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文教学第一次思想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文教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语文教学史的观点看，我国的语文教学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和语文内容方面。语言形式的变化是文言向白话的转换；语文内容的变化是由经史子集向现代语文所负载的新生活、新思想、新道德等方面的内容转换。由这两方面的“转换”，我们可以把我国语文教学分为两个时期：旧语文教学时期和新语文教学时期。在由“旧时期”向“新时期”转变过程中，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大致时间是1903年到1935年，即以“新学制”定位“语文”和以叶圣陶《国文百八课》出版定位“教学”为标志。在这个过渡期，语文教学出现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本文对此作点初步研究，旨在引起当前语文教改者的思考。
一、交锋前的主流思想背景
1904年，清政府重臣张之洞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或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型学制，结束了自隋炀帝大业二年开始的以选拔官吏为主要目的的科举制度。新学制的构建带来了“课程”的重大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由原来的单一学科转变为适应社会进步需要的多学科同步设置（其中大量开设了西方的一些近代学科，如算学、历史、地理、图画、体操等）。这样，语文在课程中的位置就明确了，既不是从前的“独尊”地位，也不是低层学校的“蒙学”教学地位，而是走上了新课程“流水线”，从大文科中走了出来，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并肩组成了多学科同步运作的新型课程格局。
语文学科虽然在众多课程中独为一科，有了明确的地位，但语文教学思想并没有新的内容，占主导地位的就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思想。这个思想明确地写进了癸卯学制中，规定：“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张之洞强调指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若学堂不读经……中国必不能立国”（《学务纲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潮，是洋务运动（包括洋务教育）一贯的指导方针。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他坚持认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光绪二十四年《西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里，张之洞正式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这里的“中学为体”，实际上就是坚决主张把封建主义的圣道伦纪、典章文物，也就是其集大成者——四书五经、三纲五常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立国、立人、立学的基础。至于西方政治与艺术等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只不过是用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对其思想有十分“中的”的评价，辜说张的目的是企图“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第9-10页）很显然，当时的语文教学之道就在于传承“名教”。
二、对“主流思想”的理性质疑
张之洞的重大贡献，在于提出“西用”思想，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占据一定地位的。但是，他企图把“中体”和“西用”结合起来的说法和做法，受到了维新派思想家的批判。语文教学指导思想的理性质疑拉开了序幕。尽管这些思想家的着眼点并不是具体的语文教学，但其思想的针对性价值和启迪性意义对于语文教学的内容改革则是极其重要的。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复，首先对“中体”所指的“旧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他看来，用“旧学”来怡情遣兴则可，用来救贪济弱则不行，因为治旧学者上是“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严复传文选》第57-58页），他还无情地嘲讽了张之洞的“体用观”，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思想很明白，中学有中学的体和用，西学有西学的体和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收教育之功，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无法做到的。
严复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提倡“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根本目的和实质内容是不同的。他们所说的“中学”虽然也包括封建主义旧学，但要经过改造，给以新的解释，赋予“时代性”的新内容。比如维新派与洋务派都推崇孔子，但实际上是两个孔子在斗争。“康梁是以孔子的权威来为变法作辩护，在孔子之道的神圣保护伞下，宣传同圣道正相悖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张之洞则是在封建圣教上镀上一层洋金作为保护，使之免于受到攻击”。（吕达《张之洞》，《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第55页）
随着教育思想的进一步辩论，观点更加明确，对语文教学的针对性意义也更加显豁；特别是“五四”时期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后，思想家对于“中体”与“育人”的关系作了更加深刻的剖析。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鲁迅，他在《热风·随感录18》中说“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的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一个人“哪能早上打架，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他认为旧中国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这种思想有关。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地拔去了，‘二重思想’才好。”（《鲁迅全集》卷一）鲁迅把问题一下子推到了“台口”，这就是，“器用”与“思想”虽然看起来是两方面东西，但是真要掌握“器用”必要有先进科学的思想作指导，一个人的思想之魂被改造了，必有利于“用”。也就是说“体”和“用”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而不是“体＋用”的关系；语文教学是育“体”的，因此，其原来的内容必须革新、扬弃和推翻，否则，就不能使学生成为有新思想、懂新器用的一代新人。那么，有利于塑造学生新“体”的语文教学新内容又在哪里呢？
三、“白话文运动”成果为注入新教学内容提供了重要条件
早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在文学上，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古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最为突出的黄遵宪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理想。（参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力图体现“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梁启超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进一部分人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等主张。之后，白话文运动更加风起云涌。新小说自1918年开始登上文坛，在不多几年中，就取得了很大成就。
白话文运动对语文教学内容改革有直接的作用。许多新派作家同时兼做教师工作，在他们的课堂上，经史子集的课文减少了，白话文作品增多了。由于白话文作品负载了新思想、新文化，因此，接受白话文教育的青年学生的“民主”与“科学”的意识大为增强，走上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道路。面对初步出现的新语文教学，复古派强烈反对，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盖有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畏庐三集》，商务印书馆，1924，第26-28页）林纾毕竟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翻译家，因此，他所强调的古文意义在于语言的典雅。后来，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新作家同样写出了属于白话文经典的作品，这样，从语言角度反击白话文已没有什么力量了。
白话文引入课本，用于教学，虽然还未形成大势，但在教学改革的意义上是十分重大的。对此，我以为要从三方面予以充分认识：(1)白话文精品的出现，使语文教学内容发生了质的变革。从前的内容始终是以“经史子集”为本，虽然在名称上有了“国语”“国文”，但骨子里仍然是向学生灌输“旧文化”“旧经学”。有了白话文课文，新思想、新文化的人文精神教育，终于有了一席之地。(2)教学内容的变革使“现代化的文道统一”有了可能。语文教学要“文道统一”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文道统一要现代化”，即“现代化的文”和“现代化的道”实现“现代化的统一”。前者是教学所用课文的内容形式要求；后者是教学方法的要求。没有前者，后者的目的就达不到。由于有了白话文精品做教材，因此，“现代化的文道统一”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3)引起了语文教学方法的变革。文言文教学，经验丰富，体会深切；白话文教学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课本曾有白话文，但有恋古思想的教师根本不教，以为白话文一览无余，没有什么讲头。二是有一批有新思想的教师开始研究白话文的教学法问题，他们充分认识到：教学法问题不解决，白话文就难以普及，其效果就难以达到，育人价值也难以实现。在这方面，叶圣陶无疑发挥了“教坛领袖”般的作用。
四、叶圣陶的贡献是第一次思想交锋的巨大成果
说到叶圣陶在教育方面的早期贡献，大家一致肯定是编教材。编教材的贡献又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新教育理念为指导，以经典白话文为凭借，比较科学地组建了中学语文教学的课程体系。直到今天，这一课程体系还是我们进行语文课改的坚实基石。这里简略说说叶圣陶的这方面成就。
关于课程标准的阐述。作为教育家，叶圣陶是从课程论和教学论角度来确认课本内容与形式的，而不单单是只从文选角度来确认白话文教学的意义。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他草拟的《小学初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编辑要旨：
二、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拓，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
三、本书每数课成一单元，数单元又互相照顾，适合儿童学习心理。
四、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相吻合，适于儿童诵读或吟咏。
五、本书每数课之后列有练习课。有的注重于内容的讨究，有的注重于语法的整理，有的注重于写作的训练。练习课文字与图画并用，绝无枯燥、呆板的弊病。
六、本书每册后附《词汇》，列载新出现的词，供儿童翻检、应用。各课新字数目都有限制，检查《词汇》便可知道。注音见《教学法》，课本上不再标明。
七、本书图画与文字为有机的结合；图画不单是文字的说明，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
这里节录的“要旨”虽然只有六条，但涉及的教学论意义是多方面的：①关于教材内容，突出以“儿童为中心”；②关于单元设计，考虑儿童学习心理的需要；③关于文章体裁，确定生活实用性，但不偏废，利于“诵读”“吟咏”，培养语感和美感；④提出了专项“练习”的概念，并根据学习实际安排训练；⑤不光是读文，也兼顾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总之，这个“要旨”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从各方面部做了较为缜密的切实可行的安排与指引。这个“要旨”的精神，现在看来也是科学的、实用的、有生命力的。
尽管这样的教材及课程标准因重视新的“儿童文学”而受到广泛欢迎，但封建卫道士仍然多有攻击。30年代初引发了“鸟言兽语之争”，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说：“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有‘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1931年4月，儿童教育社在上海开年会，自命为研究儿童教育的专家尚仲衣教授也在讲话中反对“鸟言兽语”。（参见《语文教学通讯》2001年第6期封底文字）
面对这样的讥讽与批评，叶圣陶和他的挚友夏丐尊殚精谒虑，继续探索，又推出了影响更为广泛的重要教材《国文百八课》（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套更有课程化特点的初中语文教材。其主要特点是：①选文更具辩证观，文白兼顾，白话为主。②单元组合更具训练性，由“文话”“选文”“文法和修辞”“习问”四部分组成，“文话”重在学习指导，“选文”重在例文开导，“文法和修辞”重在知识奠基，“习问”重在思维开窍。四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贯通。③教学目的更具实用性，即以培养读写能力为中心；而读写训练又是以服务于生活为旨归的。这套教材所体现的教材思想基本上沿用到现今基础型语文教材中。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对这样的编法依依难舍呢？因为确实有一条思想精髓值得继承和发展，这就是“课”的理念。“语文课本”不同于“语文读本”。读本以选文为研究对象，旨在开拓学生阅读视野。由于学生功课繁重，没有时间、精力在茫茫书刊之海中搜寻值得一读的篇章，有心人代行其事，编成“新读本”之类是值得肯定的；但这样的本子还不能充当教材。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课”的明确化、规范化要求。“课”的价值在哪里呢？①它是课程环链上的一个环节，只能在这里定位而不能移诸他位。因为“课”总是依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来安排的，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至少是为了使大多数学生达到统一的必须完成的目标的。②它是以基本训练为过程的，即朝着一个目标，分项安排内容，组织学生接受课堂训练。课文，既有“文”的范例，又有“课”的训练要求，还有程序上的先后安排的要求。也就是说，“课文”决不等同于选文，用叶圣陶的话说，就是学习的“范例”，教学的“凭借”。文，既可以是整篇的，也可以是片段的。裁而编之，为训练服务，在功能上，有些近似于数学课本上的典型例题（当然它还有文化教育功能，这里不说）。③以训练为序，以目标为指归，以文为凭借的“课”是对所有教师提出的教学规范。有人说，一部《西游记》也可做教材，可以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位教师必须在“课”的理念支配下，把这部作品当作“课文”来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与组织学生听小说连播或听文学鉴赏节目又有什么区别呢？还要学生到课堂上上课干什么呢？有少数偏爱文学的学生也许不上课是可以的，他能自觉地弥补；大多数学生就不行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认为课堂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核心阵地。也正是从“课”的理念上认识《国文百八课》，我们才会对叶圣陶的这一贡献作出较高的评价。
思想交锋，是语文改革的前进动力。20世纪初的思想冲突虽然一开始是从“教育的目的”上展开的，但由于它的内容之争直接与语文课的教学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它的冲击力是直接朝着语文教学改革而来的，对语文教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综上所述，一条明显的进步线索呈现在我们面前：即经史子集→白话文介入→白话文成为主流内容→文白科学组合的课程与教材。
历史是一面镜子。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借鉴的前提下，创新，继承，发展，当是不可回避的课题。