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国婚姻家庭的语言规划研究
丁 鹏
（利物浦大学 现代语言文化系 英国 利物浦 L69 7WY）
提 要 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调查了7个在中国居住的跨国婚姻家庭，涉及9个2～8岁儿童，探讨了这些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情况。7个家庭中的父母都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组成。本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考察模式。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及其分析，有如下几个主要发现：（1）所有参与研究的父母都认为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在孩子的知识形成和将来就业发展中必不可少，汉语学习同等重要；（2）家庭环境对孩子语言习得，尤其在早期儿童语言发展阶段非常重要；（3）如果父母家庭语言规划合理，能充分使用自己母语和子女进行交流，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双语或多语能力；（4）外籍家长往往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提高孩子对其母语的兴趣，如果家长忽视和子女用其母语交流，往往导致子女不能成功习得此语言，成为单语使用者。本研究还揭示了父母对孩子双语或多语发展的焦虑，以及他们为鼓励和促进这种能力所采取的各种策略。
关键词 家庭语言规划；跨国婚姻家庭；双语能力；多语能力
一、引 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外国公民结婚的中国人数也越来越多，跨国婚姻的数量正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Wang & Schwartz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6年发布的跨国婚姻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1142.8万对，其中涉外及华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4.2万对。a 参见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08/20170815005382.shtml。 网易新闻还提供了以下数据：1996年到2002年，上海的涉外登记婚姻超过2.2万对，平均每年3000对；近年来，北京每年新增涉外婚姻千余对；江西2012年注册登记的涉外婚姻共有1550对，联姻涉及20多个国家。b 参见http://news.163.com/15/0827/07/B20R78TQ00014AEE.html。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涉外婚姻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跨国婚姻家庭，一方是中国公民，说普通话；另一方则为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因而，在年轻父母本就十分关注的子女教育上，他们往往会遇到比普通家庭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让孩子习得和使用哪种语言与他们为孩子制订的教育规划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就家庭语言规划的定义，张晓兰（2017）解释说：“家庭语言规划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语言使用和启蒙文化教育读写实践所做的明确公开的规划。它可以是明确、可观察的，也可以是受意识形态、信念等影响而无意识产生的。”张晓兰提出了一系列多语家庭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些多语言家庭能很好地保留使用他们的语言，而有些家庭却不能？为什么有些语言社会地位高，有些语言社会地位低？父母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促进或抑制某些语言使用与实践的？他们的语言规划与语言实践是如何相互协调并共同构建家庭话语体系的？
Slavkov（2017）指出，家庭语言规划在社会化的框架下运行，并结合了儿童语言习得和语言政策两个不同领域的见解。Slavkov（2017）还总结说：西方社会，对于婴幼儿来说，初始语言社会化通常发生在家庭领域。现存西方文献强调，双语和多语社交通常与家庭内的语言选择和使用有关。多语家庭的语言规划在西方社会语言学中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做亚洲人群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却颇少，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相关研究：一个是Curdt-Christiansen（2009）对加拿大魁北克10个华裔移民家庭如何规划和发展家庭语言的研究。Curdt-Christiansen调查了父母对子女的3种语言（汉语、英语、法语）进行的识字教育，他们如何理解和重视语言，以及这3种语言与特定的语言场景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家庭语言规划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历和文化倾向决定了家庭语言规划的实施。另外一个是日本学者Shikita（2014）对3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母亲在中日家庭中抚养双语儿童的研究。Shikita发现：孩子们长大后去当地的日本学校，他们的语言使用会变得非常单一，他们会很快融入日本文化。家庭和社会文化环境（子女及其父亲、祖父母对汉语的态度和观念）往往对传承中国语言文化的母亲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和限制。研究也发现，3位中国母亲绝不是无能为力和脆弱的，她们努力将汉语作为重要资产传承给子女。而对中国国内多语家庭语言规划的系统研究还极少。随着中国国际家庭的增多，这些家庭的语言规划是如何设计和实施的，他们又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值得深入研究。
二、调研设计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调查了7个在中国居住的跨国家庭，总共9个2～8岁儿童，探讨了他们的家庭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使用情况。其中每个家庭都包括一名中国家长和一名外籍家长。这7个家庭及其子女的主要信息见表1。
表1 7个跨国婚姻家庭信息
1.中意家庭：Aurora和Leonardo
Aurora，女，6岁；Leonardo，男，2岁。父亲是意大利人。父母都在意大利外企工作。白天两个孩子都去国际幼儿园。幼儿园有中外老师，外教母语为英语。父母不在的时候保姆接送上学照顾，保姆讲普通话。母亲讲汉语，也和孩子讲意大利语；父亲和孩子讲意大利语。Aurora汉语娴熟，和父亲讲意大利语，英语比较弱，母亲特意给她报了英语补习班。Leonardo刚刚学语言，由于白天在国际幼儿园，会说英语、汉语和意大利语单词。
畜牧兽医综合执法中的因果关系，通常是行政和法律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在开展综合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常常会面对各种不确定的执法风险。因此有效地开展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工作，防范执法风险发生，成为目前需要重点关心的内容。
2.中英家庭：Elliot
Elliot，男，5岁。父亲英国人，和孩子讲英语；母亲和孩子既讲汉语，也讲英语。父母都是国际大学教师。3岁前外祖父母照看，和他讲汉语。外祖父母和母亲之间讲汉语方言。2岁半去国际幼儿园。有中外老师，外教母语为英语。Elliot 2岁刚学语言时去英国祖父母家度假，之后英语成为他最常使用且较偏好的语言。5岁时父亲去国外工作半年，汉语又成为他的日常生活语言，汉语的优势在这段时间凸显。Elliot两种语言都很地道。
当时龚正银非常激动，隔着柜台深深地给陈艳鞠了一躬。他当时在心里发誓：“等我打工挣了钱，一定会回来还这30元话费。”
研究显示，工作忙碌或对孩子语言学习漠不关心、投入很少的父母和家庭，他们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单语使用者。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家庭是他们多语形成的重要场所，外籍父母在孩子多语形成过程中作用重大。外籍父母的投入直接影响孩子成为单语还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
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理论上可达到1.72MHz的振动频率，峰峰值为44.0V。实际运行的波形如图8所示。在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振动频率为1.7MHz，峰峰值为33.6V。产生误差的原因是由于水的震动，对波形产生一定的干扰，因为水有一定的重力压着雾化片工作。
Rachel，女，8岁。从小在英国长大，从出生起她的外祖父母每年会有6个月时间住在英国照看她，和她讲汉语。7岁跟母亲来到中国居住生活，半年后父亲也来到中国。父母都是国际大学教师。父亲英国人，和孩子讲英语；母亲中国人，在英国时一直和她讲汉语。Rachel来到中国前，已在英国上过一年小学，现在双语学校读二年级。
本文与其他同频段文献的相位噪声对比，如表2所示。本文设计的频率源的相位噪声实测值可达-87.1 dBc/Hz@1 kHz，比文献[11]中的车载防撞雷达频率源的相位噪声改善了24 dB，比文献[12]中的24 GHz调频连续波雷达频率源的相位噪声改善了21 dB。
文化遗产是激发爱国热情、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习近平在隆兴寺西侧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无人清扫，当即找到分管领导，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离开河北正定县后，习近平也时刻关注正定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13年8月，习近平看到关于正定古城情况的一份文件，“充分肯定近年来正定古城保护工作”，并提出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殷切期盼，“即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 习近平能够正确认识文化遗产，并一直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环境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孩子的海外度假，所有的父母都提到海外度假回来，孩子的外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芬兰语）都进步很快，词汇大量增加。
所有被采访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充分利用家庭的双语或多语资源，成为双语或多语使用者。为此，家长们也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来帮助培养孩子的双语和多语能力。
5.中芬家庭：Aana和Jaak
Aana，女，5岁；Jaak，男，7岁。父亲芬兰人，在芬兰驻中国公司工作，跟孩子讲芬兰语；母亲在中国工作，和孩子讲普通话。平时外祖父母接送上学，外祖父和外祖母互相讲汉语方言，和孩子讲普通话。Aana在国际双语幼儿园上学，外教母语为英语；Jaak刚开始上国际小学，和同学老师讲英语。Aana父母每年都会带两个孩子回芬兰和祖父母团聚一个月，也会带孩子去美国度假，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英语。Aana受哥哥影响，也跟哥哥在家讲英语。两个孩子能用3种语言交流。
6.中奥家庭：Hans
Hans，男，5岁。父亲奥地利人，在家里不太和孩子交流。Hans去国际双语幼儿园，外教母语为英语。平时由外祖父母带，汉语很好，但英语和德语都不太会说。
7.英中家庭：Jesse
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经常使用的语言往往成为孩子的第一语言。正如Scovel（2000）所指出的：环境对第一语言学习的选择和总体方向有影响。家庭环境尤为重要，甚或超过学校环境，尤其是在孩子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Elliot的母亲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方法，收集了3种数据：（1）作者和家长的10个半结构式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60分钟；（2）3次现场观察孩子和父母之间、孩子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时语言互动的记录；（3）孩子母亲发来的孩子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互动的视频录像和音频录音片段。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主要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三）主要研究问题
1.研究对象主要背景信息
孩子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外国父母的国籍，家里的主要成员，除父母之外孩子的照看人及他们和孩子使用的语言，家庭中使用的语言，孩子各种语言的掌握程度。
现阶段，我国进入了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就煤炭企业来讲，财务管理在工作环境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已经无法和企业管理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同时在实践中显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管理理念需要进行更新。煤矿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崭露头角，需通过完备的财务管理来推动企业的全面管理，促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煤矿企业需根据自身实际经营状况，选择和自身发展最为适宜的财务管理模式，确保各项经济活动的顺利实施。
2.家庭语言意识形态
托换梁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根据托换梁布设位置空间及跨度，托换梁宽度采用3m、3.5m，托换梁高采用2.5m、3m。为避免托换梁和桥梁盖梁间形成短柱，采用托换梁直接加固盖梁方案，本方案传力途径直接，也有利于抗震。
在孩子的双语和多语实践与发展方面，跨国婚姻家庭中父母存在什么样的语言意识形态？具体指他们对家庭中不同语言的态度、所赋予的价值、偏好或偏见，以及对孩子学习语言的期望。
3.家庭语言管理
跨国婚姻家庭中父母为促进孩子的双语和多语言发展做出了哪些努力？具体来说，哪些计划、规我的很多亚洲、中国的朋友到了英美国家，他们的子女也跟着到了英语国家，就完全失去了他们的亚洲文化，变成了英语国家人。他们甚至在情感上不能和父母沟通。他们可以和父母沟通食物、日常的生活，但更深层的就不能交流了。我觉得这太遗憾了。英语是我的工作语言，我可以使用它，但我还是希望我女儿能够理解我的文化，能理解我做好多事的缘由。（译文）
（访谈时间2018年9月14日）
（二）语言管理：使用不同策略方法培养子女多语能力
Sophie，女，6岁。父亲威尔士人，是幼儿教师，一直和孩子讲英语；母亲在国际公司工作，和孩子讲汉语。母亲工作忙，由父亲照看的时间更多。她英语很娴熟，汉语、英语说得都很地道。
1.规划：几位家长都提到，自孩子出生以来，他们一直在讨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说双语或多语。
2.规则：有的父母采用一个父亲/母亲一种语言规则（Aana、Jaac、Sophie的父母）；有的父母则根据语言环境变化，强调使用频率少的语言（Elliot、Rachel、Aurora、Leonardo的父母）。
3.策略：将孩子送到国际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用自己的母语为孩子读书； 在不同场合以及为不同目的，用不同语言和孩子说话；根据父母自己的期望，为孩子选择不同的教育环境来提高他们对某种语言的使用能力，如Aurora要去中国学校上小学。
丁鹏：那爸爸不跟孩子讲吗？
4.资源：所有家长都会为孩子提供汉语、英语和外国父亲／母亲的母语书籍、卡通节目。
5.活动：家长会安排国外假期。送孩子上外语课。比如：Aurora妈妈送她学英语，Elliot妈妈曾经担心孩子不爱讲汉语送他去上汉语小主持人课。家长也会开展各种启蒙教育活动，用自己的母语交流和孩子互动。比如：Jesse妈妈用英语和Jesse玩文字游戏，Rachel爸爸每天用英语给Rachel读故事书。
Jesse，男，3岁。母亲英国人，是专业中英文翻译，汉语讲得很地道；父亲中国人，主要和孩子、妻子讲汉语。Jesse母亲工作很忙，从小由祖父母照看，有时还会随祖父母到南方老家住一段时间。祖父母和父亲互相讲汉语方言，和Jesse讲汉语方言和普通话。母亲在家和Jesse祖父母、父亲讲汉语。Jesse主要讲汉语，不太爱说英语。母亲在采访后开始更多地和Jesse用英语交流，Jesse知道的英语单词也越来越多，开始慢慢接受英语。
通过覆盖各种有色塑料薄膜，防止光的照射，抑制杂草的光合作用，造成杂草幼苗死亡或阻碍种子萌发的方法是目前应用较为普遍的物理除草方法之一。如利用黑色地膜等覆盖线辣椒田，不仅可以控制杂草危害，并且能够增温保水，促进线辣椒增产。
我觉得家庭语言环境特别重要。我开始并没有一定要和孩子讲哪种语言。觉得生活语言使用自然就好。所以我会和Elliot说中文，但他要和我说英文我也会跟他说英文。他3岁至5岁一直就是我和他爸爸照看。我们之间都用英语。因为我觉得无所谓，他出去总会接触更多汉语。后来发现他的英文一直更好，住在中国，讲汉语一直像外国人，还不流利。后来他爸爸出国工作半年，外祖父母又过来照看他，他的汉语就没有外国口音了，也更地道了。
（访谈时间2018年8月20日）
4.中英家庭：Sophie
此外，家庭环境中长期居住的重要成员包括父母、祖父母及兄弟姐妹等都会影响跨国婚姻家庭子女双语和多语能力发展（Curdt-Christiansen & Wang 2018）。比如：Aana和Jaak的母亲发来中芬家庭兄妹俩180秒对话视频中，兄妹一直用英语对话（129秒），中间有总共55秒的汉语对话，期间只夹杂着几个芬兰词。Aana母亲讲到自从Jaak上国际小学，教学语言是英语，朋友也是外国人居多，Jaak和学校朋友会讲英语，和妹妹Aana也经常讲英语。Aana最近受哥哥影响，英语讲得越来越多。
首先，利用Matlab软件中M文件编制程序进行通流计算。其次，并M文件编制一维特性计算程序给出该压气机特性线。
（三）语言实践：外籍父母的投入直接影响孩子的双语或多语能力
3.中英家庭：Rachel
访谈Hans妈妈时，她透露出无助。Hans由外祖父母和妈妈带，汉语是他的日常生活及幼儿园的主要使用语言。下面是访谈记录。
Hans妈妈：我们家Hans英语讲不好。老师开家长会都说了。让我们多和他讲英文。他在家就讲汉语。
In order to design the proper IECF length (LIECF) for generating different OAM modes, we calculate the Δneff using COMSOL softwa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beat length (Λ) at a wavelength of 1550 nm, as listed in Table 1, where Λ can be expressed as Λ = λ/Δneff.
Hans妈妈：他爸爸不管，只管自己玩电脑。
丁鹏：那爸爸跟孩子讲德语吗？
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每年约有3%～4%左右的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顺利毕业或获得学士学位，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学业方面的问题，如未修满学分，未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未通过省计算机二级VB等级考试，未获得创新学分，等等.这可能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和发展前途，个别毕业生会表现出沮丧或怨愤情绪，随时可能引发学生的心理危机.这时教务管理人员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指导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帮助学业上有困难的同学，提醒掉以轻心只在乎考研和就业的同学不要忽略最基本的学业.
Hans妈妈：不讲。他不带孩子。自私，没有责任心。
（访谈时间2018年9月25日）
另外，研究还发现，外籍父母在孩子的语言习得和使用过程中常常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和焦虑。Jesse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母亲讲述由于忙于自己的工作，孩子错过学英语的机会，讲述了英语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和她对Jesse能讲英语的渴望。
著名设计师克林特：“运用适当的技艺去处理适当的材料，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需求，并获得率直和美的效果。”CMF中运用正确的表面处理工艺可以完美的表达以及升华材料的特性[2]。对于一个三维的实际产品或物体而言，材料实际上始终是一个载体，表面处理与色彩都是以材料为媒介通过一定的工艺手段来具体呈现[3]。我们最经常需要的到的是，赋予新的肌理质，弥补材料本省的不足，创造材料靠自身无法达到的感官体验[4]。
除此之外，在一些建设规模比较大的高速公路工程当中，通过设立中心试验室，能够帮助工程管理人员更加全面的掌握各项原材料的使用情况，通过有效分析中心试验室提供的各项数据，优化高速公路工程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整体施工管理水平。为了保证高速公路工程中的中心试验室得到更好的构建，相关试验人员要明确各项试验流程，针对工程试验室设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科学的解决对策，不断提升高速公路工程中心试验室建设水平。
我担心他的语言……在他学说话之前我就开始担心了，我也试图和他父亲沟通。我很想说英语，可是我总是说汉语。在家里我们只能说汉语。我一直在努力想办法尝试……我的心情很复杂或者说很矛盾。我的工作非常忙，经常要加班到很晚，我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儿子在一起。所以他会错过好多东西，包括语言，他也不能学到足够的英语。当听他说“我听不懂英语，英语太难了，那是妈妈的语言，奶奶听不懂”，我觉得太难过了。他可能一直会住在中国，但英语会为他开辟很多知识，也会给他提供很多机会。如果他能说英语，一定很棒。（译文）
（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
在和另外一个跨国家庭的英国父亲聊天时，我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因为孩子一直由在中国的外祖父母照看，孩子小的时候不能和父亲用英语交流，他非常担忧，担心他不会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孩子偶然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让他极为欣喜，但他一直困惑如何改变这种由于语言造成的父子的距离感。
这些2～8岁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中都出现过其中一种语言快速发展到说得相当地道的现象。而且由于语言环境的变化，这种优势语言也随之变化。比如5岁的Elliot和6岁的Sophie很难讲哪种语言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都是熟练的双语儿童，在这个年龄段两种语言都出现过语言能力快速发展的现象。在这个阶段，家长的引导和与孩子交流对语言的发展尤为重要。
教育应该从过去教学考核都采取语言之间相互分离的政策转向将语言看作是资源，促进整个语库使用的政策方法（Cenoz & Gorter 2017）。Ortega（2013）讲道：孩子们的大脑就像海绵，他们吸收语言比成年人更好；儿童语言习得是一个奇妙而令人敬畏的事件；双语多语学习者平时更积极使用的语言往往学得更好。Canagarajah （2011）讲到多语使用者的能力在于他们能在各个语言间转换，把不同的语言整合在一起，建立他们自己的语库。我们来看看Sophie母亲对Sophie双语能力的评价：
从小她爸爸也是跟她讲英文。所以我是觉得她比一般的小孩在语言能力的发展方面稍微要强一些，因为她平时有两种语言。但是讲到现在，她日常的沟通，跟爸爸肯定是英文，然后跟我是用汉语。就即便我们3个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家的交流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跟爸爸用英文，Sophie跟爸爸讲英文，爸爸跟我们都是讲英文，但是我跟Sophie是讲汉语的。她其实是可以在对话中无缝切换。她左边转过去跟爸爸用英文说，爸爸说了什么什么，然后右边转过来她就可以用汉语跟我说。
（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
（四）语言规划特点：不同家庭的独特性与孩子语言发展的多变性
虽然我们一直试图发现这些居住在中国的跨国家庭语言规划的共同特点，但研究却明显地体现了每个家庭语言规划的独特性和多变性。每个家庭对语言的态度，给每种语言赋予的价值都有差异。而每个家庭实施的语言管理措施也不一样，每个家庭在孩子成长各个阶段的语言规划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家庭中对每个孩子实施的语言策略也随着环境和父母的理念、经验而改变。
通过家长对孩子的语言描述可见，这些孩子的双语及多语发展都呈现各自的特点，即使是兄妹、姐弟的多语发展也不同。多语发展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父母的引导、投入，和孩子的交流，孩子所处的语言环境，经常交流接触的人群，等等。表3是研究目前孩子们的语言表现状况，而每个孩子的语言状况、双语多语状况都会继续变化，哪种语言会成为他们的主导语言也会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表3 7个家庭子女语言发展现状
四、结 论
张晓兰（2017）总结指出，家庭语言规划的构成体系由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部分组成。语言意识形态指语言政策背后的理念或不同语言所赋予的价值；语言实践指家庭成员之间语言使用的实践情况；语言管理则指对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形态进行干预、影响或修正的具体行为。本研究中的国际家庭家长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示出英语在所有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它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地位不可取代。家长纷纷提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意大利、芬兰、奥地利，英语都是必须掌握的重要工具，是将来子女受教育、就业必须掌握的语言，是学习任何专业、获取重要知识的途径。汉语在所有家庭中也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语言，是孩子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对父母任何一方语言的熟练掌握是联结父母和子女情感的重要纽带。在语言管理方面，所有家庭都认为多语的家庭环境给孩子提供了重要的语言资源，孩子能够同时像母语般地使用多种语言是优势。他们将培养孩子的双语或多语能力视为极为重要的事，也正在做出不懈的努力。有些家长通过修正自己的行为来更好地促进孩子双语、多语能力的形成。在语言使用方面，这些家庭都在慢慢形成适合的家庭语言规划，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帮助孩子提高所需要掌握的全部语言。从中可以看出，家长们在努力培养这些孩子双语和多语的语言平衡发展能力，希望他们将所有的这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跨国婚姻父母的情感因素是这些家庭语言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中国的这些国际家庭中，中外父母都讲到曾经经历不同程度上的焦虑、担心、困惑、无助，甚至自责，也经历过孩子双语或多语能力成功发展带来的喜悦、自豪、成就感和方向感。外籍家长更多的焦虑、担心来自孩子因为语言环境的限制不能习得自己母国的语言，从而成为父母和孩子感情融和、情感交流的障碍。这些复杂的情感也会持续影响每个家庭的语言规划发展和变化。对孩子的多语习得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创造环境和孩子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的父母势必会影响孩子对这种语言的兴趣，孩子即使成长在多语的家庭里，也会成为单语使用者。再有，本研究也表明，家庭语言规划不是停留在一个静止的状态，各个家庭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规划，而每个家庭的语言规划也会随着语言环境而不断变化。最后，我非常赞同Cenoz和Gorter（2017）提出的有关多语的观念，即语言之间会相互促进。多语使用者用他们的语言实现不同的目标，获得不同的技能。这应该是很多双语、多语家庭语言规划的共同目标。
参考文献
张晓兰 2017 《栏目引语：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之过去、现在与未来》，《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Canagarajah, S. 2011. Translanguaging in the classroom: Emerging issues for research and pedagogy.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2, 1–28.
Cenoz, J. and Durk Gorter. 2017. Minority languages and sustainable translanguaging: Threat or opportunit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8(10), 901–912.
Crystal, 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4), 351–375.
Curdt-Christiansen, X. L. and Wang W. H. 2018. Parents as agents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31(3), 235–254.
Mufwene, S. 2010. Globalization, global english, and world englishes (es): Myths and facts. In Nikolas Coupland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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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kita, K. 2014. Educational strategies of highly educated Chinese women married to Japanese me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hild raising in Japa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Japa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8), 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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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P. and Schwartz. C. R. 2017. Foreign-related marria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79—2013. In Xiaowei Zang and Lucy Xia Zhao (eds). Handbook on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Chin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in China
Ding Peng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rough investigating seve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based in China. Only one parent is the native speaker of Chinese in these familie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ethnograph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home observations and conversations, recorded via WeChat and audio/video clips. The samples include 9 children aged 2-8. The research explores family language ideolog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in their homes in China. The key fi ndings include: 1) the parents believe that whereas Chinese language is important English as the global language is indispensable for child’s upward mobility in the future; 2) familial context is essential for Children’s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hildren; 3)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are vital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if parents communicate with them in their own mother tongues; 4) greater commitment is required from non-Chinese parent in order to foster child’s interest in his/her native tongue. Lack of willingness to do so is likely to result in monolingual children. The study also reveals parental anxiety about their children’s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development and documents the various proactive and reactive strategies they adopt to enhance their children’s language capital.
Key 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ransnational families; bilingual competence;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2-0042-09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4
作者简介： 丁鹏，女，英国利物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pengding@liverpool.ac.uk。
责任编辑：丁海燕
标签：家庭语言规划论文; 跨国婚姻家庭论文; 双语能力论文; 多语能力论文; 利物浦大学现代语言文化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