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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发现地毯上有一处凸起，她试着去抚平，但凸起在每次平整之后都再度出现。极度沮丧中，她把地毯掀了起来，吃惊地发现地毯下有一条愤怒的蛇。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教授的著作里有许多这种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作为首位获得国际领导力协会(ILA)年度杰出人士奖的非美籍获奖者，凯茨·德·弗里斯教授以自己独到的心理分析视角为领导力和组织变革课题贡献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之所以从心理分析视角开展自己的研究，部分的原因是他不满于太多的管理学者一直把企业默认为经济机器，把视野停留在所看到的和知道的(即那些有意识的)内容，甚至过分注重那些直接可测量的问题。他认为，实际上这正如上面那个“地毯下面的蛇”的故事中的人一样，一味地关注表面现象(地毯上的凸起)，而忽略了对深层结构的研究。无论是对组织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还是具体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的改善，都需要关注组织体系内那些更微弱的、表面之下的信号，而在这个方面，心理分析理论和技术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很大的帮助。“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组织作为一种系统有其自身的生命——不仅是有意识的生命，也是无意识的生命；不仅是理性的生命，也是非理性的生命。”
本期“高端访谈”，我们请凯茨·德·弗里斯教授分享自己在领导力和组织变革课题上的有意思的观点：心理分析视角的要义何在？领导一般受到哪些心理问题的困扰？他们应该如何改变自己？
领导力的心理分析视角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心理分析的视角研究领导力和组织变革课题的？这一视角的魅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凯茨·德·弗里斯：我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发现学界对企业的研究大多只是关注组织结构和体系方面问题，而较少关注人的思维和心灵。尽管也有学者研究员工的个性等问题，但是对高层管理人员研究得不够，而正是高管人员的个性最能对组织的演进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一个企业的文化和做事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管人员的个性决定的。所以我把自己研究的重点聚焦在高管人员的思维和心灵上。我在INSEAD主持的CEO领导力研讨学习班迄今已经历时20年，这当中我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心灵的作用深有体会，同时也验证了心理分析理论和技术在理解和干预人的行为方面的力量。(需要指出的是，我并非意识形态主义者，我对任何有用的理论和工具都持开放态度。)
所以，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让“人”重新回到组织中来。长期以来，很多企业人士和学者们的集体无意识，就是对绝对理性的信奉。这种绝对理性是建立在持“性恶论”的经济学家和持“性善论”的社会学家的一系列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而我们的体制也一直在迫使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为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以获取教职和声望，而踏上“伪自然科学”的道路，他们的视野停留在所看到的和知道的(即那些有意识的)内容，甚至过分注重那些直接可测量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高管是否真的在始终按理性逻辑行事？管理真的是一种由理性的人根据组织目标执行的理性任务吗？回顾刚过去不久的这场金融危机，想想那些企业领袖和政治领袖们的毁灭性的行为，我们甚至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很多管理行为单从理性角度是难以理解的，很多关键信号存在于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际交往当中，潜藏在他们的日常行为当中。
记者：所以您希望那些有心理问题的高管们到弗洛伊德的沙发床上躺一会儿？
凯茨·德·弗里斯：是的，上述内容正是我主张的领导力教学和咨询的“临床范式”的背景。不过说到弗洛伊德，需要指出的是，他主要的理论大多形成于1895年以前，其中有合理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但是心理分析理论和技术在弗洛伊德之后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包括动力精神病学、发展心理分析、人类学、神经生理学、认知理论、家庭系统理论、(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治疗等众多学科的庞大体系。在将心理分析理论和技术用于组织和工作场所方面，经过许多心理分析家的辛勤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刻、丰富的对组织生活的理解，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能够为有效的咨询和干预开辟新的道路。这种“临床范式”能够帮助那些深陷无意识的自我摧毁的恶性循环的人们认清自我，了解自己拒绝改变的原因，为他们提供如何改变的选择。
可悲的是，在“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如果希望事情变得不一样，我们必须从成为不同的自己开始。
记者：您在从心理分析视角研究领导力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既有理论是有问题的？
凯茨·德·弗里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很难回答。如果我是在一所医学院任教，你会很自然地期待我所做的研究工作对治疗病患有帮助。但是在商学院，却存在两大领域：理论和实践。不幸的是，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距离在日益扩大。1959年，福特公司委托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商学院普遍过分偏重实践，呼吁为教师提供便利，让他们从事更多的学术研究和正规研究。此后，为了获得社会的尊敬，商学院们确实在学术研究上越来越投入。做更多的研究这一点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追问，这些研究与企业实际情况的相关性如何。我的工作是非常偏重实践的，可以说是离实践最近的学者之一。两个星期之前，我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领导力研究中心的领导。我的使命就是去帮助企业人士和企业组织向好的方向做出改变，这也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所在。
组织神经官能症
记者：您在书中花不小的篇幅阐述了自恋型领导的问题，能否在这里概括一下您的核心观点？组织如何避免自恋型领导带来的危害？
凯茨·德·弗里斯：领导者的自恋既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也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在成长的过程中，随着业务的成功，视野的开阔，领导者逐渐变得充满自信，这时，自恋是他上进的动力。而当他终于成为企业的CEO，成为组织的一个符号时，每个人都要找他，自大与偏执的“CEO病”自然地开始滋生起来。慢慢地，CEO就像生活在一个镜子大厅，周围的人们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看到他所想要看到的，听到他想听到的，这使他越来越走向骄傲与狂妄，难以抵挡。突然间，他失去了对企业四周潜伏的各种危机的警觉：外部环境在急剧变化，他却看不到镜子外的世界，固执地坚持以往的观点，而周围的人则不敢评价“国王的新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企业的命运可能要就此逆转了。
在我的MBA课堂上，我经常问那些二十八九岁的学员们一个问题：二十年之后，你们在高级管理职位上能否管理这种权力衰退的问题，很多人回答说不能。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跨文化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人们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接受程度)最大的马来西亚，中国也属于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最低的是瑞典。但是即使在瑞典这样的国家，“CEO病”依然存在。
对此，企业董事会可以采取行动，例如：1.分配决策权，对失控的领导者设置障碍。2.改进董事会成员的甄选、教育和评估，让他们能够识别与破坏性自恋行为相关的危险信号。3.对过分自恋的领导者提供辅导和咨询。不幸的是，很少有这种过分自恋的领导愿意接受专业帮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这是他们自我欺骗的一部分。
记者：除了过分自恋，还有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困扰企业的CEO？
凯茨·德·弗里斯：我以前的一本著作《组织神经官能症》(The Neurotic Organization)对这个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强调了高管人员的个性对组织文化的影响，同时借用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分析教授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的比喻来说明个性的特征：我们身上无意识的情绪化的一面，就像一只大象；理性化的一面，就像这只大象的骑象人。骑象人坐在大象的背上，看上去是大象的主宰者。但是事实上骑象人却不能完全控制大象，因为与身下的这个庞然大物比较，他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人类的行为，大概有90％～95％是出于无意识，我们对这些“自动化的信息处理过程”无法加以控制，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对大象只能轻轻地引导，而不能蛮横地强迫。当这只好几吨重的大象不愿按他指引的方向行进的时候，骑象人很可能会束手无策。
在描述这些特征方面，大象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哲学家柏拉图曾经用马来比喻，但是大象比马的比喻要好得多。大象有一些特征，首先是上面说的自恋。喜欢自己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是进化心理分析的一部分，人们大都自然地倾向于高估自己。再就是悲观，人们看到灌木丛中的斑点，会倾向于认为那可能是一只老虎，而不是草莓。还有懒惰，倾向于维持现状，不愿意接受变化。此外，还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倾向，等等。这些都是普遍内嵌于人们内心的性格特征，领导者也不例外。
记者：这个大象的比喻很有趣。既然大象的一个特征是懒惰，抗拒变化，那些受心理问题困扰的CEO们如何才能改变？
凯茨·德·弗里斯：发展心理分析曾经评估过，人到30岁的时候，仅形成了2/3～3/4的性格。人的性格是可以在后期发生改变的——如果他们知道如何促成改变的话；而且改变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经历漫长的治疗过程，CEO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来接受漫长的治疗，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高效的程序。我们也必须找到一种不那么传统的方式，帮助他们克服无意识中对变化和问题的抗拒。另外，我们必须警惕一些心理“万灵丹”带来的“假装病愈”。
从我的实践经验看，动力心理治疗法可以加速改变的过程，更为直接的集中干预与扎实的移情和心理支持相结合，往往能够带来显著的进步。另外，简单的一对一辅导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效果有限，而且我们也要增加学习者的“不舒适区”，所以我开始尝试通过创建学习型社区来创造一种高强度、完全投入的情境(例如，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为别人“纠正情感经历”)。思想就像伞一样，只有在打开的时候才会起作用，我也会让CEO们做好放下包袱，敞开心扉的准备，鼓励他们打破既有的模式，从全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例如，让他们认真地反思自己自我欺骗的倾向，让他们去深化自己的亲密关系，让他们与过去不联系的人进行联系，鼓励他们享受自由幻想的瞬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造过程。爱默生说得好，生命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那些激起我们无限想象的日子。我也愿意与读者们分享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塑造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最重要的产品就是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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