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城市公共物品的合理运营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宣晓梅[1](2021)在《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与控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噪声被定义为环境七大公害之一,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产生影响,高噪声甚至可能影响人体的健康。高速铁路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全寿命周期角度,对于社会和大众的出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高速铁路系统可能引起的噪声问题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这导致在高速铁路规划设计及建设阶段,邻近高速铁路线路两侧的居民表现出对噪声影响的重视,居民通过公众参与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希望高铁线路尽量远离自己的住宅,这给线路的规划选线和建设增加了难度。可见高速铁路噪声与其作为新型基础设施要求的高质量发展,还存在着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可能成为制约高速铁路提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降低噪声影响逐渐成为高速铁路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从环境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因此高速铁路的环境影响问题可以用负外部性来解释。选择从环境经济学视角对噪声负外部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控制策略,对高速铁路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运用微观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对高速铁路外部性进行了分析梳理,选择在经济行为中容易被忽视的噪声负外部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成本的量化模型,运用博弈理论建立各参与方解决噪声负外部性问题的动态博弈模型,提出以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方式降低高速铁路负外部性影响的方法,最后提出噪声控制策略研究,将全寿命周期理论贯穿其中。具体包括:1.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后,按物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将高速铁路划分为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借助外部性理论,通过对高速铁路项目效应的分析,结合高速铁路项目建设及运营的特点,定义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性的内涵,并分别对高速铁路的正负外部性进行表征分析后着重对噪声负外部性的影响进行了阐述。2.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成本量化模型研究。论文在对比交通运输外部成本量化方法后选择单位值转换法作为高速铁路噪声成本量化的基本方法,提出将人均购买力平价PPPGDP比值、人口密度比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值作为单位值转移法的校正因子,建立我国高速铁路噪声成本的计算模型。用近12年的高速铁路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得出不同阈值下我国高速铁路噪声外部平均成本及总成本数值。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各年高速铁路噪声外部平均成本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未有较大增长幅度;但高速铁路噪声总外部成本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可预计随着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噪声负外部成本将持续增加。3.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博弈模型研究。噪声外部成本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噪声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可忽视,针对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论文借鉴博弈理论模型的研究方法,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分别建立了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居民两个方面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针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企业三方动态博弈树分析模型,搭建各方支付函数后,以各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均衡解。针对企业和居民的博弈,构建两者的两方有限博弈分析模型,利用支付等值法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对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的分析分别阐述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在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问题上做出决策的约束条件。4.提出以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方式降低高速铁路负外部性影响的方法。结合量化分析结果和博弈分析结论,环境污染内在化方式是降低高速铁路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通过对我国环境成本内在化阶段性的变化阐述及存在问题分析,从健全高速铁路噪声内在化制度、合理建立价格激励方案、建立主体责任考核机制、重点工程示范激励、加强供应链环境成本管理和加强环境成本控制计算等六个方面提出我国高速铁路噪声成本内在化的措施。5.提出高速铁路噪声全寿命周期控制策略。高速铁路噪声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将高速铁路全寿命周期划分为设计,建设和维护三个阶段,提出围绕全寿命周期构建“1平台+1体系”的模式,即构建全寿命周期噪声监测与智能分析平台和噪声控制管理体系,分别对平台和体系进行功能阐述后,本着前期设计阶段充分考虑的原则提出全寿命周期各阶段噪声控制策略。为提高整体降噪效率,提出按线路实际情况进行噪声控制的综合设计方案,最大限度降低高速铁路噪声影响。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王明明[3](2021)在《大型会展综合体对城市发展的社会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型会展综合体是以会展场馆为中心,多种商业设施为补充的综合性建筑群,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满足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又顺应了国家战略的要求,达到了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由于大型会展综合体由政府出资兴建,因此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这决定了大型会展综合体不仅具有经济带动作用,也具有社会服务职能,因此不应单从经济角度看待大型会展综合体的开发建设和运营,还应该从社会影响角度来予以诠释大型会展综合体的作用。立足在自身特性和会展产业链的基础上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开展大型会展综合体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以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论证了大型会展综合体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并且进行了大型会展综合体正负外部性及外部性主体、受体和外部性行为关系的理论分析,为梳理社会影响发生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经过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得出大型会展综合体的社会影响的发生机制是基于大型会展综合体自身的特性(准公共物品属性、规模大型化、功能复合化、选址郊区化、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和会展产业链的相互作用,以会展活动为主要媒介,与大型会展综合体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如组展商、参展商、观众和服务提供商的互动和影响,对城市发展产生城市化方面、文化方面、社区方面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予以验证,构建大型会展综合体社会影响评价理论体系,结合模糊综合层次评价法进行数据测量,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为调研对象,向上海市民发放网络问卷,对1033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效度信度检验后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计算指标权重,并计算各级指标得分情况,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进行重要性排序,其结果表明大型会展综合体的开发建设运营对城市化的影响程度最大,对文化影响最小。大型会展综合体作为耗资巨大的准公共产品,要发挥其积极影响,减少其负面影响,为城市发展和居民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便利,就要实现其社会服务职能,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合理建设场馆;第二、赋能场馆运营,创新发展模式;第三、融合产业发展,实现产城一体。只有联合政府与社会力量,全面考虑各方利益,才能最大程度实现大型会展综合体的正外部性,带动城市发展。
刘振[4](2021)在《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的政府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的不断提高,使得城市管理者需要对城市进行更加全面、精细、高效的管理,这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近年来,中国的智慧城市方兴未艾,并进入到了理性探索阶段,各地都根据地方实际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探索和创新。结合地方实际,G市采取PPP模式建设智慧城市,旨在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建设效率,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而在项目建设中,必须通过政府规制,解决市场失灵,保障地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纠正信息不对称,让社会资本方有序经营,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国内外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PPP模式的政府规制有了一些成果。结合中国PPP模式和规制理论,国内的研究在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以及中国政府体制机制上为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PPP模式的政府规制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但是,就具体行业甚至具体项目而言,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更好地规范项目建设流程,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本文通过对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进行研究,运用政府规制理论,主要采用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相关的方法,对项目建设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政府规制进行探索。在项目实施前,政府方采用资格预审+竞争性磋商的方法选定社会资本方,且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达成共识,并对项目总投资做出价格规制。在项目建设中,政府方对社会资本方的投资及其产品质量进行了规制,并授予社会资本方特许经营权和建设运营流程许可。在项目运营后,政府方采取收费补偿制度,并作出退出规制。然而,在项目实施的全生命周期中,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以及风险不可测、信息不对称、垄断、监管不到位等原因,政府在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上还存在不足。针对存在的问题,运用规制理论并结合项目实际,本文提出了建议。一是在项目实施前加强价格规制,明确数据权属及其使用原则,完善项目风险防范方案。二是在项目建设中设立该阶段的标准,加强监督检查,并进行绩效考核。三是在项目运营后设立该阶段的标准,做好项目中期评估和绩效考评。
张旭文[5](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王亮[6](2021)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人口结构深度变化,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社会预期不断提升、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存在质量不高、规模不足、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区域间服务水平差异较大,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服务设施不足,设施利用率较低;公共服务人才短缺,人力资源保障不足;服务尚未有效惠及全部流动人口和困难群体,项目存在覆盖盲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体制机制创新滞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相对完善的日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研究其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历史演进、架构及相关主体的作用发挥等内容,并通过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分析,见微知着,深入探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效果,以期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助益。本文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政府单一主体供给向政府、社会、企业多元主体供给不断转变,历经官制型体系、融合型体系后,最终形成官民共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官民共治体系下,政府和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民间事业者发挥着主体作用,市场则作为纽带推动着官民协同共治的进程,其中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化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对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不可或缺;非营利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构成,其既可以单独承担社会事务,同时也可以与政府或其他民间事业者合作满足民众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各司其职、相互协同,共同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了考察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子系统的运行,结合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研究的现实需要,本文针对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做了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其作用发挥机制、应对新冠疫情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对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效率效果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总结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文从结构上包括6部分共9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即第1章。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以及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归纳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分析,即第2章。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及其体系的内涵探讨,总结和分析了公共服务体系的一般形式,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约束条件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及其特征,即第3章。从历史演绎的角度,对战后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归纳与逻辑梳理,总结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第四部分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及主体作用分析,包括第4、5、6、7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以前文分析内容为基础,采取“总—分”形式对日本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进行解构。从总体上,以官民协同治理为角度,分析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构成形式、体系形成的动因以及官民协同治理的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和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民间事业者发挥着显着的主体作用,而市场是两者之间协同合作的载体。其后,分别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的视角出发,分析三者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各自作用的发挥,以更好地解析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期为我国提供切实借鉴。第五部分是案例分析,即第8章。结合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实际,选取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其作用发挥机制、应对新冠疫情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见微知着,对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运行效果进行验证。最后,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即第9章。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建议。
张璟[7](2020)在《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研究》文中提出城市轨道交通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陆续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人们对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质量、服务满意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乘车环境、出行情况、设备设施、线上平台等服务能力均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着重要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调研于当下而言,成本高、人力耗费大,然则对挖掘轨道交通服务质量问题又十分重要。因此,构建科学客观的城市轨道交通服务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及优化策略,于稳定客流、提高轨道交通服务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法、文献研究法、层次分析法等专业手段对苏州市轨道交通服务满意度进行研究,由浅至深地阐述了轨道交通公共服务相关概念及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现状。针对目前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测评细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建议。研究主要结论:通过对比苏州市轨道交通服务满意度测评体系和实地调研结果,两者所存在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服务满意度测评主要存在着测评与实际不符、缺乏公众参与机制、测评内容不全面、缺乏标准化测评流程等原因,种种原因暴露出了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评价方法缺乏客观性、测评人员专业性不足、测评监管意识不强等问题。可从优化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建立满意度客观测评模型、着重测评人员专业能力的培养、强化服务满意度测评监管这四个方面定向解决。研究设计的新测评模型包含7个一级指标(进出站服务、列车运行、乘车环境、设备设施、乘客投诉、票务情况、苏e行)与43个二级指标,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新测评模型对苏州市轨道交通服务满意度的测评结果与实地调研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新模型对苏州市轨道交通服务满意度测评具有较好的实践性,能够真实反映服务满意度情况。
郝伟亚[8](2020)在《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作为城市发展骨骼的城市轨道交通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因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低等特点,城市轨道交通一直由政府主导市场,存在项目建设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竞争不充分导致效率不高等问题,亟需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此类问题。2014年以来,国家鼓励推行PPP模式加快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进程,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PPP模式即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应用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地方政府通过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提高轨道交通供给效率,为解决准公共产品资金短缺和效率不足提供了一种市场化供给方式。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准公共物品的根本属性,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代表的经济属性和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双方对项目权益资本结构即出资资本金的比例持有不同的期望值,引入社会资本的比例缺乏科学依据。因此,研究在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中确定双方合理的出资比例,将为实际操作中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多方共赢提供理论参考。对于准公共产品中的“准”字,大多数的研究是从定性角度进行分析,而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在PPP模式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可以共同作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但政府方基于对项目较低回报的要求,体现了项目的公益属性,而社会资本方基于对项目较高回报的要求,体现了项目的商业属性。因此从供给角度分析: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出资结构比例,可以是准公共产品中两者不同经济属性的一种定量反映。本文针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析,旨在映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结构关系,结合准公共物品不同属性的经济分析,从定量角度对准公共产品中的“准”字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提出了“市场化准量”的概念: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准公共产品,在采用PPP模式时,社会资本方出资的比例代表了项目市场化属性的比例,即为市场化准量。进一步,将最优市场化准量的概念定义为:政府方所期望的、且社会资本方所能接受的最大权益资本出资比例,所对应的“市场化准量”也间接反映了准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的揭示和研究具有显着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的分析,表明投融资已成为政府建设项目亟需解决的问题,PPP则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式。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发展经验借鉴,以及从国内的行业专家分析和已有案例分析来看,PPP项目的规范运作受到一定的关键因素的影响。如项目财务模型、效率、政府财政支出承诺等直接影响因素对市场化准量的模型产生的影响可以量化;组织营销战略、政策法规、风险分配、公共责任等间接影响因素在双方出资意愿、收益预期、运行效率等不同维度和程度对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将成为影响PPP项目双方投资决策的依据,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和建议。与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问题研究相关的文献,更多侧重于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研究,如融资模式选择、融资结构优化等。尽管在PPP项目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权益资本出资比例是项目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涉及相关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讨论双方均能接受的最合理的出资比例的研究更为少见。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作为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有的双重属性。采用PPP模式,则是准公共产品采用的一种市场化供给方式,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对准公共产品不同属性的追求,也决定了不同的投资决策思路,这是双方参与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逻辑自洽。本文从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属性作为出发点展开研究,认为由于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诉求不同导致投资回报要求不同,因此会产生差异化的投资回报要求曲线,社会资本方视角下投资项目所能得到的回报要求曲线和政府方视角下能够给予社会资本回报供给曲线存在利益共识点,则形成项目市场化准量的均衡状态,也即是本文所研究的市场化准量。本文基于净现值方法、资本结构等财务相关理论,结合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市场化准量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方生产效率和项目负债结构等因素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动态分析了政府方在让渡与索取的不同异化情况下市场化准量的变化趋势,同样也分析了社会资本方不同能力预期下、项目负债结构变动下的市场化准量的敏感性,得到了系列研究结论。结论一:存在一个最优的市场化准量,使得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政府方能够给予的收益率和社会资本方的要求报酬达到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也可以映射项目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结构比例。结论二:当政府方让渡收益给社会资本方时,市场化准量有增大趋势;当政府方索取收益时,市场化准量有减小趋势。结论三:当社会资本方股东资源的投入增加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时,政府方能够给与的投资回报和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收益均呈现增大趋势,二者曲线的交点数值相应提高,市场化准量也同时增大。生产效率的具体影响体现在:如果项目总投资节省、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收入增加,市场化准量水平提高;反之,市场化准量水平减低。结论四:当项目负债比例减小,税盾效应大于债务破产风险成本时,市场化准量与债务比例同趋势变化;当项目债务比例增加至税盾效应小于债务破产风险成本时,随着负债比例或破产风险成本继续增大,市场化准量呈现为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趋势。在实证方面,本文基于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市场化准量模型,通过对多个实际项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市场化准量的理论成果。以标准模式的案例为基础,结合政府方让渡收益、政府方索取收益等不同案例,对三种市场化准量模型、关键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了案例分析,其实际结果与研究成果相吻合:当政府方让渡自身收益时,市场化准量呈上升趋势,当政府方索取与社会资本方持同等收益时,市场化准量呈下降趋势;当社会资本方效率提升时,市场化准量呈上升趋势;在社会资本方报酬率大于债务资金成本情况下,项目负债比例提升会提高市场化准量。案例实证验证了市场化准量模型的有效性。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基于政府视角开展市场化准量研究。已有的PPP项目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融资结构中股权、债权之间的优化组合,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资本方与金融机构,很少针对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权益出资结构进行研究。鉴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盈利能力尚不足以为社会资本提供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政府方在PPP项目中的资本投入和补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决定着政府需要谨慎选择引资比例,并在提高项目效率和给予社会资本方投资回报中寻求平衡。在财务分析方面,政府方从满足社会资本方最低回报要求来考虑,选择的项目价值衡量标准是NPV=0。只有从政府方的NPV=0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社会资本方期望的NPV>0视角出发,才能得到社会资本方的投资回报率与引资比例之间的关系曲线(即回报供给曲线),进而得以构建市场化准量模型。另外,在项目实践方面,由于PPP项目都是由政府发起且主导操作,社会资本方与之进行谈判博弈,通常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政府视角是这一矛盾的主导方面。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主要从政府视角出发,开展关于市场化准量的相关研究。这是本文立论方面的创新点。第二,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化准量的概念并构建市场化准量模型。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模型是本文另一主要创新点。如上所述,关于PPP项目的市场化准量的已有研究成果很少,本文构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模型从内容上看是新颖的。本文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政府方、社会资本方对出资和回报的不同要求进行分析,给出了社会资本方投资的回报要求曲线和政府方引入社会资本的回报供给曲线,并推导出在二者的要求达到均衡时的出资比例是合理的,即最优市场化准量,进而构建了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模型。通过对市场化准量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丰富了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验证。第三,定量分析了准公共产品两种供给方式的结构比例关系。对于准公共产品,专家学者大都从定性角度对其经济属性进行研究,很少对“准”字进行定量分析,尤其对其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比例关系研究更少。本文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入手,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中的供给方式的研究,提出用政府方出资代表传统的政府供给方式,用社会资本方出资代表市场化供给方式,并用“市场化准量”来定量地反映市场化方式在“准公共产品”供给中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供需矛盾的平衡则是其经济属性的现实表现。根据本文对准公共产品中不同权益资本特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政府方基于对项目较低回报的要求,从供给方式上体现了项目的公益属性,而社会资本方基于对项目较高回报的要求,从供给方式上体现了项目的商业属性,“市场化准量”也间接反映了准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市场化准量”,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供给方式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其作为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之间的一种结构比例关系,具有其显着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四,结合现实情况对市场化准量理论进行了丰富。本文不仅从理论上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的问题开展了分析,也从实际项目操作的角度出发,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完善。首先,针对PPP项目是否“同股同权”的情况展开了分析,认为市场化准量还存在政府方让渡收益的模式和政府方索取收益的模式,而不同模式下,由于政府方要求报酬不同对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产生了影响,市场化准量也随之变动。同时,针对社会资本方的生产效率变动和项目自身的负债结构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也提供了趋势性分析,在负债结构影响分析中同时考量了税盾和债务破产风险成本的作用效果。这既是对市场化准量模型基础分析的扩展,也充实了现实过程中项目操作的理论参考意义。综上,本文基于PPP项目出资结构视角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市场化机理;在考量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投资准公共物品回报要求差异的基础上,基于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不同经济属性的特征,建立了双方博弈达成出资结构比例均衡状态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市场化准量模型,就平衡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出资结构进行了探析,探究了社会资本方效率、项目负债结构等因素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机理。这些研究,为深入探讨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权益资本出资结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
王政权[9](2020)在《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传统的城镇管线铺设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为了解决诸如“马路拉链”、“城市看海”、“空中蜘蛛网”等城市病,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逐步走入人们视线。但是与传统直埋方式相比,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前期投资巨大,仅靠政府投资建设不仅难以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求。PPP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此问题,政府通过将社会资本引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中,不仅可以缓解政府资金不足的压力,而且可以引入社会资本方先进的施工技术,在提高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为了引导和规范PPP项目,财政部推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地下综合管廊PPP项目应用的政策与标准,但是在PPP项目绩效评价方面,还未有科学、合理、统一的标准。本文针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进行研究,探索PPP模式下全面、系统、完整的城市综合管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科学、合理、客观的绩效评价方法的构建,有利于城市综合管廊项目绩效水平的提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首先,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投资、运营情况,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PPP模式以及绩效评价的研究成果,指出我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次,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概念、经济属性及技术属性进行了阐述,通过分析得到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项目垄断性、准经营性、可销售性以及规模经济属性。同时对PPP模式以及PPP项目绩效评价进行了阐述,并且对PPP模式应用于城市综合管廊项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证明了PPP模式应用于综合管廊项目在政策、融资、效益、实践方面是可行的。然后,利用平衡计分卡原理、关键绩效指标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绩效评价初始指标进行系统、全面地识别,在此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与专家访谈法,优化初始绩效指标,最终得到从立项阶段到移交阶段等六大阶段共38个绩效指标的全面、系统、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常用绩效评价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考虑到指标体系兼具定量、定性指标,并且绩效评价动态性、多目标的要求,本文采用主、客观赋权理论与改进的物元可拓模型对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及各阶段绩效进行科学、客观、合理、准确的评价。最后,将所构建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评价综合理论方法和绩效评价模型应用于M市综合管廊项目绩效评价中,验证了评价模型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以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与合理性。研究结果较充分反映了项目整体实际绩效水平,同时得出了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绩效评价等级。本文研究成果为我国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提供一种新的参考方法。有利于综合管廊项目绩效统一评价与规范管理,从而引导综合管廊项目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李金培[10](2020)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公共交通是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的经济性基础功能却甚少得到关注。公共交通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系统中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当前中国城市追求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正确认识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交通的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本文以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四个方面:(1)构建研究框架。首先,以城市化快速推进引起的“职住空间分离”现象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城市居民出行需求视角,进一步阐释公共交通发展的可行性。然后,从公交设施规模、服务效能和民众公交消费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2)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角度出发,选取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表征公交设施规模,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相对西部地区,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相对中等城市,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小城市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且不显着。(3)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产出的效率角度出发,采用客运量与公交车辆数的比值作为公交服务效能的代理指标,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曲线关系;劳动生产率在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就越大。(4)从公众出行需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即民众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消费行为(简称“民众公交消费”)。利用2016年334份常州市调查问卷数据,以民众的通勤出行方式为例,应用Probit模型,从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这两个角度实证考察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并特别检验了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结构和群体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尊重需要显着抑制民众公交消费;改善公交服务可以显着提升民众在通勤出行中选择公交的可能性;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最小成员年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从分群估计结果看,尊重需要对女性、低学历、高收入和外地户口的群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结合起来,拓展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现有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航运等方面,体现的是交通运输的货运及跨区域客运功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承担城市内部主要客运任务的公共交通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验证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与人们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服务,同样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当斯-托马斯悖论”的存在。本研究利用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4-2016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第三,基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公交出行选择结合,从出行心理角度探讨了民众公交消费的原因,丰富了现有关于出行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基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背景,将民众对尊重的心理诉求和对公交服务的满意度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了民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为政府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构建城市公共物品的合理运营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构建城市公共物品的合理运营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与控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高速铁路噪声研究 |
1.2.2 高速铁路噪声控制措施 |
1.2.3 交通运输外部性研究 |
1.2.4 既有研究不足 |
1.3 论文研究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3.3 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研究 |
2.1 外部性理论 |
2.1.1 外部性定义 |
2.1.2 外部性理论发展 |
2.1.3 外部性经济学分析 |
2.1.4 外部性理论启示 |
2.2 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 |
2.2.1 溯源与分类 |
2.2.2 内容及研究热点 |
2.2.3 经济学分析 |
2.3 博弈模型理论 |
2.3.1 博弈论分析 |
2.3.2 博弈论分类 |
2.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4 全寿命周期理论 |
2.4.1 全寿命周期内涵 |
2.4.2 典型全寿命周期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3 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研究 |
3.1 高速铁路项目物品分类探讨 |
3.1.1 公共物品项目 |
3.1.2 准公共物品项目 |
3.1.3 经营性项目 |
3.2 高速铁路项目效益分析 |
3.2.1 经济效益 |
3.2.2 社会效益 |
3.3 高速铁路外部性表征分析 |
3.3.1 定义及分类 |
3.3.2 正外部性表征 |
3.3.3 负外部性表征 |
3.4 高速铁路噪声影响解析 |
3.5 本章小结 |
4 高速铁路噪声外部成本量化模型研究 |
4.1 外部成本理论分析 |
4.1.1 外部成本内涵 |
4.1.2 外部成本量化必要性 |
4.2 外部成本量化方法研究 |
4.2.1 损害成本法 |
4.2.2 规避成本法 |
4.2.3 重置成本法 |
4.2.4 价值转移法 |
4.3 单位值转移法技术路线 |
4.3.1 欧盟噪声成本计算方法 |
4.3.2 单位值转移法技术路线 |
4.4 噪声外部成本量化模型构建 |
4.4.1 模型参数设置 |
4.4.2 噪声平均成本模型 |
4.4.3 噪声总成本模型 |
4.5 量化模型验证 |
4.5.1 模型变量计算 |
4.5.2 噪声平均成本及趋势分析 |
4.5.3 噪声总成本及趋势分析 |
4.5.4 中国与欧盟噪声成本对比分析 |
4.6 解决噪声外部成本的基本思路 |
4.7 本章小结 |
5 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博弈模型研究 |
5.1 博弈均衡作用机理分析 |
5.1.1 作用过程机制 |
5.1.2 博弈条件分析 |
5.1.3 论文涉及的典型博弈关系 |
5.2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
5.2.1 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 |
5.2.2 博弈模型构建 |
5.2.2.1 博弈树 |
5.2.2.2 战略组合 |
5.2.2.3 支付矩阵 |
5.2.2.4 支付函数 |
5.2.3 博弈均衡探讨 |
5.2.3.1 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均衡 |
5.2.3.2 混合纳什均衡——企业 |
5.2.3.3 混合纳什均衡——地方政府 |
5.2.3.4 混合纳什均衡——中央政府 |
5.2.4 博弈均衡解深度分析讨论 |
5.2.4.1 中央政府监管分析 |
5.2.4.2 地方政府监管分析 |
5.2.4.3 企业投入治理分析 |
5.3 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
5.3.1 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 |
5.3.2 博弈表述 |
5.3.3 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
5.3.4 博弈均衡解分析 |
5.4 博弈工具对解决噪声外部性的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6 高速铁路噪声成本内在化控制策略研究 |
6.1 外部性内在化方法研究 |
6.1.1 政府公共政策 |
6.1.2 私人解决方法 |
6.2 我国环境成本内在化阶段性表述 |
6.2.1 初步建立阶段 |
6.2.2 完善与发展阶段 |
6.2.3 全新发展阶段 |
6.3 环境成本内在化政策实施问题分析 |
6.3.1 价格激励政策应用性范围受限 |
6.3.2 税收政策体系仍有完善空间 |
6.3.3 生态补偿激励政策效果欠佳 |
6.4 高速铁路噪声成本内在化策略 |
6.4.1 健全噪声内在化制度 |
6.4.2 合理建立价格激励方案 |
6.4.3 建立主体责任考核机制 |
6.4.4 重点工程示范激励机制 |
6.4.5 加强供应链环境成本管理 |
6.4.6 加强环境成本控制核算 |
6.5 本章小结 |
7 高速铁路全寿命周期噪声控制策略研究 |
7.1 全寿命周期控制策略概述 |
7.1.1 全寿命周期划分 |
7.1.2 噪声控制基本原则及研究依据 |
7.2 全寿命周期噪声控制体系 |
7.2.1 控制总体目标 |
7.2.2 噪声管理体系 |
7.2.3 噪声智能监测与分析平台 |
7.3 各阶段噪声控制策略 |
7.3.1 高速铁路噪声控制顶层研究 |
7.3.2 设计阶段 |
7.3.3 建设阶段 |
7.3.4 运营阶段 |
7.4 噪声综合控制策略 |
7.4.1 策略实施路径 |
7.4.2 组合方案应用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研究工作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2.1.1 PPP模式概念 |
2.1.2 PPP模式特征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参考文献 |
附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大型会展综合体对城市发展的社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创新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解释 |
2.1.1 大型会展综合体 |
2.1.2 社会影响 |
2.2 文献综述 |
2.2.1 大型会展综合体社会影响国内外研究 |
2.2.2 社会影响评价指标研究 |
2.2.3 研究述评 |
2.3 理论基础 |
2.3.1 公共产品理论 |
2.3.2 外部性理论 |
第三章 大型会展综合体社会影响的发生机制和影响维度 |
3.1 大型会展综合体社会影响的发生机制 |
3.1.1 大型会展综合体的自身特性 |
3.1.2 会展产业链及供应链 |
3.1.3 大型会展综合体的影响对象 |
3.2 大型会展综合体的社会影响维度 |
3.2.1 对城市化的影响 |
3.2.2 对文化的影响 |
3.2.3 对社区的影响 |
3.2.4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3.3 小结 |
第四章 大型会展综合体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 指标构建的方法 |
4.1.1 构建的原则 |
4.1.2 构建的思路及框架 |
4.2 指标开发的过程 |
4.2.1 指标的选取 |
4.2.2 指标的简化 |
4.2.3 指标的确认 |
4.3 评价方法的确定 |
4.3.1 方法的选取 |
4.3.2 评价模型的建立 |
第五章 大型会展综合体社会影响验证研究——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为例 |
5.1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概况 |
5.2 正式调查的基本情况 |
5.2.1 样本获取及背景资料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 问卷可性度检验 |
5.3.1 信度检验 |
5.3.2 效度检验 |
5.4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社会影响模糊分析 |
5.4.1 指标评价标准 |
5.4.2 隶属度计算 |
5.4.3 二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 |
5.4.4 最终评价 |
5.5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社会影响评价结果分析 |
第六章 对策与建议 |
6.1 加强顶层设计,合理建设场馆 |
6.2 赋能场馆运营,创新发展模式 |
6.2.1 拓展场馆业务,赋能场馆空间 |
6.2.2 场馆智慧升级,提供智能服务 |
6.2.3 实现跨界创新,重视品牌建设 |
6.3 融合产业发展,实现产城一体 |
6.3.1 融合产业资源,拓展园区规模 |
6.3.2 优化配套服务,服务区域经济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附录一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社会影响调查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致谢 |
(4)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的政府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1.研究背景 |
2.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国外相关研究 |
2.国内相关研究 |
3.文献简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1.智慧城市 |
2.PPP项目模式 |
3.政府规制 |
(二)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进行规制的理论基础 |
1.公共物品理论 |
2.规制博弈理论 |
3.项目区分理论 |
三、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的政府规制情况 |
(一)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概况 |
1.G市概况 |
2.项目概况 |
3.项目推进情况 |
(二)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实施前的政府规制情况 |
1.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实施卖方规制和买方规制 |
2.严选采购流程,实施准入规制 |
3.紧盯项目工费,实施价格规制 |
(三)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建设中的政府规制情况 |
1.明晰融资结构,实施投资规制 |
2.围绕建设内容,实施质量规制 |
3.划定业务范围,授予经营许可 |
(四)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运营后的政府规制情况 |
1.设置回报机制,实行收费补偿 |
2.明确移交过程,实施退出规制 |
四、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 |
(一)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实施前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 |
1.价格规制还不到位 |
2.疏于对数据的权属及其使用进行规制 |
3.对项目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的规制缺失 |
(二)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建设中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 |
1.质量规制还不到位 |
2.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规制的有效性不够高 |
3.疏于对项目建设进度进行规制 |
(三)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运营后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 |
1.对项目移交及运营的流程进行规制还不到位 |
2.疏于对设施设备运营情况进行规制 |
3.疏于对设施设备运营效果保障进行规制 |
五、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政府规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实施前政府规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1.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 |
2.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
3.风险普遍存在且不可预测 |
(二)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建设中政府规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1.垄断使社会资本方降低建设标准 |
2.对项目监管不到位 |
3.垄断使社会资本方降低建设效率 |
(三)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运营后政府规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1.市场机制遭到扭曲 |
2.对项目监管不到位 |
3.外部性广泛存在 |
六、完善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政府规制路径的建议 |
(一)完善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实施前规制的建议 |
1.加强对社会资本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规制 |
2.明确数据权属及其使用原则 |
3.完善项目风险防范方案 |
4.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
(二)完善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建设中规制的建议 |
1.设立项目建设及验收流程的标准 |
2.加强对项目建设中各环节的监督检查 |
3.通过绩效考核实施激励性规制 |
4.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
(三)完善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运营后规制的建议 |
1.设立项目交付使用及运营维护流程的标准 |
2.做好项目的中期评估 |
3.通过绩效考核实施激励性规制 |
4.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目标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1.3.1 核心观点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5.1.1 研究设计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6)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 |
1.4.2 论文的不足 |
第2章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分析 |
2.1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界定 |
2.1.1 公共服务 |
2.1.2 公共服务供给 |
2.1.3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
2.2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一般形式 |
2.2.1 单一主体体系 |
2.2.2 多元主体体系 |
2.2.3 多中心供给体系 |
2.2.4 合作性供给体系 |
2.3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约束条件 |
2.3.1 交易成本约束 |
2.3.2 公共属性约束 |
2.3.3 制度主义约束 |
2.3.4 网络嵌入约束 |
2.3.5 区域竞合约束 |
2.4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
2.4.1 公共产品理论 |
2.4.2 公共选择理论 |
2.4.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2.4.4 新公共服务理论 |
第3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
3.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演进 |
3.1.1 官制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1945-1993 年) |
3.1.2 融合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1993-2006 年) |
3.1.3 官民共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2006 年至今) |
3.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的特征 |
3.2.1 法规先行,完善制度建设 |
3.2.2 政府主导,引入社会资本 |
3.2.3 竞争嵌入,发挥市场作用 |
3.2.4 目标明确,服务规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官民协同治理解析 |
4.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官民协同治理的构成形式 |
4.1.1 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 |
4.1.2 市场化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 |
4.1.3 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构成 |
4.1.4 公民诉求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出发点与归宿 |
4.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官民协同治理的动因 |
4.2.1 响应理论演变冲击,因应国际环境变化 |
4.2.2 缓解国家财政困境,实现政府角色转型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
4.2.4 引入多元参与主体,满足公众多样化服务需求 |
4.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官民协同运行机制 |
4.3.1 政府间协同机制 |
4.3.2 政府与民间事业者协同机制 |
4.3.3 民间事业者间协同机制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作用研究 |
5.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由中央政府构建 |
5.1.1 中央政府制定法律体系 |
5.1.2 构建公共服务组织架构 |
5.1.3 承担必要的公共服务职能 |
5.2 日本公共服务职能多由地方自治体承担 |
5.2.1 地方自治体承担公共服务的类型 |
5.2.2 地方自治体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途径 |
5.2.3 地方自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源构成 |
5.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于央地分权改革实践 |
5.3.1 地方分权改革动因 |
5.3.2 地方分权改革进程 |
5.3.3 地方分权改革成效 |
5.4 中央地方协调是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方向 |
5.4.1 制度协调 |
5.4.2 组织协调 |
5.4.3 事务协调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市场作用研究 |
6.1 “市场增进论”与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 |
6.1.1 市场增进论 |
6.1.2 市场增进论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 |
6.2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实现途径 |
6.2.1 公企民营化 |
6.2.2 官民竞争与合作 |
6.2.3 民间竞争与合作 |
6.3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制度构成 |
6.3.1 民间委托制度 |
6.3.2 PFI制度 |
6.3.3 指定管理者制度 |
6.3.4 市场检验制度 |
6.3.5 PFS制度 |
6.4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效果 |
6.4.1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成效 |
6.4.2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问题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非营利组织作用研究 |
7.1 日本非营利组织基本情况 |
7.1.1 非营利组织内涵 |
7.1.2 日本非营利组织发展脉络 |
7.1.3 非营利组织类型 |
7.1.4 非营利组织的结构 |
7.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
7.2.1 政府培育支持非营利性组织 |
7.2.2 政府向非营利组织委托公共事务 |
7.2.3 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协同合作 |
7.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机制 |
7.3.1 公益活动的自发性 |
7.3.2 市场竞争的参与性 |
7.3.3 公共事务的受托性 |
7.3.4 市民社会的主体性 |
7.4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的困境与解决 |
7.4.1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的主要困境 |
7.4.2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困境的解决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案例分析: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运行 |
8.1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及其体系 |
8.1.1 日本公共危机管理 |
8.1.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
8.1.3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 |
8.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作用发挥机制 |
8.2.1 法律因应机制 |
8.2.2 监测预警机制 |
8.2.3 决策处置机制 |
8.2.4 信息沟通机制 |
8.2.5 市民救助机制 |
8.2.6 应急保障机制 |
8.3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效果 |
8.3.1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举措 |
8.3.2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成效 |
8.3.3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
9.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完善的经验 |
9.1.1 立法先行,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框架 |
9.1.2 政策引导,挖掘非营利组织作用 |
9.1.3 路径明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9.1.4 协同治理,构建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机制 |
9.2 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
9.2.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公共服务领域制度建设 |
9.2.2 强化市场作用发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
9.2.3 着力扶持社会组织,推进公共服务协同供给 |
9.2.4 夯实公民参与基础,拓展参与公共决策途径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评述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城市轨道交通 |
二、公共服务及满意度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
二、公共物品理论 |
三、顾客满意度理论模型 |
四、激励理论 |
第二章 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调查 |
第一节 苏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
一、城市概况 |
二、轨道交通客流情况 |
三、轨道交通运营发展情况 |
四、轨道交通未来发展规划 |
第二节 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现行测评实践 |
一、评价指标 |
二、现有评价方法 |
三、评价指标及方法实施效果 |
第三节 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 |
一、问卷调查过程 |
二、数据处理方法 |
三、调查结果评价 |
第四节 调查结果与原有评价结果差异分析 |
第三章 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存在的问题分析 |
一、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实际不符 |
二、测评缺乏公众参与机制 |
三、满意度测评内容不全面 |
四、缺乏标准化测评流程 |
第二节 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 |
二、评价方法缺乏客观性 |
三、测评主体缺乏多样性 |
四、测评监管意识不强 |
第四章 完善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优化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 |
一、测评指标选择经验借鉴 |
二、明确指标体系优化原则 |
三、指标体系优化结果 |
第二节 建立满意度客观测评模型 |
一、引入层次分析方法设计指标权重 |
二、满意度评价指标权重设计结果 |
三、服务满意度测评结果 |
第三节 注重测评人员专业能力培养 |
一、制定服务满意度测评培训机制 |
二、引入专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人才 |
三、丰富满意度智能测评辅助工具 |
第四节 优化服务满意度测评监管 |
一、明确满意度测评监管责任部门 |
二、引入满意度测评监管长效机制 |
三、拓展市民参与满意度测评监管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内容及概念定义 |
1.2.1 研究内容 |
1.2.2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概念界定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文献综述 |
2.1.1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
2.1.2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PPP模式研究 |
2.1.3 债务融资和资本结构研究 |
2.1.4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融资结构研究 |
2.2 文献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的现状及要素分析 |
3.1 PPP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现状 |
3.1.1 PPP的国际经验 |
3.1.2 中国PPP发展现状 |
3.1.3 中国PPP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3.2 城市轨道交通PPP发展现状 |
3.2.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 |
3.2.2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实施流程及模式 |
3.2.3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PPP发展中的特殊问题 |
3.3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的影响因素甄别与分析 |
3.3.1 主要影响因素甄别 |
3.3.2 影响因素分析 |
3.3.3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参与主体动因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模型构建 |
4.1 市场化准量模型推导逻辑 |
4.1.1 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属性 |
4.1.2 社会资本方投资回报要求曲线 |
4.1.3 政府方引入社会资本的回报供给曲线 |
4.2 市场化准量模型 |
4.2.1 市场化准量基本曲线 |
4.2.2 市场化准量模型参变量 |
4.2.3 市场化准量标准模型 |
4.3 市场化准量异化模型 |
4.3.1 政府方让渡收益模型 |
4.3.2 政府方索取收益模型 |
4.3.3 不同市场化准量模型的对比分析 |
4.4 市场化准量关键影响因素变动分析 |
4.4.1 社会资本方的生产效率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分析 |
4.4.2 负债结构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动态分析 |
5.1 引入社会资本对项目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 |
5.1.1 建设成本效率变动的分析 |
5.1.2 运营成本效率变动的分析 |
5.1.3 运营收入效率变动的分析 |
5.2 项目负债结构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趋势分析 |
5.2.1 项目负债结构变动的基本分析 |
5.2.2 税盾效应和债务破产风险成本的影响分析 |
5.2.3 负债结构变化对异化模型带来的变动影响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案例实证分析 |
6.1 标准情况——某市新机场轨道线项目 |
6.1.1 测算说明 |
6.1.2 财务测算条件 |
6.1.3 假设条件 |
6.1.4 测算结果 |
6.1.5 动态分析检验 |
6.2 政府方让渡收益的情况——S市1 号线项目 |
6.2.1 合作模式 |
6.2.2 边界条件 |
6.2.3 财务测算条件 |
6.2.4 测算结果 |
6.3 政府方索取收益的情况——W市2 号线项目 |
6.3.1 合作模式 |
6.3.2 财务测算条件 |
6.3.3 测算结果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论文的主要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小结 |
1.3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3.4 创新点 |
第2章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概述 |
2.1 城市综合管廊概述 |
2.1.1 城市综合管廊定义 |
2.1.2 城市综合管廊的技术特征 |
2.1.3 城市综合管廊的经济特征 |
2.2 PPP模式概述 |
2.2.1 PPP模式的定义及主要类型 |
2.2.2 PPP模式运作程序 |
2.2.3 PPP模式在城市综合管廊项目中应用的可行性 |
2.3 绩效评价和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概述 |
2.3.1 绩效、绩效评价和PPP项目绩效评价的定义 |
2.3.2 PPP项目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
2.3.3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概述 |
第3章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3.1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与方法概述 |
3.1.1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3.1.2 评价指标选取的方法 |
3.1.3 两种评价指标选取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
3.2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分析和识别 |
3.2.1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指标选取 |
3.2.2 基于KPI的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选取 |
3.3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优化与建立 |
3.3.1 立项准备阶段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化与建立 |
3.3.2 招投标阶段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化与建立 |
3.3.3 特许权授予阶段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化与建立 |
3.3.4 建设阶段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化与建立 |
3.3.5 运营与维护阶段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化与建立 |
3.3.6 移交阶段绩效评价指标的优化与建立 |
3.4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第4章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
4.1 城市综合管廊绩效评价指标的量化 |
4.2 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1 确定权重方法的分析与选用 |
4.2.2 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 |
4.3 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方法及其局限性 |
4.4 物元可拓评价方法 |
4.4.1 物元可拓模型的评价步骤 |
4.4.2 物元可拓理论的适用性及绩效评价模型的建立 |
4.4.3 改进物元可拓绩效评价模型 |
第5章 实证研究——M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
5.1 M市综合管廊PPP项目概况 |
5.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5.3 项目绩效评价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5.3.1 定量指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5.3.2 定性指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5.4 项目绩效评价 |
5.4.1 确定物元经典域与物元节域 |
5.4.2 确定评价物元 |
5.4.3 评价物元关联度的确定与分析 |
5.4.4 物元可拓评价结果及分析 |
5.5 绩效评价结果分析及对策建议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 |
致谢 |
附录一 德尔菲调研问卷 |
附录二 专家访谈记录表 |
附录三 指标权重专家调查问卷表 |
附录四 评价示例数据 |
附录五 M市综合管廊PPP项目绩效评价问卷调查表 |
(10)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意义 |
1.3.1 现实意义 |
1.3.2 理论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结构框架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1.7 本章小结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学分析理论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2.1.2 外部性理论 |
2.2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2.2.1 绿色经济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2.2.2 城市绿色经济及效率的概念 |
2.2.3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 |
2.2.4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2.3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
2.3.1 公交基础设施与绿色经济效率 |
2.3.2 公交服务效能与绿色经济效率 |
2.4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 |
2.4.1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概念 |
2.4.2 出行决策行为相关理论 |
2.4.3 公交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2.5 文献述评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构建 |
3.1 引言 |
3.2 需求视角下的城市公交发展分析 |
3.3 城市公交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框架 |
3.4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3.4.1 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3.4.2 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3.4.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4.1 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模型设定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4.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4.3.4 稳健性检验 |
4.4 中介效应检验 |
4.5 拓展性分析 |
4.5.1 地区差异 |
4.5.2 城市规模差异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5.1 引言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3 模型设定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5.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中介效应检验 |
5.5 拓展性分析 |
5.5.1 地区差异 |
5.5.2 城市规模差异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公交发展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 |
6.1 引言 |
6.2 研究设计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2.2 变量定义与量表分析 |
6.2.3 模型设定 |
6.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
6.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6.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拓展性分析 |
6.4.1 家庭结构差异 |
6.4.2 分群估计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科学发展城市公交,关注客运量提升 |
7.2.2 转变民众固有观念,培养公交优先出行意识 |
7.2.3 实行公交优先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7.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图表 |
附录2: 中国大中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调查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四、构建城市公共物品的合理运营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高速铁路噪声负外部性表征分析与控制策略研究[D]. 宣晓梅.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2021(01)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大型会展综合体对城市发展的社会影响研究[D]. 王明明. 天津商业大学, 2021(12)
- [4]G市智慧城市建设PPP项目的政府规制研究[D]. 刘振.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5]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D]. 王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7]苏州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研究[D]. 张璟.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
- [8]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研究[D]. 郝伟亚.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
- [9]城市综合管廊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研究[D]. 王政权. 青岛理工大学, 2020(01)
- [10]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李金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