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执政以来德美关系何以矛盾迭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德论文,矛盾论文,关系论文,德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德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冷战时期，德美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主仆”关系。80年代末，德美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1989年5月31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德国美茵茨发表演讲，指出美国和联邦德国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盟国，今后将是“领导伙伴”。克林顿于1993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很快将德美关系确定为新欧洲政策的主要基石，明确提出要建立德美“特殊关系”。1974年7月10～12日，克林顿对德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出访前，克林顿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德国今后将在世界政治和欧洲政治中发挥巨大作用，德国不能逃避领导作用。德国是美国“决定性的盟国”，两国政府必须为解决国际问题进行“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注：英《每日电讯报》，1994年7月4日）在访德期间，克林顿再一次强调德国的“领导作用”，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基础。（注：法新社波恩1994年7月11日）至此，德美关系已由过去的主仆关系阶段发展到了共同分享“领导作用”阶段，进入“德美特殊关系”的新时期。1995年2月，德国总理科尔回访美国，克林顿接受了科尔关于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北约东扩三个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向世人显示德国确实是美国的“领导伙伴”，关系特殊。但是，到了1996年，德国开始表现出它与美国的不和，当时德国政府要求美国召回一名在德从事经济谍报活动的外交官，美国驻德大使也由此长期缺位。尽管如此，德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却很密切，甚至决定组建“德美联合部队”，并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霍克式和罗兰式导弹。
1998年10月，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执政，在政治和军事上迅速与美国“保持一致”。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科索沃的空中打击。这时，施罗德政府不加掩饰地声称：“我们必须看到，德国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能推卸责任。”于是，施罗德政府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在外交政策“正常化”舆论的煽动下，直接派4架轰炸机参加了对南的首轮空袭。此外，它还在意大利部署了14架“旋风式”战斗机和多架无人驾驶侦察机，并向亚得里亚海派遣了驱逐舰，在巴尔干地区部署了5000多人的兵力。后来，德国又将其派往科索沃的“维和”部队人数增加到8500人，而且，德国将军首次成为包括美英法在内的北约派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司令。
二、施罗德执政以来与美国矛盾迭起
德国与美国虽然在价值观和安全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体上、特别在关键时刻能保持团结与合作，但在事关国家切身利益的时候又常常争吵不休。1999年上半年，执政不久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都先后发表了一些与美国不同的看法，引起了美国的不满。2000年3月，两国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人选问题发生争执。德国一心想获得这个职位，因为这一位子将加强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是德国统一后树立新形象的一个重要机会，但遭到美国坚决反对。在美国明确否决了德国提出的要求其前任联邦财政部国务秘书魏泽尔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之后，施罗德的首席外交顾问施泰纳说：“德美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争执是一次德国人试图阻止美国政府为所欲为的举动”。德国现任联邦财长公开指责美国人采取的是“不光明正大的做法”。施罗德总理也公开出面干预，并主动寻求欧盟成员国以及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总理的支持。后经多方斡旋，德国提名另一位德国人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霍斯特·克勒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美国没有再反对，两国争执始告平息。
德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细菌战问题、小型武器非法贸易问题、京都议定书问题，等等，都有明显分歧。对于美国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德国认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打破核均势，并在北约制造双重安全标准；一旦美国和俄罗斯的军备控制被打破，第一个受害的是欧洲，而且德国首当其冲。因此，它积极寻求欧盟采取一致立场，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当2000年6月上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德国时，施罗德总理以罕见的方式当众反对克林顿关于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主张。这些都表明，在继续保持与美国结盟、合作的同时，德国正在显示自身外交政策的特性，以充分发挥德国的大国作用。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德国朝野引起了极大震惊。施罗德总理表示德国坚定的站在美国人民一边，全力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中表示在这艰难时刻德国人民站在美国一边，但不久明确表示“不可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的地区联系在一起。”施罗德访问华盛顿时，表示要与美国“建立无限的团结”；后来甚至不惜以辞职要挟，逼联邦议院于11月通过派兵参加美国对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决议。如此，德美矛盾有了明显的缓和。
然而，情况又出现了变化。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为“邪恶轴心”之后，德国外长菲舍尔批评道：“国际反恐联盟并不是对某一国家采取行动，尤其是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基础”，公开表示不同意“邪恶轴心”论。2002年一年内，德国与美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发生的严重外交龃龉，更令世人瞩目。美国总统宣布要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德国总理施罗德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德国不会参加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冒险行动。他甚至宣称，只要他在台上一天，美国就别指望德国会参加这场战争，也别指望德国会出一分钱。施罗德的鲜明反战立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为此，美国特派驻德大使前往德国总理府进行交涉。但美国也不希望因此而影响两国关系，所以一直淡化处理。2002年9月18日，施罗德政府的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对德国工会成员发表讲话时说，布什抓住伊拉克问题不放，目的是转移美国人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德国《施瓦本日报》援引格梅林的话说：“那是个很普遍的方法，甚至希特勒也那么做。”格梅林的话惹急了美国。美国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对此抨击道：“德国司法部长的话令人无法容忍和不可思议。”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亲自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交流此事，布什总统的安全顾问赖斯也公开说，德国正在毒化美德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不得不有所表示。施罗德总理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谁把美国总统同一名罪犯相提并论，那么政府中就没有谁的位置”。施罗德总理还专门就此事给布什总统去信致歉。但布什不给面子，在施罗德大选获胜后，仍不按外交常礼给施发电祝贺。直到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布什才给德国总统发去贺电，强调要加强美德友好合作。近年来，每年10月的第一周美国都要搞庆祝美德友好的“美德日”活动。2002年10月6日，布什照例宣布了“美德日”，德国政府也专门致电美国表示祝贺。但事隔几天，《明镜》周刊透露，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将布什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当年对“布拉格之春”的做法作类比，这又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
施罗德总理在竞选中公开批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2002年7月，德国经济合作部长海德马·维乔雷克－措伊尔明确阐述了目前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该部的一份内部文件对布什上台以来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以及在20个外交和发展政策问题上的“错误优先权”提出了批评。这份内部文件被泄露后，施罗德总理和菲舍尔外长极力缩小这份文件的意义和有意掩饰大西洋两岸的意见分歧，才未被公众所重视。
去冬今春，伊拉克危机一触即发，德美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2003年1月11日，德国防部长施特鲁克在接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说，在伊拉克问题上德国既不需要向美国卑躬屈膝，也不存在与美方进行某种交易的理由。1月23日，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责法德为过时的“老欧洲”，德国与法国发表联合声明，坚持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公开反对美国企图甩掉联合国单方面发动对伊战争。2月中，德国还同法、比协调一致，就北约协防土耳其问题公开与美国对抗，德美矛盾达到了炽热化程度。
三、德美矛盾产生的原因
近年来的德美关系一直时好时坏，目前又闹到这种地步。人们不禁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择其要者，笔者以为大致有四点。
第一，德美关系和地位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差异。冷战时，德国生存于美苏严重对峙的夹缝里，随时都可能被苏联“吃掉”或“化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外交上必须向西方一边倒，必须充当美国的政治仆从，言听计从，而美国出于对苏斗争的战略需要，也不惜一切代价，扶植德国，于是就有柏林空运、马歇尔计划、支持德国加入北约，以及后来几次柏林危机中无条件支持德国，等等。1990年10月德国统一，重新获得了独立和主权，德国成为国际大家庭平等的一员，并于20世纪末开始推行外交政策的“正常化”。如果说，冷战时德国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利益的话，那么，现在德国首先考虑的是德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比如：它在争做世界政治大国过程中的战略考虑和形象；作为地处欧洲中心的欧盟大国德国如何通过一体化进程的规则保障自身的利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在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主导权问题、战争打响后那里的油气资源控制权、棘手的难民问题以及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等等。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向推行损人利己的外交政策，追求保持一超独霸的地位，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更是以军事实力为手段，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模式”。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傲慢态度，引起了德国朝野的普遍反感。菲舍尔外长公开讲：“美国不应把盟国视作它的卫星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领导60亿人口的世界走向和平的未来。”
第二，德美两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不同追求和责任感，也是导致德美矛盾的一个原因。德国政府的现任主要领导人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都是20世纪六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德国法西斯没有负罪感，对曾经大力帮助并扶植过德国的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感恩感，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外交政策“正常化”理论基础上的大国平等理念。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自美国东部权势集团，受过去移民的影响很深，极少考虑他人利益。加之，冷战时代德美共同的安全利益目前在主要方面已经不复存在，各自主要考虑的是全球化中的自身利益，自然会在一些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发生冲突。
第三，德国绿党的参政和东部居民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对德美矛盾也起了一定激化作用。德国绿党一向以环保和平主义为基本理念，1998年10月绿党在德国联邦一级参政后，绿党的上述理念在德国国内迅速普遍化，2002年9月22日德国大选中绿党的高得票率便是佐证之一。在绿党理念普遍化的情况下，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以及对伊动武的决定，使得德国内部反对军事结盟的倾向以及部分选民中长期存在的反美情绪更加明朗化。另外，德国东部选民的心态也日趋复杂。他们并不因德国统一、自己获得“解放”而感谢美国，更多地是感谢当时的西德政府，但他们对“二等公民”地位、以及大量失业长期得不到解决是不满的。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本国历史的受害者，而且是美国主导的当今西方全球化的受害者，从而出现了一种在抽象道德主义中寻求安全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使人感到它优于包括盟国美国在内的一切东西。这对原本亲密的德美关系无疑是一种溶解剂。
第四，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也是导致德美矛盾的一个原因。美国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欧洲移民的国家，仅德国先后就有700多万人移居到美国，23%的美国人有德国血统，但随着美国民族的形成，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也逐渐形成。美国人和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评价是不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国家是谋求社会福利的工具，它存在并表现为超国家或社会的机构，是提供社会经济与生活质量保证的工具。而美国人尽管希望有一个“开明”政府，但不希望国家对私人生活和经济进行干预，必要时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必须是有效的；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提供福利和保障幸福，它的职责只是确保公民的安全，保护他们免受袭击。德国人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无论在德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德国人对这些非政府组织一般都给予支持，甚至为它们的会议、研究工作以及对有关便携式武器的生产与扩散情况的通信提供经费。而美国人普遍重视政府机构，把它看成是实现政治目的工具，而对非政府组织一向看不起，甚至把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看作挑战者而不是盟友，加以排斥。其次，在采取大规模的全球行动时，德国人非常强调非军事的集体协商与合作，把很多精力投入建立与发展各种组织机构和机制；而美国人却坚持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继续强化武力手段。另外，德国和美国在国际行为动机方面也存在差异。德国人尊重联合国，重视国际法，注意塑造“欧洲与世界的德国”形象，（注：2003年10月20日，德国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协议）很重视欧洲大陆的合作性机构的道德标准；而美国人实用主义第一，我行我素，更倾向于以美国式的个人信念为标准来考虑问题。（注：［美］纽黑文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丹尼尔·纳尔逊：《大西洋两岸的变化》，载《华盛顿季刊》2000年秋季号）
德美今后还将经常吵吵好好。它们除了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外，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它们在经济领域关系密切，相互依存。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德向美出口分别为1,008亿马克、1,198亿马克和是673亿欧元；同期，德从美进口分别为712亿马克，909亿马克和455亿欧元。德出口到美的大部分商品为技术产品：车辆占25%，机器22%，机电产品11%；进口主要是：机器23%，机电产品20%，飞机10%。2001年，德在美的投资总额为1,290亿欧元，占德在海外直接投资的57%；美是德国的最大外国投资者，投资总额50亿欧元，其中10%投入了德国东部地区。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不允许德美矛盾继续扩大。统一的德国虽然正在成长壮大，但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尚不具备独擎半边天的实力，在某些方面、特别在安全方面，仍要借助美国。因此，矛盾－妥协，再矛盾－再妥协，将是德美关系中的一个长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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