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国内外学界关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研究，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尚待进一步厘清和深化的问题。就西方学者研究中蕴含的思想倾向而言，基本上持有的是一种诘难和批评态度，其中亦不乏肢解、曲解、攻击等意味。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由于停留在问题研究的表层，又存在着不切原意的“等同论”、“替代论”、“补充论”等多种认识误区。为此，仍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历史合力论思想蕴涵的深层问题，厘清认识误区，彰显其当代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当代价值
一、走出历史合力论研究中的认识误区
自恩格斯提出历史合力论思想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此展开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总体看来，由于不同学者在政治立场、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歧或差异，导致历史合力论研究迄今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认识误区。
1.误释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的真实关系
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如何一直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年，卡尔·考茨基、保·拉法格等人从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致论”的立场出发，认为历史合力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这种观点貌似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创新性，没有真正洞悉和把握晚年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所作的积极思考。与“一致论”不同，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合力论本质上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到了晚年，恩格斯在多篇著作和书信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修正，更多地强调人的主体因素的能动作用，从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了，更谈不上纯粹经济的了”①。客观地讲，伯恩施坦的“修正论”的提出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双面性。从积极方面看，他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而这恰恰是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由此也开启了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之先河。从消极方面看，他谈论的“修正”存在着双重曲解：把马克思历史观歪解为具有历史宿命论倾向的“经济决定论”；把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曲解为只承认人的能动作用的“因素论”。因此未能阻止后来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各种思潮的滋生与蔓延。
从国际视野看，国内学界历史合力论研究并没有出现新的学术思潮，而主要表现为国外学者的有关观点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回音。反映在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上，大致存在着偏离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 “等同论”、“替代论”、“补充论”以及“共创论”等几种流行观点。从时代变化和理论背景上看，巴黎公社失败后，伴随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抬头。时代变化的实际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唯物史观面临诸多方面的诘难和质疑：一是来自德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恶意攻击，将唯物史观斥为“经济唯物主义”；二是出现在德国的一些青年学生心中的困惑和疑团：承认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性原理，是否意味着否定或漠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双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恩格斯郑重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又进一步总结道：“上面的叙述（包括历史合力论思想——作者注）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③这说明，恩格斯是把历史合力论看做马克思历史观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种在性质上与马克思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书信中，恩格斯就历史创造活动中的经济因素与人的精神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唯物辩证的说明：一方面，人们总是从一定的前提和条件出发去创造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无疑是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历史创造的结果尽管常常表现为“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但参与历史活动的每个人都会对历史结果即合力的形成“有所贡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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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历史合力论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通过对时代挑战和理论困惑的回应，又进一步推进着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化理解。关于后者，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讨论。
（2） 历史合力论的非科学性质。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科学都有其自己得以确立的基础性、确定性的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逻辑关联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为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由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关概念所构成。相比之下，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只从“个人意志”和“最终结果”或“总的合力”这两个“空洞”概念出发来构筑内容。这种看法显然是将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割裂开来所致。如前所说，从历史合力论的形成及其性质来看，本身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并构成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那段总结未能引起阿尔都塞的重视，那么，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书信中，恩格斯通过对唯物史观被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批驳而展开的问题阐发，阿尔都塞却不能视而不见。无论是“个人意志”还是“最终结果”都不可能是游离于唯物史观核心思想之外生发的空洞话语，而是有其确切内容的指称概念。作为“个体身份”，每一个意志都“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⑥。 作为“社会身份”，每一个意志只有融入到一定的“整体”才能实际地发挥作用。至于“最终结果”或“总的合力”就更包含着具体而深刻的内容。
1.7 血清心肌酶指标检测 末次给药处理24 h后进行断头取血，加入抗凝剂置于离心机中离心，迅速分离心脏，将一部分置于-80℃冰箱中保存，另一部分置于4%多聚甲醛中固定后制备石蜡切片。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中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CK-MB）、肌钙蛋白 T（troponin T，cTnT）、肌红蛋白（myoglobin，Mb）水平。
2.指责历史合力论具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多重性质
我们注意到，西方学术界直接围绕历史合力论展开具体而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见，唯独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是个例外。在其重要著作《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对历史合力论思想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这里，我们择其主要观点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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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两者相互渗透，不可分离。诚然，与自然规律相比较，历史规律同样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客观自在性等性质。但是，历史规律又有着与自然规律不同的特点。自然领域的事物和现象及其规律性作用可以离开人和人的目的、意志活动而客观自在，社会领域的事物和现象及其规律性表现则离不开人的目的、意志活动。这也就是说，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总是内含着一定的目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追求的。因此，“目的”必然作为不可或缺的环节镶嵌在客观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链条之中，并作为历史进程的现实原因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规律不仅具有与自然规律共通的客观自在性和必然性，而且具有自然规律所不具有的主观自为性和应然性。
3.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分裂与对立
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比较研究，虽说观点不一，各持己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一致论”和“差异论”两种基本观点。从研究走向看，撇开“一致论” 暂且不论，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性研究，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阐释，逐渐演变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对立论”思潮。就这一思潮的表现及其实质来说，一方面存在着浓厚的“重马轻恩”取向。正如特雷尔·卡弗所言：“尽管关于恩格斯的研究著作不断增长，但总的说来他被看做是当然的和没有充分审查的。对恩格斯著作的研究仅仅被当作是第二位，从属于或者被包括在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⑨另一方面则以“不带成见的研究”为幌子，有意无意地曲解恩格斯的思想，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分裂与对立。在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看来，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奠基者；悉尼·胡克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至于谈到历史合力论，戴维·麦克莱伦认为，恩格斯将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对立起来的说法，必然为尔后的修正主义者挑起纷争落下口实。对此，阿尔都塞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中也持类似观点。他批评恩格斯晚年用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交互作用”来阐释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性质的观点”⑩；用无数个人意志的冲突和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物理公式来说明历史过程的普遍内容和“经济必然性”所产生的历史趋势，依据的无非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的人的神话”的前提假设，从而“离洛克和卢梭较近而离马克思较远”⑪。
应该承认，西方学者积极开展恩格斯马克思思想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沿袭的“重马轻恩”或“马恩合一”的研究传统和致思取向，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恩格斯，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但是，如果借比较研究为由，肆意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分裂与对立，则是我们不敢苟同的，必须予以回击和批判。
二、洞悉历史合力论思想蕴涵的深层问题
我们说过，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愈来愈显现出它的独特贡献和学术影响，从而亦使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深化研究成为必要和可能。为此，我们必须一改和突破传统研究固守的理论立场和狭隘视野，在研究方式上，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在研究内容上，力求在总体上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共性”的基础上，侧重于以恩格斯思想为对象，在与马克思思想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中，凸显恩格斯思想的独特“个性”。
将闲置的椅子挖个洞摆上餐盘，“美酒佳肴”分开盛放，一切就会变得“有品”起来。谁说宠物就不需要仪式感呢？
对于恩格斯提出的“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恩格斯在强调和说明客观规律的存在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制约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一矛盾旨在说明每个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而历史发展则是无目的的，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解答并未真正触及到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深处。在恩格斯看来，历史进程中之所以会出现“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类史有别于自然史，它的存在及其规律性表现始终与人的目的、意志紧密相连。这种“目的、意志”既体现在每个人的历史活动中，也体现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既然如此，人们不禁会问，历史规律与人的意志、目的活动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显然，对它的合理解答，有助于我们解开恩格斯提出的“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这一现象之谜。
应该说，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没有中断过。但总的看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就中国学界而言，关于它的解答大致存在着实体性和主体性两种思路。这两种思路尽管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但从一开始就把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视为彼此孤立、分离的并列关系，而不是看做互为前提、相互契合、彼此推进的辩证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要合理地阐释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历史的本质时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既然如此，历史规律也就不能游离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之外。这就是说，实践活动本身就内蕴着遵循客观规律和合乎人的目的的双重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历史合力论的非认知性质。所谓“非认知性质”，是说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中的“总的合力”具有不确定性，陷入“认识论的真空”。阿尔都塞设问：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既然许多单个人意志之间的相互冲突可以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那么，我们如何从中确定哪一个才是最后的合力？除非“一开始就把宏观决定性因素塞进微观决定性因素中”⑦，将经济因素强加给各个意志，才有可能使得总的合力与经济因素所决定的那个合力相重合、相一致。在此，阿尔都塞提出了两个难题：“谁能够向我们证明，总的合力一定就不等于零？谁能向我们证明，总的合力一定是人们所希望的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或其他什么因素？”⑧关于前一个问题，阿尔都塞将个人意志和力量“平均化”的做法，势必会导致历史无主体、无方向、无规律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当不同个人以一定的“社会身份”融入一定的利益集团而构成诸多分力时，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诸多分力的相互冲突过程中，谁的“力”的活动能量大，谁就能实际地取得主动、占得先机，从而促使历史的结果向着合乎自己意志的方向倾斜。尽管历史的结果往往会造成不同主体的获益状况不同或相差较大，但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得出结论说，这些意志为负数或等于零。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是阿尔都塞将历史合力论与历史决定论分割开来而提出的虚假问题。因为在恩格斯那里，历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立论基础，是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领域的中轴或主线。无论各个利益主体的意愿及其外部冲突采取何种表现形式，其背后均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根本不存在阿尔都塞质问的这一问题。
其二，双方各自向对方靠拢。从人的自由本性和期望结果来说，遵循必然性并不是人的真正目的，人的真正目的是实现应然性。历史地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因其“国情”不同，导致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但无论怎样，历史规律的制约性不可能“容忍”历史运动偏离正常轨道后无限地走下去。在重大历史转折或十字路口面前，如果该民族不愿意自我毁灭、自我窒息，就会发挥自觉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最终纠正历史错误，恢复常态。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规律决不仅仅是一个因果规律，决不仅仅包含着“是”，而且包含着“应当”；不仅包含着“实然”，而且包含着“应然”，即包含着合乎人的“目的”的价值诉求。正如马克思在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说：“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⑫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如何，它们之间是否适合，“适合”与“不适合”之间的矛盾应如何解决等问题，只有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才有意义，也只有符合人的价值意愿时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与抉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应然性、合目的性也是历史规律的固有本性。
其三，彼此相互作用形成的矢量即基本方向趋于一致。毋庸置疑，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基本矛盾并不能自动推进和完成历史进步，它必须通过人的目的意愿、价值选择这一动力机制和内控机制才能促使进步由潜能变为现实。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生产力无疑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我们说，生产力体现的是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矛盾？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人的需要。需要是生产力包含着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内在根据。由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永远不会停留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或时刻。因此，不管人类的生产力多么发达，为满足需要而进行劳动创造活动对人类来说永远是一个“必然王国”。这就是生产力为何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又为何能冲破一切阻碍和束缚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原因所在。然而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丰富和完善人的本性自身。马克思曾经以“现实的人”的个性发展为标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形态。这三大形态既是社会结构演进的客观必然性要求，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人的自由程度提升的三步历史阶梯。由此表明，历史规律的功能实现，既有着与自然规律相似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性”，又有着人的目的、意识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自为性”。正是这种“自在又自为”相互契合的性质和特点，使得社会历史进程既是一个受客观必然性所制导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人的目的、意愿不断得以实现的确证过程。
现在，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对于“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论证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性这一点上显然是不够的，它忽视了人的能动性所带来的“预期中的非预期”后果这一历史曲折性表现。如果从“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中得出每个个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而历史发展则是无目的的，从而把人的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与目的性人为地阉割开来，那么，我们将面临如下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困境：要么只承认历史进程的规律性，那么，谈论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存在及其作用就没有任何意义；要么表面貌似强调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实则将其消解于历史的无目的性之中。这样一来，我们既不能说明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自然发展史与人类发展史之间的区别，也不能说明历史规律是如何“在”起来的，这个“在”也就失去了根基。到头来，人类历史就变成了一种由许多单个人之间的意志冲动及其相互冲突构成的无所凭依的荒诞过程。显然，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无数力的相互碰撞和冲突汇聚而成的“历史合力”中窥见到“非预期中的预期”呢？笔者认为，恩格斯主要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这一矛盾的思想进路：
（1）大空间视野。和任何生命有机体一样，生存是生命运动延续的内在本质要求。相应地，生产满足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就成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一活动既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前提，也是社会其他活动得以可能的基础。然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人们归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他们之间往往因其利益不同而相互冲突，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倒退和逆转的现象时有发生，历史的“预期”未能或很少如愿以偿。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历史的“预期”在历史非预期的过程中完全中断的结论。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历史结果”如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目的，那只是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特殊现象”。这一现象本身并非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历史由此呈现出无目的性的结局，而是历史进程决定性“预期”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通过这种环节，才能最终为实现“非预期中的预期”开辟道路。不仅如此，历史进程如果出现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另外一种结果，那也只是表明，许多个人意志及其活动产生的相互冲突抵消了个人目的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历史总体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这只是个人意志及其活动产生的总体效应的一个方面，即抵消了许多个人目的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抵消许多个人目的之中蕴涵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从深层根基上源自于整个人类种族求生存谋发展的共同利益或目的诉求。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分析过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⑬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⑭。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的共同利益逐渐摆脱了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里显示出它的现实性。
（2）长时段意识。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由无数参与其中的因素交互作用编织而成的，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究竟如何，往往因其不同人的意志、目的的“介入”即干扰和影响而变得难以预测和把握。这样一来，历史总的进程固然有其规律可循，但历史具体进程的轨迹往往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摇摆与偏差。因而与自然规律相比，历史规律在实现机理上表现出更多的趋向性特点。在论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是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还是价格的波动，都只是表现为一种近似值，一种平均数，一种趋势。至于谈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时，恩格斯更是从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高度强调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经济必然性贯穿其中并通过无数偶然因素的相互作用为其开辟道路的“线性与非线性”之统一的过程。这就告诉人们，要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我们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小时空范围，而应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时空界域加以考察方能显露出来。“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⑮
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我们一方面要坚信历史进程的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从而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历史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不要幻想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识大体，顾大局，协调各方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避免不必要的代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同心合力。
三、彰显历史合力论思想的当代价值
我们注意到，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而黯然失色，而是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巨大理论魅力和当代价值。尤其在今天，准确地把握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认知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正确引领历史前行方向，以及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让一直以来相对封闭的高校校园彻底打开了大门，变得更加开放和活跃，而教师和管理者很难对新媒体进行有效的管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工作者的主体地位被动摇。
横观各向同性材料：材料在横向截面内任意方向上具有各向同性属性，与其轴向方向上具有的力学特性不同。植物秸秆可抽象为具有皮、芯、节结构的杆，且各组成部分均为横观各向同性材料。由于草本类原料一般经过铡切处理后形成细小的短杆结构，在挤压成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故草本饲料原料可以近似视为一种横观各向同性材料。
1.积极推进“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深化研究
应该承认，自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以来，中外学者尤其西方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比较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并把它作为重要课题多角度、多方面地展开研究，这是有积极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迄今为止尚存在着曲解、肢解或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及其关系的几种错误观点和倾向。既有将二者看做没有差别、完全一致的“等同论”，也有将二者的差异性推向极致、制造二者之间分裂的“对立论”，还有视二者各自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进而试图予以否定的“解构论”等。“等同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而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区分哪些是马克思的，哪些是恩格斯的。这种朴素信念往往导致人们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相互诠释”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思想。其结果是，他们各自的思想都得不到深入具体的研究。“对立论”一方面是在反对和攻击“等同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推向极端的结果。这种观点在“回到真正马克思”的口号下，表面上貌似“重马轻恩”，实际上则是通过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而“解构论”则既区别于“等同论”又不同于“对立论”，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自思想之间如果有什么“一致”，那就是他们都包含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在他们每个人的著作都如此具有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是无意义的”⑯。其目的是更彻底地解构马克思主义。
在恩格斯看来，历史虽然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历史的结局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或预想，甚至事与愿违。这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等多篇著作或书信中提出的“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问题。
2.合理运用“合力”原理引领历史前行方向
在阐释历史合力论思想的过程中，恩格斯借用物理学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喻示：在物理世界里，许多不同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不可能为负数或等于零，也不等于没有方向和规律。这也就是说，各种分力的性质和作用力是不同的，其中最大作用力的分力对合力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在社会历史领域，历史结果或历史合力究竟以什么样的样态出现，主要取决于在历史合力中起引领作用的分力能否抓住机遇，审时度势，把握历史前行方向。就中国而言，要正确把握历史前行方向，必须始终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历史到现实，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敢于克服任何艰险，甘于付出任何牺牲，勇于修正任何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当前我们不得不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在注意协调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关系的同时，积极发挥党在各领域、各项事业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于社会主义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就世界而论，和平与发展虽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问题多多。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全球问题”诸如粮食奇缺、资源匮乏、污染严重、生态失衡等依旧存在，而且生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面对此状，世界应该向何处去？其中影响的因素很多，但在种种因素中，必定有其重要的那个因素左右着事态的走向与未来。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理应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来，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和争端的协调与解决中去，发挥它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中国不当超级大国，不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只想以建设好中国、发挥好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实际行动，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峰论坛，践行“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思路，以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等，都是我国自觉融入“世界历史”洪流，推动世界朝着持久和平、发展和繁荣的健康方向迈进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3.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理念
我们知道，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中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命题，恩格斯在阐发历史合力论思想中是这么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⑰“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⑱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内在地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说历史创造活动是“人为”的活动，即社会的一切都是在人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二是说历史创造活动又是“为人”的活动，即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目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其区别只在于为什么人，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问题。然而，恩格斯又说，历史的创造“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的创造”，即要受到客观规律性的制约。那么，如何发现历史规律即“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⑲呢？恩格斯强调，不要孤立考察个别人物即便是杰出人物的思想动机，而要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究广大人民群众、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只有通过后者的引导，我们才能洞见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⑳。
（1）历史合力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阿尔都塞说：“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恰巧正是所谓个人意志的冲突。”⑤他认为，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这个明显的前提假设。但是，为了证明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恩格斯只好退回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斯密等人的意识形态水平，视“单个人意志的冲突”为立论的出发点。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恩格斯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的视野里，恩格斯所刻画的“个人”，决不是离群素居状态下的抽象的孤立个体，而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归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的、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人。因此，历史合力论中所指涉的“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既非许多孤立个人之间的相互厮杀或恩怨之争，亦非仅仅局限于主观范围内的意志冲动，而是可以经验到的、以外部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自身利益而展开的博弈和较量。
4.深刻认知和把握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恩格斯提出的“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表明，历史总的进程固然有其规律可循，但历史的具体进程则呈现出它的复杂性。其中既有前进与上升，也有倒退与逆转。与自然历史的自发进程不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人的参与并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自觉过程。在这里，可以说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既是历史过程“前进性”的推动者，也是历史过程“曲折性”的始作俑者。数千年的文明制度的确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但另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㉑。恩格斯曾以奴隶制的“出场”为例，一方面以历史尺度尖锐批判了奴隶制的野蛮、暴力和非人道，另一方面则从价值尺度充分肯定了奴隶制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他说：“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㉒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的演进无疑就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表2数据显示，废水中加入氯酸钾溶液，其效果较为明显，当添加量在0.5g/L、反应时间为1h时去除率已经达到30.3%，当添加量1g/L时去除率为31.3%。继续增加氯酸钾的量，COD去除率不再明显变化，可以认定0.5g/L已是过量添加浓度。
注释：
①［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9页。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Cost Lean Management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Zhangzhou Nuclear Power Project HUANG Zhengyu,HU Hanjie(135)
②③④⑥⑫⑮⑰⑱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604、264、604—606、605、409、650、649、254、255—266 页。
⑤⑦⑧⑩⑪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6、115、115、97、102页。
⑨Manfred B.Steger and Terrell Carver (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p.3.
⑬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164页。
通过ZHC-35载荷传感器监测得出27 h内金属托盘与金属托盘+木垫板2种情况下预紧力变化情况，并根据监测数据绘制出二者预紧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曲线，如图4所示。
⑯S.H.Rigby,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History, 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236.
The femoral BMD in each group was detected with an Osteocore3 Digital 2D bone density instrument.
⑲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561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17BZX12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9－0013－07
作者简介：叶泽雄，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赵鹏，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