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化生活方式的特征——基于生产力与生活形态关系函数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生论文,节点论文,生产力论文,函数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4)01－0026－08
当今世界新技术信息以每两年增加一倍的速度增长；《纽约时报》一周的内容相当于生活在18世纪的人一生的资讯量；2011年美国的新婚夫妇有1/8是在网上认识的；家庭主妇做家务的时间只有过去的一半；2012年苹果公司市值超过5000亿美金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1]。网络不仅渗透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随着手机技术提供的支持，移动上网成为了更日常的状态，并使网络成为了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上网成为了人们日常行为的伴随状态。
据统计，截至2013年1月15日，中国的微信用户数量已突破3亿。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G)第1次统计报告显示的数据表明，截至2012年12月，中国的网民规模达到5.6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4.20亿，较上年增加644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占比由上年底的69.3％提升至74.5％[2]。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同时也引导了一场社会的、人的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数字技术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为把人们的生存理想变为现实和实现生命价值创造了物质条件，并最终把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3]。节点化生活方式所描述的就是网络化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科学技术革命与人的生存方式改变的内在规律以及新生产力条件下的信息化社会的结构关系。
一、生产力与生活形态关系函数的建立
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变革的革命性作用。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最终导致生活方式发生的改变[4]97。因此，观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导致生活形态的变化，可以考察由于生产力变化引起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连接关系u(x)的变化。
马克思在强调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时，将“生活的生产”作为重要理论命题进行论述。在他看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很重要，但它又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生产活动是为“生活”而存在的[4]97。“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5]24因此，可以将生产与生活的重合度作为生活方式因变量s(x)进一步描述生活形态的变化趋势。
同时，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之间具有某种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6]。而生产与消费同一和消费同生产同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就是两个东西[7]。生产力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着个体的产出与消费状态v(x)，呈现了生活形态的变迁。
此外，社会结构w(x)概念其实质内涵是“社会生活结构”[8]。这个结构形态的变化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受制于生产力的水平。
因此，借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描述生活方式的变化形态，我们可以在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文明断代中，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将凝结在生产中的人与人连接关系u(x)、生活方式s(x)、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v(x)以及社会结构w(x)作为因变量，组成表征生活形态的关系趋势集合L，建构生产力与生活形态的关系函数F(x)。
这个函数主要描述了处在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时期的生活形态的变化趋势。通过F(x)能够找到各因变量与生产力水平之间的互构关系，从而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化路径进行分析。生产力与生活形态关系函数F(x)测度生产力与生产过程中个体之间连接关系因变量之间关系的量纲为连接强度；测度生产力与生活方式因变量之间关系的量纲为生产与生活内容的重合度；测度生产力和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因变量之间关系的量纲为生产和消费在单节点的集中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函数中，生产力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结构特征描述完成的，而社会结构状态也是建立在生产者的连接关系、生活方式、产出与消费状态等变量基础上的。
(一)生产力与生活形态的关系函数中测度各因变量量纲的分析
在生产力与生活形态的关系函数F(x)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生产系统维系关系的影响规律可以通过判断对应于不同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参与生产的人与人相互间的依附连接关系u(x)的强度变化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依附连接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生产关系时包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三项内容，而是专指凝结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控制”的关系。我们根据生产者之间的损益利害关系、自由时空范围，提出了与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强连接(Strong Ties)和弱连接(Weak Ties)概念含义不尽相同的两个同名概念。这里所谓的强连接(Strong Ties)代表着在社会生产的某个局部系统内，生产者之间具有亲密的关联关系，具有相同的完成工作愿景和共同的利益，通常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强连接之外还存在着相对于强连接范围更为广泛、关系更为松散的弱连接。弱连接(Weak Ties)通常代表着在社会生产的某个系统中，生产者之间主要依赖后天关联维系生产，他们由不同约束力的契约聚合在一起，并不具有统一的愿景，利益得失相关性较弱。其中，在由生产力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历时态的变化过程中，强连接和弱连接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最强的连接关系是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的，最弱的连接关系是成员之间无固定契约或契约时间短，空间距离较长，利益得失对于不同成员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不同。
在生产力与生活形态的关系函数F(x)中，我们用生产与除掉它之外的生活内容的重合度来测度生产力与生活方式因变量s(x)的关系。虽然生产活动是人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生产活动是为‘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5]32，但是“同生活活动相比，生产活动又具有‘工具’、‘手段’的性质”[4]97。在过去人类社会发展的很多个时期，生产这种作为生存的手段更多地具有“被迫”的色彩，生活作为生存的目的更多地呈现出“自觉”，因此生产与除其之外的生活内容的重合度的判断，更多的是从生产行为给生产者带来的愉悦感，和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自觉感受衡量的。如果从整个社会系统看，所有的生产者都是消费者，但是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不一定重合。对于某一个被划分出来的具体生产/生活场所而言，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集中度v(x)，也会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同而不一样。
同样，社会结构w(x)也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述，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物质利益。生产关系决定了物质产品的分配方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的水平将直接影响社会结构的状态。借由生产力与生活形态的关系函数F(x)，考量被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的生产力水平对生活形态的影响和社会关系重构的作用，还需要通过对生产力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行梳理、归纳来完成。
(二)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活形态各构成变量的影响趋势分析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原始社会，自然是人自由意志的最大对抗力，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力很弱小，生产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界给定的生存资料及其客观运动规律。生产活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在某个完成生产活动的系统中，生产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表现为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的血缘关系。这个时代，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不足及其控制生产范围的极大局限性，流通和交换并不发达，人们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度很高，他们不仅在同一区域生产或消费，而且其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用来维持生存消费，而生存消费本身也是再生产。这个时期人们的生产用来保证生存的基本需求，而且无论采集、简单的种植还是狩猎，都需要占去绝大部分生存时间，生产者个体的生产和生活的重合度最高。以宏观视角观察整个社会系统，不难看出它是以每个氏族部落为节点的随着生存需求向外部绵延的生成性社会结构。由于人作为个体独立解决生存问题的能力较弱，所以通过血缘关系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构成社会结构的复合节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金属工具逐渐取代石器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人们对外界的控制能力增强，可支配的范围变大，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难以满足更大范围的生产规模，促使了血缘关系这种强连接的共同生产者之间的连接关系进一步扩展。在固定可控资源区域内，产生了掌握资源的奴隶主与出卖劳力为生的奴隶之间的强依附、奴役关系，并取代宗族生产成为奴隶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为保证这种生产关系稳定，奴隶主通过买卖契约关系，将奴隶终身固定在庄园内当做利己工具进行集中使用，其身体活动的时空范围和方式都由奴隶主控制。这种附着在生产者之间的终身买卖契约关系是绑缚在固定区域内的强连接，但相对于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产者之间的连接关系而言，这种依赖非生物遗传的强制契约维持的连接关系呈现变弱趋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集约化的程度变强，满足生活之外的剩余产品增加，使得社会生产开始出现分工，在某一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度变弱，生产和消费过程渐渐分开，由于不同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改变，以及生活内容的丰富而出现了生活和生产重合度降低。社会生活中的复合节点逐渐瓦解，社会系统在生产关系的影响下逐渐分层为层级制的结构，同一阶级的认同强过地域认同。
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结果是铁器、牛耕等技术的使用，其提高了身体劳动的能力。技术手段复杂化和精细化，提高了人们对抗自然的能力，扩大了生产活动可控制的范围，部分人积累了大量以土地为代表的相对富余的生存资源。一个相对大型的生产活动，需要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促使土地所有者在有限区域内更多发展弱关系进行生产，同时自己作为施行资源分配和管理的中心维系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土地作为农业社会必需的生产资料，大多数被地主所占有，农民只掌握少量土地资源，因此不得不从地主那里高价租赁土地进行必要的生产活动，由此形成了固定地域内生产资格及身份授权关系——地主及佃户契约关系。封建社会的生产活动仍旧以土地为基础，通过契约租赁、缴纳地租、雇用佃户等方式，大多数人被限制在自我封闭和独立的活动空间忙于生产。佃户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强连接，尽管佃户为地主生产，几乎没有人身自由，但地主与佃户在生产中的连接关系比奴隶社会终身契约的连接关系要弱。相对以往的各文明阶段，生产力水平发展到这个时期，商品的流通进一步频繁，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人们用于参与维持生存的生产时间进一步减少，作为个体的生产者生产和生活的重合度进一步降低，生产部门空间的分散也使个体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集中度下降，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得到巩固。
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大机器操作革命性地延伸了人的身体功能，实现了个体生产活动所达不到的实践能力，从而改变生产方式，打破了自然生产对于身体的限制，直接将生产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事新的生产活动。同时，资产拥有者通过在一定地域内投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创造出新的生产空间，并聚集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在此进行生产活动，形成了不固定地域内，同一空间内的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中，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不仅限于血缘、地缘关系，而且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形成了工厂主与工人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的业缘关系，并成为工业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主要构成形式。同时，工厂主为保持生产的持续和效率，仍旧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保证与工人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因此通过在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等内容方面达成协议，而规定了工人们在固定的场所、规定的时间段，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生产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相对于前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里，业缘关系中的人的自由空间和自主程度增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对于工厂主来说，当生产力被解放之后，社会生产的劳动力相对充足，一个劳动力的流失很容易就被重新填充。而对于工人来说，个人实践能力增强带来的是更多自由时空的选择，促使人们向更多的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当不满现状时，人们可以选择主动退出当下的生产系统，向更广泛的领域寻求个人发展的机会。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在生产系统中的连接关系进一步弱化，由于大量剩余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加之工作种类的多样化，使个体参与生产的行为与消费行为的集中度以及个体生存过程中的生产与生活的重合度变得更低。
但是在这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工作岗位的丰富性变强，服务业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实体产品的生产成本越来越低，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依靠创意获得利润的工作，生产者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可以在空间上不再集中在一起，在时间上更具有灵活性，形成了边工作边消费、边工作边生活的状态。劳动者的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再度集中起来，同时使工作成为了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现象的出现，改变了从金属工具被使用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个体参与生产的行为与消费行为的集中度以及个体生存过程中的生产与生活的重合度不断变低的规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这个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在判断生活方式因变量s(x)和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因变量v(x)与生产力水平的对应关系时，生产方式的影响就变得十分突出。因此，考量上述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要充分研究工业文明后期的生产方式对它们的作用。
在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维系生产者之间关系力量进一步松动，社会流动进一步增强，知识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物质利益的获得对实物资本要素的依赖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频繁，曾经森严的等级秩序开始解体，社会层级结构出现了向扁平化发展的趋势。
综上，技术总是围绕解放人身体的劳动能力的主题在不断向前发展着，随着人们生产实践能力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分配型”的生产连接关系表现出弱连接的趋势。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技术革命性地延伸了人身体的活动实践能力，致使人们可控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的生产空间也不断被开发出来，促使工厂主们从更广泛的弱连接发展劳动力。他们在更大的区域内将劳动者从各分割区域和空间中抽取并聚集起来，从而在较大区域内产生了社会的人员流动。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控制与屈从”的关系减弱，人们的自主性普遍更强，形成了该时期不同区域内，同时空中流动的强连接关系。但从整体看，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力的提升在社会历时态的变化中使生产者相互间的连接关系呈现出变弱的趋势(如图1所示)。另一方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虽然从原始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形态函数中的生活方式因变量s(x)和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因变量v(x)都呈现出生产与生活内容的重合度、生产和消费在单节点的集中度减弱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这两个因变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递增而递减的判断，因为对这两个指标的判定还需考虑它们受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生产方式的影响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将生产者的连接关系弱化之后，使生产单位逐渐瓦解为以个体为单位，加之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作用，生产方式由原来产品链条的集中生产转变为一个流程的分散生产，但这个阶段分散生产的生产力水平已不能与原始社会同日而语。因此，生活形态函数中的生活方式因变量s(x)和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因变量v(x)随生产力发展的变化规律是上升式的螺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中前期的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而变弱之后，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开始向着个体参与的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的集中度以及个体生存过程中的生产与生活的重合度变强的方向发展。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趋势上看，社会结构的演变趋势与生活方式因变量s(x)和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因变量v(x)相似(如图2所示)。
图1 生产者之间的连接关系强度与生产力水平的关系
图2 生活方式因变量/个体产出与消费状态因变量与生产力水平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文明断代演进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开始聚合成以血缘为纽带的生产单位，这些基本的生产单位由最初的分散无序，逐渐因为商品交换的出现和发展走向组织化的层级结构，并不断得到巩固。当信息技术改变了生产形态，极大解放了劳动力，拓展了个体生产者的产能界限之后，层级式社会结构被拆解，分离成以个体为节点的生成性网状结构。
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社会生产中的弱连接趋势在几乎成为了普遍的现实，社会结构以无中轴的网状结构呈现出来，我们称这种社会形态为节点化社会。其中的主导生活方式为节点化生活。
二、基于生产力与生活形态关系函数的节点化生活形态变量描述
(一)节点化社会的生产连接关系：自由时空的弱连接
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趋向是工具理性的社会实践愈益强化，利益分配越来越服从于各种社会主体实践能力造就的博弈格局[9]211。以互联网、通讯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发展，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重组，成为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它压缩了时空概念，极大地解放和延伸了个体肢体和大脑的功能，不仅让人脱离生产过程对于客观自然、生产环境的依赖，也让获得能力延伸的个体得以独立自主地实施工具理性。人们将生产过程从有限的现实空间转移到无限的网络空间中，进而从相对固定的“组织—分配型”的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逐渐普遍形成以节点为单位的个体间资源自由支配为特征社会生产关系。
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不仅压缩了现实空间的时空概念，也无限扩大了网络的空间范围，导致基本生产单位对生产的控制范围迅速扩张，也促进较大范围内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的重组。网络通过信息把广泛区域内的生产资料和供需双方连接在一起，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开放的网络空间寻找最佳的合作对象，形成企业间(Business－to－Business)的生产连接关系，买卖不需要面对面就可以完成跨区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交易等全过程。在此基础上，网络通讯、网络银行、网上支付等技术的普及，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Business－to－Consumer)电子商务活动的普遍发生提供了基础，促使了整个社会生产向网络空间的转移。网络延伸了人的身体功能，交易活动不受地域限制。人们只需要通过视频、文字、声音等信息，就可以对产品形成全方位的印象，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商品流通信息的咨询、支付、交换的全过程，以至直接开展网上贸易。随着网络技术的低门槛、智能化和人性化发展进一步延伸了人的大脑，使得生产、交易方式变得简单灵活，普通个体也可以参与到社会大生产过程中，普遍形成了消费者之间(Consumer－to－Consumer)的节点化的商务活动，处于广泛生产连接关系中的个体间是互为雇主和工人的关系。
在上述信息时代所呈现的生产连接关系中，个体与个体并不限于传统的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而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实际需求进行的广泛连接，而这种连接关系的构成较之前的所有文明阶段的生产连接关系更弱。从总体上看，节点化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自由时空的弱连接关系，由于这种关系避免了传统生产中“组织—分配”的控制关系，可以使各节点在社会生产中显得平等和无比自由。
(二)节点化社会的社会结构：自在的延伸
信息技术不单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它极大延伸了人的肢体和大脑的功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了生产关系，并引发了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系列变革。节点化社会是一个平面的网状结构，作为生产者主体的个人即为网络中的节点。这个庞大的网络具有一种去中心的、非层级、无规则、多元化的结构形式。其中的每个节点都占据独特的地理/社会位置，并以自身为起点，不停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其他的科学、文化、社会系统间确立关系，“生成”弱关系的巨大网络结构。一方面可以使节点通过网络获取外界的信息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向外传输个人的生产需求，由此各节点可以根据自己所接受的信息自主产生连接，进行生产资料的互补、生产和交换，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上以个人为中心向周围的各弱关系节点“生成”生产关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运作逻辑进一步解放了人作为生活主体的自由。尤其当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人进行劳动和思考，同时作为重要因素参与到人的交往之后，人们自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更强，能够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时空限制的束缚中抽身出来，进行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节点化生活具有去时空、去身份和主体化的特征。
1.去时空
节点化生活打破了社会生活对于特定时空的限制。技术的智能化、人性化、个性化发展使得时空的概念被模糊，人们的能动性、自由度较以前大大提高，其限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越来越小，去时空的生活方式得到新的表现形式。通过网络，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实现远程办公，学习教育、逛街购物、生活娱乐等。例如通过微信的“扫一扫”功能，只需一个手机终端就能越过空间距离的障碍，长期获得相关商品或店铺等的信息，还能通过手机支付完成商品交易，随时实现“手上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同步，整个世界似乎都能够触手可及。
2.去身份
网络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在流动的空间中时间被重新构建，曼纽尔称之为流动的空间性和无时间的时间性[10]。网络中的行动者因此被抽去了社会历史背景，而仅仅表现为留在电子载体上的语言信息[11]。因此，在节点化生活的视域下，人的一切自然属性、社会关系都被剥离，身份和阶级因脱离了结构而失去以往的作用，中心的意义被消解，节点为单位的个人权力趋于对等，彼此间得以形成自由、平等的弱关系。日常生活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由于拥有经济、文化、政治资源的差异，而在生活方式上相互区分，彼此缺乏沟通和交流，那些处于优势阶层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在节点化生活中，不同阶层和知识背景的人沟通更加平等和自由，协同完成某项工作也成为常态。由于人们获得知识的成本大为降低，作为生产力的知识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资料。每一个互联网用户无论什么身份和地位，都可以将自己的资源在抛上“云端”实现共享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搜索和获取资源。
3.主体化
通过对社会关系的限定可以将分散的个人通过“合理化”的方式联系起来，使社会生活在一定结构性力量的规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有序地运行。它是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反映，是标定个人的位置和身份属性的坐标。网络技术将节点化生活中的个人放置于一个无边界的、互相贯通的平面结构中，以个体为中心，回归到“人—人”的社会生活中来，即人生成的社会关系。这种“去关系圈”的社会生活因摆脱了原有利益结构和身份背景的约束，使得各节点开始更多地从自己的真实需要，如“我是谁”、“我需要什么”等等展开自主、自由的社会生活。人的自由的内在条件就是尽可能全面丰富地体验自己的生命，也就是非理性在例行约束和调节下的解放[9]267。同时，随着技术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和赋予了人们更多闲暇时间，个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变得重要和必要，个体作为精神生活主体的自为自觉被唤醒。主体社会实践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生活可选择性的不断增大，使得人们可以超越现实的实践情境，相对自主地为自己设定一种理想生活方式[9]265。另外，网络商务活动多样性、个性化、定制化的客观发展趋势，也使得人作为生活世界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在本质上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世界”。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12]。这从整体上实现了节点化生活中的人的主体性。
(三)节点化社会的生活及消费程式：三元归一的和谐图景
在由信息技术支撑的节点化社会生活中，节点化生产以个体为单位，处于节点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组建虚拟商店和成立企业，同时在技术扩展人的实践能力之后，包括批发、生产、零售、支付、货运等在内的问题，个人都有能力通过网络调用广泛的社会关系自行解决，以个体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可以在节点上可以实现产销一体化。在此基础上，生产连接关系中各节点的生产过程是以个体所处的“空间”而不是传统生产的“场所”限定为中心的。由于个人并不受由相关社会关系建构的“场所”的影响，而在空间上相对分隔和独立，因此也较少受到相关场所建构原则的外部限制，从而实现了扩时空局限的更自由的生产。在过去，生产者总是聚集在固定的生产场所，按照限定的作息规则生产以便完成一项工作计划。而当移动电脑、上网手机等技术步入生产，将人们的生产活动从固定的时空规则中解放出来，同一生产空间可能由不同领域的生产者所使用，每一个生产者在生产的同一空间就可以完成消费活动，不仅其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以及产品销售可以通过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完成，而且用于再生产的其他消费活动也可以在某一个与生产同一的空间中完成。因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生产者个体在单节点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度会非常高。
事实上，由于在这个文明阶段个体生产者在单节点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度很高，而这个消费的环节又包括了生产者再生产的日常生活需求的消费，因此在节点化生活形态中，生产者在日常生活中生产活动与其他生活消费活动有可能是同步、穿插进行的。对于很多行业来说，生产与消费还有可能是同一过程。另一方面，信息化社会中实物生产在商品成本构成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创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创意、咨询、设计等内容为生产主体的行业越来越多。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往往是将兴趣与谋生手段结合起来，形成了工作即娱乐，生产即生活的状态。所以，节点化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个体生产者的生产和生活重合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达到完全重合。由此可以实现节点化社会中生产、生活及消费三元归一的和谐图景。
(四)节点化生活的典型单元：主体间社区
在前信息社会，人们的生活空间通过不同的职业、身份、收入等差异彼此分割开来，个体的社会活动在一定的结构和制度性规范中进行，以阶层划分为基础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划分不仅使得阶层关系断裂，也使阶层中的个体彼此分离，普遍功利性的社会活动使得整个社会人的相互关系呈现出陌生、疏离和冷漠的特征。而节点化生活在去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每个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主体性，人们的生活实践不再受制于先在的以阶层为基础的地理空间划分，而是以个体为中心，根据其实际需求自发“生成”的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生活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是由“我”和一个个异于自我的对等的“主体”构成的，人们身份、地位平等，个人尊严对等，且具有独立自我意识。
在主体间关系中，人的生存意义不再不证自明，他的自我确认成为了一个问题，此时人的反思性才能确立，人在成为客体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和工具[12]135。在主体间的社区中，人们因脱离结构性力量的制约而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主体间交往更多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人们社会活动的广泛性。一方面，主体间社区中，人们以共同的兴趣、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为基础聚集在一起，抛开各种束缚，以一种自在轻松的心态做自己想做的事，更容易得到深层次的情感认同，这有利于缓解人们的生存紧张和压力。另一方面，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雅各布斯推崇城市的多样性，他认为“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13]。节点化生活的去时空、去身份、主体化特征，扩大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主体间社区把不同身份、职业、知识背景的各个阶层的人聚集起来，他们日常接触所谈论的话题，传达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多种观点的交锋，对于形成城市的多样性和增强社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这种改变是有规律的。构建生产力与生活形态关系函数，解析生产力变量对构成生活形态的诸因变量的影响，会对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建筑于以生产力与生活形态关系函数对人类文明发展演化过程进行训练基础之上的。运用这个函数对信息社会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节点化生活中，人不仅成为其认知和行动的主体，而且是其生存方式的自我正当化的主体及其生存立基于其上的一切关系的中心点。在此基础上，现代人以其自身所创造的同一性和参照体系，不断地更新、扩大和重建其自由的本质。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使人作为生活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得到彰显，在一定的实体空间中形成了主体间社区。主体间社区迫使各阶层接受彼此间的生活方式，模糊了社会生活中的阶层边界，促使了各个阶层的交流，有利于社会融合，缓解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收稿日期：2013－08－16；修订日期：201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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