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理论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理论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与编撰实践走向自觉的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理论与叙述形态走向现代的时期，是多种文学史观念、方法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时期。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内容丰富、思想精深，但其理论形态常常重知性判断，缺少理性的推论和抽象的思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缺少系统而贯通的著述。古老的中国一迈入20世纪，一种新的形态的文学史便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这类文学史著的出版最早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
1900年，曾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英国学者翟理斯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作者自认为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全书分八卷叙述先秦至清代的中国文学。此书存在疏漏滥收、时代颠倒、事实混乱、详略不均等缺失。其时，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也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如笹川种郎已1898年写成一部《中国文学史》由东京博文馆出版。我国的林传甲于1904年仅以四个月时间编成《中国文学史》，用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这是中国学者编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作者自称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成书。此外还有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等。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除了文学与学术的界限不清之外，往往缺乏统摄文学史的一以贯之的文学史观与方法。正如后来朱自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象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的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情况在191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影响较大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依然存在。《中国大文学史》以朝代为序，再分文体流派说明，源源本本，首尾完整，但作者把经学、文字学、哲学、史学等罗致在文学史中并作为文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文学与其它学术的界定不清。
20世纪初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现代新的文学史观、新的思维方法的重要成果，尽管它们有不少缺陷，但它们的叙述形态是全新的，它们对中国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积极影响是相当大的。仅就数量而言，至1949年，通史类的中国文学史就有数十种之多。除前面提到的之外，有曾毅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汪剑如的《本国文学史》，欧阳溥存的《中国文学史纲》，蒋鉴璋的《中国文学史纲》，谭正壁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凌独见的《国语文学史》，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断代文学史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史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分体文学史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王易的《词曲史》，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李维的《诗史》，陈柱的《中国散文史》等。
二
回眸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要介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国学大家的文学史理论与著述实践。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
梁启超、章太炎二人被学界认作是我国新史学思潮的两面旗帜。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等著作中极力宣传“史学革命”的主张，他在批评旧史学中表明了他的新史学观。他认为，新史学要为现实所用，而旧史学“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新史学不是单纯记叙人间过去之事实，“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旧史学虽然内容丰富，却不能找出历史的内在因果关系；新史学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旧史学很少体现作者个体独到的认识和个性特征。梁启超上述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贯穿于他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之中。首先，他考察文学与文学史时特别重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固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他对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平民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古代的“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变。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其二，梁启超尤其注意文学发展因果联系，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以“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分析“先秦学派之所长”、“先秦学派之所短”。论述“儒学统一时代”，他也详究“其原因”、“其历史”、“其派别”、“其结果”（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0-57页。）。其三，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既注重“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又注重“主观观念之革新”（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他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论述先秦歌谣时网罗摘录大量歌谣作品，可见其客观资料整理之翔实，又细心辨其真伪，提出独到的见解：“可见中国含有美术性的歌谣，自殷末周初，始有流传作品。……就此少数传品而论，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变迁痕迹。前期的格调，和《三百篇》有点相近；后期便和《楚辞》有点相爱；到《易水》、《垓下》两歌，已纯然汉风了。最可惜是战国时代传品太少，不甚能看出嬗变的径路，史料阙乏，无可如何了。”（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1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章太炎早年的史学思想与梁启超相近，如共同感到传统史学的严重不足，主张于新史学中贯注社会进化原理，应全面发掘有关资料，撰写有因果关系的史著。他指出传统史著缺乏对史实的归纳，找不到历史演变的原理。他认为撰写史著要“熔冶哲理”、钩汲眢沈”，也就是要以哲理为指导，对历史作整体把握，发掘被旧史著忽视的史料或赋予旧史料以新的解释。章太炎1910年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以朴学家的治学方法论文学的发展，进化论观念显现其中。他认为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由言语而文字，由文字而仪象，各有所用，渐次发达。晚年的章太炎对流行的西方学术方法持怀疑态度，以为要在传统朴学方法、史著体例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科学的新史著。他在国学演讲中以传统文论的气骨为核心概念论文学的发展，如他自己所称：“余常谓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第2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他认为传统的“阴阳刚柔”之说，“合于东人所谓壮美、优美”（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第2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并以此寻察周秦以来文学盛衰与“国势及风俗”之关系。
刘师培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授期间虽“病瘵之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注：《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史观。首先，刘师培考察文学变迁时特别重视同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他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提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注：《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次，刘师培非常重视文学史研究中材料的搜集与确定。《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是他文学史编写的经验之谈。他建议摹仿古人新编出《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注：《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刘师培很重视文学变迁中的文体流变，他在论汉魏文学变迁时指出，“然其变迁之迹，非证以当时文章各体，不足以考其变迁之由。”（注：《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考察明末至晚清各种文学流派的特征及其渊源，文体变易乃是其注视的中心。
王国维是一位既融合西方学术思想又注重继承传统学术精神的文学史家。他明确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代观：“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写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领域完成的最后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作者有感于宋元戏曲不为人们所重视，写成这一文学专门史著，全面阐述分析了自上古至元代的中国戏曲发展史，“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部史著中，王国维一方面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乾嘉学派重考证考据的细致精微长处，并注意运用传统美学的概念范畴作理论的概括。另一方面，王国维不仅吸取西方较严密的逻辑方法分析综合中国戏曲的诞生发展，而且直接借用西方美学范畴审视中国戏曲，如他运用西方现代悲剧观考察元代悲剧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窦娥冤》、《赵氏孤儿》等“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也无愧色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3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还运用比较方法论述中国戏曲发展与外国文化的相互影响，虽然简略，却开中外比较文学史之先河。
三
五四运动前后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观念引起革命性变化的时代，中国20世纪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与这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变革紧密相联。
许多学者强调文学的本质是写实的、为人生的，这是五四文学观念变化的突出表现。以这样的文学观考察文学史必然使研究者更多地从文学与现实关系方面审视文学的历史发展，并以此作为评判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标尺。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就努力提倡写实主义，不赞同自然主义。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明确支持陈独秀关于中国文学应当是写实主义的观点，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注：《胡适思想小品》第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胡适大力提倡贴近人生，贴近现实的以白话文为核心内容的新文学建设，他的文学史观受到这种文学观的明显影响。胡适认为，“自《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的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注：《胡适思想小品》第4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他于1922年写成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偏重介绍白话文运动，似乎文学革命等同于白话文运动。胡适在1928年写成《白话文学史》，此书其实是一部古代文学史，他在书中对每个时代的“传统文学”作了详细的论述，不过，他认为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可见，胡适的文学史观含有较强的现实性。1921年诞生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明确以“为人生”作为文学的宗旨。茅盾指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人—家的人生，乃是—社会—民族的人生。”（注：《茅盾文艺杂文集》上集，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全书以文学反映社会人生为基本构架，只要看看此书的各章标题即可了然，作者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大多以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关系为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五四运动前后文学观念变化另一方面的突出表现是不少学者强调文学本质的审美属性。蔡元培曾从艺术审美属性的进化视角考察中国美术（即艺术）的历史发展，得出“观各种美术的进化，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附属到独立；由个人的进为公共的”结论，如中国的诗与词，“起初专为歌唱，后来渐渐发展，专用发表感想，不过尚有长短音的分配，韵的呼应。到近来的新体诗，并长短音与韵也可不拘了。”（注：《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对文学审美属性的注重以较为偏激的主张表现出来，他们认为文学创作是自我心灵的自然流露，应该“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推崇个性的抒发和诗意的创造，把美作为艺术追求的最后归宿和最高境界。五四以后的周作人企图调和“为人生”“为艺术”的两种文学观，提出“人生的艺术”观：“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学艺术为客观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而与人生有接触。换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外貌。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注：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我们可从他后来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的源流》中见出这一文学观对他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原流》，第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他把历来的文学分为“言志”与“载道”两种，“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原流》，第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这两种潮流互为消涨、交替出现的历史。
鲁迅很好地将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统一起来并贯注于他的文学观文学史观之中。他在广泛周密占有资料，仔细鉴定古今各派各种见解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等文学史著。《中国小说史略》被誉为“一部奠基的大著作”，鲁迅在该著中批评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公式化、类型化、神化、鬼化、理学化的倾向，认为文学应当面向人生。他认为文学形象应反映出现实的人情人性，肯定《西游记》“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注：《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赞《红楼梦》“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注：《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另一方面，鲁迅一直主张要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以为文学必须在描写现实人生的同时给人以美感，使人赏心悦目。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把艺术美分为“形美”与“音美”两种，后来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又增加一类“意美”，并以“三美”论述中国“自文字至文章”的形成及其特征，他说，“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注：《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四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当中国传统思想和体制出现动摇的时候，国外各种思想潮流一齐涌入这个思想自由的市场。1915年之后，大批知识分子从国外回国，带来了新的思想。五四前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的老师杜威以及另一位法国哲学家罗素先后应邀来华讲学，他们为传播西方新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普及作用。
五四时期，我国文学史理论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是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化论，一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历史的进化论几乎对20世纪初所有关注文学史的学者都有影响。在一个新旧交替，新文学观新文学史观产生的时代，在人们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历史的进化论要称是最有效最进步的思想和方法。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论》阐述了他的文学进化观。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系统论述了文学进化观的四层意义：“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第二层意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地、渐渐地、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第三层意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记念品”，这种“记念品”会阻碍文学的进化。“第四层意义是：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地吸收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注：《胡适思想小品》第130-13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蔡元培1921年在《美术的进化》中也以进化论考察文艺的发展，并总结出文艺进化的规律，提出应该让大众美育与“美术进化”规律相契合。鲁迅最早接受的西方进步思想是进化论，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进化论是他考察文学与文学史的主要思想方法。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孱杂。然而就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是如此。”小说史的研究就是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注：《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可见，鲁迅所说的进化是在“反复”和“孱杂”中的曲折进化，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哲学、艺术应与日常生活保持密切的关系。杜威发展了由詹姆士等创建的实用主义，使实用主义在全世界产生了具大影响。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又来过中国传播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之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实用主义对胡适文学史观的影响。其一，胡适论述文学与文学史时总是将文学与生活经验，特别是民众生活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进步的白话文学的意义在于历史的适时性，认为两千年来白话文学始终与民众生活经验密切相连，“在这二千年中，他们——匹夫匹妇，痴男怨女——因为要表现他们的情感，倡了许多很好的很有价值的白话文学来，歌唱之不足，他们又要讲故事，演故事，所以小说戏剧之文学，亦由此再生。”（注：《胡适思想小品》第6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其二，胡适作研究时往往将传统的朴学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实验的方法”结合在一起，以实证的态度考察文学史。如果说进化论使他具有开阔的研究视界，那么，“实验的方法”使他善于选取微观的视角考察研究对象。其三，杜威的所谓“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对胡适影响很大，这种方法强调任何历史现象上有他的祖父（发生的原因），下有他的子孙（自己发生的效果）。因而胡适在论述中国白话文学史时总在强调：“白话文学之趋势，在二千年来是连续不断的，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由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注：《胡适思想小品》第7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胡适的思想方法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如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比较方法在19世纪西方已经为文学史研究者所运用。本世纪二十年代，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已经形成，三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瑞恰兹教授在清华大学开过“比较文学”的讲座。比较方法愈来愈影响到卷入世界文学发展潮流中的中国文学，并作用于文学史研究。王国维在《红楼梦》中将浮士德与贾宝玉作比较，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采用多角度的比较方法分析“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他认为对于文学史研究，“比较，是最好的事情（注：《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比较方法的运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中得到普遍的体现。例如，朱自清叙述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新诗发展史时认为白话新诗所受“最大影响是外国的影响”。小诗这种新诗形式与周作人译介日本短歌与俳句，冰心受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有关。闻一多、徐志摩等的新格律诗深受英国诗体的影响，李金发、戴望舒等的新诗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传入我国以后，对文学史理论与史纂的影响最为深广。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的学者，1920年他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著述。他认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化的东西……”（注：《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7-19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大钊的史学论说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理论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文学史观主要通过译介苏联和日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如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著作，或借助于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斯基等人的批评的漶漫而得以转播。追求服膺真理使得大批曾经心折于进化论与实验主义的学者先后转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的文学与文学史研究。
鲁迅的思想方法由进化论转为马克思主义之后，自觉以新的科学方法考察文学史。关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拿来主义”。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文学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认为愈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学，愈富有世界性。马克思非常重视劳动实践对于艺术起源的决定作用，鲁迅在译介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序言中阐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鲁迅还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考察文学史，他认为民间文学比士大夫文学刚健、清新，民间文学给士大夫文学提供新的养料，并在旧文学衰退时促进新文学的转变。茅盾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史。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的发展历史与主要倾向以及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作了全面中肯的分析，他认为五四初期一些作家“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智识者的意识的。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注：《茅盾文艺杂文集》上集，第5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茅盾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论与文艺反映论。郑振铎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在他的《俄国文学史略》中列专章评述了别、车、杜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于1938年出版，详析了中国俗文学的六大特质，认为我们从俗文学史中“更足以看出时代精神和社会的生活来”，“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关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这一马克思文艺基本理论的阐述，关于五四新文化的性质、内容、历史分期、发展方向的论述，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述等，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理论与编撰，特别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时，这部论著首先直接影响了解放区的文学史研究，周扬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讲授中国文艺运动史课程而编写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为指导来阐释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的说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全国解放这一段离乱、动荡的时期缺乏促进文学史著述兴盛的社会环境。
我们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作用时，不能不注意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弗里契于1926年出版的《艺术社会学》是庸俗社会学文艺观的集大成，该书中译本1931年在中国出版。庸俗社会学片面解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和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对历史过程作简单化的图解，把文艺的发展和功能直接与经济关系联系起来，讲唯经济决定论、唯政治决定论。庸俗社会学对我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理论与撰写的影响不小。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明显受到庸俗社会学简单、机械的阶级论影响，作者以贴阶级标签的方法揭示作家作品、社团流派的阶级属性，认为“鲁迅和叶绍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反映者。”（注：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第107页，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版。）郭沫若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世界观”，郁达夫的作品“反映了没落绅士阶级的意识形态”（注：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第117页，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版。）。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将现代新文学发展与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作为第一部现代文艺思潮专史，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书中把新文化运动仅仅说成由“基本经济原因而兴起”（注：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把不同文学流派产生的原因单单归结为社会制度。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是深广的，它在特定时期极左的政治文化气候下，将会对中国的文学史理论与史纂实践产生灾难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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