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周年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党一成立，就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就给自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根本依据和根本途径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迫切而又最艰难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切斗争和努力之成败得失，皆系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课题，解决这一任务，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表现为一个历史运动，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推移而不断产生历史性飞跃，产生“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历史形态。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成果；贯穿它们的一根红线，都是解决和回答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时马克思主义为何必须中国化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中国化的根本问题。
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的人，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它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它时主要依据的是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英、法、德等国资本主义发展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同时也依据和总结了19世纪西方科学发展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所带来的最初经济全球化现象，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引起的世界诸矛盾，从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人类走向美好社会的根本道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开了人类“历史之谜”。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在西方，但是它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和主要结论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意。但是任何理论运用时都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化，特别是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与欧洲截然不同的东方古老大国时，更是如此。任何普遍性真理、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来自对大量有关客观事物的科学抽象，反映了相关事物的共性即本质关系；同时它又必须在具体应用中加以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是事物的抽象和具体、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正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在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长期反复的更替中，毛泽东深思根本问题何在。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
早在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初步论述了“相结合”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9 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①1941年他又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②
“中国化”这一概念在三十年代已出现，如艾思奇在1938年4 月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就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③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却是毛泽东。虽然后来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亲自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不胫而走，因为它更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概念的实质。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更完整准确地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并认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对“相结合”认识的飞跃，完成于延安整风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④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围绕“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几对概念，作了深刻的说明。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按照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而“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揭示了科学理论本身包含的抽象和具体的对立面统一，也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之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说，“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⑤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了这点，就是“假马克思主义”。
这里毛泽东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各国人民斗争时所具有的国际化（世界性）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和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全世界的世界化、普遍化过程，也是它具有各民族风貌、风格、各民族气派、作风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指明人类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根本途径，作为普遍真理，它属于全人类，属于全世界的无产者和一切国家的人民，这是它的国际性、世界性；但另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必须通过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使其真理性内容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体现其世界性、国际性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顶尖级的全球性理论。毛泽东极好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一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把那种只讲国际性，不讲民族性，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假马克思主义”。1941年他总结党的历史时说，“过去我们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⑥1943年5 月他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更指出，“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⑦所谓“更加民族化”，就是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⑧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更加民族化”，也就是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更加民族化、中国化。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 ”而这就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都落实到“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关键在于应用，应用到中国这一“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这也就是他说的“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用它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要运用得好就必须从中国特点、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去应用，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所以，创新又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成功应用的标志。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⑨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用，用得好不好，最终要看是否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而理论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关键又要看是否结合中国的特点来应用。只有结合中国的特点应用，才能“用得了”。而这又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创造些新的东西”，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宝库。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⑩“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11)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2)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标志。
4、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另一重要方面。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3)他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不是不要或“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是为了“提高”其理论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而且要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才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只有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际经验进行系统理论思考和总结，才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即创造出新的理论。所以“按照中国特点来应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1945年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应该高度重视理论。“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14)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揭示中国革命的内部联系即规律，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新发展。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结底就是反对主观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论述，最终归结为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相对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路线的高度，对主观主义进行深刻批判，提出实事求是，是他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的鲜明特色和最大贡献。他阐明，理论是否与实际结合，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归根结底是认识路线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从而揭示了党内长期正确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实质和思想根源。1941年他强调，“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15)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提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标志，表明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中国已真正实现中国化。
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表明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至此已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着力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心是要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
建国后，党领导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 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从1957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欠发达的东方农业大国，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和新任务。1957—1976年的20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失败与挫折。
1978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时为什么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又突出出来呢？因为经过近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苏联搞了七十多年也未搞清楚。57年后长期“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不能不深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怎样运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中国国情出发，究竟应确立什么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说“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中心是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那么，“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中心就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一历史任务的解决，“始于毛，成于邓”，最终由邓小平自觉地、出色地加以承担。第二次飞跃较之第一次飞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因为此时不仅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还必须着重和首先回答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邓小平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在1982年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但其实自1978年以来，他在反对“两个凡是”、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特别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时期的“宣言书”中，都是围绕这一“相结合”问题，以此为主线，展开各方面的论述。他将党的十二大和七大、八大进行了比较，指出十二大是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是总结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八大以来）正反面经验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6)这一“基本结论”，可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新一轮的标志，是“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宣言书。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和毛泽东相比较，邓小平有哪些新的重大发展，作出了哪些新贡献呢？
1、他明确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 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的着眼点、落脚点、归宿和终极目标。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大实践价值和意义更加凸现出来。
1980年他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17)1982年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更明确地把“走自己的道路”与“相结合”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点的重大发展，表明“相结合”的根本目的和产生历史性飞跃的检验标准，归根结底都要以是否找到一条革命或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来衡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否真正“结合”，是否“结合得非常好”，也要看是否“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时期，他反复讲“走自己的道路”。1984年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18)1985年他又说，“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20)1987年在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后，他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21)他对匈牙利客人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22)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是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2、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具体化的新标志。
这一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自己的路”的科学阐明，也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逻辑结论。毛泽东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化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则化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4年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他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直接导源于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前者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孪生物，是它必然推出的逻辑结论。
3、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 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重大历史功绩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全面概括和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1980年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4)1984年他又说，“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25)这就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表明两者在理论与实际结合这一内涵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直接相关，这是“相结合”的两次飞跃的共同规律，表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相结合”达到历史性飞跃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不仅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对这一路线作了新的重大发展。这特别体现在他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说，“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26)“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新时期开始，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这与当时历史条件分不开。他分析了在广大干部中“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的历史原因，指出首先这是因为文革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其次，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产生了个人崇拜，“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27)解放思想，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从我们自己过去长期的“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从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8)
4、在新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在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时，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着重论述过“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问题。邓小平则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这与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相关连。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29)“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30)“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1)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要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此，他着重论述了两点，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和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无疑是“相结合”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否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他在解决“相结合”问题时，首先强调了坚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即“老祖宗不能丢”。这有几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解放思想、刻意创新、走出一条新路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低潮，这时更要注意“老祖宗不能丢”；三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重任。“这时更要注意“老祖宗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他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建国后，在旧中国“一个烂摊子”的基础上很快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也不能丢老祖宗。1991年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32)“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33)
从邓小平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他在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时，总是同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真坚持还是假坚持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思。”(34)他不仅提出“真正地坚持”的问题，还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5)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6)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根据新的变化的条件；就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即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百多年来世界的变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其所以都有人认为中国已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他们仅根据马、恩、毛过去的一些论述或现实社会主义过去的一些做法，甚至以马、恩、毛有没有论述过为准，来判断今天中国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说，“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37)
5、在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前， 邓小平突出提出和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在解决“中国化”问题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特点之一，也是“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不同点之一。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别在文革后首先突出表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也完全是从“相结合”这一角度，以是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为评判和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本标准。这就是说，他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因毛泽东思想是“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国际共运史中解决“相结合”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否定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正因为它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1978年他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38)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39)“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40)“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不能丢掉。在这个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41)他还指出，”历史上理解马克思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42)
为此，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出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待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43)如果说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化”问题时，突出反对了主观主义的本本主义；那么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时，则突出反对了“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
6、在如何认识如把握当代中国国情， 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结合方面，邓小平也作出了新的突出贡献。
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必须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总体的科学判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总体认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直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才彻底剖析了中国的国情，阐明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中国无疑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是高度发达的超英赶美的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即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仅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此，从党的八大到十三大，经过长期痛苦的摸索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全党才最后认识到当代中国这一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相结合。正是从初级段这一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事实上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几乎没有具备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下，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时代条件以及共产党人正确的战略策略，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从而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中叶的百年时间）。这个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是也只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的确立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已实现新的飞跃。
7、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还在于他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还突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变化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意味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仅要根据马、恩、列、毛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要从他们逝世一百多年或几十年后世界的重大变化出发，从时代变化和总体国际形势出发，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所说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所说的“根据现在的情况”，并非单指国内情况的变化，也包括时代的变化，国际发展趋势的大变化。这就深刻说明了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非如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似乎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似乎是永远不变的；不断变化流动的，只是中国的实践、实际状况。邓小平则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用在“变化的条件下”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与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相结合”。二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把握当代中国国情、当代中国实践，必须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和时代变化的全景中加以思量，把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的科学判断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中的中国，放眼世界看中国，从比较中看中国，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践。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和判断，具有更宏观的背景，更高屋建瓴的气势，更广阔的眼界和视角，从而达到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
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共运特别是我国对20世纪下半叶的时代主题和特征的认识长期存在的“左”的偏颇教训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二战后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把握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平与发展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成为它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明时代精神。这一科学论断是建立在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的。20世纪下半叶时代主题变为和平与发展，代替了上半叶的战争与革命。世界科技与经济以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发展。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的转换，意味着国际竞争的重点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即使不考虑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应着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从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变化来看，我们也应当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如不能和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相结合，也就无法真正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因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的确定，对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情的认识，都离不开对时代主题转换的认识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当时其所以没有突出强调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这不是说当时对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离开当时战争与革命大时代的主题。实际上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由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因此毛泽东思想突出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寻找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形式、方式。邓小平理论则产生在时代内容、时代特征发生根本转变的时代，因此它的突出任务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邓小平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与毛泽东的又一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