地一些老人和学者，查阅了当地政府保存的档案，初步判断，“关于黄天道始祖李宾的身世，迄今尚有不少疑点，有待进一步研究”，①而普明的出生地问题即其一。 当年，李世瑜在调查期间曾发现有记载普明生平的墓碑一方，上刻有“祖原籍万全左卫后揆兑本堡”等字样。康熙壬申年普明五代后裔、贡生李蔚作序之《虎眼禅师传留唱经》则云“古佛爷，上牛生，地名兴宁，然后住在膳房村”，又“古佛原在上牛生，次后住在膳房村。”故喻松青据此以为普明为“宣化府南兴宁口镇上牛村人”。②马西沙先生则推断“李宾出生在地处长城脚下的直隶怀安县兴宁口上牛村地方”。③后来秦宝琦为了确定李宾的出生地，在万全、怀安两县地方志办公室以及两县公安局的协助下，试图查找墓碑中所刻的揆兑本堡与经卷中记载的兴宁口上牛村等地名的有关线索，结果未能如愿，遂结论：“总之，迄今为止，我们对李宾的出生地，尚难以作最后结论。只能大体上确定在今怀安、阳原一带”。④不过，“从贾贤庄的画传目录第一幅‘十化牛角始诞圣身’可知，李宾是出生在与‘牛’字有关的村庄，《唱经卷》所载‘兴宁口上牛村’既然找不到，教内所传李宾是“怀安县牛家堡”人之说似尚可信”。⑤虽然秦宝琦在没法从文献资料中找到有关证据的前提下，最终有所怀疑，有所保留，却又很无奈地认可了怀安县牛家堡即为李宾出生地的这一教内说法，但毕竟在不能确定中逼近了历史真相。而在万全一带民间，也有李宾是今阳原县马房州人，以及洋河南岸之大村、今怀安县头百户人氏的传闻。 那么，普明到底出生在何地？经卷记载与教内传说是否可信？下面拟以壁画图像为核心，并结合宝卷、方志文献资料以及民间传说等对此加以考察。 “十化牛角始圣诞身”(图1)是赵家梁普明庙中表现教祖李宾诞生的一幅壁画，画面模拟佛祖降生的场景：庭院中，一婴儿赤身站立，脚下泉涌，左右两位妇人，衣着华美，发髻高绾，呈半跪姿，手执巾帕，各牵其一臂，为其沐浴擦拭。空中，两位天使脚踏祥云，伫立俯视，似做照应状。右上方则为一僧，红衣红帽，面相饱满，席地结跏趺坐，一轮头光，放大光明，由内而外，放射出三道五彩光芒，悠悠飘举，一灵真性，脱壳而出，临凡降世，化身婴儿，烘托出一种宁静、肃穆而又神圣的氛围。榜题画龙点睛，主题突出，清晰地传达出三层意思：一是普明李宾为圣僧投胎转世的化身，来历非凡，并为以后所谓俗衣人说法、外相为俗里为僧的教祖形象的塑造作了自然铺垫。当然，至于普明具体为谁所化，经卷中的相关记载，虽然略有不同，但却一贯，如《虎眼禅师传留唱经》云：“弥勒化普明”、“药师佛化普明”、“普明佛化弥勒”，又《朝阳遗留三佛脚册通诰经下卷》云：“吾是唐僧一转化，普明降世在兴宁”。《朝阳遗留三佛脚册唱经偈卷上》则曰：“朝阳南岸留佛头”，“老爷埋头丢千真，北岸显道化普明”，“朝阳老爷化弥勒”，“朝阳老爷立法门”，“有唐僧，化普明”，“朝阳古佛化普明”，“朝阳佛，十转化，收元了道”云云。⑥综上可知，普明既是唐僧的直接转世化身，又是朝阳老爷即朝阳佛的十转化身，即所谓的“十化牛角始圣诞身”，更是弥勒、药师佛的化现，可谓集诸佛化身于一体，尤其是与弥勒之间相互化现，所以后世教内有弥勒即普明，普明即为弥勒化身的说法。二是明确点出李宾为黄天道的始祖，即始圣；三是指出了李宾的出生地、即临凡转化的地点是在牛角这个村落。那么结合《普光如来四维圆觉宝卷》“普明七祖姓李住在牛角堡，普光八祖姓王住在狮子村”⑦的记载，以及《普明古佛遗留八牛宝赞》“七祖普明姓李，居住牛角堡。八祖普光姓王，居住狮子村”，⑧乃至晚近成书的《普明佛说后照经》“普明佛二下生牛角堡村”的诸多记载来看，壁画榜题中的牛角即牛角堡当属无疑。
乾隆八年编修《宣化府志》云，牛角堡和狮子口属于怀安县东路。⑨民国《怀安县志》载，“牛家堡，县东南，距城二十二里。狮子口，县东南，距城三十里”。⑩也就是说，牛家堡和狮子口同属于怀安县，两村距离县城分别为22华里和30华里，均位于县城东南。以此推测，两村相距当也不会太远。 根据调查，至今在万全、怀安等地，特别是在怀安县第三堡乡的狮子口村和牛家堡一带，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普光王氏从一出生就是个哑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后，父母着急女儿的婚事，找人算命，说只有遇到她的意中人才会主动开口讲话。一天，家住牛家堡的普明上山打柴路过狮子口村，看到正在村头小溪中洗衣的普光，遂上前问路，普光竟然开口一一回答。这时正巧被普光的父母看见，喜出望外，赶紧留住普明，并详述原委，于是成就了这桩姻缘。这段故事道出了普明与普光姻缘的来由，同时也说明牛家堡和狮子口两村相距并不很远，且传统上多有来往。而经过实地考察，两村相距在15华里左右，属黄土高原、丘陵峁梁地带，成人步行大约需1个半小时。又知，牛角堡原有光绪15年建普明庙一座，后遭毁弃，现仅存遗址，偶见残碑断瓦，该村大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普明的老家。而且得知，该村本来叫牛角堡，盖因村堡之形势呈牛角状而得其名，后来渐变为牛家堡，因为当地方言牛角与牛家发音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在乾隆八年编修《宣化府志》中叫作牛角堡，而民国《怀安县志》则称之为牛家堡的原因所在。狮子口村则至今尚存民国初年修建的普明庙一座，据村民介绍，该庙的庙址就是原来普光家的房屋原址，普光当年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故清末成书的《众喜粗言宝卷》也讲“普光佛，狮子村人”。(11)这样，综合各种因素而言，可以断定，普明、普光的出生地即为今怀安县第三堡乡的牛家堡和狮子口村当属无疑。 那么，为什么宝卷中又称普明“上牛生，地名兴宁”呢？查县志可知，所谓兴宁，一指兴宁岭，二为兴宁口，为阴山山系之支脉，今属怀安县境，地处怀安县与阳原县交界。史称，怀安“万山攒簇，地势高亢，山峰多而平原少”。(12)其中兴宁岭即为其境内著名山峰，也是明宣府各路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岭，与野狐岭、枳儿岭等齐名。旧志称其位于“城东南三十里，山腰时多云雾”。(13)兴宁口则为兴宁岭之隘口，又称丁宁口，明时与顺圣东城之水峪口、鳌鱼口同为宣府重要军事要塞。从地望上而言，兴宁岭、兴宁口与牛家堡同处怀安城东南方向，分别距离县城30里和22里，两者相距甚狭，加之兴宁岭、兴宁口传统上兼具地理与行政区划的分界意义，因此，以兴宁指称怀安或怀安之特定区域，即以家乡这种最富标志性、代表性的地理形胜，来指称教祖普明的出生地也就再自然不过。其实，以家乡山川名胜等指代某些著名人物的出生地或祖籍的做法，历史上不乏其例，而以自然名胜得名的地名更是比比皆是。至于所谓上牛村，不过是当地对牛角堡的简称或俗称而已，由于当地多山，地形复杂，人们为了便于区分大大小小，读来拗口，发音相同，甚至同名而异地的村落，往往习惯于按照本村所在山坡峁梁的相对位置，区分上下、前后、远近而称呼之，如上王庄、下强地、上八角、下八角、下沙沟、下沙嘴、上回庄等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卷中会有普明祖籍“上牛村，地名兴宁”之类说法的由来，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经卷中所载普明的出生地不能完全一致的所谓矛盾点和疑点。其实，宝卷中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只是我们不明就里而已。于是乎才有了所谓查找不到“兴宁口上牛村”的困境。(14) 普明为马房州及头百户人氏的传闻则见于民国时期编修之万全县志所载两则民间故事：一曰“膳房堡西有大寺，在先为碧天寺建置，年月不可考。就耆老传闻，明嘉靖四十一年有马房州人李宾来膳房堡娶许姓女，夫妇修道成真，号曰普明，葬于碧天寺内”。(15)又云“三区头百户，洋河南岸之大村也。昔有村人名普明者……”(16)考其史实，可知阳原县桑干河沿岸，即明时之顺圣川一带，明朝政府为抵御北方瓦剌蒙古的南下，遂将此地辟为军马场，设有一马房、二马房等九个马房，由世隶军籍之兵卒屯守牧马，后来渐成村落，并以其地有马房诸村罗列，故又通称之为马房川。那么以此推测，马房州当为马房川之别称。鉴于顺圣川即今阳原县为当时黄天道流布活跃的中心地区，且寺庙壁画中有“马房说法喧演大乘”的行迹故事，那么可以肯定，马房村应为黄天道早期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传教中心，也是普明等教内人物时常光顾或者曾经居住过的村落之一，尽管还难以判定壁画榜题中提到的马房到底是指今天的哪一个马房。不过，根据教内关于普明家住七马房，现出原形之后才去膳房堡修行的传闻判断，所指为七马房的可能性较大。头百户即今怀安县之头百户镇，明时则称头百户屯，为当时比较大的屯户村落，也是当时黄天道传教活动的重点村落之一，且有“头百户屯法船大开”壁画图像以为佐证。综上各种因素，可以推断，马房村和头百户屯当是早期黄天道历史上教祖普明行教和居住过的村落之一，这样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后来会有普明为马房州、头百户人氏传闻的原因所在。 至于李世瑜早年调查发现之墓碑上所刻“祖原籍万全左卫后揆兑本堡”的说法，其字面意思应为：“祖原籍万全左卫，后迁移本堡”。本堡即膳房堡。也就是说，揆兑为一动词，揆兑本堡即迁移本堡之意，而绝不会是秦宝琦所理解的那样，视之为万全左卫某一村落的名称。毫无疑问，若循其思路，自然在实地中也就无从查起揆兑本堡这一地名。至于崇礼县狮子沟有可能就是狮子口的推测，则更是南辕北辙。 万全左卫是明万全都司宣府西路三卫之一。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宣府西路右卫城、左卫城和怀安城，隶属于“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宣德五年(1430)，置“万全都指挥使司”，宣府西路左、右两卫和怀安卫遂即改隶，并改称“万全左卫”与“万全右卫”。康熙三十二年(1693)，革厅卫之制，改为县府，改怀安卫为怀安县；万全右卫为万全县，而万全左卫则废置，其地并入怀安，城名沿用“左卫”。时怀安县下设怀安城东、怀安城南、怀安城西、怀安城北、左卫、柴沟堡、西洋河等七片区，左卫属第五片区，辖村庄100个，其中包括狮子口村和牛角堡。这样，由于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屡屡调整，或交叉或重叠，或平行或隶属，时空转换，往往令人很难辨清万全县与万全左卫、万全左卫与左卫，特别是怀安与左卫之间的上下隶属关系，从而将万全左卫而不是怀安作为普明的祖籍。果如此，或者当年普明又确实在左卫逗留过，那么以其事情相去之久远，至民国时期有“祖原籍万全左卫”即意指怀安县或怀安县左卫的说法也未尝不可，因为其大致范围仍未脱出后来怀安县的行政区划。换言之，尽管说法不同，所指还是一致的。另据新发现的抄本“老祖家谱”谱单记载，始祖李昌“原籍山西太源(原)府寿阳县北章经南里村人，于洪武二十五年抽军二名至万全左卫上牛角堡居住，身荣万全左卫百户之职，后至正德年间，将李志道兑稍至万全右卫膳房堡边上守墩，军房一所，坐落马神庙街，军地卅亩，坐落堡西南。先人所留宗图一纸，未经订缉，后至嘉庆年间于是缉之。始祖李昌、二世祖李志道……三世祖李运国……四世祖李宾、李宸……八世祖李蔚、李蕡……”(17)虽然从字迹笔体以及整体内容判断，该谱单应该是以嘉庆年间订缉的谱单为母本，经后世屡加改写，只可反映部分史实的家谱宗图，但却清楚地说明了李宾祖辈李昌、李志道与万全左卫牛角堡、万全右卫膳房堡之间的渊源关系。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地域上的家族往来和亲缘关系，那么后来李宾“立春随父移居膳房”，即投奔其祖父李志道处定居，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怀安县的牛家堡即为普明的出生地和祖籍，其远祖则可追及山西太原府寿阳县，而马房村、头百户屯等，可以说是普明曾经逗留过的暂住地或者短期居住过的村落，而其常住地、定居地，则是后来万全县的膳房堡。如此，关于普明出生地的诸多异见也就迎刃而解了。 关于普明的生年，目前学界尚无定说，一种看法认为，按其教内传说，普明生于明正德八年，即公元1513年。(18)但据《佛说遗留脚册后事》云：“普明佛二次降生李家为子，牛角堡上降生落草，自幼看经好善，年四十五岁悟道成真”。而关于普明何年悟道成真这一问题，经书中多有记载，综合判断，将其界定在1553年当是合理的。若此，普明当生于1508年即正德三年而非正德八年。 三、早年图像与普明身世 所谓早年是指普明拜师学道之前，即从孩提到青年这一时期的生平事迹。经卷中比较完整记载普明身世的当为《普明遗留周天火候金丹蜜指心印妙诀》：普明“下生李家，隐姓埋名，父是李运，林氏母亲，牛角腊月初十下生，姓李名宾，九岁出家，发愿舍身，投师三次。师兄十七岁上，还俗家中，半路王氏，二九三春，娶结夫妇。王氏成亲，时不相至，走报边庭，野狐岭下，损目一睛，岳父王达，劝我回心，达达营内，投拜赵宗，持斋三次，不得明心。癸丑夏至，亲见周尊，化顶山前，传得分明，师传指我，卯酉之功，南岸来访，半载明心”。而在寺庙壁画中，反映这一时期身世或境遇的图像计有赵家梁普明庙之“运父林母赐名解愁”、“亲恐不寿往认僧师”、“立春随父移居膳房”、“效力边庭御侮伤目”、“麻景苦拷富商赔补”、“大众贤良代祖赔补”、“粮草补足释放还家”、“菩萨传言令正人伦”等八幅。某种意义上而言，壁画图像带有“变相”或经变化的性质，通过图像再现了经卷的部分内容，是经卷内容最为生动、形象的表现。 “运父林母赐名解愁”一幅，部分残缺，画面中一妇人怀抱婴儿，与一男子相对而视，舐犊之情跃然而现，气氛温馨而自然。榜题提示，普明的乳名即奶名，又小名叫解愁或解愁子，是父亲李运和母亲王林所起，寄托着父母对于子女的厚爱和期待，希望自己的儿子从此以后能够为家人化解忧愁，带来幸福和快乐。由父母为新生儿起名，特别是乳名，这在传统中国社会极其普遍，一般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即可命名。乳名会伴随一个人的终生，但结婚后乳名的称呼权则只限父母等长辈，同辈之间则只能直呼其大名或学名。当然，乳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作为某一个体的标识和父母希望的一种寄托，习惯上，乳名往往又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成为查清某人底细，确认一个人真实身份的符号。宝卷中，为辟邪显正，辨清真假，常常在指出诸祖姓名的同时，道出其奶名，如《朝阳老爷遗留九甲灵文》中，即多有奶名为六十子、保定子、二元子、满香子、得贵子、丑小子、和尚子、羊哥等诸祖显形的记载。可以说，这幅图像直观形象地点透了普明父母的姓名及普明乳名的来历，且与流传已久的教内传说相印证。细微的差别只是在于普明父亲的名字是李运，而不是后来所传说的李用，这可能是长期流传过程中的音变或讹传。其实在《普明遗留周天火候金丹蜜指心印妙诀》中即明确记载“父是李运”。凡此等等，足为明证。至于谱单中明记其父为李运国而非李运这一疑点，可以理解为谱名与常用名或实用名之间的区别，因为这在乡土社会极为多见，并不奇怪。 “亲恐不寿往认僧师”(图2)，这幅壁画表现的是普明在父亲李运的陪伴下，前往寺庙拜僧为师的情景。画面中，一红衣和尚，面相方圆，微微躬身，捧卷而立，做宣读状。一小儿，着红衣，丫髻蓬头，双膝跪地，侧耳聆听，略带顽皮。身后站立着一位俗衣男子，头戴黄色羊绒帽，双手持杖，神情专注。其情其景，极其自然，虽少了一些肃穆神圣，却平添了一些生活气息。传统上而言，俗家男女拜寺庙中的僧人为师或拜认干亲，这在当地非常多见，如位于万全城周边深山、闻名边塞内外的全庙——弘慈洞，据说过去每代和尚除接受剃度出家的弟子外，还认收一批不出家的干儿干女，叫做“认依”。讲究“认依”的子女，因为有神灵保佑，所以都能长大成人。凡“认依”的子女同样给起一个佛号，如本子辈的本法、本元等，吉字辈的吉恩、吉连等，常字辈的常山、常来等。和尚们对自己的干儿干女很关照，干儿干女长大成人后，也做些僧衣、僧帽、僧鞋去孝敬师父。逢年庙会，都有各村有头面的干儿主动上寺操持会务，接待香客。和尚死后，干儿干女均要以辈分戴孝、烧纸、送丧。故人们常说‘和尚没儿孝子多(19)。当然，除“认依”外，当地又有“现枷”习俗，即“以小儿女多疾者，带小枷锁诣庙祈祷，谓之现枷。俱以三年为满，是日鼓吹管弦，彻于衢巷，竟夜不止”。(20)以此推测，普明儿时盖因体弱多病，加之父母爱子心切，虔心向佛，故而才有了往认僧师之举。很有可能，普明之号也为当时僧师所赐。《普明遗留周天火候金丹蜜指心印妙诀》所云普明“九岁出家，发愿舍身，投师三次”，盖指此事。
“立春随父移居膳房”(图3)，这幅壁画讲述的应该是普明跟随父亲移居膳房堡的故事。画面中，左侧一男子，手展书册，作前行回首状，脚下立一黑犬，体型壮硕，神态温顺；右侧妇人，右手持杖，左手抱一雄鸡，呈随行态。两人相视，似探询商量，又像观察确认。远处山岭隐现，近处则亭台稀树，恬淡、野逸而又静谧。画面中虽不见普明身影，却也不失主旨。据教内相传，普明7岁时随父母从牛家堡移居万全膳房堡。(21)不过，调查中当地一位熟知黄天道内情的原一贯道坛主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听说的是普明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很穷，父亲要经常外出卖工为生，在普明5岁时，父亲才带着他从牛家堡来到了膳房堡。但也不是常住，每到冬天农闲季节便回老家暂住一段时间，就这样年年冬去春来，直到后来普明20岁成了亲，才定居膳房堡。以上表明，普明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经随父母常寄居膳房堡，直到后来定居该村。这也是后来普明为什么将坐落于该村的碧天寺作为黄天道传教中心的缘由所在。 “效力边庭御侮伤目”一幅，表现的是普明应征入伍后，在一次边地冲突中伤及一目的故事。画面中，四员战将纵马驰骋，其中左侧一员少年将领，挺枪跃马，形象高大，唯左目有残，可知当为普明。该画面虽然不同程度漫漶，但人物形象大致可辨。教内称普明18岁入伍后，在膳房堡以北的野狐岭边关服役，22岁时在一次抵御北元蒙古势力的冲突中失去左目。(22)对此，《虎眼禅师传留唱经》中的表述为“五百劫前冤业债，损了一睛”，当然这也是后来普明被称之为虎眼禅师的来历，而且将这次受伤事件归因于所谓“五百劫前冤业债”的因果报应。而据《普明遗留周天火候金丹蜜指心印妙诀》记载，普明17岁上还俗成亲后不久被征召入伍，即所谓“时不相至，走报边庭”。显然普明从军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加之后来“野狐岭下，损目一睛”，于是才有了“岳父王达，劝我回心，达达营内，投拜赵宗”以及后来的拜师访道之举。
“麻景苦拷富商赔补”(图4)、“大众贤良代祖赔补”(图5)、“粮草补足释放还家”(图6)三幅，当是对同一故事情节的依次表述。麻景苦拷富商赔补一幅，画面中的场景为官衙，一官吏模样人物端坐于公堂之上，案左侧为一衙役，衣袖双挽，手持大棒，侧目而视，案右侧立一红衣男子，举止儒雅，似与官吏做解释求情装，案前则为一青年男子，作跪地揖拜状，其身后不远为一男子，头戴羊绒帽，左手挎一布囊，作迈进状。从画面推测，案前跪地作揖者，当是替普明赔补的商富在答谢官府的开恩和饶恕，戴羊绒帽者当为普明。因为在寺庙壁画中，羊绒帽似乎已成为普明成人后的标志性装束。大众贤良代祖赔补，画面中出现的是三位男子，人皆右肩背一布囊，自左而右，前后而行，表情轻松，靠后二人且做交谈状，似结伴前往为普明赔补钱粮。“粮草补足释放还家”，表现的场景应为村落街道，画中四人，其中头戴羊绒帽、笠形貌及头巾者曾出现在大众贤良代祖赔补一幅中。从画面情景判断，四人中头戴羊绒帽者应为普明。史载，有明一代，为应对边地危机，通常将人户编为不同的役户，承担不同的差役，是为户役。役户又有民户与军户之别，承担民差和军差。军户隶军籍，属于兵部，“役皆永充”。一般认为，军户由于实行世袭制以保证兵源，故多缺乏人身自由，在所谓军、民、匠、灶四户中地位最低，几近奴隶。民户则只是依制纳粮供草，当民差而已。依普明的情况而言，当属于“四户”中的民户。不过由于明朝边患不断，加之吏治腐败，永乐时即为差役所累，宣德以后逐渐加重，军户、民户均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恰如宝卷所云：“催粮运草民遭大难”，(23)“君王不正行无道，调民征虏慌又忙。趱粮军草人难过，逼得黎民尽离乡。东村便往西村走，南城又往北城行。趱粮不知何人用，苦死军民往张狂”。(24)可见上述三幅壁画，表现的虽然是普明个人的不幸遭遇，但却是当时差役之苦的普遍反映和真实写照。当然，将普明早年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入画，自有其特别的意义，即普明与普通人一样，虽出身贫寒，遭遇坎坷，但只要一心向道，不畏时艰，最终必成正果。
“菩萨传言令正人伦”(图7)一幅，画面中，碧空原野，近山茂树，一青年男子，头戴羊绒帽，躬身作揖，望空礼拜，神情虔诚，右上方则为一少女，姿容丰美，表情怡然，秀发垂肩，红衣黄裙，跣足自在，一腿上翘，一腿下垂，踞坐莲台，但见祥光罩体，彩霞飘举。表现的应是普明得到观音菩萨开示，与普光天缘相凑，缔结姻缘的故事。关于普明与普光的姻缘，宝卷中多缺乏相关的记载，即便偶有令人联想到这段姻缘的个别内容，也是语焉不详，难以为证，如有学者认为《虎眼禅师传留唱经》所云“狮子村，遇明人”，即指普明遇见了普光，两人结为夫妻。(25)其中道出这段姻缘的则是《普明遗留周天火候金丹蜜指心印妙诀》：“师兄十七岁上，还俗家中，半路王氏，二九三春，娶结夫妇”。应该说这是迄今所见最为明确的记载。
普明17岁上还俗成家后，虽然一度寄居狮子口王家，但不久后即很可能与普光一起移居膳房堡。膳房堡既是普明小时候随父母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普光的外婆家，应该说膳房堡对两人都不陌生，所以移居膳房堡后，普光寄居许家，即外婆家，普明仍然给人扛长工。但这一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即因普明“效力边庭”而中断。不过，或许由于普光婚后曾经住在膳房堡许姓外婆家的这段经历，才有了后来所谓“就耆老传闻，明嘉靖四十一年有马房州人李宾来膳房堡娶许姓女，夫妇修道成真”(26)之类以讹传讹的说法。当然，这一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毕竟许家与普光有着这层亲戚关系。至于普明移居膳房堡后帮的什么工，当地的说法多是给村里看庙，如在万全新开口村观音庙看庙，以前则是在本村牛家堡看过地藏王庙等等。或许就是在这期间，普明有机会结识到一些教派人物，并随之拜师学道。总之，普明早年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居无定所，也无固定职业，然而正是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了普明对于社会、人生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感受力，从而为其后来的开宗立派，布道传教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知识。 黄天道寺庙壁画与图像是民间社会的产物，是大众精神生活的真实体现，集中反映了民众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它既是乡土社会的一种大众传媒，具有传播宗教信仰、教义思想、宣教阐教、教化大众的功能，同时又是一种通俗且喜闻乐见的传统叙事方式，即宗教文化的载体。因此，作为一种具象化的存在与表征，较之单纯的文字等其他表现手法或叙事手段，壁画图像具有十分直观、形象的特点。通常，它以故事叙述为主线，多采用写实性刻画与情节性描绘相结合的方式以求突出主题，再现过去那难以忘怀的一瞬。因此，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形式，某种意义上而言，壁画图像的确又是历史情景的一种生动再现，当然并非简单的摹写，而是饱含画者、信众崇敬之心的群体回忆，承载着民众的记忆与想象。换言之，图像不仅可以再现过去的历史，而且可以引导对于历史空间的无限想象，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是历史想象的一种向导。当然，作为乡土社会的一种绘画语言，其中也不乏对于意境、气韵的追求和渲染，体现着民众的审美价值与情趣。无疑，黄天道寺庙壁画，承载着丰富但却相延已久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壁画内容中诸如教祖出身、宗教活动、日常生活等不同场景中那些被特别强调和渲染的视觉元素——参禅、拜佛、开法、救度等事象的考察和解读，不仅可以破解黄天道历史研究中的诸多难点、疑点问题，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黄天道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背景、文化生态及其相互间的密切关联。 ①谭松林主编，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②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 ③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④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第171页。 ⑤同上，第175页。 ⑥《虎眼禅师传留唱经》、《朝阳遗留三佛脚册唱经偈卷上》、《朝阳遗留三佛脚册通诰经下卷》，均见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2006年。 ⑦《普光如来四维圆觉宝卷》，见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一册。 ⑧王见川：《黄天道早期史新探》，载《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 ⑨台湾学生书局印行《宣化府志》，第856、857页，边疆方志之25，乾隆8年修，乾隆22年订补本影印本，民国58年影印。 ⑩新修方志丛刊，边疆方志之七，景左纲修、张镜渊纂察哈尔《怀安县志》，第118页，民国23年铅印本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民国56年影印初版。 (11)《众喜粗言宝卷》卷五“续化儒门”，见张希舜等主编《宝卷初集》(21)，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景左纲修、张镜渊纂察哈尔《怀安县志》，民国23年铅印本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民国56年影印初版，第70页。 (13)新修方志丛刊，边疆方志之七，景左纲修、张镜渊纂：察哈尔《怀安县志》，民国23年铅印本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民国56年影印初版，第77页。 (14)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第170页。 (15)路联逵、任守恭主修《万全县志》卷七，1933年察哈尔省万全县编修馆编印，第49页。 (16)路联逵、任守恭主修《万全县志》卷十，1933年察哈尔省万全县编修馆编印，第14页。 (17)该谱单2012年发现于万全县水庄屯李家，承蒙张振山先生提供图片资料，深表谢忱。 (18)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第179页。 (19)李文义：《弘慈洞》，见万全县政协《万全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2年。 (20)《宣府镇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边疆方志之二十六，明嘉靖四十年刊，抄补本影印本，民国58年影印，第一册第896—897页。 (21)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第175页。 (22)连立昌、秦宝琦著《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第175页。 (23)《普明定劫真经》，见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一册。 (24)《普明遗留考甲文簿》，见王见川等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第一册。 (25)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26)路联逵、任守恭主修《万全县志》卷七，1933年察哈尔省万全县编修馆编印，第49页。
标签：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李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