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民主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6）02—0023—06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7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然而，即使在国民党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中，也还包含有旧三民主义的内容，从而形成新旧内容杂陈、进步交保守并存的现象。这就给他身后的解释者们以各择所需、各唱各调的可能性。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1](P62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特别指出：“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研究。”[1](P460) 张闻天在抗战时期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三民主义的论著，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研究三民主义的杰出代表，而学术界对此鲜有论述。
一、关于三民主义发展性的研究
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发展性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革命教育史以来的第一本正规教材，在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其他区域也曾以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形式出版过。由于长期以来各种版本都没有署作者名字①，而张闻天本人又从不提及，所以除一部分老干部外，它的编著者鲜为人知。1985年5月， 胡乔木曾说“读了他编著而未署名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2](P15) 1986年12月，当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说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张闻天同志主编写的，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写的”。② 从此，这本书才被认定是张闻天的研究成果。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1938年版本为底本，并与1946年版本相校作脚注，重新出版了该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六讲为“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其中第三目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主要内容有：
其一，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该书因历史条件所限，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区分为如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但是把三民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是丰富的。其表现一，该目标题突出了三民主义的“新”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表现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分为辛亥革命“这时期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民主义，认为前者“在某些部分是模糊的”，“欠缺是很大的”，而后者“便树立了三民主义的新生命”，从而印证了这一目的中心：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其二，对新时期三民主义新内容的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新生命最大的特点”，这是其认识的精华部分：“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结合起来，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方法结合起来，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第二，三民主义增加了新内容：民族主义由辛亥革命前的反满明确地转变到反帝，由大汉族主义转变到中国国内民族的自由平等和自由联合；民权主义则进到主张‘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民生主义则由抽象的平均地权进到承认国家当给佃户土地，进到承认‘耕者有其田’，进到承认当‘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可见，张闻天是从“革命内容的新发展”角度展开，突出于一个“进”字，说明一个“新”字。
同时，张闻天还从三民主义新发展的“革命意义”的角度，突出三民主义新发展的张力：“在民族主义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义，是在于要求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主张联合苏联和世界弱小民族，在其临终时的遗嘱及致苏联遗书中，最为表现了孙中山先生这方面革命的精华；在民权主义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义，是在于确定中国为民主共和国，承认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认直接民权，主张国家政权的统一；在民生主义上，中山先生的革命意义，是在于主张平均地权，而在国民党改组后，更明白承认耕者有其田，主张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可以相容。”上引两段似乎相同，实则后者乃是前者的深化，前者具体后者总括，前者是新内容的示例，后者是以新内容说明其革命意义。以民生主义为例，后者把这些新内容上升至“主张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可以相容”，这是根据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友善态度而设论，由此民生主义革命内容的新发展与其革命意义有机结合。
其三，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阶级属性的认识。张闻天在该书中虽然较充分地肯定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但同时仍然明确指出三民主义阶级属性的局限性。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市民层和小市民层的根性”，在1946年版本中则改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并进一步分析了由其阶级属性的局限，而“使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复杂的交叉”，而“苦恼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由于其阶级属性的局限，使新发展的三民主义也有其“温和”、“消极”方面。
张闻天根据这种复杂的“交叉”，联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戴季陶主义和抗战初期出现的叶青对三民主义的篡改，深刻地指出对待三民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由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有其局限性，“一些保守派和革命变节者，想利用这点，扩大温和方面，夸大消极方面，来毁坏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的生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决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华而奋斗到底，求其贯彻。”
如果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在“运动”轨迹的回顾，那么其中“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这一目则充满了认识的光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认识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其光芒不仅闪耀在1938年前而且已延伸至后来。毫无疑问，它为毛泽东著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系统认识提供了丰富的认识资料。
二、关于真假三民主义的研究
张闻天关于真假三民主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共同防共即是灭亡中国》、《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1939年2月3日，张闻天写就《共同防共即是灭亡中国》一文，该文发表于2月16日出版的《解放》第63、64合期，署名洛甫。该文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出发，俯视各种势力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实践。
其一，分析各方对三民主义的错误解释。
首先，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张闻天指出：“只要看一下最近敌国议会内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即可鵩然日寇消灭三民主义的主张”，“也是以‘防共’为借口的”。文章以日本文相荒木之语为例：“三民主义表面上与事实上为共产主义无疑，故日本应努力教育中国人民消灭之。”由此可知，日本当时是从“防共”的角度采取消灭三民主义的态度的。当然，不久日本就转而采取利用三民主义、修改三民主义的态度。
其次，分析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张闻天把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定位于“伪‘三民主义’”。这是因为汪精卫响应日本消灭孙中山真正三民主义的号召，同时继续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建立“修改后的三民主义”。
再次，分析把三民主义缩小为一民主义的现象。张闻天指出：“中国有些人常常空洞的拥护‘统一’，以为中国只要一个党，一个主席，中国就算‘统一’了，其实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因为“中国的真正统一，只有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之后”，“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行，我们应该公开的说，中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为了求得中国的真正统一，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人把三民主义阉割为一民主义的错误思想”。这实际上是针对蒋介石、叶青的三民主义观，强调了三民主义的连贯性、整体性，并把它与中国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三民主义相连，进而强调：“中国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必须有中国共产党与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闻天在分析这三种解释的基础上，指出对待三民主义的注意点：一是三民主义决不能成为“共同防共”的幌子；二是三民主义决不能肢解；三是三民主义在今天必须从空洞的叫喊成为具体的实际。
其二，阐述陕甘宁边区的“特殊”就在于它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
张闻天从理论到实践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执行三民主义的样板。文章根据当时国情把国土分为三类：一是沦陷区，二是国民党抗战区域，三是共产党抗战区域。其论述方法为省去沦陷区（因为在沦陷区谈不上实行三民主义），以陕甘宁边区对照国民党统治省区，指出：“边区政府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在其他的省区在民权主义方面还只是在开始实现，在民生主义方面大部分还没有开始。”这种状况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宋庆龄1946年所指出的那样：“在共产党的区域中没有饥荒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行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同样的民生主义的筹策应推行到全国。”[3] (P417) 可见张闻天的分析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反映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不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抗战胜利后。
张闻天这篇文章为2个月后的《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提出真假三民主义问题奠定了一个认识基础。而于同年7 月张闻天发表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则进一步系统、深入地认识真假三民主义问题。
1939年7月29日，张闻天完成《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 它最初发表于8月29日出版的《解放》第81期，署名洛甫。 后又载入自修出版社《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该文是继同年4月26 日中共中央首次提出真假三民主义概念之后，专门分析真假三民主义的论文。
其一，系统阐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外对待三民主义的不同立场及其代表性。第一种立场是把孙中山一切革命的主张与言论，都有意曲解为他们公开卖国的理论依据，这是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为代表。第二种立场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是在于努力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革命精神，使之成为全民族争取现阶段内革命之彻底胜利的战斗的政治纲领。”第三种立场“是在于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的一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对此张闻天认为持这种立场者属于“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可见，第一种立场游离于抗日阵线之外，实乃抗日阵线之敌；第二、三种立场是在抗日阵线内部的不同立场。张闻天认为这三种立场分别为：第一种是假三民主义，第二种是真正三民主义，第三种是“不彻底”的三民主义与“反对”的三民主义。
其二，着重分析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对三民主义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文章比较了第一种立场与第三种立场的关系，认为一方面两者是有区别，汪精卫等是不抗日而卖国，第三种因为留在抗日阵线内，故“为了要一时的抗日，他们必须保存三民主义中一部分革命的内容，主要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某些革命内容”；另一方面两者都把三民主义作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由于这种共性的存在，因此第三种立场必然走向“到处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的基本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修正”三民主义方法上，两者走到了一起。
其三，以历史事实证明中共现阶段政纲与三民主义政纲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两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张闻天在此文中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从主义方面，文章写道：马列主义同三民主义“显然是不相同的”，表现“在阶级性上，在科学性上，在革命的彻底性上”③；二是从政纲上，以两次国共合作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得出的现阶段革命行动的政治纲领，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纲，“虽则也有区别的地方，但是在大体上是一致的”。
这种研究方法和观点，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两个主义的比较，有相同相似处，也有不同点。相同相似处表现如具体结论上，张闻天说两个主义的政纲“大体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也有区别的地方）”等，毛泽东同样认为两者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此外，从论述方法上毛泽东、张闻天均是把主义与政纲分开比较。不同之处如阶级性上，张闻天未发挥关于两个主义“阶级性”上的不同（事实上《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已有论述），《新民主主义论》则未将阶级性作为比较的内容。
张闻天在比较中还从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两个政纲的基本一致性，推列出中共各个时期代表性政纲，计有中共“二大”政纲、《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具体纲领，与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相比较。以此来论证两个主义的政纲不但不相违反，而且“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均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于一定的革命的共同政治纲领上”，从而突出在《共同防共即是灭亡中国》中已经提出并在本文中进一步发挥的问题，即对待三民主义虚与实的态度：“拥护三民主义时，也要同我们一样的明确与具体，而不把三民主义成为又空洞、又抽象、甚至是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同时通过比较，也揭示出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但不妨碍共产党在现阶段革命中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进一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视为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拥护真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因。
其四，总结了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真正拥护三民主义的四大表现。一是严格地分辨清楚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同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二是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一民主义及曲解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三是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的政治纲领；四是必须实行与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前三者实际上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末者是张闻天对三民主义认识一贯的突出点，也是“努力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的革命精神”中最具核心的内容，张闻天把它置于最后，起着水到渠成的效果。数月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定位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核心。
三、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研究
张闻天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是张闻天于1940年1月5日至7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共分15节，其中第六节即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该文载于《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署名洛甫。这一长篇报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了全面总结，对抗日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政策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和毛泽东在同一个会议上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同为中共领导抗日运动的重要文献，指导着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
1940年5月20日沈雁冰（茅盾）到达延安，6月初，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他，并送他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沈在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的这篇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7月上旬， 他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发表《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演说中指出：这两篇演说“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出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其一，全面地论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中华民族新文化中的地位。张闻天在第三节中就已提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四个要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此乃大前提。小前提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其中有很丰富的为民族、为民主、为科学、为大众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其结论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它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应该在其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报告由此角度进一步提出，这也是三民主义可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基础的一个原因。可见，这种论证推理角度颇为新颖。
其二，具体剖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存在着的不合于新文化要求的倾向。这是张闻天承续他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中对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进行比较时，从“阶级性上，在科学性上，在革命的彻底性上”方面提出不相同的观点，在这里进一步上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内“不但存在着许多内部的矛盾、杂凑、缺乏严正的科学性，而且还有着不合于新文化要求”的三种“倾向”：“（一）复古的倾向：把封建道德、封建思想、封建组织，看作民族精神的基础。（二）反民主、反大众的倾向：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理论，‘权’与‘能’分开的理论，民主政治建设的三个阶段论。（三）唯心的、反科学的倾向：民生史观反对唯物史观，对马列主义的错误了解与批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比，具体有余完整不足。如关于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共同处均认为是民生史观，但定性有异，张闻天突出其唯心论，毛泽东则完整地指出其为“二元论或唯心论”。二元论徘徊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企图调和两者的根本对立，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
张闻天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弱点的剖析，目的是从新文化的角度，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的理论的与方法的基础，而且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比较的少”。实质上，张闻天强调的是把孙中山三民主义放在新文化运动的适当的位置，即反对以三民主义垄断、限制新文化运动。具体表现为：“以三民主义垄断新文化运动的任何企图，以政治力量强迫新文化运动者去全部接受或信仰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及对于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的自由讨论与科学批评的限制与取缔。”由此，逻辑地出现一个问题：谁占据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张闻天在第三节中就已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从横向比较角度指出：“各种主义，各种学说的革命性、科学性及其对抗战建国与新文化运动提供的贡献的程度各不相同。”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的两个主要标志应该是：一、它是“能多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二、它是“为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因此张闻天得出结论：“马列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
其三，比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三民主义与新文化关系的不同处理，阐明正确对待的原则和方向。对此，张闻天从三个层次予以分析：一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的汪精卫“三民主义”，继续认为它是“完全反对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之假三民主义”，并给它作了“已经成为日本独占中国的殖民地文化的一部分”的历史定位。二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蒋介石、叶青“三民主义”，其特点是“正在尽量发挥与整理孙中山真三民主义中的一切复古的、反民主的、反大众的、唯心的、反科学的倾向”，其方向是使孙中山三民主义“成为一种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使之同新文化互相对立。”张闻天把这种处理置于“成为殖民地文化的帮助者”的定位。上述这两种对三民主义与新文化关系的处理，“均是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精神的叛变”。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应该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民族、为民主、为科学、为大众而斗争的政治思想”，“纠正与淘汰其中一切消极的倾向”。这才是正确对待孙中山三民主义与新文化关系的原则和方向，体现了“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的科学态度。惟其如此，才能使孙中山三民主义更能贡献于抗日救亡，更能贡献于新文化事业。
四、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成就
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有：
其一，研究面既广，又有重点。张闻天研究三民主义是广泛的，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性，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到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等均有建树，而尤以关于三民主义的真假区分论为研究重点，上述所涉各个研究问题，均会联系到真假三民主义问题。
其二，善于横向比较。以真、假三民主义问题为例，区分抗战时期三民主义的三个种类，对待三民主义的多种立场，各种主义、学说对抗战建国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作用）等。
其三，善于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论战性。由于抗战时期出现各种牌号的三民主义，因此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的研究论著，善于针对具体问题予以分析。如《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假三民主义》，全文主要是提出并解析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二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不同，是否会妨碍拥护真正的三民主义？三是在中国革命整个的历史时期内怎样才算真正的拥护三民主义？而这一特点与上述他善于横向比较得出正确结论的特点，是密切相联的。
抗战时期张闻天对三民主义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其一，全面系统地论述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问题。如果说毛泽东研究三民主义的伟大贡献是提出三民主义新旧区分说，那么张闻天则是论述真假三民主义问题最为系统者，从《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通过研究“把真、假三民主义区别开来”。一定意义上说，张闻天关于真假三民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毛泽东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新旧区分说。
其二，较早地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及其主要标志。抗战初期，张闻天就明确地把国民党“一大”作为“树立三民主义的新生命”的标志。此外，与“新生命”同义的还有“新发展”、“新生”等用语。这时虽然还没有提出“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然而他已经把“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和“三民主义增加了新内容”作为三民主义新生命的两个“最大的特点”，这同样为毛泽东后来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新旧区分论，提供了认识资料。
其三，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阶级属性的认定。他明确地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定位为：中国市民层和小市民层（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并以“根性”取代属性。由此，张闻天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就有了以阶级根源内容作为其一个认识根据。
其四，从新文化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并把这种分析与批判假（伪）三民主义相连，把孙中山三民主义放在新文化运动中恰如其分的位置上。
收稿日期：2006—04—02
注释：
① 有的版本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
②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其他重要考证文章有张培森《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编著与流传的经过》，载《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第417页。
③ 张闻天对此加括号说明：“关于这点，将有专门的论文”， 因而在这里没有展开。这里所说的“将有专门的论文”，笔者以为是王稼祥两个月后发表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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