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中俄论文,茶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贸易占有相当的比例，影响举足轻重，而目前史学界却尚乏专文论及，这与其地位极不相称，故对之作一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清初中俄茶叶贸易
从蒙古军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俄国独立以后，开始向外扩张，17世纪初叶来到了我国蒙古地区。1616年，俄国人出使中国，使他们得到了认识茶叶的机会。在招待宴会上，俄使彼得罗夫十分惊异地看到，端上来的热牛奶里放着一种不知叫什么的叶子，这种彼得罗夫从未见过的叶子，即是茶叶，[（1）]此乃俄国人了解茶叶的开端。两年后，明朝政府派人携带茶叶数箱前往俄国，赠送沙皇，企图打开华茶在俄国的销售市场，未成，1638—1640年，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出使阿勒坦汗廷，受到达音诺彦的宴请，席间他们喝的是茶。临行时，阿勒坦汗赠给沙皇许多礼品，有皮货、绸缎以及按蒙古人估价相当于一百张貂皮价格的茶叶二百包。斯塔尔科夫对茶叶一项提出了异议，说在俄国，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因此，莫斯科宫廷宁愿请汗赠以相等价值的貂皮。但是结果仍按原来方案处理。此项茶叶约248公斤多一点，价值约合旧卢布30个，[（2）]这是华茶输俄的开端，比华茶输入荷兰晚了30多年。由上可见，茶叶在17世纪中叶以前对俄国人来说还是新奇之物。
华茶输入俄国的道路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后者为海上贸易，前者为陆路通商，正因为如此输俄华茶的质量上乘，“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3）]究其原因，正如魏源所说：“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4）]俄国人对茶叶的称呼亦与西方其它国家不同，“英人呼茶曰替，法人呼茶曰代，俄人呼茶曰柴，茶柴二音相似，以其贩走北路故也。”[（5）]
清初，茶叶扮演着礼品与商品的双重角色。巴伊科夫在北京的半年期间，清廷赐予他及其随从每天茶叶数碗，[（6）]巴伊科夫在京贸易期间所购买的货物中也有茶叶。1657年从中国归国的俄使彼得·亚雷日金购买了茶叶一皮囊。[（7）]1658年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尔·阿勃林奉命前往中国，清廷赐给他们茶叶10普特，俄使将茶叶全部卖掉换取宝石回国。[（8）]斯帕法里使华期间，康熙帝多次赐予茶食，临行时还赠给沙皇茶12箱、使臣4箱、两位莫斯科贵族2箱。[（9）]其他使臣也多次受赐茶叶。茶叶作为商品在俄国销售始于17世纪中期以后。《17世纪托波尔斯克市场的中国货》一文中提到17世纪后期托波尔斯克市场上有华茶出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华茶售卖。[（10）]北京贸易开始后的1689年，俄商加·罗·尼基丁来华贸易，采购了5普特7俄磅的茶叶。[（11）]之后来京的俄国官家商队，主要采购绸缎、棉布、宝石、金银等，1716年来华的商队始成交茶叶，茶叶开始成为北京贸易中俄国商队采购的正式商品之一。1719年，俄廷训令伊兹马伊洛夫“把茶叶放在用铅皮衬里的匣子里，并加密封，以防掺假。”1925年俄商务部训令商务代表郎克“应注意将茶叶（烟草）装入铅皮箱内，每箱重量约为一百斤，加盖并从上方焊好，以免香味散失。”[（12）]可见，茶叶作为商品已受到了重视。1725年，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从中国带回的货物中列出了茶叶一项，其地位、重要性在绸缎、金银之后。
总的说来，俄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主要从中国进口南京土布、大布、丝织品（各种绸缎）和生丝、某些辛香作料和药材，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相对来说数量不大，因为当时在俄国饮茶的习惯还不普遍。当时贸易特点是皮布贸易，即以中国的布来换取俄国的皮货。茶叶贸易的兴盛期是在恰克图贸易时代。
二、清中叶中俄茶叶贸易
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中俄边境上的恰克图为中俄贸易的地点。但是，到1753年以前，中俄两国贸易额不过五十万卢布左右，其中茶叶交易额每年为两三千普特，最多也不过一万普特，在当时价值不超过五万卢布，[（13）]约为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十分之一。从《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到50年代中期，前往北京的俄国商队贸易还有小规模的茶叶贸易。总之，18世纪上半叶即恰克图贸易的初期，茶叶未能引起俄商的注目，茶叶贸易量较小。
1753年，恰克图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贸易额迅速增长，1755年达837065卢布，1760年增加到1358271卢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卢布。[（14）]茶叶贸易额也随之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了3万普特左右，约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9年为53343普特，1800年又增长为69580普特。[（15）]华茶输俄的增加，对俄国人民的饮食习惯有较大影响。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书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16）]到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以至每次恰克图市场关闭，都使许多家庭因缺茶叶而贫困下来。由于俄国人不能因恰克图闭市而停止饮茶习惯，遂被迫购买从英国、荷兰、丹麦等国运来的茶叶，支出高三、四倍的代价。如在80年代，华茶1普特在俄国值11卢布，从西欧运来的却要52卢布以上。[（17）]随着茶叶地位的提高，它逐渐成为俄商财富的象征，商人们往往以自己拥有的茶叶来炫耀。这一时期的“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茶皮贸易兴盛期。
进入19世纪，茶叶贸易进入辉煌时期。华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位。1802年华茶出口俄国达45032普特，1811年为八万普特，1820年超过十万普特，进入20年代，茶叶输出已占中俄贸易总额的88%，30年代增加到93%，进入了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代。[（18）]1848年，华茶输俄达369995普特，这是19世纪上半叶中俄茶叶贸易的最高峰。这一时期茶叶贸易额增加得如此迅猛，与俄国纺织业的发展有关，俄国纺织业的发展，导致了俄国不再需求中国的棉布，再加上俄国国内茶叶需求量飞增，从而导致茶叶成为俄国输入第一位的商品。就中国而论，俄国呢绒、棉绒的优越性致使中国对俄国皮货的需求量大减，俄国纺织品逐渐跃居前列而成为俄国输入中国货物中的第一位商品。譬如，18世纪末毛皮占从俄输入货物总值的70%，纺织品、皮革等制品仅占30%，到19世纪中叶，前者降到20%，而后者却增加到80%，其中65%是纺织品。[（19）]因此，中俄贸易在19世纪初逐渐由茶皮贸易演变为茶布贸易。单就茶叶而论，华茶输出的上升趋势经久不衰。185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恰克图贸易时代结束，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随之衰落。
恰克图茶叶贸易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中俄双方的货物由各自的定价委员会确定，个人无更改权，如果因定价过高使对方无人购买，则重新定价。不单是确定茶叶的价格，而且还决定用以交换不同物品的各种品级茶叶的比例。贸易是在以货易货这一低级形式下进行的。当时茶价较为稳定，如在19世纪中期，一方箱家茶价值60卢布，一箱三级花茶价值120卢布，与过去相差不大。花茶与家茶是搭配销售的，如1843年就明确规定，三箱花茶要配销一箱家茶。除此之外，俄商还收购砖茶。砖茶多销于俄国鞑靼区和西伯利亚，只有很少一部分运往下诺弗哥罗市集。马士说：“在赋有几世纪商业传统的中国人和不精于商业的俄国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我们可以稳当地说，如果换算成任何国际交换的共同标准，那么必定是哆罗呢值的太少而茶叶值得太多。”[（20）]其实，这种论断并不符合事实，在恰克图，没有超经济的压力，价格的规定由双方自由商定。由于恰克图始终无滞销的茶叶（清廷限制甚严所致），而俄国货则因各个体俄商的盲目性往往积压，以致到第二、三年后才能出售。因此，俄国货价不稳定是正常的。由于中国政府不抽税，这项贸易对俄国国库更为有利。不仅如此，在货物运输线上的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居民，也因为每年三、四百万卢布的运费而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的商人多属山西人，即所谓“西帮茶商”。山西商人深入武彝茶区采买茶叶，经张家口北转买卖城，中间路程计2000多公里，一路地广人稀，茶商多结伴而行，他们用骆驼、马匹运载茶叶，且行且牧，随身带有猎狗保护。
清政府对恰克图贸易的管理十分严格，部票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内容。部票制度在康熙末年就已制订，恰克图贸易开始后，部票制度日趋完备，上列商人姓名、货物数目、所住地方、起程日期、定限一年，逾期须重新起票，无票者枷号两月，笞四十，货物半数充公，逐回原籍。每张票法定的贩运量，有两种折算法，按茶箱计算300箱一张，若按骆驼计算200驼一张，每匹骆驼运茶在250斤以下。俄国商人亦须有俄方执照，俄国政府给以专利。这是针对国家商队而言。1762年国家商队取消后，私商结成商帮，到18世纪末，形成著名的六大商帮：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札马斯克一伏洛格达帮、札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这些商帮经营茶皮贸易，实力非常雄厚。俄国政府以伊尔库次克总管管理对华贸易，与中国理藩院抗衡。
三、清后期中俄茶叶贸易
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政府禁止中俄边境的鸦片走私，但并未因此而能在战后进行海路贸易和进入中国已开放的五个口岸通商。但1851年签订的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的通商章程，有利于俄国来华贸易。如1852年俄国从中国西部地区进口了价值552000英镑的货物，其中包括价值71000英镑的666000磅茶叶。1854年进口货值增加到780000英镑，其中茶叶为668096磅。[（21）]在恰克图，茶叶贸易虽开始衰落，但数额仍很高。1851年到1855年，每年平均输出茶叶的价值为9272000卢布；1856—1860年每年平均为8306000卢布。进入60年代，整个中俄茶叶贸易持续发展。1861年3月30日，俄国政府制订新的法令，大大降低了茶叶税，在恰克图，根据茶叶的质量，每磅交纳1先令1便士、5[1]／2便士哉1[1]／2便士；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南方各港的税率是2先令和1先令3便士，在北方各港则是1先令10便士和11便士。[（22）]与此同时，俄国利用单方面最惠国待遇，开始享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侵略果实。《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对俄开放。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商在他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他口按照各国总例交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23）]1866年，复进口税即子口税取消。1881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于未定税则以前，应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各种下等茶出口之税，先行分别酌减。[（24）]在此有利条件下，俄商于1861年在汉口设立砖茶厂，改进砖茶压制方法，统制销往蒙古等地砖茶。1870年，俄商开始在福州压制砖茶。1891年，在福州的俄商又转移贸易于汉口及九江，在九江设厂压制砖茶。1895年在汉口的俄商有兴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产量共达872933磅。从60年代开始，华茶输俄的路线增加。原来只有汉口到樊城、经山西到张家口的陆路运输，现在又增辟了汉口转上海到天津、经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道路，或由海路直达敖得萨和巴统。水路的启用，大大降低了运费，再加上茶税的降低，使茶叶输俄的数额大大增加。从1861年到1867年间，平均每年输入华茶达10万多担，此后的茶叶输出见下表：[（25）]
年份
平均每年出口担数 年份平均每年出口担数
1868-1870 69498 1883-1885 513165
1871-1873 335941 1886-1888 823922
1874-1876 343320 1889-1891 642630
1877-1879 403488 1892-1894 714039
1880-1882 467555
中俄茶叶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口数额由1868年的13251担提高到1894年的834165担。如果考虑到同时期华茶在英国等国市场上的销售量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下降的情况，那么，这些数字就更为可观了。
中国近代由于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再加上政局不稳，兵连祸结，对我国陆路茶叶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1851年伊犁、塔城的开放，造成了商队的西路与北路之分，北路走恰克图，西路走向伊犁、塔城。两路商人均为山西商人，但运输的茶叶品类却不相同，西路商人一贯在安徽建德采办千两朱兰茶，北路商人采办的是福建武彝茶或白毫茶。这两路本互不打扰，然而到60年代中期，新疆发生农民反清运动，西路茶商为其所阻，被迫呈请转归北路，从此西路茶道上就很少有山西商人了。继山西商人起而统治新疆茶市的是湖南帮，它由左宗棠一手扶持，完全取代了山西茶商。湖南人靠茶起家的不乏其人，其中叶德辉、余金声、朱雨田三人最为著名，号称“三巨擘”。进入20世纪后，随着华茶在世界茶叶市场上地位的衰落，湖南茶商也另觅它途了。
中俄茶叶贸易中，砖茶是最重要的品类。它分为两种：第一种砖茶是用茶末制成的，销往俄国的西伯利亚，第二种砖茶是用茶叶、茶梗和第一种砖茶用剩下来的茶末做的，销往蒙古。砖茶在华茶出口数额中所占的比例很大，且逐年上升。1874年以前，砖茶出口额在5—10万担内波动，1875年到1878年在15—20万担内波动，1879年后突破二十万担大关，1886年进而超过三十万担，此后除了1888年突破四十万担以外，其它年份大多在三、四十万担之间上下波动。与其它茶叶品类相比，砖茶仅次于红茶而位居绿茶、茶末之上。[（26）]值得一提的是，1889年后砖茶中的新品类小京砖茶开始出口。小京砖茶与普遍砖茶不同，它用质量最好的茶末制造，由在汉口、九江等地的俄商控制的砖茶厂生产，除运销俄国外，甚而还销往德国与法国。
19世纪后半期的中俄茶叶贸易，茶叶销量处于上升趋势，这与当时华茶在茶叶消费大国如英、美等国的地位相比，确实是一大幸事，但由于当时处于华茶外销的衰落期，销俄华茶亦不例外，从下表[（27）]可知，华茶外销数量日渐增加，而所得收入却江河日下，如果再考虑到新卢布与旧卢布相比在逐渐贬值这一情况，可知茶价的下降确实太严重了。
年份
平均每年出口额（卢布）
年份 平均每年出口额（卢布）
1851-1855 92720001871-1875
3984000
1856-1860 83060001876-1880
2487000
1861-1865 55850001881-1885
2126000
1866-1870 46350001886-1890
2186000
20世纪初，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开通，使东方地区的移民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恰克图贸易的衰亡即是明证。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每磅茶叶的运费为9美分，[（28）]而传统的运茶商队从天津至恰克图就需49天到90天，[（29）]费用极高。由于差价太大，驼茶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根基，暄闹了近200年的恰克图作为历史上的贸易重镇，逐渐销声匿迹。
1906年，中俄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后，俄国将茶叶收购、生产、运输、销售连为一体，在运往俄国的路上沿途倾销，使新疆“湖南”倍受打击。这种被称为“俄茶倒灌”的现象极为严重，伊犁将军广福奏称：“以前甘肃湖商运茶，行销蒙古哈萨克各部落，及俄国沿边一带，销场尚旺。嗣光绪三十二年，订有俄商运茶假道伊、塔回国新章，不独俄境不能运销华茶，且有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30）]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界标为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和185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至于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在中俄茶叶贸易史上不起界标的作用。
注释：
（1）（2）（6）（9）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1101、1114—1115、1157、1157—1161页。
（3）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页。
（4）魏源：《海国图志》第8卷。
（5）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之一）第739页。关于茶的语音问题，请参考拙著《茶的祖国 中国茶叶史话》第5、6页。
（7）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69、317页。
（8）（16）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8、420页。
（10）（14）（19）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年喀山版，第18—19、67、98—99／232／259页。
（11）《巴赫鲁申学术著作》第3卷，1955年莫斯科版，第242页。
（12）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87／178页。
（13）（15）（17）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1847年伊尔库次克版，第146、68—146、183页。
（18）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1974年莫斯科版，第208—209页；《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见《满洲公报》第5—7期。
（2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533页。
（21）（22）（25）（2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667、666、1283—1284、1218—1219页。
（2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81页。
（24）《中外约章汇编》中俄部分，第230页。
（27）刘选民：《早期中俄贸易考》，见《燕京学报》第25期，第211—212页。
（28）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第15页。
（29）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人民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前）》第309页。
（30）《清实录·宣统政纪》第4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