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救亡论文,华北论文,事变论文,高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在有关抗战前夜的历史论著中都会讲到，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了。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已暴露得十分清楚，侵略行动一步紧随一步从没有放松过，中国民众强烈地要求抗日，这种状况已持续了四年之久，为什么恰恰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会出现这样一场规模空前并且不停步地向前推进的抗日救亡高潮，直到全国抗战的爆发？这个高潮兴起的两大标志是一二九运动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一个发生在北平，一个发生在上海，它们的共同背景和各自特点是什么？华北事变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政策的演变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需要前后连贯起来，系统地考察和说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年秋，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用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话来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①他所说的，其实是指日本在这时企图大规模地越过长城南下，直接控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而不是泛指觊觎中国内地，因为早已如此，并不需要到1935年才“开始显露”出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政策有它的一贯性，同时又呈现出若干阶段性。他们的野心似乎是无限的：不仅要独占中国，还要称霸东亚。但这个后起的帝国国力毕竟有限，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不顾虑引起欧美列强的干预，所以，他们把第一步的目标集中在控制中国长城以北的东北和内蒙古，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利权。”1931年强占东三省，1932年攻陷热河，随后向察北、绥东推进，都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
1933年的长城战役仿佛越出了这个范围。日军先后突破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入冀东平原，前锋直逼通县，兵临北平城下。那时，在北平主持华北军政的是何应钦、黄郛。何已打算以军情紧急、不及请示为由，将军政机关撤出北平。熊斌回忆道：“五月二十四日午后二时，何（应钦）电约到居仁堂，告以通县失守，溃兵纷纷西来，拟于当夜一时自西便门上车，先开良乡，再进保定，嘱准备同行。”“询以是否完全放弃北平？据答：留王纶（参谋本部第一厅副厅长）带兵一团，最后守紫禁城云。”②黄郛也致电汪精卫蒋介石说：准备“随军事机关转进或南旋”③。北平失陷似乎即将成为事实。
可是，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日本海军武官突然用电话约黄郛深夜前往商谈。随后，由双方军事代表冈村宁次和熊斌在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出冀东；日军在确认中国军队做到这一点后，自动退回长城一线；中国非武装区的治安由警察机关担负。事实表明：日军这次越过长城南下作战，直接目标并不是立刻夺取华北，而是要先在关内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作为巩固他们统治中国东北的屏障，并为日后大举入侵华北迈出第一步。6月15日，何应钦将获得的日方秘密文件《北支工作之第一阶段》报送蒋介石，文件中说：“今日在北支之工作，最小限度要将河北省完全为反蒋之根源，续达此目的后，方可认为第一阶段终了。”“第二工作为诱发其内乱，然后最低限度以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为目的。”④可见日方的打算是分步骤的：“黄河以北事实上之独立”需待“第一阶段终了”后才能实现。
两年后，到1935年5、6月间，平津一带局势一度又紧张起来。日军借口天津日租界内两名亲日报人被暗杀和原在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这两件事，再次以武力为后盾进行威胁。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把中央军撤出河北等无理要求。这实际上是要为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扫清道路。日方扬言：“日军为自卫上取断然之处置；或直接发生庚子事件，或九一八事件，亦不可知”⑤，以后，又提出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实行酒井隆所提要求。这件事被日方称为“何梅协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道：“在日本的压力下，完整的华北，犹如海滨遭到波涛冲刷的沙上峭壁，不断塌陷”⑥。
“何梅协定”和土肥原贤二、秦德纯关于察哈尔协定达成后，南京政府以为已经满足日方的要求，中日关系可能得到一段时间的稳定，希望两国关系得到改善。日方在口头上也宣称：河北事件从此结束。其实，南京政府的不断退让，只能被对方视为软弱可欺，更加得寸进尺地进逼。
日本加快侵略华北步伐的决策，看来是在这年8月至10月间做出的。
当时，有两个因素发生着作用：第一，在伪满政权成立和热河沦陷后，日方认为他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统治已初步巩固；第二，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在远东一意对日妥协。日本把它看作是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日本陆军省在8月6日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政权政令的支配，而成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同月，多田骏在天津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指出从这年8月起，由于这“三个中国通的共同协作，华北工作有了飞跃进展”⑦。
9月24日，多田骏招待日本记者时散发了一本《日本对华基础观念》的小册子，里面说：“现在之华北实为最容易最迅速得以实现为乐土，且以此为必要之地域，无待缕述。华北一隅当使之为日本人为中国民众明朗而可安住之和平乡；化为日华制品及其他物质可以安稳相互自由流通存在之市场。”“华北问题解决之重要性质如此，帝国对外之发展，将依此而卜其成否。”⑧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策声明，表明日本的在华扩张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决心加速把华北五省纳入它的直接控制下。
这时在华北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日本军方的阴谋和破坏活动日见频繁。10月7日，何应钦密电蒋介石说：“顷（唐）有壬来谈，谓华北问题表面上虽告一段落，而实际日方正积极进行”，“急激派之气焰暗中有增无已。盖以义阿风云（按：指意大利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的事件），更予以刺激兴奋，闻冈村、坂垣、多田、矶谷四人将在天津秘密会商”，“恐不久华北又将发生变化等语”⑨。
10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宁次等来到中国，先后在大连、上海、天津分别召开日本驻华的陆海军高级将领和驻各地总领事、领事、武官的会议，坂垣征四郎、多田骏和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也参加会议。这自然不是通常的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会议的内容秘而不宣，但冈村在会前发表谈话说：“此次会议，系将中央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加之华北之现状，以及日本所进行之经济工作，尚颇有不安之感，应如何将其纠正，亦系此次会议之事。”⑩种种迹象表明：日方将要采取大动作，它的重点就在华北。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上也写道：“‘华北’，日本原早已就不算入中国的版图。华北的自治运动，也早即在日本的积极指导中，酝酿着进行着。不过这一运动，却是在日本大连会议、天津会议、上海会议……后，更以新近中国的货币改革为机运而愈益具体紧张的。”(11)
11月中旬，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日本军方导演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谁都明白，所谓“自治”其实是要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处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傅斯年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应知‘自治’之说，现在做来，徒得‘外治’之结果，此皆天下共知”(12)。
“华北自治运动”的发动者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并得到东京有关方面的同意，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时，南次郎派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限他在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武力攻占河北和山东。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伯昂在18日报告：“华北新组织因彼方威迫限廿日以前实现，否则将自行办理。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难幸免。”(13)多田骏也飞往济南，要求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宣布实行“自治”。宋哲元等在19日密电蒋介石报告：“北方情势，已甚明显，似非少数日本军人自由之行动。日来应付极感困难，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14)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讯时，证人桑岛主计说：“土肥原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扬言，如果华北不宣布自治，他准备派五个日本师团到河北，六个师团到山东。”“在这以前，为了支持土肥原的行动，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在十一月十二日，对他的军队就发布动员命令，限十五日前作好从长城外向华北进军的准备，并且在十六日动员空军作好在二十日进驻平津地区的准备”(15)。
作为对华北当局进行恫吓的实力后盾，大批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附近集结，摆出一副准备进攻的姿态。华北上空，仿佛又已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夜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
宋哲元也好，山东的韩复榘也好，山西的阎锡山也好，都没有在日方的威胁下接受他们提出的实行“华北自治”的要求。而日本军方又没有做好立刻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准备。11月20日这个万众瞩目的“最后期限”在静悄悄中过去了。土肥原便迫不及待地在11月24日策动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它的宣言中说：“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6)委员会所在地设在距北平城东只有十多公里的东大门——通县。两天后，它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件事引起巨大震动。冀东伪政权的宣言自称只是“树立联省之先声”，人们自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下一个跟着来的是谁。12月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设置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一些亲日派人士。不少人以为，这将是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扩大，华北国土的沦丧已是旦夕间的事情了。
当时影响最大的《大众生活》上一篇天津通讯写道：“这几个月来，当地报纸上常常瞧见‘某军于某日起在××一带演习×天’的消息。于是在第二天便瞧见有整队的‘友邦’的马兵、步兵、铁甲车、迫击炮，一连串的到华界来，又耀武扬威的向目的地进发。这一带居住的人们，慌张得连饭也吃不下去。”“空中，每天总有几次‘轧轧’的声音，仰起头就可以瞧清楚翅膀上的标志。它们故意飞得低低的环绕着全空。”“于是许多人便担心着不知道还有几天安静饭可以吃？会不会明后天便有一个‘亡国奴’的荣衔加到自己头上？”“至于报纸上（自然以中国的为限）向例是不登这些消息的，好像这些事他们根本没有知道过。”(17)
一个青年学生写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的信中说：“我从南方到了华北还不久，但这环境给我极大的苦楚。我有时烦闷得像胸口塞了一块重铅，有时悲愤得血管像要爆裂，但悲愤有什么用呢？所以还是闷得像胸口塞了一块重铅。”“敌人更聪明了，竟不血刃的得了华北二省。他们得寸进尺的野心，固不足异，但我们政府的含垢忍辱，何一至于此？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18)
平津一带还是中国的领土，却已到处可以看到荷枪实弹、气焰万丈的日本军人和骄横不法的日本浪人，到处可以看见宣扬所谓“王道乐土”之类的汉奸标语图画，到处可以看见泛滥成灾的日本走私货物和毒品，事件层出不穷，地方一夕数惊。“先生，我们能念书吗？”这是多么悲愤的提问！离开这种普遍而强烈的要求抗日救亡的情绪，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都是难以想象的。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歌的影片《风云儿女》，正是在1935年拍成的。这首歌迅速唱遍全国。它喊出了中华儿女满腔悲愤的共同心声，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著名记者曹聚仁写道：“从敌人进攻沈阳那天起，中国民众心理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这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19)
这种悲愤的情绪郁积着，奔突着，增长着。整个中国就像一座喷薄欲发的火山。一旦受到触动，便会出现惊天动地的大爆发。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由来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华北危机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古都北平。
北平，在中国人的心中享有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特殊重要性。著名报人张季鸾当时说过：“北平久为居中驭外之政治中心。”“五百年来之北京，今日竟成或安东或满洲里。至少言之，亦仿佛三十年来之沈阳。此诚近世未逢之国难。”(20)1935年正在北平的美国记者斯诺也写道：“北京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中心。”尽管蒋介石把那个沮丧城市南京宣布为他的首都，但是外国继续把大使馆设于北京，它们的外交官只出于外交礼节的需要才南下。”“大多数中国人都通过下面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个人意见：继续使用北京这个名称，而不按照国民党的通令称之为北平。”(21)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自然比其他许多地方更容易牵动千百万中国人的心。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北平已多次遭受严重的威胁，但因为当时日本的侵华重点在长城以北，危机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度过了。一部分人中滋长起苟安的心理。塘沽协定签订后，大名鼎鼎的胡适就出来辩护过：“我们观察今日的形势，深觉得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它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22)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妥协退让，鼓励了敌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得寸进尺。苟安心理只会使人们变得麻木不仁或逆来顺受，这是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思想障碍。因此，金仲华在《大众生活》创刊号（1935年11月）上写了一篇《谈民族的自信力》，沉痛地指出：“东交民巷‘某国’宪兵的耀武扬威，平津天空‘某国’飞机的昼夜巡察，中国地方官吏的被扣，记者教授的被捕，报纸上记载得比盗劫火警的新闻还要小。这是什么心理？冠冕点说，是‘希望事态缩小’；老实点说，不是希望‘苟安’，使大家在这恐怖空气中慢慢习惯下来吗？”政府当局实行的高压政策也迫使爱国运动长期处在比较沉寂的状态。
事实是最好的教员。1935年下半年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地恶化，使多数人越来越感到苟安和逃避的想法无法继续下去了。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回忆道：“到一九三五年底，日本侵略的传闻在北京甚嚣尘上。狡猾的日本军队正在开展一场心理骚扰的战争。一小队日军由骑着一匹高大战马的下级军官率领，经常耀武扬威地经过我们的胡同。日本军队在野外演习时，经常练习占领北京正南面铁路联轨站丰台。”“各大学正在众人面前被拆掉。我干坐着，无能为力地注视着学生们把尚未登记编目的书籍带出清华图书馆”(23)。
正是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气氛中，北平教育界就华北局势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破坏国家的领土完整。日本宪兵竟在11月29日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强行叫到日本兵营去接受“传讯”，并曾企图把他劫持到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去。《大众生活》针对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发表评论说：“苟安偷生的人们以为可以袖手旁观着苟安偷生下去吗？目前是整个民族生死安危关头！是人人生死安危的关头。在受侵略的整个民族，莽莽大地终必没有一片干净土，终必没有一个可以避免奴隶命运的人。‘置之死地而后生’，死里求生，这最后的挣扎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中”(24)。
更使人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是，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对日外交都是秘密地进行的，外人无从知晓。“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的上海停战协定，到二十二年五月的塘沽协定，二十四年六月初的所谓‘何梅协定’，同月下旬的察东谈判，以至最近在北方进行的中日谈判，是一次比一次秘密些。”“天津大公报说，过去两年中统制新闻，关于外交真相极少宣布，是‘近年来的一个大错误’。胡适在《我们要求外交公开》一文中，也说外交文件不公开，‘人民不知道究竟丧权辱国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主张把‘以前’和‘此后’的外交经过和内容完全公布出来。要求公开的外交，这已经成了现在全国一致的呼声”(25)。
这种秘密外交增强了人们的怀疑和猜测，感到坐卧不宁，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11月间土肥原逼迫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时，各种可靠的和不可靠的消息到处流传，人心惶惶不安。消息灵通的斯诺写道：“据说土肥原把一千万元新印好的中国钞票放到桌子上去，要求宋哲元宣布脱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而‘独立’。宋哲元的一位姓马的年青秘书告诉我，土肥原还拿出了文件来，表明蒋介石已经原则上同意撤换宋哲元，如果日本方面坚持要求这样做的话。”(26)河北监察使周利生的调查报告中，也把“当局对外交涉一切内容均禁披露，而实际情形日趋紧张，真象莫明，群情苦闷”，列为“自与学生以刺激”的重要因素之一(27)。
恐怖，愤怒和令人窒息的反常的沉寂，压得人们连气都喘不过来。华北的明天会是怎样？平津的明天会是怎样？每个人心头都存在着这样的疑问。相当多的人认为：“我们不久又多了一个‘满洲国’啦！”东北沦陷后民众的悲惨遭遇，是大家都看到的。“亡国奴”的耻辱，是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人都无法忍受的。人们都在问：国难当头，我们该怎么办！还能够沉默不语吗？愤怒是长期积聚起来的。压抑得越久，爆发力越大。大众的情绪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便能将处处潜藏的怒火迅速凝聚和汇合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巨流，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北平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呢？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1934年8月北平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1935年初才开始恢复起来，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成立了临时市委，成员有王学明、彭涛、杨子英三人。全市党员有十来个人，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人左右。彭涛回忆说：“这以后华北形势变化很大，日本人在冀东搞防共自治政府，又在北平搞冀察政务委员会。接着，很多学校提出南迁，各方面矛盾突出，学生中思想斗争剧烈。我们感到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搞运动了。但当时对同学们觉悟估计不足，认为发动不会这样快，因为在这之前，学运受到破坏，学生一度沉闷，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读死书。其实他们心里对局势都很愤慨。由于各种组织教育工作，加上形势一紧张，一号召大家就起来了”(28)。那时，有的党员已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9月间开展的黄河水灾赈济活动，使北平一大批大中学校的爱国进步学生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广泛团结了群众。在这个基础上，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执行主席是女一中学生郭明秋，秘书长是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姚依林），都是共产党员，学联党团由彭涛领导。他们人数虽少，由于顺应着迅猛发展着的时代潮流，在学生群中成为能指明行动方向并且最有组织的力量，从而担负起了登高一呼的重任。
11月26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12月3日晚，何应钦到达北平。“据传何氏此来，有代表中央解决河北时局问题之广泛的权限。”“何氏表示，在未得具体办法以前绝不离平。”(29)北平学联决定向他请愿，要求抗日救国，反对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12月9日的前两天，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彭涛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用合法斗争，开始有些人不同意，当时意见不一致。我们还是决定开始用请愿的形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前夕在燕大开会，这一天到会人数很多，学联主席是郭明秋，各校代表有的同意抗日的口号，不同意停止内战的口号。我们的主张是搞统一战线，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不管哪个力量，是不是国民党的，只要反对日本，反对华北自治，都可以参加。”“从一二九运动看到我们对学生估计不足，原估计可能有一千多人跟我们走，但事实是很多中间学生也参加进来了，甚至落后的也参加。”(30)郭明秋记得彭涛当时提出的意见是：“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31)。亲眼目睹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场面的斯诺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北京的示威，被全世界报纸用大标题登出，而中国的许多报纸，也无视新闻检查官的禁令，刊出了报道示威的消息。中国正在苏醒过来。在几天时间里，青年团体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所有大城市，像雨后春笋般产生，最后甚至包括了南京在内。游行示威开始席卷全国。”(32)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洗礼，可以使人们（包括大批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变，这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达到的。一二九运动使人们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愤懑一下子倾泻出来，同时也引起人们深思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从平时的宁静生活或狭小圈子中猛然惊醒过来，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聚集在一起，不再回到旧日的生活轨道上来了。河北监察使周利生的调查报告中说：“十二月九日以前，多数学生仍在散漫无组织之状态中。经过九日请愿横被军警摧残之后，各校便入于严重而活跃之新阶段。”(33)这样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袁宝华回忆说：“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过去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像我这样的人在当时有点代表性，还不是党员，政治上也不是那么清醒，可是满腔抗日救国的热情，游行队伍一到，那就积极参加。我还在我们那个班上号召一番，叫大家都参加去。游行回来以后，人就好像变了，劲头也大了，胆子也壮了，看到一起参加游行的人感到非常亲切。”(34)当时在师大附中高中读书的陈浩回忆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中间群众的思想在起变化。特别是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时，北平西郊清华、燕京等大学生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受阻，不让进城。有的学生被军警打伤，有的被抬到我们中学来包扎伤口。我们见到流血更震动和同情，义愤填膺，这样才逐渐思考、觉悟起来。到一九三六年我们就参加一些救亡活动，如唱救亡歌曲、下乡宣传等。下乡宣传受国民党阻止，被押送返校，这样才有了进一步觉悟，要求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35)有着这样思想经历的，决不是很少人，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二九运动不仅掀起了救亡运动的高潮，推动了抗日，并且给中国共产党、给迎接抗战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培养了一代人，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紧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发展，上海和许多城市相继建立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不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救国会成为当时全国救亡团体的主要形式。它在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中的爱国力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准备全国抗战中，起了其他组织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是在北平学生运动的强烈推动下掀起的，而它一起来又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特点。北平的救亡运动博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一部分教育界人士也积极参加，但主力仍是学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从一开始，社会面就广泛得多，包括文化界、妇女界、学生界、教育界、职业界等。“联合战线”的口号喊出得早。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工作上和策略上脱离群众的缺点也少一些。
为什么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呢？这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爱国民主力量在上海的深厚基础有关。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中共中央曾长期设在上海，积聚起相当强大的力量，在社会各界都有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宋庆龄、鲁迅、茅盾、邹韬奋等长期在上海活动，对全国有巨大影响。一二九运动前五个月的1935年7月22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上海地下党的各个系统失掉了同中央的联系。但它的一部分组织和党员依然保留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着左联、社联、剧联、电影小组等的文委，共有党员一百多人，自行推举周扬代替被捕的阳翰笙担任文委书记。9月间，他们从外文书刊中看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又从《救国报》上看到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开始讨论工作转变的问题。此外，在上海失去同中央联系的党组织还有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会联合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和中央特科等系统，也有党员一百多人。不少在外地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跑到上海找组织，找不到的就参加到各系统的外围组织中去工作。因此，在上海的党员远比平津一带要多得多，并且保留着自己的组织系统，分布在社会各界中，同中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也比较密切。“这些系统当时和党中央都没有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横的组织关系，都是独立开展工作。自己搞，有个好处，就是懂得联系实际，依靠群众，保护革命力量，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时期，一个命令下来，明知不切合实际，难以成功，也不得不执行。现在自己独立开展工作，这种苦头就可以少吃了，懂得了保护自己的力量”(36)。
他们的一个重要优势，是掌握着许多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进步文化阵地。上海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他们仍在继续推进进步文化运动，扩大队伍，建立新的阵地，注意同各种爱国民众团体的联合。平津进步学生们经常阅读的刊物《大众生活》、《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都是在上海出版后发行到各地去的。
当时文委的领导成员夏衍有一段重要的回忆：“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上海各阶层群众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救亡抗日高潮准备了条件。文委所属的各联和小组都在这一段时间内单独作战，推动了文委工作方法的改变，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一条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具体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不仅组织和领导了上万人的救亡歌咏运动，不仅依旧掌握着电影制作和影评的领导，而且还通过社联及其外围，建立了可靠的出版发行机构。读书生活、新知两家书店是社联盟员直接领导的。生活书店是通过邹韬奋、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会支持的。有了公开合法的书店，就可以有计划地出版书刊。从三五年到三六年，左派掌握的杂志就有十种以上，单讲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就出了《世界知识》（胡愈之主编）、《文学》（茅盾、傅东华主编）、《妇女生活》（沈兹九主编）。更不同于从前的一点，是这些杂志不再是昙花一现，出两三期就被禁，也不像从前一样每期印两千册，而是长期出下去，而且每期可以行销上万份了。”“特别是社联的工作有了划时期的发展，他们的活动范围早已经超出了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圈子，而已经在职业、妇女、学术团体、高级职员乃至法律界建立了各自的小组。例如由店员、职工、中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蚂蚁社，就是一支很强大的队伍。据我回忆，王纪华、袁庶华、顾准、李伯农、徐步等都是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也是一二九以后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的前身。看形势，三十年代初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派的圈子，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反对华北自治等等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了”(37)。
在众多的救亡刊物中，影响最大的是邹韬奋在1935年11月16日创办的《大众生活》。“《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38)它以尖锐泼辣的文字，配上令人怵目惊心的照片，向广大读者展示华北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严重危局，大声疾呼地呼唤民众奋起救亡，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它突出地提醒人们：华北问题不只是局部问题，而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倘若仍旧存着从前对于东北问题一样的态度，不坚决地看作这是整个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仅认为是华北的局部问题，那除非是听任华北做东北第二，全中国做华北第二，绝对得不到其他的结果。”(39)
北平的一二九大游行发生后，《大众生活》立刻用大量篇幅报导它的实况，对它作出高度评价：“我们觉得这个运动的最大的意义是：久在高度压迫下的郁积苦闷悲痛愤怒的全国大众，对于民族解放的斗争情绪，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已在这里拼裂喷放怒号一下。换句话说，这决不是仅仅北平一个地方，仅仅北平数千的热血青年对于国事的态度。这个运动实在是足以代表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40)
12月12日，由年近百岁的马相伯领衔，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沈钧儒、邹韬奋等二百八十多人在宣言上署名。宣言指出：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再不能苟且偷安。宣言呼吁：“因为华北事件的教训，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41)在这篇宣言上署名的人，有共产党员，更多的是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还有一部分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宣言虽然用的是“文化界”的名义，其实已大大超越这个范围，包括着文艺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银行界、法律界、职业界、宗教界等方方面面的许多知名人士，显示出各界爱国人士正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这个重要趋势。
确实，抗日救亡要求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对外。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上写道：“不管我们大家的主张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都必须暂时牺牲小我的主张，和大众站在一道来共同争取全中国的民族自由解放。”(42)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大众生活》上很快就响亮地喊出建立“联合战线”的口号。它在12月底的星期评坛中写道：“凡是不愿自己和子子孙孙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应该督促各界组织起来，成立‘联合战线’，和学生运动联系起来，分工合作，发动民族解放的战争，抢救这个垂危的国家。”(43)下一期，发表了杜重远从狱中寄出的杂感说：“国势危殆到了这样急迫的地步，凡是能立在救国的共同目标上的人们都应该结成‘民族联合战线’来共同奋斗。”(44)再下一期，又发表平心（邵翰齐）所写的《论联合战线》，指出：“现代的一切战斗行动，差不多都离开不了联合战线的建立。”“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火急的问题，是怎样赶快实现全国救亡的总动员，怎样建立起一致抗敌的人民国防阵线。”(45)接着，章乃器在《四年间的清算》这篇传诵一时的文章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一齐联合来抗战自卫！”(46)
这种建立“联合战线”的呼声，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大批投身救亡运动的人们的共同要求。冲破以往左翼人士比较狭小的圈子，突出地提出“联合战线”的主张，对它的内涵和方法作出系统的说明，这在过去的国内报刊上还不曾有过，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已渐趋成熟。它在人们中自然激起巨大的反响。
实际体现这种要求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就是在此时相继成立的。沙千里回忆道：“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阶段，是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斗争也是分散的。虽然在一定的时候为了进行斗争，也有一些串连，但没有固定的形式把大家联系起来。为了某一件事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这种联系也就终止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了更有力的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大家感到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式把群众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之下，在千百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国会先后成立。”(47)
从1935年12月12日到第二年2月23日，先后成立的有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会等。其中，最活跃的是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和职业界救国会。
为了加强对日益扩展的群众救亡运动的领导，文委决定建立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由邓洁任书记，胡乔木、王翰、钱俊瑞等为委员，主要负责救国会方面的工作。各救国会内一般成立有中共党团，如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团书记是钱俊瑞，妇女界救国会的党团书记是杜君慧，职业界救国会的党内核心小组成员有王纪华、雍文涛（以后又有林枫和顾准）。这些党团和党内核心小组都由临委领导。
有了这样多的各界救国会，自然要求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1936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被推举为主席。在成立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要筹备全国总会。他们陆续派人到其他重要城市去联络，其他城市也派人到上海来联络。上海已俨然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中心。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是南京政府没有预料到的。他们惟恐民众运动的高涨会威胁其统治基础，继续采取镇压措施。2月29日，《大众生活》被查禁。主编邹韬奋在停刊号上发表紧要启事说：“本刊代表大众的立场和意识，对于万分严重的国难，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的英勇抗战”，“态度光明，言论公开，但竟因此受到种种压迫，先之以停邮，继之以查禁。”“本刊虽以迫于环境，暂时停顿，而抗日救亡运动却是必然地会持续开展，发扬光大的。”(48)3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出版《会刊》，创刊号上发表一篇《救国刊物被禁感言》，指出：“救国运动在全国的普遍开展，充分的表现了民众救国的热忱。可是在当局‘中日亲善’的国策之下，对于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下了一个举世稀有的压迫。起先是诬蔑的宣传，继之以逮捕大批学生，妨害救国分子的自由，压迫救国言论，扣留邮寄刊物，到现在，更变本加厉的一气密令查禁了上海二十四种抗日刊物。据说查禁的理由是：鼓动学潮，毁谤政府。过去，代表民众言论的杂志，最大的任务是在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对于政府，也不过督促它抛弃同敌人‘亲善’、‘退让’的屈辱国策，实行抗敌救亡。然而这种争取民族生存的运动，却为敌人的‘三大原则’所不许，也为中国政府所禁止。”上海新世纪报美籍记者访问97岁的马相伯，问他：“中国报纸常说必须联合全国力量。你的意见怎样？”马答：“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避免亡国。”问：“你是说要联合各党各派吗？”答：“是的，只要他们愿意出来救国。”记者又问：“据官厅报告，中国警察袭击复旦大学，是因为复旦大学的救国会被共产党操纵。是不是呢？”马相伯回答：“没有证据。共产分子就不许救国吗？”(49)
一二九运动兴起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不久。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正确地估计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变化；认为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方法，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上来，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还尖锐地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尽管这时还没有立刻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但从这种认识出发，实际生活的逻辑会很快导致得出那样的结论来。
第二年2、3月间，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从陕北来到天津。4月10日，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题为《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文章，对纠正抗日救亡运动中还存在的一些“左”的缺点起了重要作用。“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50)华北学生代表中的党员也把一些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文件带到上海，使临委中许多人看到了刘少奇反对关门主义的文章。4月25日，中共中央从陕北派来的冯雪峰也到达上海，见到鲁迅、茅盾、宋庆龄、沈钧儒等，并帮助上海各系统党组织恢复同中央的联系，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
从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到这时，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运动深入发展的实践，使人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5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五团体编辑的《救亡情报》出版。它的发刊辞中说：“‘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我们明白各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斗争。”同期发表的《怎样完成统一战线》一文，把“凡是中华民国不愿做奴隶的民众：农工商学兵”，“凡是主张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党员以及军政领袖”和“凡是主张抗日救亡的一切其他党派的党员。”都列为“统一战线的分子”。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在该刊第2期《日本侵华新形势》中写道：“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不论他的身份地位，不论他的思想信仰，不论他的党派宗教，应该立刻起来发动神圣的民族战争。”重病中的鲁迅会见该刊记者时，还提醒在建立“联合战线”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51)。
这时，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时机已成熟了。章乃器回忆说：“人的情绪是活的。情绪本身的发展要上升，群众情绪的反映也要促使领导情绪的上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末成立的。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已经有了飞跃的升腾。”(52)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于5月31日开幕，出席代表有五十多人。开幕当天，经过详细讨论后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中说：“在这敌寇日深而内部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为了这种要求，全国各地各界的救国团体代表们在上海开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大会认为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的任务，有历史上的重要性。”(53)第二天，大会又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提出：“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所以，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恳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54)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把原来还比较分散的爱国民众运动汇合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持续地向纵深发展。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华北事变后的态度又怎样呢？他们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但他们长时期内对日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总是害怕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中国民众力量的奋起，自然就觉得自己无力同气焰万丈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相抗衡。蒋介石在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你自己毫无准备，而你的敌人早就埋伏在你四周了，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了，太不知道敌人了！”(55)他们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第二，他们把消灭中国共产党看作比抵抗日本侵略更加重要得多的事，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3年4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又向长城各口发动猛攻时，蒋介石却赶到江西南昌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致电各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患实为心腹之患”，“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56)这自然同全国民众的意愿南其辕而北其辙。
十分熟悉中国情况的史迪威，在1935年6月前来中国就任美国驻华武官的途中写了一篇《中国未来的局势》。对日本的加紧对华侵略，他写道：“有可能制止这种侵占吗？办不到。”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说明他愿意冒与日本公开决裂的风险。“他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因此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住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57)
但局势的发展却同南京政府的想法全然相悖：日本的侵华野心有增无已，向华北大举进犯；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对制止日本侵华完全无能为力；红军长征取得了成功；全国民众以至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增高。“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并吞整个中国，不仅企图消灭在民族斗争中最坚决的共产党，而且也要用亲日的俾儡政权来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政权。就国内形势说，国民党当局如果仍继续执行原来的误国政策，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而且势必造成国民党内部更加剧烈的分裂。”(58)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说来，确也面对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态度已在一步步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不抵抗政策，到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再到被迫局部应战，但它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一手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如蒋介石不久后所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5年10月7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就多田骏在天津的挑衅活动会见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提出：“贵国须先同意下列三点：第一点，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如仍旧阳与日亲善、阴结欧美以与日仇绝，无亲善之可能。”“第二点，中日满三国关系须常能保持圆满，始为中日亲善之根本前提。”“第三点，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以上三点中国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对于贵国所提三大原则即逐渐商议实行。”(59)这就是所谓“广田三原则”。如果说得明白一点，是要南京政府答应：第一，同欧美各国和国际联盟割断关系；第二，承认伪“满洲国”；第三，承认日本在内蒙一带的特殊地位并共同反苏。这些要求，已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接受的限度。所以他后来谈到“广田三原则”时说：“当时的形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要求，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
在这种严重局势下，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那天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张群，在第二年这样描述“五大”所面对的政治气氛：“日本人要分离我们华北，使华北政权独立起来，这是去（一九三五年）秋以来他们的积极方针。所以一方面以三原则要挟中央予以承认，一方面又行种种策动分离地方。”“当我们五全大会开会时，日本对我的压迫异常猛进，我们的外交途径差不多已经绝望了。”(60)
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逼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最后期限的前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61)这是一句双关语：一方面是说，现在还没有到“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之时；另一方面是说，一旦“最后关头”到来，那就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了。
第二天，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赶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提出所谓“华北自治运动”问题，咄咄逼人地威胁道：“中央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方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是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此点不得不提醒贵方注意。”蒋介石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说：“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不过根据连日来华北当局及各团体报告，并无一人希望自治和独立。事态决非如所担心者。”“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感到遗憾。”在座的张群插话说：“老实话，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少将，阻止多田司令官的济南之行，自治运动将会立即熄灭。”(62)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以前还不曾有过。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进逼面前，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方针和《国难时期集中力量充实国防建设》等议案。宋子文会见《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时，说得更强烈：“是抗战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战败也算是有所作为。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63)
随着对日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悄悄地在发生变化。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寻求苏联的援助。陈果夫的亲信曾养甫在这年11月间找到原来同周恩来相识的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64)。他们还通过其他多种渠道，在第二年春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对日外交中的“最低限度”问题时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65)这种态度，显然比上一年国民党五大时更加明朗了。9月间，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交涉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同月18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说：“预防对日交涉恶化，应即准备一切，并令军事各机关积极筹办。”(66)南京政府对抗日的军事准备步伐明显地加快了。9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所提之五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乃未料及启衅之后，决无谈和之时，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67)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充分估计到实现这个变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9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谈到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时说：自五全大会后是有变动的，近半年来有更多的变动，认蒋是完全投日的是不对的。毛泽东也谈到联蒋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联，现在还没有实现联，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他和我们联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实现联合是说不定的。我们的方针应如此，那方面的事情要由他自己去决定。11月1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到：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
事情正是这样。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他后来说过：“我对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们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当两广事件解决后，他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并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准备对陕北发动新的“会剿”。他对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同样疑忌很深，在11月23日突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造成震动全国的“七君子”案。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十分接近。
但形势比人强，中国走向团结抗日的总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发生了。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实际上停止了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在第二年迎来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
注释：
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97页。
②熊斌：《塘沽协定经过》，《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267页。
③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6页。
④《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俾儡政权（二），（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74、75页。
⑤何应钦：《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446页。
⑥〔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9页。
⑦《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⑧《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俾儡政权（二），第27页。
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700页。
⑩东：《日在华官员的大连、天津、上海会议》，《申报月刊》第4卷第11号；《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220页。
(11)旷琴：《华北自治运动与民族危机》，《生活教育》第2卷第20期，1935年12月。
(12)傅斯年：《北方人民与国难》，《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
(1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2页。
(1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俾儡政权（二），第81页。
(15)《法庭证据第3242和3317A号》，《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48页。
(1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政权（二），第186页。
(17)沈沉：《动荡中的华北一隅》，《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
(18)《大众信箱（四）》，《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
(19)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年版，第56页。
(20)张季鸾：《勉驻平政委会诸委员》，1933年6月17日天津《大公报》。
(21)〔美〕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香港）朝阳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8页。
(22)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合期，1933年6月。
(23)《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24)《蒋梦麟被邀请谈话》，《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
(25)金仲华：《谈公开外交与秘密外交》，《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
(26)〔美〕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64页。
(27)《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反日示威运动的调查报告》，《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28)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二九运动》，第314页。
(29)《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第48期，1935年12月。
(30)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二九运动》，第314、315页。
(31)郭明秋：《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32)《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68、70页。
(33)《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反日示威运动的调查报告》，《一二九运动》，第400页。
(34)袁宝华在北京大学一二九时期的在京部分老同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集，第150页。
(35)陈浩：《一二九运动前夕学生（中间群众）是怎样动起来的》，未刊稿。
(36)王尧山：《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37)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84、285、288、289页。
(38)邹韬奋：《患难余生记》，浙江新华书店1949年翻印，第9页。
(39)星期评坛：《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
(40)星期评坛：《学生救亡运动》，《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
(41)《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
(42)洞若：《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使命》，《生活教育》第2卷第21期，1936年1月。
(43)《再接再厉的学生运动》，《大众生活》第1卷第7期，1935年12月。
(44)《青年的爱国义愤》，《大众生活》第1卷第8期，1936年1月。
(45)《论联合战线》，《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936年1月。
(46)《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
(47)《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48)《韬奋紧要启事》，《大众生活》第1卷第16期，1936年2月。
(49)《马相伯先生对美记者发表救国谈话》，《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第4号，1936年4月。
(50)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374页。
(51)芬君：《鲁迅访问记》，《救亡情报》第4期，1936年5月。
(52)《我和救国会》，《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53)《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
(54)《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
(55)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12、113页。
(56)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36页。
(57)〔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197页。
(58)胡绳：《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59)《驻日大使蒋作宾自东京报告与广田外相谈话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41、642页。
(60)《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群委员外交报告》，1936年7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1、662页。
(61)《接受蒋委员中正关于外交之建议案》，《革命文献》第76辑，1978年版，第250页。
(62)有吉明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电，1935年11月21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20、301页。
(63)〔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203页。
(64)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3页。
(65)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6-667页。
(66)蒋介石致何应钦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3页。
(67)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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